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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庐谭往录
清·徐宗亮
文忠公律己甚严，于宗族戚党，不少假借。在黄州时，族人某来谒，饮食之者数月。一日辞赴前敌，问其故，以营官某奉调银钱所，荐与偕行。文忠勃然，乃奉呼银钱所委员调营官面谕曰：“吾有族戚，力岂不能庇之？尔辈藉以结纳，风气一开，伊于胡底？姑记过一次以儆。”因饬银钱所给族人归资，并通饬各台局营员，用人一事，胥秉至公，不得徇上司同僚情面，滥为汲引，若经访出，即立参处。时颇有议文忠刻者，然琐琐姻娅，则无朊仕。诗人致慨甚深，文忠所虑非过也。
文忠公权谋机警，当楚皖危急，发逆陈玉成纠合捻逆张落行等十余万人围扰太湖诸军，公念前敌无统率，号令不齐，而自驻英山后路，兼筹粮运，势难前行，特奏派都统多隆阿公为总统。曾文正公时驻宿松，甚不然之，以书力争者，日凡三四，文忠卒持之。严饰诸军统领，遵多调度，违者有功亦罪。时统领鲍镇超尤骁悍，唐道训方、金守国琛，才望亦不相上下，卒赖多四面经营，大破发、捻于太湖潜江一带，迫至安庆、桐城两路。分驻重兵，皖事大定，楚边始得稍息。文正亦甚服焉。文忠尝笑谓僚友曰：“涤帅之意，恐多骄而失众心。实则事定后，行止在吾，吾假此济急耳。”其后多驻桐城，仍统所部，与诸军绝不相关，然憾文忠刺骨。
安庆之复，为东南一大转机。曾文正公报捷疏，推文忠公之谋，多隆阿公之勇，洵为定论。而两公注意，不撤安庆之围，则同老谋。虽值淀园之变及汉黄之警，仍复坚持如故，所谓智深勇沉者，此也。古来办大事者，譬如着棋，一子落盘，全局胜负因之。近时军事，如胡文忠之注重安庆，左湘阴之注重衢州，李合肥之注重上海，皆谋之于豫，持之以恒，卒皆收其全功。若枝枝节节为之，如向、张二帅之在金陵，终归一败而已。
文忠公关心时事，遇四方之使，虽小吏末弁，引坐与谈，举所述闻见，随笔记之，以备参考。若稍有志意者，则必问所见人才，所学何方，已效安在，且令指实事一二证之，兼注考语。故几席所在，手折数十。诸如此类，或不知其故，以为公何厚我而殷勤若是，则愚也。文忠荐举人才，往往非宿昔相知，尽由博采慎取，默具权衡，信乎大臣之用心也。
文忠公在鄂抚时，于州县等官最为慎重，督府官文恭亦未能主之。一日文恭予所亲署鹤峰知州，文忠以山州僻壤，未甚注重。而荆州知府刘章侯者，审署州人材，不足胜任，于过谒时，留迟其期，密揭于两府，请易员代。适两院望日祠祀相见，文恭谓曰：“昨一大怪事，君知之乎？督抚委缺，本府不许履任，有是理乎？”文忠答曰：“此吾辈过也。知府举止，吾辈当谢之耳。”文恭复曰：“虽然，当留吾面目。”文忠颔之，令署州视事三月引退。及文忠薨后，刘竟坐事降荆州同知，刘亦安焉。后合肥相国督楚时，为刘年家子，欲力为之地，刘辞曰：“公意极厚。然职年七十余矣，精力万不足任事，闲曹薄俸，稍可自给。他不敢求。”相国太息而止。刘奇人，惜失其里居名字。文忠公晚年，专以荐贤为务，知人善任，海内交推。顾或疑其力荐叶兆兰之误。故叶令潜山，创天堂团练五营，为官军应援，厥后潜太告警，多隆阿公总统诸军，大破发捻诸逆，半由金守国琛全军萆山而出，以收夹击之效。然非天堂旧有练营，习知道里险易、民情向背，则不敢出此险著。叶之见重，有自来矣。惟疏中比之王阳明之在龙场，于清端之在□城，不无稍过耳。叶后在皖南道任，值徽宁遗民忍饥待死时，左帅赈之于前，叶乃敛之于后，大拂众心。左帅将飞章劾之，曾文正公以为劾叶固当，且稍留荐主地，令其引疾何如？谓文忠也。时文忠薨未一年，左帅怅然而止。
文忠公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改官黔中，始励治政事。军兴而后，益以名节励世，颇似信国少保，然口体之奉，未能如曾、左诸公啬苦也。予从营英山，无三日不小宴者，末坐叨陪，厌饫极精。外间遂有粮台供应，日五十金之谣，其实非也。曾公蔬食自甘，幕府诸人，咸以为苦。左公则尤甚，遇事卒方食，即取七箸同餐，尽饱而止。仁和范郎中尝言赴衢州请兵时，大风雪，左公布衣羊裘，坐夹帐中，留一饭，白肉数片，鸡子汤一盆而已。后经略西边犹如此。
文忠公理财之法，冠出一时，其饷银概发湘平，起自咸丰九年，所收库平，每百申出三两六钱，另储备拨，积少成多，遂成巨款。然湖北银少钱多，其时收款大宗，专在厘金，通以十足制钱为定。江北转输，无非钱者，于是对放，如放饷十两，以五两实银，十千实钱为率。时市银易钱，每两千有五百，粮台涨价，竟至五百。人多乐之，不厌其重也。文忠之意，以钱易银，徒为商贾谋利，不如暗益员勇，员勇薪资不宽，藉以津贴，俾无滋生弊端，实文忠微权。其后深入皖境，转运浩繁，粮台以折阅过多，请一律放银，文忠犹未许焉。当时制钱极多，粮台以出入重累，置江船数艘于省河内口，厘金船到，就水次运收，择老成牧令专司其事。积而久之，全船满载，不复通底扫清，随收随放，相沿成习，即牧令遇有交替，亦不过按尺估计，出具收结而已。后十余年，遇粮台旧人询之，水次收放，一仍旧章，主者颇以为忧，恐上官有时清查，朽蠹亏折，不知起自谁手，将成巨案耳。夫良法美意，展转数手，胥成敝政，如船钱积多当新旧交替，澈底盘清，纵有亏折，亦易区处。积至一二十年，则意外丛弊，尚可问哉？
人生功名德业，皆有定分，先几所触，不觉形之于外，既往追思，靡不验者。文忠公志在天下，方出境剿贼，辄谓人曰：“安庆若复，吾事毕矣。”又尝属如冠九观察摹内府舆图，指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以为保此足以自豪。及辛未八月，安庆报捷，而文忠遂薨。湘勇有二派：一为罗、李所部，佐曾、胡二公立功，安庆克后，四散不振。一为王壮武鑫所部，与曾公初不相惬，自成一队，左文襄常左右之。壮武没于乐安，王开化、张运兰分统，王旋病没，张复归曾部，援剿江西皖南最久，所谓老湘营也。张后赴闽，军分为二，易开俊、刘松山两镇统之，易又病归，刘从曾公剿捻后，遂入甘陕剿回，开至三十余营。文襄督师，恃以为重。刘战没金积堡，从子锦棠代任，竟收西边全功，至以京师帮办军务。按，壮武著有《练勇刍言》，与南塘戚氏《新书》相表里。阅其临阵部置，不主故常。每当贼至，先一日传各营将席地坐，出舆图指示，某路宜迎，某路宜伏，某路宜守，某路宜抄，各听其意自任之，明日无一违者，往往获胜。开化，其从子也，最得其传。文襄初在江皖之交，与贼鏖战，极赖之，惜未久病卒。开化年十七即从壮武军，审敌之明，临阵之勇，当时推为第一云。
湘军之兴，创于罗忠节公，至李忠武公始大，而勇毅公继之，楚、皖赖以光复。胡文忠公视为奇宝，饷项百事。较诸军为优。以予所见，庚申而后，诸帅谋勇，究推多忠武公第一，鲍军门次之。陈逆裕成至为凶狡，卒扼于多鲍，走死寿州，勇毅尚未能制其死命也。勇毅诸部，多讲边幅，胡文忠公尝忧其后起难继，可谓卓识。勇毅卒后，所部分驻皖北，漫无统纪，曾文正公奏派金观察国琛监其军事，亦未能复称劲旅也。金为江西浮梁县之子，李在江西时，金以千金助饷投营，其人豪迈有智，善驭人，入营年余，遂总理营务。湘军门户之见最重，金以吴人而入湘军，竟超诸文武而上，无不服者。三河败后，文忠与勇毅重整湘军于黄州，仍奏以金总理抚湘两军营务，兼带选锋一营。勇毅归省日，文忠诏湘将举所愿统，佥以金对。嗣有天堂大捷，即多武忠公总统时事也。后以统军徽州所部闹饷，被劾家居，复起为广东臬司而卒。盖自勇毅之卒，而湘军精锐竭矣。吉字全军，得曾爵帅统之，再起而盛。老湘全军，得刘忠壮统之，三起而殿，前后凡三十年，实与兵事相终始焉。
吉军之兴，始于黄观冕时。曾文正公在江西，事亟，征援兵于湘。黄以吉安知府募兵自效，而不之官，遂以“吉”字名军。及归曾部，举曾沅浦爵帅领之。爵帅时以同知候选，由此增开多营，连克瑞州、景德镇，沿江而下，卒收安庆、江宁两省。所部浸至五万人，皆以吉营肇其基也。当江宁合围时，黄以东征局总办创议盐米互市之举，由安庆便赴下游，爵帅率全军将领迎于江滨。黄顾而言曰：“吾知福薄，不足为诸军前导。得九帅为主，可共取富贵。今何如？”言已，握爵帅手大笑。诸将领俯首声谢而已。黄初任江南知县，见知陶文毅公，后以夷寇事谪戍，遇赦归。其人善以势动人，才气纵横，见者倾心。创办东征局以济江南之饷，为功甚巨，而物议纷腾，遂有贪横恣肆之语见于弹章，后以迤东道开缺终于家。
湘军定制，按月发饷，初无扣折，其勇籍不甚杂乱。大抵湘乡、宝庆、长沙，各为一类，皆有尺籍可寻，久征远战之勇，月食计食用若干，到期按发，余则分哨记注，存于公所。或因事裁革，或有故假归，核其所存之饷，酌付川资，则由粮台给一印票，至后路给清，如此有三利焉：营哨员不能私侵暗蚀，一也；勇不能任意开销，出营流落，二也；回籍余资，尚可营生，三也。若淮军则不特勇无宿储，即统领十数营者，赋闲稍久，扫地无遗，当卸任之时，债务累累，尚须接替者为之弥缝，可叹也。
类聚群分，盖有莫之为而为之者，在军尤甚。江忠烈公原募之勇，名曰楚军。曾文正公继募之勇，名曰湘军。同一省也，而不免畛域之分。湘军人材众矣，楚军后起，如刘公长佑、刘公坤一、江公忠义，亦彪炳一时。然自大帅视之，已不免亲疏有别矣，而莫甚于川之与楚，湘之与淮。川、楚之隙，自广西军兴，已成莫解之势。其后鲍军门超，以川人统三四十营，归于湘部，卒皆湘人为多。初为分统时，胡文忠公即以川楚不和，不宜用川告戒之。湘、淮则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而自捻逆猖獗时，曾文正公督师北剿，湘军已大半遣散，全倚淮军为用。淮军既富而骄，夙乐合肥相国宽大，视文正公儒将约束颇以为苦，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文正时与所亲书，有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一错之语。部下气类，由此愈分矣。厥后湘军渐远渐散，南北驻防，悉皆淮军。此之声威弥著，彼之嫌隙益深，履霜坚冰，盖非一朝一夕之故已。
左文襄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尝夜半创一奏草，叩文忠内室大呼。文忠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一日樊提督诣文忠，延文襄出共谈，意大龃龉，遽起批樊颊大诟。樊不能堪，致为互揭查办之举。文襄回籍，樊亦奉旨罢任。樊归谓子增祥曰：“一举人如此，武官尚可为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增祥卒入翰林，甚有才名。
文襄公长女，为陶文毅公子妇。其缔姻时，文襄年少而贫，与胡文忠公夙故。文忠，文毅婿也。省文毅江南督署，文襄与偕，文毅奇赏之。一日传优人治盛筵堂上，文襄为宾，文忠为介，而文毅为主，凡三人，众莫测其故。酒酣，文毅命子桄出拜，指谓文襄曰：“吾一子无可托者，观君志意出吾上，愿乞贤女配之，俾成立。”文襄慨然允诺。文毅薨，桄始八岁，文襄乃就文毅家主持内外，岁备三百金，如是十年。文毅多藏书，国朝掌故之类尤备。文襄日夕讨论，遂以成业。文襄后出入将相，岁寄家人，亦以三百金为率。戒其子曰：“吾昔受人重寄，岁入止此。汝辈安坐享之，何厚乎！”文毅家号巨富，文襄佐湖南抚幕时，饷事有急，辄令陶氏输重金为倡，不少顾惜。其长女极贤干，有父风，能任家政焉。
西疆之役，以老湘营为首功，故提督刘忠壮公，松山旧部，其犹子今新疆巡抚锦棠所统者也。忠壮伤亡后，所部出战，辄著灵异。回贼尝目击公临阵指挥，以故见湘军旗帜，辄狂走。左文襄公尝出巡，忽一卒攀舆大哭，舆不得前。遂言曰：“吾日助若战，军士寒饿不堪，须衣粮，并西洋枪炮子药勿迟。”审其音，即忠壮也。文襄颔之。卒昏去，有顷乃苏，文襄觅匠制冥器相生焚之，亦奇事。新抚亦将才，有权略，尝与金将军顺等择地度岁，歌舞酣宴甚乐，而密使四出侦贼所至。既元夕后，谓将军曰：“吾辈乐亦足矣。曷一出剿贼？”牵师即日行，不数日大捷闻矣。而将军等方集麾下，议论未定也。故改建行省诸大政，文襄粗立其基，经营部署，率皆新抚成之。然回孽未尽，俄众相逼，求其百年无事，殆未易言。天欲成文襄之名，独为其难，卒如所愿，亦伟矣哉！闻出关以后，无大战事，老湘一军，号称无敌，实在甘凉一带著绩云。
左文襄公在西疆时，湘部而外，旗营、勇营林立其间，遇有饷项支绌时，无不立予协济，以是人服其公。然意气甚盛，虽官秩相等，而言语酬酢，书函往复，皆自处于卑下，则遇有所求，无不如志。英果敏公任乌鲁木齐都护，一见倾倒，派兵派饷，以供使用，概辞不受。嗣奏陈边事艰难情形，极推文襄之功，遽得月协八万巨饷，情好以是日密。时将军金顺颇不能事，将奏荐代领其众，未及而英卒矣。英病亟时，以寸纸手书告诀。文襄为之痛哭，告僚友曰：“西边少一替人，吾且伤一知己矣。”飞草表其夙勤，为理身后事甚备。文襄向论旗员习气重，解事少，遇金将军犹以部曲等之，至果敏则称为有用才，近世督抚罕有其比云。
淮军之兴，由前山东布政使六安李公元华。当咸丰四年，发逆踞庐州，李以抚部门生带团勇助剿，张制府树声、潘抚部鼎新、刘抚部铭传、周提军盛传昆仲皆奔走其间。如是数年，虽未有成效，而战阵之事，练习日精。时合肥相国在籍办团，或居帅幕，或领军事，尚无专主，殆庐州事亟，由间道投曾文正公。江右李亦随赴吴清惠公淮安矣。张、潘诸公乃保境自守，徘徊俟时。及咸丰、同治之交，楚军日盛，由西路径克安庆。刘抚部族子东堂与韩提督殿侦知其事，诸公乃使谒合肥相国请计，于是有创立淮军之举。时江苏官绅乞师者踵至，合肥相国慨然请行。先立鼎、铭、庆、树四营，益以湘军亲兵一营，林字一营，开字二营，共为九营，陆续赴援上海。铭营始以东堂主之，东堂力推其叔抚部。庆营则吴提军长庆主之，向从军庐州，与潘、张诸公又别，亦未尝归李部下。林营则湘人滕镇军嗣林主之，亲兵营则湘人韩太守正国主之，开营则程提军忠烈主之。通名淮勇，实则湘军三营，淮军六营也。其后林营未尝著绩，亲兵营年余败散，惟开营功业先著，而忠烈殉后，遂以不振，于是树、鼎、铭、盛各成一军，自一营至数十营不等。盛军者，即周氏兄弟抵上海后所主者也。庆营正、副二营，历十数年，至海防议起始增六营。而铭、盛两军，叠为畿辅拱卫之师，遂称两大，较诸军为久长云。说者以淮军创于李，成于刘、韩，大于刘、周，皆所以佐合肥相国成中兴伟烈，盖有天焉。
淮军之赴上海也，由江苏官绅至安庆乞师，备极哀恳，倡其议者，为三官三绅，吴观察煦、吴太守云、应太守宝时，及冯中允桂芬、顾观察文彬、潘郎中曾玮，而庞侍郎钟璐主之，以书陈于曾文正公。议定后，颇难其使。钱中丞鼎铭时避居崇明，为文正年家子，因招使往，钱颇难之，强而后可。及合肥相国东下，钱任采办军米，督治后路转运，荐保道员，皆由乞师基之。其由道员而至豫抚，则由曾文正公。文正初不甚知钱，及移督直隶，过清江，钱在转运局迎送，先后历十余日，官厨供应而外，日备精馔三五器，文正颇以为甘。既辞复进，流涕再三，述举贤平吴之德，文正大感动，以为公谊切如此，必有忠诚报国。适奏调两江官绅，为直隶仕途矜式，举钱首列，未及五年，而开府矣。所谓三官、三绅者，应以苏臬历署藩司终养；二吴则被劾废归；顾再任宁绍道台，归治园林自娱；潘亦保道员，家居不出；惟冯乡望最重，吴士言必称冯先生，不道其字，有大政事，当路就与商而行。其人工心计，寓上海，购地数百亩于洋泾浜，及苏垣克复，斥卖殆尽，复购地数十区于阊门市，一出入间，获利无算，吴人类能道之。苏杭之陷，两省绅民麇聚上海，恃西人为之护持，贼近咫尺而不敢逼。薛尚书焕以巡抚兼通商大臣，新任僚吏，皆工趋避，媚耳目者，军事殆不可问。知府李庆琛为统将，部兵数千，皆衣锦绣，排刀斧，出入自耀，有同优孟。淮军入境，则皆芒鞋短衣布帕，皆笑指为丐。然合肥相国，意气甚盛，不受薛节制。初以敌体相见，薛颇不能耐，与李庆琛定计，乘淮军未动，先复一二城，以夺其气。益募至万余人，剿贼太仓，不二日，全军覆败，李走津浦。又追至上海，西人论和而退。当警报四至，薛乞援于合肥相国，报以奉旨保城，不关战事。既贼大集，亦登阵固守，贼遂漠然视之。已而薛蒙入召，合肥相国兼代其任，贼大举围营，合肥相国与程忠烈计分两路，迎伏以战，大败贼于虹桥，连克嘉定、宝山，贼狂走昆山而逃，军声彪起。收队时，西人相顾，至以拇指示之。嗣又有七宝之捷，四江口之捷。于是各营增军，分道以收浦东，而贼自迎降者，络绎不绝矣。识者谓薛部剿贼不足，滋乱有余，向非轻进溃散，亦殊未易遣撤。且贼非骤胜而骄，未必一无顾忌，淮军转难操必胜之权，以此知成败之机，有天有人，不可以逆料也。合肥相国于虹桥战时，坐胡床桥头督战，贼氛甚恶，春营张遇春败回，及桥，相国顾左右：“取其首！”遇春驰马反趣贼，各营并奋勇直前不可当，而程忠烈所部绕贼后冲入贼阵，截贼为二，遂获全功。是役也，贼数近十万，淮军留守坐营外，不过数千人出队耳。自余载事，不甚关全局，惟常州守贼极悍，破城后巷战尤亟，兵将伤亡者颇多。
发逆之乱，以予所见诸将帅，料敌之密，布阵之密，无过多忠武公，后惟程忠烈公足俪之。当忠烈既复青浦、南汇诸县，局势渐拓。太仓贼蔡胡子者，忽遣人投合肥相国介弟观察军中约降，观察遣随员入城坚订而出。至期，观察率小队百余人，按辔徐进。及城桥，伏贼突出，观察回辔而驰，贼因分门齐出，直扑大营。仓卒间，观察不及调御，各营为之哗乱。忽贼阵内溃，纷走入城，则忠烈督军入援，追至城桥而止。盖忠烈初闻约降之信，知其有诈，飞书合肥相国，属观察慎重。观察疑之，秘不使预谋。忠烈侦闻，乃出偏师备援，观察各营，竟赖以无恙。蔡后降浙军，保至总兵。
程忠烈公初归曾部，从克庐江三河，声绩已著。一日合肥相国，将援上海，议招忠烈同行，属吾乡孙太守云锦探之。忠烈慨然曰：“某受曾公厚恩，义当终始。然下游亦国事，且熟习下游情形，无如某者。曾若允行，愿从之。”随密谓太守：“吾辈皖人，入湘军终难自立。丈夫当别成一队，岂可俯仰因人？”太守颔之。合肥相国遂商于曾文正公，举为前锋。相国问入吴方略，答曰：“下游水乡多桥，有一河即是一营，有一桥即是一将。得营得将，何功不成？”及功绩大著，或问其学何兵法，答曰：“先有事，后有法，何今何古，在相地势得士心而已。”其军法极严，入苏城时，禁当街驰马，犯者立斩，即合肥相国亲军亦不恕之。其谋斩苏城降将，合肥相国踟躇，三昼夜不能决，忠烈以去要之，始定。性颇嗜杀，论者少之。然苏城降将所约三事：曰留半城屯其余众，曰编定百营照给饷，曰受翎而不剃发。此何可从？盖有取死之道，杀之固当。后忠烈临危，若有鬼物乘之，忠烈告以“杀降负盟，为国无私，此心可质鬼神”等语，真英雄也。忠烈不识字，然文义轻重得失，一闻便了。在浦东时，乞合肥相国以克城余米赈恤难民，某友于函牍中用“哀鸿遍野”字，忠烈诧曰：“李公名岂可犯？且太夫人在，亦岂可用哀？”此小事亦见过人处也。同乡某初入翰林，忠烈饷以重金，戒勿赴他营干乞，且约以时资给之。某不听，几陷乱军中，闻者愧之。
程忠烈公攻围苏城时，所部三十余营，不足二万人数，而发逆在城，盖及二十余万。忠烈于城外诸山联翩立营，树以旌旗，令各营将士分番出入，或分日移驻，时见灶烟突火。发逆了望，不知多寡，震慑约降。往来其间者，提督郑国魁也。发逆必欲要忠烈面订，忠烈慨然而往；要以三事，亦姑允之，降计始定。合肥相国期以五日后纳忠烈别营龚副将营中。至期，忠烈密布方略，逮逆首五人至营，合肥接以温语。将入宴矣，左右报有廷寄，相国起曰：“速请程军门陪客。”相国去，忠烈入，麾勇士直前擒斩；其一纵步出帐，追至濠边，始获之。忠烈旋鸣鼓统师入城，守定各门，派诸卒分走街衢。谕逆众曰：“逆首诈降已伏诛。胁从无罪，各闭门守，出即杀。”令下，无一人探首出声者。旋呼男子投器械分门出，各以兵将监之，留营者入伍，归籍者资遣，悉从其便。未逾三日，满城无一贼踪，所余者，妇女五六万人而已。当逆首五人之伏诛也，计甚秘，郑国魁亦不知。洋将戈登者统常胜军在营，以忠烈杀降不义，将率洋兵攻忠烈，赖苏绅潘郎中辈和解之。戈登故敬忠烈，回洋时，向合肥相国乞忠烈帅旗，赍之去，以示其国人云。忠烈既战伤嘉兴城下，而部属骁将何安泰相继阵亡，开军遂不振，苏人感忠烈甚至，妇孺至今称程大帅不绝。
开军之后，推铭军为劲，西捻之役，功冠诸军，号淮军第一大支。其始赖唐忠壮殿魁、刘廉访盛藻二人为之左右，唐之调度，刘之训练，合为两美。又得刘省三中丞为帅，以故虎步一时。其部下骁将著名者颇多，大率苏沪降将，更事老练。忠壮阵亡于鄂，铭军夺气，然后亦未有大敌矣。忠壮之亡，事由廉访。时各统一军，分左右两翼，捻氛甚恶，忠壮请以守为战，力主持重。帅意不然，廉访又急求见功，帅益怒忠壮为怯。及战，刘军先驰，遽败走，帅随之。忠壮急往援，深入贼中，不见帅，复出至河干，有误报帅亡者。忠壮奋勇冒阵死，一军尽覆。赖鲍军门超率霆军继至，帅以下得收军立营云。
忠壮弟定奎，以忠壮故，旋统铭字、武毅等军，积功至福建提督。予参其军府，闻诸老将言，忠壮身长八尺余，威猛可畏，终日不言笑，坐帐中，所部出入，无敢直行者。与部将议事，是则温言慰，非则怒目斥，顷刻间恩威互变。然洞悉艰苦，体恤隐微，人以是畏而感之。日巡视诸营，或马或步，不拘早晏，至则将弁勇夫杂坐同餐，有如家人。见枪炮刀矛器械，必反复省视，损者立修补，不齐者立责斥，或自为磨治以导之，其勤干如此。将弁有临阵勇往者，立言于帅，超拔之；暇日与谭家事，时其缓急则资之，不留私财。初充营官，合肥相国督诸军围常州，值程忠烈初亡，悍贼麇聚，分数营奔牛以遏贼援。忠壮任其事，而洋将白齐文忽反助贼，以轮船入内河，攻奔牛营。忠壮固守十数日，粮米子药几尽，募健卒泅水乞救。合肥相国派营将黄桂兰裹粮携药，与忠壮会合，亦入围不得出。忠壮悬重赏得死士，乘夜怀巨钉潜赴轮船，钉炮眼，随大出队，以火箭喷筒环烧之。白齐文不知所为，弃轮舟而遁。贼惊退，不数日常州克矣。合肥相国奏褒其功，以唐、黄百战之将并称。然黄非唐比也。忠壮大略，与多忠武相似。予友朱明经景照习其人，谓忠壮愚不可及，见贼若私仇，不报不止；其战没始末，误于同事，当时为帅讳，多不及详。明经在帅府，备知之。
军饷定制，向无额数，内扣者有之。自淮军始岁支九关，遇闰酌加；余则目为欠饷，粮台分别记注，裁撤时酌发三五关不等。或历年过久，通计成数报效，为本籍增文武学额，勇卒亦竟安之。闲询老辈，则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竟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合肥相国知之，明订九关，杜营哨虚冒，遂为成例，入于奏案。其时米价极昂，石值银五两，各军克城，辄封存贼所囤米，据为私有。合肥相国出示收买，定价石银三两，出入一律，亦为成例定案，淮军统将往往以此致富云。厘金之起，由雷副都御史以诚，帮办扬州军务，时江北大营都统琦善为钦差大臣，所支军饷，皆部解省协。雷部分拨甚寡，无计请益。钱塘钱孝廉江适在雷营，为谋立厘捐局，抽收百货，奏明专供本军。行之数月，较大营支饷为优。金运使安清继之，总理江北筹饷局，为法益密，各省闻风而起仿之。然上不在军，下不在民，利归中饱，军事益无起色。胡文忠公精思熟虑，法刘晏专用士人理财一语，加以章程课法详明周至，遂立富强之效，全局赖以振兴。东南各省继起日盛，大率皆秉其法，民亦相与安之，几若丁田之有赋役矣。文忠尝言厘金之设，专取于商，不取于农，较加赋为优。予思商贾货物，必合计本利。今农家所需，举承平时，价增十三，未尝非厘金之由，特不尽资农，自较加赋为病稍轻耳。今承平已数十年，而厘局林立如故，论者谓全裁势有不能，举日用所需布粟油薪之类，贫富所同，概予蠲免，而重税富家大户独用之物，或亦酌盈剂虚之道也。钱创此议，雷甚敬信之。而钱故放纵不羁，狎侮备至，雷积不可耐，使部将以计戕之，奏称钱语不逊，恐生逆谋，世颇冤之，观顾亭林《陈遘论》，可慨也。
庚申淀园之变，曾文正、胡文忠二公皆议入卫，而诸军深入皖境，分驻大江南北，进退均难。集文武参佐，各立一议，多以入卫为主。合肥相国时在文正幕中，独谓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二公是之。既而事定，奉毋庸入卫之旨，均如合肥相国所议，二公益交重之。当时幕中辑有《北援议》一册，参互而观，可见两府人材之盛。
尚书肃顺以夷寇入犯，倡为热河之行，与怡亲王载恒、郑亲王端华，罪坐误国，列名三奸，海内所共切齿者也。然荐举曾文正公，有功社稷，不可不知。当江浙失守，东南数省，沦为鬼域，文宗皇帝日接警报，亦倦勤矣。两江总督何桂清既以逃死拿问，而代任殊未定人，肃首以曾某为请，得旨即行。湖口高刺史心夔时在肃幕，左右其事。肃败后，高亦颇蒙讥议。然推曾一节，所关甚大，即肃且当从末减矣。独山莫孝廉友芝，时亦在都，与二三清流，实始倡议，知高为肃所重，邀与密商，高毅然以此自任。殆奉俞旨，肃下直趋高馆曰：“行矣！何以谢保人？”握高手大笑，置酒极欢而散。肃矜权嗜利，而不晓事，或以为意图非望，则冤也。两宫皇太后由热河旋京，而声留肃部署后务，已定谋去之。肃仍拥子女行宫旁，纵姿为乐，缇骑至，直于寝所缚系同犬马焉。当肃权势正炽，颇留意人才，京官有文学者，多傅翼之，不独高也。败后家甚零落，故人无过问者。高官江苏时，分俸周馈之，君子用心，可以风矣。尚书崇绮为郑王婿，郑与肃兄弟也。初婚时，恶其为人，不相依密，且禁妇不时归宁，群颇怪之。后亦经纪二家，始终不替焉。
应廉访习练政事，第赋性明察，为之上下者，不甚易易。其在苏藩任时，饬各州县储常平仓谷，以备凶荒，合计百余万石，交卸时专案结报，不能蒙混丝毫，至今著为令焉。高刺史心夔需次落拓，廉访知其才，拔署吴县两次，甚著名迹。常熟、吴江两邑，漕事号难治，选干吏往，曲为扶持之，事遂立办，一时监司中莫其比。其心迹事功，与严中丞树森相类。中丞初任州县，颇苍滑，自受胡文忠公知遇，力争上流，廉为廉明。廉访则受曾文正公及合肥相国知遇，历上海道，晋至两司，亦皆卓卓可称。吴江沈相国桂芬，雅不善焉。当鄂藩出缺，政府议代，恭邸遽言资格才望，应臬司自当首指。相国起应曰：“应臬司外正中邪，害吴人不足，又令之害楚人乎？”次日有来京候简之旨，廉访遂告养归。廉访夙工结纳，吴中绅士，多相契好，未知吴江相国，以何事龃龉也。
同时与廉访齐名，有杜观察文澜。始以钱谷幕游入仕，曾文正公至金陵，颇不然之。适由行台移使府，见内外楹联，于人地事事切合，奇尝之。询为观察手笔，延与深谭，至盐务、洋务，尤指画详明，并条上利害，灼然可行，叹为奇才。旋奏署江宁藩司，由是遍历三司五道，未曾引对入都。沈文肃公莅任后，以嗜好太深，特参去职。马端愍新贻之被刺也，郑尚书敦谨、张漕督之万，先后遵旨查办，均以刺者张文祥为洋盗复仇，定律凌迟结案。而中外议论，颇多异同，其谓事涉暧昧者，固不足辨。究考其实，复仇一说，亦在疑似之间。时王少常家璧督学陕西，奏称丁中丞日昌主使以报私恨。袁侍郎保恒适办西征粮台，亦主其说，请饬使臣，切实根究。廷寄将原摺抄给阅看，中有既有此说，亦不可不使郑敦谨等知之之谕。先是，丁中丞之子以挟妓斗殴，致酝人命，中丞请旨交端愍查办，坐凶人抵罪，亦未及丁，实两无所嫌也。主使之说，不知何来。大抵中丞于属吏，颇近操切，衔恨者多。世传《百韵诗》，至污辱不忍卒读，传授增加，何所不至。王、袁两公，素重端愍，悼此惨祸，仓卒据以入告，初不察其虚实重情，有关国是。幸赖朝廷宽大，不欲兴起大狱，卒就使臣议结。王、袁之奏，亦等诸台谏风闻耳。端愍在江南，恪守曾文正公遗规，俭以维俗，勤以励治，亦称其职，而舆情则不甚惬焉。
上官入境，属吏供应酒食器具，亦人情应酬之宜，坚却不纳，似近于矫，盖先期传牌已储备矣。往吴文节公督云贵时，于到省先二日，传单内载柴炭若干、米肉蔬果若干，余概不必备，并亲笔标识，到馆亲验。到日，公坐四人舆在前，凡馆内外各室供张，一一检视，次至厨，按单内载物一一收讫。次晨将行，饬所随员役，皆先出，复至馆内外各室及厨，覆视一周，无短失，乃登舆出。计一宿所费，不过三数十金而已。先太常公牧黄平，曾亲承之，叹为得中。自经兵乱，大府洁以惠下者居多，然承平既久，纷华渐起，虽以彭尚书玉麟刚方自厉，而每一巡阅长江，水师各营派费供应，亦颇不赀。尚书自棹小舟，携食具往来，固未尝饮一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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