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檐醉杂记
清·何圣生
●自序
世事纷纶，吾人置笔而起，不能更预一事。沧流到地，白日驰梭，奚遣幽忧？惟宜弄墨，有若负剑，所诏绪纟番。所收旧京梦华，或存国典；洼巷丛语，亦荟异闻。掌录备忘，久乃成帙，剔繁纂要，巨细杂综，类皆成于《瓮牖》、《负暄》，不复能权体例。冬日初出，映檐白醉，斯其境也，取以名篇。童习白纷，岂当乎儒林公议？野处伧语，安厕于荐绅旧闻，却扫无谬丛猥，掇拾贤于博奕，是托是居云尔。岁在旃蒙赤备若夫椒苏何圣生。
●卷一
一代创业，必有崇文之主以肇造声明。天聪三年初设文馆，分儒臣为两直，以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文书籍，以库尔缠及吴巴什等记注本朝得失。即明代儒生如沈文奎、孙应时、江云诸人亦被罗致。太宗尝与诸臣讲求经史，谘询时务，从容坐论，礼遇甚优。天聪十年改文馆为内三院，曰内国史院、曰内秘书院、曰内宏文院。康熙九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另设翰林院衙门。凡修撰、编修、检讨向隶三院者，遂转隶于翰林院。自来清华之选，得人称盛，追溯初基，实在未入关以前也。
天聪初政，以赌博为大戒，违之者虽重臣必惩。宁文毅完我在文馆参预机要，倚畀方专，以嗜博被劾，遂革二等甲喇章京（即轻车都尉世职），给贝勒萨哈廉为奴，其与同博之甲喇章京刘士英发尚阳堡为民，可见惩治之严。后世贵族强宗习为豪赌，恒酣狎比，风靡一时，安得以国初禁令语之？
帝系以显祖支派为宗室，兴祖、景祖支派方觉罗。崇德元年，制定亲王以下宗室俱束黄带，觉罗束红带。乾隆四十七年，定闲散宗室及年时皆给四品顶戴，时则入关已越百数十年。旧日王公贝子后系当有等于平民者，故给顶以宠之，展亲锡类实起例于兹矣。
明代阉祸最烈，本朝防制特严。世祖遗诏以十四事罪已，而于委用宦官一端引恨尤深。圣祖登基，即将内官吴良辅置之重典，并革去内十三衙门（其名目为司礼监、尚方司、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尚衣监、尚膳监、尚宝钟司、设监、兵仗局、惜薪司、监鼓司、织染局），自是宫寺肃然。乾隆间高云从以干预外事诛，同治间安得海以出外招摇诛，并皆称快一时。至孝钦垂帘，李莲英恃宠用事，渐亦交接朝官疆吏，然罪状尚不甚显，则家法犹未尽坏也。
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封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朴氏为奉圣夫人，顶帽服饰照公夫人，见于恽敬《大云山房集记》。按：前明奉圣夫人声势何等煊赫，而本朝奉圣夫人则知其事者甚鲜，亦足见家法之严矣。
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起，士绅墨黜籍者万余人。徐立斋相国元文时官修撰，以是案诖误谪銮仪卫经历。叶文敏方蔼时官编修，以欠银一厘左官，一厘准制钱一文，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语。计甫草东举顺天试屡困春闱，以是案挂名被黜。韩文懿方补博士弟子员，以欠粮三升黜革，宋文恪德宜时官编修，以误窜逋籍亦吏议。汪尧峰时官刑部郎中，坐是案谪北城兵马司指挥，此皆见于传记，其余盖不胜纪。时则朱国治为苏抚，贪暴最著，因而构成是案，厥后移抚€南，以侵蚀军粮为将士脔食，骸骨无存，是苏人士之被害固深，而朱国治之报应亦酷矣。
邵青门长蘅与杨静山书云：近自奏销案起，先人贻薄田八百余亩，一月间斥卖过半，然不名一钱，只白送与人耳。两年来新法如秋荼凝脂，县令如乳虎，隶卒如犭制犬，书生以逋赋笞辱都成常事。某不忍以父母遗躯受县卒曳入讼庭亻免酷吏裸体受杖，乃愤而出此为纾祸计。昨偶见村翁，举俚语一则。元时富人往往以田为累，委田契于路，伺行人拾取，遽持之大呼曰：“田已属尔，我无与矣。”并书上一笑（书止此）。读此可见逋赋一案为害之酷。至康熙初年，吴文僖正治以苏松等郡自明初加派浮粮赋税十倍他州，催科岁不及额。近者奏销处分一案，自欠毫厘以下悉被放废，人材沦置堪惜，具疏吁恩。俄而有诏蠲数郡钱粮之半，民困乃始一苏。
圣祖御极六十余年，每优异廉吏，迥迈常伦。最著者为睢州汤文正公斌，仪封张清恪公伯行，而皆用以治苏，略著其事以见廉明翊运，吾吴之被幸尤深也。文正公之抚苏，先后奏免积逋数十万，诫司道郡守不受所属一钱。时大学士明珠方植党招权，引前苏抚余国柱为户尚，以连年蠲漕缓征，向苏藩索部费甚巨，公坚持弗许。诸要人不便所为，促公还朝，百端谗害，赖上眷终得保全。未几，郭侍御疏劾明珠、余国柱贪欺罪状，请加严谴，得旨悉从其言。郭侍御即公所举苏省之廉吏也。清恪之抚苏，以力持廉正，与总督噶礼龃龉，因辛卯科场案互劾。圣祖特黜噶礼而留公，且谕在廷诸臣曰：“张伯行居官清廉，朕知之甚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江南地方必受其削一半矣。朕为天下主，如此等清官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倚以自安乎？”当时闻诏，至于欢声动地。迄今数江南名宦，以文正与清恪并举称，为前汤后张云。
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为圣祖五旬万寿。王公诸臣先进鞍马、缎匹等物皆不受，诸臣复进祝寿屏文，但留册页，亦不受屏。前数年汤文正斌巡抚江苏，绅民于其生日制屏为寿，公但命录汪尧峰所撰寿文，而返其屏。即此一端，想见明良一德。力以清心寡欲，致世道于返朴还淳，真盛事也。
圣祖万岁余暇，潜心六艺，下逮濂洛关闽之书，旁及历算声音之学，反覆研究，源流毕贯，天纵之圣，盖生民所未有也。李文贞光地云：“孟子叙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道统一续，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自朱子以来又五百岁，皇上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将复启尧舜之运乎？”时咸以为确论。
康熙三年夏，山东兖州有虫蔽天，形如蜣螂而差小，色如金。识者以为岁凶之兆，名为苍诸。
雍正四年十二月，陕西、山东、河南、江南各省黄河澄。守臣先后奏报，宣付史馆。按：汉桓帝延熹八年四月，济北河水清，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清，元顺帝末年黄河清。论者或以为变异之象，而后世乃侈为盛事，殆有不能一概论者欤。
世传宪庙多用任侠之士，无可证明。惟曾用方士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令在内廷行走，试其炉火修炼之术。然仅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初不干预他事，乾隆初元，即驱逐回籍，无奇异事迹可考也。
左道惑民，每为祸于衰世。汉之黄巾张角，元之红巾刘福通，是为祸最巨者，若在盛世，则不待其为祸，而锄之有必先矣。康熙间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托修养炼气之名，所至煽惑南中地方，大吏至有迎接跪拜者，经侍讲王鸿绪奏请惩治，寻即置之重典，其党皆坐罪有差。道光三十年有薛执中者，藉医招摇，妄谈休咎，经给事中曹懋坚访获具奏，寻将执中置之大辟。其从执中学习坐静之宗室奕纪，及学习按摩之尚书文庆诸员均夺职降黜，是皆锄之于方萌者也。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匪之变，大兴林清、滑县李文成为首，发难于宫禁，响应于鲁豫，幸擒治迅速，不半载而就平。是乱事已成而发觉尚早，犹不足为患也。若乾隆末年川楚教匪之乱，始由皖人刘松传习白莲教，以治病惑众。其党刘之协遂谋不轨，继之者聂杰人等起于楚，徐天德等起于川，势益蔓延，征剿九年，始得肃清。道光末年粤匪之乱，洪秀全附会天主教，聚众起事，残破十六省，扰乱十五年，至同治之初始得戡定。是以疏玩酿成巨患，竭全国之力，迟之久而始克之者也。最奇者光绪庚子拳匪之乱，所谓大师兄者其伎俩不如朱方旦、薛执中之足以接近士类，其声势不如刘之协、林清、洪秀全之布遍中区。而狂悖之载漪辄欲倚以举事，昏谬之徐桐、刚毅诸人并从而附之，遂致扰乱畿辅，启衅强邻，以促危亡之局。左道惑民之为祸烈矣哉。
满洲从龙诸彦，犹汉之丰沛南阳，其恩遇最优，然诰诫亦殊严切。乾隆五十年，上谕：“向来满洲之习举业者，其文义本属浅陋，及幸登科目，列名翰苑，问以文学，则曰身系满洲，岂汉人可比？及问以骑射，又曰我系词林，岂同武夫战卒？两处躲避而落于无用之流，朕所深恶。即从前尹继善、鄂容安、钟音、观保等在翰林中俱称出色者，止能随常办事，而于边疆重务并不能经理裕如。虽其中鄂容安曾膺军旅重寄，临危遇变，亦惟知一死塞责，究于国家大事何所裨补耶？”读此可见承平日久，仕路渐多庸滥，满人叨幸尤深，君上固灼知之，亦未尝稍有偏徇也。自古化民成俗，必以崇俭黜奢为要务，遐稽盛世，往往于民间日用之微皆关宫廷，仅虑诰诫甚详。觇世运者当纂录之，以昭美化也。乾隆元年，上谕：“八旗为国家根本，从前敦崇俭朴俗，最近古迨。承平日久，渐即侈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不守本分，恣意花销，亏竭国币，身罗罪戾。而兵丁闲散人等，惟知鲜衣美食，荡费赀财，相习成风，全不知悔。嗣后务期恪遵典制，谨身节用，勿事浮华，勿耽游惰，庶免窘乏之虞。倘不知痛改前非，仍蹈覆辙，骄奢侈靡，亏帑误公，不惟恩所不施，且为法所不贷，此诰诫八旗者也。”又有谕：“厚生之道在于务本而节用，朕闻晋豫民俗多从俭朴，而户有盖藏。惟江苏两浙之地俗尚侈靡，往往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饭食靡甘淡泊。兼之井里之间，茶坊酒肆，星列棋置。少年无知，游荡失业。彼处地狭民稠，方以衣食难充为虑，何堪习俗如此，民生安得不艰？朕轸念黎元，期其富庶，已将历年各项积欠尽数蠲除。小民乘此手足宽然之时，正当各勤职业，尚朴去奢，以防匮乏。岂可习于侈靡，转相仿效，日甚一日，积为风俗之忧也？地方大吏及守令有临民之责者，皆当遍行化导，缙绅之家尤宜节俭以率先之。此诰诫江浙者也。”
元旦日食，历朝引为天戒。乾隆六十年乙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皆以元旦日食停止受贺筵宴。惟乾隆乙卯兼遇元夕月食，次年遂即禅位。其时和珅当国垂二十年，海内骚然，天宜有此告戒。光绪丁酉以后不久即有拳匪之变，固亦应有先兆耳。
同治三年，御史贾铎具奏，内务府有太监演戏，将库存缎匹裁作戏衣，每演一日，赏费几至千金，请饬禁止。当奉两宫懿旨：各省军务未平，兹事可断其必无，惟传闻必非无自，难保无太监等假名招摇，著内务府大臣等严查究办。夫以玉食万方之君，演戏日费千金，而宫廷诰诫如此严切，自是中兴气象。自光绪中叶以后兴修颐和园，穷奢极丽，慈舆临幸，岁岁酣歌。虽以尊养为词，而国步方艰，盘游无度，实于忧勤惕厉之旨失之远矣。
穆宗好冶游，相传尝微行至宣德楼酒肆，遇翰林王庆祺，闻其歌而悦之，由是擢为侍讲，令在宏德殿行走。王既得幸，益导之作狭邪游，密进春方春册，备极淫亵，穆宗以是致疾。有人撰联讽其事云：“宏德殿宣德楼德业无疆，且喜词曹工词曲；进春方献春册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辞虽鄙俚，亦存事实。
穆宗既上宾，陈六舟中丞彝时官御史，疏劾王庆祺云：“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行止之间颇多物议。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病故于江西途次，该员闻丧之后，忘哀嗜利，复至广东告助。左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撤棘后公然微服冶游，举此二端，可见大概。至于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臣久思入告，缘伊系内廷行走之员，有关国体，踌躇未发，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日久必洞烛其人。万不料遽有今日，悲号之下，中夜忧惶。嗣主冲龄，实赖左右前后，罔非正人成就圣德，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为患不细，应请即予屏斥，以儆有位。”疏上有旨，王庆祺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闻者快之。盖导帝出游，事有难言，此疏措词隐约，极称得体，颇为都下人士所传诵云。
同治中兴以后，曾文正、李文忠诸公夹辅于外，而恭忠亲王密运枢机于内，虽外患渐侵，国事犹未至遽坏。至光绪甲申，恭王屏出军机，而以贪庸之礼王继之，时局日非，遂如江河之日下矣。（是年三月有旨：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军机处实为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然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恭亲王奕、大学士宝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著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均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录旨至此。）枢臣全遭屏斥，为前此所未有。同时遂以礼亲王世铎、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侍郎孙毓汶、许庚身并入枢署矣。识者以为仲堪，此举国之亡征也。孝钦自斥退恭王后，引用庸流以自便其娱乐，每逢万寿，尤事铺张。然甲申五旬则有中法之役，甲午六旬则有中日之役，至于甲辰七旬已在庚子播迁以后，而臣工犹加意进奉，竞丽争妍。某公久任封疆，每诵“洛阳相公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两语，以自解嘲焉。
光绪甲午年，国家岁入银约七千万两，甲午以后增至九千万两，皆见于户部册报。至光绪三十四年，度支部奏岁入总数，遂至二万万二千四百万两，政府日以搜括聚敛为事，竭各省之脂膏，尽耗于无谓之新政新军，而危亡已悬于眉睫矣。
德宗愤于甲午之败，求治颇急，戊戌变政，锐意纷更，未能尽惬人意。孝钦习于旧制，二次垂帘，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幽帝于瀛台，意在废立。密询内外臣工，以觇群情所向。时则李文忠公鸿章外任粤督，行将出京，得闻密谋，痛切力阻其事。刘忠诚公坤一方督两江，电奏有云：“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言外有期期不奉诏之意。老成谋国，中流一壶，实与文忠为响应。余作感事诗云：“垂箔重烦王母筹，武灵英气黯然收。延宗纵有冲天想，景豫难承废立谋。岂有旧人如涑水，不堪明主亦房州。朝官老事谁生感，呜咽瀛池日夕流。”盖纪其实也。
《汉书·天文志》曰：“妖星不出三年，其下有军。”《晋书·天文志》曰：“妖星一曰彗星，见则兵起。”天象示变，理不诬也。嘉庆十六年，七月彗星见，长五尺余。钦天监袭唐咸通五年故事，以为含誉瑞星，藉资掩饰。然才及二年，至癸酉九月，而有林清之变矣。宣统二年春，彗星见，长丈许，新学家谓西人哈雷早推测得之，无关灾异，然次年辛亥秋间即有革命之变矣。
顺治初以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宣统初以醇亲王载沣摄政，若成始终之局。醇王才资庸下，适当艰危，识者每以为忧。其妃尤骄纵不检，尝集贵游子弟于城东德昌饭店，昼夜饮博，物议沸腾。余于辛亥岁暮，偶偕友人买醉是地，时则酒人寥落，景物清忄妻。曾得廿八字云：“无复薰天纵博场，樊楼歌管有沧桑。消残流水游龙地，更与清尊话夕阳。”其忾叹盖在小雅十月之交矣。
●卷二
国初礼烈亲王代善、睿忠亲王多尔衮、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庄亲王舒尔哈赤（一作齐）。豫通亲王多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克勤郡王岳托皆有大勋劳，世袭永不降封，俗称铁帽子王，见梁章钜《称谓录》。按：铁帽之称，当因其世袭罔替而名之耳，顾其制无考。明封功臣有世袭、有流爵，世袭者颁铁券，流爵则否，是铁帽或从铁券而出。厥后惟雍正朝怡贤亲王允祥及同治朝恭忠亲王奕，亦世袭罔替焉。
雍正九年，因公爵居五等之首，仿古封号字义，锡以嘉名，定一二三等公爵，为号凡十，曰褒绩、忠达、奉义、超武、雄勇、果毅、信勇、建烈、勇勤、英诚。乾隆十四年定侯爵，为号凡七，曰奉义、恭诚、顺勤、顺义、昭武、延恩、敦惠。伯爵为号，凡十有一，曰翼烈、宣义、襄宁、昭毅、威靖、襄勤、诚毅、昭信、懋烈、诚武、勤宣。当时盖各因其人而锡以是名也。然代远年湮，其封号属于何人，一时竟不易考索，盖由勋臣身后多邀易名之典，后人称其谥法，即不称其封号。近如称曾文正者即不称其为毅勇侯，称左文襄者即不称其为恪靖侯，称李文忠者即不称其为肃毅伯。追溯前朝，勋旧则更在显晦之间矣。
国初沿明制，仍派巡按。至顺治十八年始将巡按停差，其地方事务则交巡抚管理。
明初罢中书，而其后有殿阁大学士之设，官止五品，权重秩卑，殊不相称。本朝康熙九年定满汉大学士皆正二品，雍正七年升大学士为正一品，而品秩与事权并极优崇。然是年以西北两路用兵，设军机处于隆宗门内，为承旨出入总汇。凡明发谕旨皆由军机撰拟寄信，上谕亦由军机封发，而内阁之任遂轻，是后凡阁臣不入枢府者，则一切要政皆不得预闻，宰相备位而已。
大学士初无协办，雍正七年授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尹泰为额外大学士，而不名协办。乾隆二十九年特设协办大学士，以陈文恭宏谋任之，汉大学士之有协办，自此始也。
今称大学士为中堂，习其名而莫究其义。俞荫甫《茶香室四钞》云，大学士设坐在翰林院正堂之中，故有是称。
国初部院大臣暨各省督抚员缺，俱由会推，尚沿明制。至康熙十年始，停止廷臣会推。明末党援之弊，至此乃霍然一清。
旧制每遇京察，在京部院大臣、在外各省督抚均具本自陈不职求罢，并荐贤自代。乾隆十三年，以吴同仁与周学健贿举，因废举人自代之例。十七年以京察循例求罢，繁文无谓，并停止自陈不职之本。
旧制总督统辖文武军民，为一方保障，巡抚但考察文官，用兵则督理粮饷，其职掌本不相合。兹但就直隶一省考之：国初直隶、山东、河南各置总督一员，康熙四年并为三省总督，八年裁总督改巡抚，雍正二年又改为总督，乾隆二十八年令兼巡抚事。今其印文曰直隶总督，管巡抚事，兼理河道关防。盖其初于总督之外，尚有河道总督。及顺天、天津两巡抚后，乃以总督一员兼之者也。
乾隆初年，令各省督抚将藩臬道府人员于年终加注考语，密封具奏，是为年终密考之始。其事例盖类于宋之臧否奏也。道光十七年，以江南河库道李湘茝款目不清，而总督林则徐、陶澍密考均有奖词，既褫李湘茝职，并加林、陶两督以降四级留任处分，论者以为太严。至光绪十七年，浙江藩司许应熔以贪黩罢官，其时闽督卞宝第加以贬词，浙抚崧骏则予以佳考。既罢许藩司，而不加抚军以处分，殊与道光成案不符矣。
明洪武二十四年，制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涑，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チ。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今制衣冠皆依满制，而公服所绣鸟兽颇与明代相同，所异者惟公侯斗牛，武官一品麒麟，稍变明制耳。
绣服今称补子，殊无意义。福清叶相国《向高集》内有“钦赐大红丝斗牛背胸一袭。”盖补子施于胸前、背后两处，名为背胸，斯确当矣。
事有不见典制，而上下相习，视为固然者。如满洲文武各官及汉人武官遇奏对或上章奏皆称奴才，外官知府以下及武职参游以下，凡见长官，皆屈右膝请安。谈者以为是满洲陋俗，而证之于古，亦有足以比附者。“冯文洛是帝家旧奴”，见于《北齐书》。“百岁奴事三岁郎主”，见于《唐书·刘季述传》。是古亦有奴主之称也。佛家右膝著地，合掌以示恭敬，盖即今之打跧，《字书》云：“跧，一足跪也。”是请安亦一种古礼。
雍正元年，阁部遵旨，查得明代后裔镶白旗，汉军知府朱之琏等六人引见，封朱之琏为一等侯，自此世世袭封，皆称为朱侯。本朝之待明裔厚矣。
张道陵后裔封正一真人，向袭一品，其配则封为玄君。乾隆三十一年，左都御史梅成请加裁抑，经阁部会议，拟降为五品。奉谕加恩视三品秩，永为例。真人世居江西贵溪龙虎山，先伯爱杉公于光绪己丑年摄贵溪县事，尝与往还，曾观其作掌心雷，降伏远道妖魔，置于瓶瓮间累累也。
明制六科给事中隶通政司，我朝雍正时始隶于都察院。余见乾隆三十年官板《缙绅全书》，六科在大理院之后，似系别立一署，当是编纂有误也。
国初御史皆出于保举行取。乾隆八年，监察御史李清芳奏，选用御史应将合例人员考试、引见录用。得旨允行。自后言官遂悉由考试取用矣。顷见最近御史名单题目，录之以存一种掌故。光绪壬寅年考试御史题目二道：“官尽其职民安其业”、“论东三省善后”。策试后奉谕，陈曾佑、蔡金台、朱锡恩、顾瑗、朱启勋、刘汝骥、张世培、饶芝祥、赵炳麟、叶芾棠、石长信、齐忠甲俱记名，以御史用。
军机章京从前未定额数。嘉庆四年正月，定为满汉章京各十六缺。嘉庆十一年始奏请考试，由军机大臣将考取人员带领引见，奉旨补用。试时限以三刻，文须满三百字，见姚伯昂《竹叶亭杂记》。余见吴福茨中丞考章京时所习拟作，系短论一篇。成庙时驾临圆明园听政，潘金枚时直枢廷，戏仿八股文体，作两提比云：“寅初入如意之门，流水桥边，唤取衣包于厨子，熬茶一盏，烧烛三条，两班公鹄立枢廷，捧朱批而共商起草；午正发归心之箭，斜阳窗外，频催并摺于先生，随手数行，封皮两纸，八章京蚁旋直屋，缴金牌而相约看花。”是虽游戏之作，亦足备掌故。
军机章京多书法工敏，鼎魁常出其中。乾隆庚辰科状元毕秋帆沅、榜眼诸申之重光，辛巳科探花赵云菘翼，光绪庚辰科状元黄慎之思永、庚寅科状元吴肃堂鲁皆是也。
汉京兆尹赵广汉贬秩一等，注秩俸也。今制官吏罚俸，殆本于此。六朝人为官尝有白衣领职者，多见于《南史》各传。今制官吏革职留任，殆本于此。《北史》魏恺放还，永不须收，则今制官吏革职永不叙用：亦此类也。
嘉庆戊辰翰林散馆庶吉士崇绶，改三等侍卫，同时步军统领文宁为侍郎。广兴所降编修都中有一联云：“翰林充侍卫，提督作编修。”文武互易，天然对偶（康熙十三年始设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故都人亦单称九门提督也）。
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乾隆五十六年，阮文达公元列大考一等第一，以编修擢少詹事。不数年，开府浙江，由编修至巡抚，仅八年耳。道光二十三年曾文正公国藩列大考二等第一，以检讨升侍讲。二十七年大考二等第四，升阁学。越二年，授礼部右侍郎，由检讨至礼侍仅七年耳。然如开坊翰林而列三等，则亦降黜随之。嘉庆二十三年彭宝臣侍讲浚列三等三十名，遂降员外郎，彭系嘉庆十年乙丑科状元。以大魁而改部员，为前后所罕有。惟乾隆十三年诸城窦东皋光鼐名列大考四等，奉特旨迁中允，乃异数也。
从前各省主考学差，皆由吏部将进士出身之部院各官奏请派往，并不试以文艺。雍正三年始将应差各员先试于太和殿，亲定甲乙，封贮内阁，每届按省分差之期，将取定人员书名牙签，盛以金筒，设黄案于午门外，命大学士同礼部官掣签唱名，请旨派为各省考官。乾隆间考试入选者注榜揭示，然书名掣签之法不用，得差者初不问榜上之有无名也。嘉庆时，于考试后由内揭浮签，发派大臣阅卷，取者总定甲乙，进呈不拆弥封，取否均不得闻知。有典试视学者，或召见时，上语之名次，或语枢臣，然后得知。如嘉庆十三年戊辰科乡试，太湖李振翥以考差第一，得浙江副考官。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山阳李宗以考差第一，得浙江学政。光绪二十三年元和王同愈以考差第一，得湖北学政，皆奉面谕，始知之也。考差向用《四书》文二篇，试帖诗一首。嘉庆二十四年用《四书》、《易经》文各一篇，诗仍旧，后遂以此为例。嗣又分别官阶，每乡试年，于四月中旬将编检御史实缺中书部属各员在保和殿考试，谓之小考差。于四月底将侍郎京堂各员在上书房考试，谓之大考差。惟合于大考差官秩者，虽不与考，亦常简放。本朝用人既重科举，其中亦颇出人才，因将选用主司故事，杂取各家记载，详列之。
本朝沿明制，以八股取士。至康熙三年甲辰科会试，曾废八股，用策论取士，改三场为二场，行之两科。于康熙八年己酉乡试仍用八股，照旧例叠试三场。光绪庚子乱后，厉行变法，于壬寅乡试又废八股，以策论取士。第一场论五篇，二场策五道，三场经义五篇，连年举行，乡、会两次，而科举之运以终。
刘宋以前无以古人诗句为题者，沈约始有《江禽生幽渚》诗，以陆机《塘上行》句为题，是齐梁以后例。沿及唐宋科举，始以古句命题，其程试之作，唐最详于《文苑英华》，宋最详于《万宝诗山》，皆有足以传诵者。本朝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会试，始裁去表判，增用五言八韵律诗一首，永著为例。此外进士朝考、庶常散馆翰詹大考，考试试差皆有律诗一首，名曰试帖，衡文者颇重此作。科举文字此体颇亦近古，乾嘉诸老犹以此入集中也。
本朝进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杞县任暄猷，明末曾团练乡勇，以御流寇，后归南京，为后军都督。王师下江南，投诚隶旗人。顺治壬辰进士，以磨勘被黜，又中乙未进士。一邵阳吴芳，崇祯己卯举人，官至左都御史。投诚后，愿以科第进，中康熙甲辰进士。一五河钱世熹，明末鼎革后弃官为浮屠，久之还俗，应试为诸生。康熙庚戌成进士，年已七十余矣。此则出余德水《熙朝新语》。是三人者，洵可见明末士人之癖习。
王州述明代科名晚达者，以唐学士皋年五十八登状元，金司业达年五十八登会元，最称年高。本朝则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探花姜宸英，年七十三岁。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翰林裘琏，年七十有二。登第皆在古稀，较之前代，齿尤加尊，洵词苑佳谈，耆英晚遇矣（姜、裘两公皆慈溪人）。
《李元度先正事略》载甘庄恪公汝来家事云：雍正丙午，公抚广西之年，公父显祖及公弟汝达、子禾同举江西乡试。祖孙父子三世同科，古今所未有。
乾隆六年，扬州王张氏代其夫入闱，为夫弟告讦，夫被斥，张氏谴戍。当时初拟正法，以恩旨减免。出许嗣茅《绪南笔谈》。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会试，长洲钱湘舲得三元，赵瓯北贺以诗云：“累朝如君十一人。”谓唐张又新、崔元翰，宋王曾、宋庠、冯京、王岩叟、孙何、杨，金孟宗献，元王宗哲，明商辂也。此后继钱湘舲而得三元者，则有嘉庆庚辰科状元临桂陈莲史继昌。其得解元时，榜名守睿，后改名继昌（按：《宋史》称宋代进士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者，凡三人。王曾、宋庠为名宰相，冯京为名执政，而不及王岩叟以下各人，当是《宋史》漏载。瓯北淹博，必有所据，容再考之）。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乡试，萍乡王清如太史景淳奉命典浙江试。入闱之日捧茶，委员高滋园乡培偶一失手，以茶汁泼其公服。太史少年科第，意气方盛，不无加以呵斥。讵时阅十载，高委员以佐贰末僚，因军功擢任两浙监运使，王太史适外授浙江知府，意不能堪，遂开缺捐升道员，仅与高为敌体。余于光绪癸未年，随宦至浙，则高已卒官，王避穆宗讳，改名景澄，犹以道员需次，衰老而贫，至不能具舆服。其沉滞殊可慨也。
道光四年，翰詹大考，庶子鄂木顺额列一等第三名。满员列大考一等，自鄂庶子始；同治四年乙丑科殿试，崇绮得状元。满人大魁，自崇公始。
今制廷试卷文字有误，即加黄签，不入前列，然相传鼎魁卷亦有不能免者。明万历四十七年已未科状元庄际昌误“醪”为“”，言官劾之，遂自告归。崇祯元年戊辰科探花管绍宁“诚”字少撇，御书足之，管因号“诚齐”。辛未状元陈于泰“阳”误“易”，榜眼吴伟业“广”误“广”，皆鼎魁之有笔误者也。光绪十六年庚寅科榜眼文廷式“闾阎”误“闾面”，亦经言官举劾。是次，读卷大臣均交部议处，文太史乃以笔误免议，亦幸矣。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懿旨以珍妃、瑾妃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均著降为贵人。按：珍、瑾两妃皆志文贞公锐之妹，曩曾从学于文芸阁学士廷式。是年翰詹大考，文得首列，相传为两妃请学之力，意或懿旨因此而发欤（庚子之乱，珍妃赴井歼躯。学士《咏月》诗曰：“藏珠通内忆当年，风露青冥忽上仟。重咏景阳宫井句，菱乾月蚀吊婵娟。”盖为珍妃而作）？
光绪乙未会试，适当甲午战后，丧师割地，朝野同愤。是科，骆公殿撰成骧廷试策，文首引“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而归结于“殷忧启圣”，语极沉痛。读卷大臣进呈时列第九，德宗拔置第一。自嘉道后廷试偏重楷法，骆不工书，乃膺此选，亦破格之举矣。
南皮张文襄公于光绪癸卯年以湖广总督述职留京，两派特科阅卷。公有《纪恩诗》云：“国势须凭杰士扶，大科非比选鸿儒。阮文兆武吾何敢，忠孝专求郑毅夫。”盖疆臣衡文事所罕有。在先惟阮文达公于道光十三年，以云贵总督入觐，奉命充会试总裁，吴雅文襄公兆惠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以定边将军奏凯回京，派充殿试读卷大臣，皆异数也。是届特科，公力主多取而重用，上为流言所动，多不如公所期。
本朝童试分民籍、商籍，秋试分民籍、官籍，内而部院九卿，至于翰林院编检庶常，外而督、抚、藩臬子弟，与试者皆称官籍，别为中额。明代考试则有官籍、民籍、军籍、监籍、灶籍、匠籍之分，见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进士录》。不知分类何以如此之多？而匠籍之名尤奇（按：王崇简《谈助》云，工匠吴敏德以文受知于杨士奇，官至都御史，此工匠之显达者。其后裔或以此著藉欤）。
外官举人出身未经实授者，仍可与应春试。萨俭斋通政廉曾官浙江候补同知，后成庚辰翰林。张燮钧侍郎亨嘉曾官河南候补知县，后成癸未翰林。两事皆在光绪中叶。
各省学政皆驻省城，惟江苏学政驻江阴县，安徽学政驻太平府，陕西学政驻三原县。学政因试武生，皆兼提督衔。当以三处地皆险要，置大员以资坐镇耳。
明代统上下江为南直隶省，今分为安徽、江苏两省。先时安徽布政使驻江宁，江苏布政使驻苏州。自乾隆二十五年，增设江宁布政使一员，因将安徽布政使移归安庆，而江苏一省遂有两布政使焉。
苏州府附郭首县唐以前只有吴县，实沿秦置。至唐万岁通天元年，析置长洲县，与吴县分治郭下。雍正二年又析长洲县地，分置元和县。自是一城遂有三县，此各省所无也。
明天顺八年始开武举，成化十四年举行武乡会试，如文闱例。崇祯四年，并举行武殿试，本朝皆循行之。
康熙三年定武进士出身，授官例，一甲一名，授参将，二名授游击，三名授都司。二甲授守备，三甲授署守备，著为令。十二年初行殿试，特加优异，第一名授副将品级，第二参将，第三游击。雍正元年，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甲授三等侍卫，戴孔雀翎，三甲戴蓝衔。然本朝武职以军功行伍为重，武举出身鲜膺重任也。
国朝用客卿、客将，多著成绩。康熙时，用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订正历法，超迈前代，宠以工部侍郎，卒谥勤敏。卿贰崇班易名旷典，施之外人，而初不为滥。咸同年间，用美国人华尔、法国人法尔第福为副将，率兵助战，叠克名城。用英国人戈登为总兵领常胜军二千人，会同程学启攻克苏州，立功尤盛。至光绪甲午之役，用德国人汉纳根为提督，率定远军舰苦战于鸭绿江，亦颇尽力。以全局败坏，功遂不显。及庚子以后因和局告成，加总税务司赫德以太子少保衔，赏教士李提摩太以头品顶戴。国威已替，荣典滥施，不足道矣。
●卷三
国朝采古制为玺，其质有玉、有金、有旃檀香木。玉之品有白、有青、有碧，纽有交龙、蟠龙、蹲龙。其文自太宗以前，专用国书，既乃兼用古篆。其大小自方六寸至二寸一分不等。乾隆十一年御定交泰殿藏宝二十有五。曰大清受命之宝，以章皇序；曰皇帝奉天之宝，以章奉若；曰大清嗣天子宝，以章继绳；曰皇帝之宝，以布诏赦；曰皇帝之宝，以肃法驾；曰天子之宝，以祀百神；曰皇帝尊亲之宝，以荐徽号；曰皇帝亲亲之宝，以展宗盟。曰皇帝行宝，以颁赐赉；曰皇帝信宝，以征戎伍；曰天子行宝，以册外蛮；曰天子信宝，以命殊方；日敬天勤民之宝，以饬觐吏；曰制诰之宝，以谕臣僚；曰敕命之宝，以钤诰敕；曰垂训之宝，以扬国宪；曰命德之宝，以奖忠良；曰钦文之玺，以重文教；曰表章经史之宝，以崇古训；曰巡狩天下之宝，以从省方；曰讨罪安民之宝，以张征伐；曰制驭六师之宝，以整戎行；曰敕正万邦之宝，以诰外国；曰敕正万国之宝，以诰四方；曰广运之宝，以谨封识。盛京尊藏御宝凡十。曰大清受命之宝，曰皇帝之宝，曰奉天之宝，曰天子之宝，曰奉天法祖亲贤爱民，曰丹符出验四方敕命之宝，曰广运之宝，其文或复见，但不同于交泰殿所用之宝。
杭州灵隐寺五百罗汉内有高宗、仁宗两像，参加于罗汉之间，旁植曲柄黄伞，或即舍身度世之义。意必奉谕而塑，决非寺僧随意指目。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亦塑五百罗汉，高宗曾详为之记，余不获瞻观，未知其中有无帝像也。
佛家轮回之说颇有证引凿凿者。罗两峰《我信录》载前身、后身两则，汇列甚多。余翻览所及，亦得数事。惠天牧士奇生时，父元龙梦东里杨文贞公以刺来谒，是前身为杨士奇也。孙渊如星衍自言，生时先人梦伯夷入室，因号薇隐，是前身为伯夷也。邵荀慈生时，其父梦冯开之以名刺来谒，是前身为具区也。周保绪生时，父仁梦颠僧驱虎入室，因名曰济，是前身为济颠也。舒铁云生时，母沈梦一僧自峨嵋执桂花来，故小字犀禅，是前身亦宿德也。袁简斋为点苍山老猿再世，陈迦陵为善权山听经猿再世，是前身皆灵物也。类此者犹不胜书。
高宗谓程鱼门类西洋人，见《祝芷塘诗》注。按：西洋人多深目高鼻，意者鱼门有此异状耶？
前人有无子而立孙者。徐健庵尚书乾学为舅氏顾亭林立从子洪慎之子世枢为孙，引典宋朝荀顗无子，以从孙徽嗣为证。亦有立从孙为子者：华亭王季友尚书鸿绪出嗣于从祖廓为后，引宋相王球以从孙为子作证。
东坡诗云：“贵人金多身复闲，争买书画不计钱。已将钅夷石充逸少，更补朱繇为道玄。”盖书画家托名牟利，在宋已然。国初亦颇有之：吴县戴右岩善山水，皆托名唐六如，以专厚值。王荦山水纯仿石谷，恒托其名以专利。近人张尔康专摹戴鹿床山水，往往乱真，亦其类也。
王麓台以应诏不遑酬应，常属宾客弟子代笔，而自题其款。王蓬心有仆沙姓者善画，每为主人代笔，则真款亦未必真迹也。王梦楼题仇实父摹倪高士写真卷云：“明四家画惟实父为难辨。此幅秀淡古质，文寿承书其上，神采奕奕。画与书为一纸，书既真画岂能伪？予之鉴画不及鉴书，盖非自能画，往往借书家之径而曲通之，此类是也。”读此可见前贤鉴赏，不敢妄自矜许如此。
韩慕庐题《聩聩图》诗序云，禹鸿胪为此图，讥也！罗古器卷轴甚够，主人倨坐其上，色自得。客奉持作鉴赏状，或嗅之，或耳之，或摩挲之，皆瞽也。主人一瞽，而召群瞽，群瞽各极其态，以娱一人之瞽，然皆不自知其瞽也。为之三欢，率尔有作。其诗七古二首，兹不备录，盖序已略尽之。此图倘一层观，必有冁然失笑者，未知图今何属耳？
宋真西山自言本不善书，其作萧道士序属王代书。乃归震川得其真迹，称为胸次高落笔便自不同，则仍以其自书为重也。本朝纪文达、卢抱经、法梧门诸公皆负时望而不能书，酬应悉出代笔。顾余所见家绍笙藏《河间诗稿》巨册，信笔而成，无不疏拙有致。余收《梧门诗卷》纵不精整，亦复动宕多姿，则熙甫所见信然矣。
官文书用壹、贰、参、肆等字谓之大写。据陆容《菽园杂记》谓始于明初刑部尚书开济然。宋程大昌演《繁露》已详言之。更考之石刻，隋龙藏碑，劝奖州内士庶壹万人等，唐开元寺贞和尚塔铭书开元贰拾陆年，则又不自宋始矣。盖官吏行文款目年月之数用本字，则奸人得以盗改易。此笔画繁多之字，俾不得随意增损，故至今行之，若臣工奏牍，则仍用一、二、三、四等字也。
姚伯昂《竹叶亭杂记》云：“翁覃溪、钱石两先生交最密。每相遇必话杜诗，每话不合，甚至相搏。刘孟涂开在江西与同学数人论道统，有两人持论不合，始而相詈，继而挥拳。（以上姚记）数公虽不免意气用事，然以学问言，必能持之有故，以交谊言，犹不失为直道。特挥拳相搏，则不可为训。或亦传闻之过耳。
叶润臣侍读名沣在都日闻翁覃溪之曾孙女溷迹市中，贫无以度，乃引为已女，择名门子嫁之，士林皆颂其贤见张星鉴《怀旧记》。此与范传正之优恤李太白孙女用心正同。录之以著古谊。
京师城门榷税胥吏苛索行旅，而于外官入京者所求尤奢。乾隆间，吴江陆朗夫中丞耀以山东布政使入觐，门吏索资，陆无以应，遂置衣被于城外，入城从故人借卧。具见于年谱。阳湖赵味辛怀玉于乾隆己亥年入都，门吏索钱，至于倾箧，见亦有生《斋诗注》，知此弊由来久矣。
从前秋谳时，解役每嗾使囚徒沿路横行，以为利薮。乾隆十四年，陈勾山太仆兆仑方以翰林居忧，由杭州赴淮，为河库道何胃课子侄。舟泊丹阳，突遇解役率囚入船，殴伤太仆，悉舟中所有，倾箧以去。鸣于县令，仓猝不能指其人。令以人犯过境，例须到县点勘，属立座后按名指认，果得若干名。苏抚得详，具奏立置重典。越二年，太仆起复还朝，高宗犹垂问此事，并笑曰：“汝何不言鸡肋不足以当尊拳耶？”见《陈太仆年谱》，以玉音有此趣语，特记之。
京师巡城御史出行，遇街路泥泞，辄令当地商户出而修治。有不率者，或至施以鞭笞。《北梦琐言》载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为不扫街，官吏殴之，是此例自唐已然矣。有司漫无规画，平日不知修举路政，一旦遽责之于商户，非政体也。
在昔北魏人迁河南者，皆革以华俗，改三字、四字姓名为单词。若叱邱之为吕，力代之为鲍，羽真之为高者，不可一二数也。满洲人士入关年久，亦多有改汉姓者，准以元魏之例，固不必以迁就汉俗为嫌矣。
道、咸之间，石埭周太谷星垣讲学于扬州。其学尊良知，尚实行，于陆乏为近，又旁通老佛诸说。弟子记其遗言，号《太谷经》，故世又称为太谷教。以仪征李晴峰、张石琴，福建韩子俞，安徽陈子华为高弟。太谷殁，传道于晴峰，世称龙川先生，再传于泰州黄隰朋葆年。后在苏州讲学颇久，及门多显达者。当咸、同之际，张石琴则讲学于山东，四方来归者甚众，所居黄崖山俨成都市，其徒用古衣冠祭孔子，蜚语由是大作。巡抚阎文介公敬铭以檄召石琴，且曰：“不来当加以兵。”石琴挥涕，谢遣学者，欲孑身出而自白，众攀之不得出。狱益急，乃与其徒阖户自绝。兵至，死者数千人，当时称奇冤焉。光绪三十二年泗州杨文敬公巡抚山东，奉寄谕有人奏同治五六年间黄崖山教匪一案，至今人言尚有异词，请饬查访等语，著杨士骧将此案详细情形确查具覆。文敬属余草奏，其略云：此案巅末具载官书，据奏报之文，几成铁案。采稗官所记，诚有异词，但骈戮士民至千百人之多，在当日自关信谳。至平反疑狱于四十年以后，在今日只取舆评，自非略迹原心，知人论世盖不能议是狱也。同治初年山东捻乱方炽，黄崖山当肥城西北，为贼踪所不到。张积中即张石琴由省城徙居是山，避地自娱，弦诵不辍。一时东南士绅，下至贩夫厮养，遭乱离而相附约数十百家。张积中同是侨寓，度不过泛然相值，当无所用其勾结之谋。至匪徒王小花被获于潍县，冀宗华被获于益都，皆供有勾通黄崖山之事，虽讯无确据，而事属可疑。其时前抚臣阎敬铭督兵东平州，剿匪正急，究办不容不严，于是有驰檄黄崖山之举。山中之人本为避乱而来，则平日增市兵仗，练团习战，亦为御寇而设。翕集既众，品类自不能齐，至闻大兵骤临，群情急迫，其中桀悍不驯之辈，遂起铤而走险之心，于是有黄崖山匪徒抗官之事。张积中之在黄崖，雅负物望，阎敬铭亦深知之，屡经派员招致，实不忍其窜身匪党，玉石难分。张积中自信无他，初亦拟奋身表白，而山中徒众以死攀留，不得自出。相持既久，疑忌交乘，陷逆就歼，被兵而伤，亡者至于无算，于是张积中几被黄崖匪首之名。是案详细情形，博访周谘，隐曲略具。大抵黄崖山实有抗官之举，而张积中委无悖逆之形。闻其当年避乱人山，优游讲学，人皆比于魏禧之在翠微峰，孙奇逢之居五公山，声称至今未沫，即其发明性理，尊尚良知，亦以儒先陆王为宗，而不可与邪说惑民同日而语。拟恳准照原奏雪除张积中叛逆之名，以顺舆情而伸幽抑。既脱稿，自谓尚属平允，文敬宅心忠厚，以案情过重，恐与文介身后以非常之谴，阁置未发，枢府亦未催询也（按：原奏系乔慕萱京卿树楠所上，荣华卿相国主之）。
大觉寺在圆明园之西金之清水院也，今犹擅林泉之胜。江安傅沅叔学使就僧寺偏舍葺而新之，以为憩游之地。凉秋九月，红叶满山，筇屐尤盛。城子山之麓地名水塔寺，有园一区，初为傅东山部郎别墅。英竹泉少司寇、英煦斋相国迭为主人，旋归成哲亲王，名曰西园。今侗厚斋将军为王后人，避嚣常居其中。余于辛酉秋既游大觉寺，归途遂谒是园，坐樾馆啜茗听泉，林壑虚闲，襟情幽适，盖不仅浮屠三宿之恋矣。
忍草庵在无锡惠山第一峰之东，林泉幽邃。国初诸老恒觞咏于兹焉。庵左贯华阁，尤擅佳胜。纳兰容若侍中常与顾梁汾登楼玩月，图咏播于当时。厥后经乱，胜迹遂湮。近年杨味云京卿葺治一新，作图征咏。四明二老之阁，得阮文达而重辉；秀水曝书之亭，赖吴和甫以重峙，京卿此举齐契前贤。余填法曲，献仟音，用石帚韵曰：“旧月飞泉，素云栖阁，逸爵苔綦；寻处水阅书，岩境回香，界词仙倘契，芳俎认鹤，戏黄公涧。春星几来，去暗游顾。涌沧波正淘文藻，凭雅宿觚墨勒移，烟舞主客，又新图定。遥闻佳士心许，晚唱飘钟向山。灵幽贽冷，句引松苓，诗梦一棹，笛横雨”。同时赋咏斐然，佳处茅庵，又添一重雅故矣。
农谚以岁朝立春为百年难遇，朱竹跋宝《会天历》曾引之，然其说殊不实。宋理宗宝四年岁朝立春，及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亦岁朝立春，相距仅三十有八年。乾隆十九年岁朝立春，至三十七年又遇之，仅隔十八年。嘉庆十五年岁朝立春，阅十八年至道光九年又遇之，更阅五十七年至光绪十二年又遇之。予既逢光绪丙戌岁朝立春，今又遇之于甲子，其间相距三十八年。沧桑流转，亦犹由宝而逢至元也。
王梦楼文治于乾隆己亥十月十六日为五十生辰。前一日在杭州天长寺摩受具，归而筑无余阁于北郭外宝莲庵中，自此遂长年茹蔬。其《素食歌》云：“爱生恶死人物同，率人食兽殊非公。婆娑世界本下劣，茹饮毛血号倮虫。圣人忧之制礼节，去泰去甚通其穷。无故不杀有至理，欲以渐法导瞽聋。陋儒借圣以非圣，巧为杀生开曲径。血膏不顾染刀几，刑戮无非为盘订。古称万物人为贵，良由物性由人正。问渠于物有何功，一箸公然戕数命。忆余临洮寓僧舍，借翻龙藏消冬夜。翻到楞伽《断肉篇》，愧汗淋漓如雨下。归来誓持菩萨戒，万劫杀缘从此谢。闲将慈眼观众生，旭日和风谐大化。”读之颇足为饕餐者戒。
天下无不贫之士大夫，惟在痛自刻励而已。乾嘉盛时，士之显达者清节相望，即岩处之子亦多安贫乐道，俨然自有千秋，其风概犹系人思也。近读冯山公景、王惕甫芑孙诸集，知其学问品诣皆从贫苦中磨练而成。节录两书以当拯遁之筏，药迷之丹。山公与弟又程书云：“吾尝自喜生平有十大幸，惟一不堪。最贵男子身，幸一；不为商贾人，幸二；亲慈弟恭门内肃雍，幸三；生于山明水秀之区，幸四；性嗜读书喜属文，幸五；人或形残吾官骸完，幸六；人或恶弱有罢癃之疾，吾天姿刚正又健无病，幸七；生当太平，幸八；所主皆贤公卿，幸九；存心利济十年，奏记活千人以上，不可计，幸十。惟一不堪者穷饿耳。吾即无一幸，而老死翳桑亦命也，犹安之。况不堪者少而所幸至多，吾岂能以所忧之小而易吾所乐之大哉！且古来啮雪吞毡如苏属国，尘甑釜鱼如范莱芜，三旬九食如陶彭泽，其饿滨于死，然其死也不以饿。而赵主父、周条侯、淮南厉王、邓大夫辈宜万万可以不饿而竟饿死。其他甘餐美食，豢畜一生，与草木同腐者，万亿而无算。人贵自立耳，穷饿何伤哉！”惕甫与彭允初书云：“长安道上，出无仆马，衣服容貌不如人，而徒用文字干谒，人率用为笑。萧然逆旅中土，锉菜罂杂在其旁，朝夕百需，一切无有，然困中向学之志益坚。念圣贤之业莫不自收放心始，而已放之心非有忧患创挫以痛迫之，则心有所著，而不肯归。其于慎独工夫，不周密，而设诚制行之力必有败于仓猝，以自欺而不及知者。古者养德之方，上者养之以良师益友，下者养之以佩玉、琴瑟、鸾和之物。天其或者玉我于成，赐之以良师益友如先生者，而又赐之忧患困苦，以范制拘防，为我佩玉、琴瑟、鸾和之助乎？”
世之衰也，上下相率侈靡，日逐于亡。等之欲而大乱以兴挽救之方，惟赖士大夫之回心向善耳。读冯敬亭先生所撰《果育堂记》有足以发人深省者。记云：“康熙间，水月禅师见吾乡虎阜塘笙歌画舫彻夜不绝，叹曰：‘百数十年后有大难！此其召之乎？’由今数之果验（指发匪事）。且不以乡多善举而末减，论者谓恻隐者，善气之感也；淫侈者，戾气之胎也。戾气偾兴，为善气所不敌，故卒不免。比者寇在于垣，滔天肆逆，海隅片土（谓上海）浮寄孤悬。此真志士被甲枕戈，卧薪尝胆之日也。而乃旧染俗不戢滋甚。洋泾一带举国若狂，以锋镝之馀生，挟焚掠之遗烬，鲜衣炫服，酒食樗蒲，鸣瑟站屣，游媚富贵。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衣冠旧族与无知驵侩合同而化。呜呼，此何时耶！《礼》曰：‘国家靡敝，则车不雕，几甲不组，食器不刻镂，君子不履丝，厩马不常秣。’今日者岂但靡敝之谓哉！纵横千里之内，人烟寥落，邑里榛芜，道路沟渎，断脰绝膑之残骸暴露而不收，孝子、悌弟、鳏夫、寡妇之哭声呜咽而不出，此陷贼郡县之苦也。苏松旁近逆贼，出没无时，朝不保暮。贼锋所指，扶携四走，蒲伏于火光枪炮之中，魂惊胆裂。或崖岸颠坠，或崎岖僵仆，幸而得脱，异乡漂泊，衣食路绝，树阴以供寝卧，草根以充饼饵，寒暑莫御疫疠，时作死亡。疾病十家而九，此避难人民之苦也。军兴以来，各路官军昼则荷戈驰突，夜则倚垒呻S吟Y。一日之中屡交锋刃，一月之久不解甲胄。凌风雨，冒霜霰，饥寒内攻，矢石外逼，出万死一生之途，以冀一捷，此从征将士之苦也。兴言及此，稍有人心者，试思彼何以独我苦，何以独乐？亦必闻乐伤心，临觞不御。《易》曰：‘君子以俭德避难’。又曰：‘君子以恐惧修省。’又曰：‘震来，恐致福也。’《诗》曰：‘天之方虐，毋然谑谑。’左氏《传》曰：‘以忧为乐，忧必及之。虎阜旧闻，殷鉴不远。’当此之时，惟有坚苦刻励，省咎引愆，庶可以格天心而挽劫运。豪举之挥霍，好义之慷慨，一转移间耳。易缠头之金，义浆仁粟不匮矣。辍秉烛之晷，读书治生有余矣。何善不可为，何福不可致？愿以告邦人士之有心世道者。”（记文止此）今之兵乱匪乱致人于流离伤亡者，较之赭寇为祸，无异致也。然所称为士大夫者，谁则举俭德避难之文、恐惧修省之戒一熟复之耶？
自来中外交涉，以无知舌人假手其间，未有不损权而生事者。同治二年，李文忠公鸿章具疏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略谓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今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凡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执事者。一各国义学所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此两种人类皆蠢愚卑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遇事惟借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欲。即如会办防堵一节，每与通习汉语之大酋晤谈，尚不远乎情理，而琐屑事件势不能一一面商，因而通事假手，则勾结分肥，诛求无厌。洋务为怀远招携要政，乃以枢纽付若辈之手，遂至情伪万办操纵，讫不得要，余非细故也。是疏于通事诡习，朗若燃犀。厥后所造学生，不乏才俊，而任用太过，亦多有借外人以为利者。士大夫有此变态，则非公始料所及矣。
光绪丙申年，俄皇加冕，以李文忠公为头等出使大臣，赴俄致贺。时，公年已七十有四矣。其谢摺有云：“谨案礼记大夫七十有适四方之事，孔疏即指远聘异国而言。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为从来所未有，实交际所宜隆。俄国本通聘最早之邦，而加冕又异族至崇之礼，但有益于交邻之道，何敢惮夫越国之行？惟有勉竭愚诚，敷宣德意，期永敦于和好，藉仰答于恩知。一息尚存，万程当赴。阻重深于山海，未改叱驭邛坂之心；梦咫尺于阙廷，犹存生人玉关之望。”盖于文安公式枚手笔也。典重而有沈迈之致，适合文忠身分。时东败之后，稍赖俄力归我侵地，良亦不虚此行。
相传潘次耕耒聪颖异常，过目成诵。试以时宪书与之，读一过即能背诵，首尾不遗一字，人咸异之。近人于文安公亦颇有此奇禀。犹忆光绪乙未夏日，访公于孤山之巢居阁，公方席地而卧，案置《日知录》数帙。余信手拈阅，如田赋、水利各条繁琐冗长，每发一语，公即背诵全，则此必一览不忘，断非有意成诵可知也。公风措清遒，文词巨丽，自谓如生盛唐，不让燕许一辈，世亦以此推之。固由好学，亦其天赋实有过人者。
光绪庚子之乱，以东南共保疆土，不致全局糜烂。辛丑十月，各疆臣同膺懋赏。张文襄《谢赏宫衔》摺云：“伏念上年以来，北畿俶扰，南畿震惊，致两宫之播迁，经一年而始定。臣障川力薄，瞻极神飞，既未能提桴鼓以收京，又不获执羁勺而捍圉。外惭内疚，有罪无功。至于遏豫境之妖氛，殄长江之逆党，绥怀宾旅，示中朝无滥杀不辜之兵，布告友邦，知深宫有睦邻修好之谊。凡此诸事，无非恪遵明旨，仰禀神谟。今者钟虡依然，威仪重睹，既举居行之赏，兼甄薪突之劳。恭逢国是之昭明，岂意宫僚之滥附。此皆我皇太后功德在生民，我皇上信义孚万国，惟天心不远，而复故国势转危为安。元手书多难而不忘黎庶，兴元赦诏责躬而曲奖臣僚，敢贪天以为功，实临谷而滋惧。臣惟有经营荜路，休养穷檐，治兵求效于补牢，兴学图功于炳烛。范文受赏曾何力于伐齐，管仲纳规愿无忘于在莒。”文襄于各体文字皆极矜炼，此尤其经意之作。典雅深厚，在宋人《播芳文粹》中端推上乘矣。
王令言闻安公子曲而知炀帝之不返，宁王献闻凉州曲而知有安史之乱。声音之道与世运消息相通，感应往往不诬也。光绪初，都中盛行陕西梆子腔，其声急促而爨演俗恶，无一雅出。旦色有名万人迷、十三旦、水上漂者，荡亵万状，至不可耐。无端为张子青相国所嗜，驯至衣冠会中亦登场奏技，论者以为庚子西狩殆兆于此。李爱伯侍御寄陶文冲诗云：“都门广奏百部伎，九衢车马驰阃填。念奴新声久已绝，昆仑乐器无人传。何来边调杂西鄙，音噍气促行蹁跹。四座欢娱万人醉，和以乱橐兼繁弦。我闻此曲辄忧叹，得非哀靡愁师涓。”是诗作于甲戌，固早诧为变征矣。
阎百诗曰：“天下人莫柔于苏州，而实有劲直如弦者。”余取乡衮言行证之，知其说固不诬也。太傅陆文端公润庠中正和平本于天性，自韦素至台衮初不矜岩岩之度、务赫赫之名。独至光、宣之际，见于变法操切，渐足以召危亡。屡次抗疏以争，弗稍避忌。尝上《慎用学生》一疏，略谓：“法政一门，各国歧异，悉就其本国之人情风俗以为制。故施之中国动多凿柄，游学诸生于实业等事学成而归者，寥寥可数。而又用非所学，其最多者法政一科也。其中学有根柢，洞知本国情形者，尚能精其抉择而约取之。其余年少气盛，或于本国圣经贤传曾未诵习，于中国风俗道德概未闻知，驯至毁弃古籍，排斥宿儒，甚且废家族伦常之义，父兄与路人视同一致。袭民权革命之说，国家与君主判为两途。而包藏祸心者，且布其族类，潜为谋主。各部院大臣，以为朝廷锐意变法，非重用此种学生不足以仰体圣意。遂乃邪说诚行，遍播京师，久之必至根本动摇，民生涂炭。”又《请将新政酌量停办》一疏，略谓：“今日之害，先由于督抚无权，渐而至于朝廷无权。库储之困难，寇盗之充斥，犹其显而易见者也。镇兵之设也，所用皆未经历练之学生，其言论则纸上空谈，其作用则徒取形式，甚至有不击同胞之谬说。中国有事非但督抚不能调遣，且将反戈相向，其不可用也明矣。则莫如停办镇兵，仍取巡防队而整理之。审判之立也，所授皆未曾听讼之法官，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其老吏之善于断狱者，督抚不得而用之，州县捕役轰然各散，司法巡警缉盗无能，现今审判厅成立，不过各省都会及通商口岸数处，盗贼之多日益猖獗，已至于此。若将来各府州县一律办齐，必至遍地皆盗，则莫如停办审判，仍以听断缉捕归之。州县咨议局之设也，所举皆不谙掌故之议员，逞臆狂谈，箝制当道，督抚不得而禁之。其甚者借筹款之名，鱼肉乡里；窃自治之号，私树党援。上年资政院开议，竟至戟手谩骂，藐视朝廷以辩诘为通材，以横议为舆论，众说沸腾，莫可究诘。则莫如停办国会，仍以言事责之谏院。学堂之设也，所聘皆非读古书之教习，其沿用之教科书仅足启发颛蒙，甚者倡废弃五经之说，而祸等秦燔。禁穷乡私塾之开而毁同郑校，使血气未定之子弟，结党为非，使贫寒聪颖之士流进身无路，则莫如停办中小学堂，仍用经策取士。凡此皆于财政有关。以臣所见所闻，其害已在目前，其利实不知在何日。窃恐变本加厉，将至于朝廷无权，大局不可收拾。”疏上多不报，凡论各弊，厥后悉如所料，且多有甚于所言者。当时新进狂诞，妄事纷更，亲贵无识而盲从之，朝官庸暗而阿附之，几视新法为不刊之典，神圣之经。即有洞微鉴远之士，亦多矜情惜己，噤不发声。而公独侃侃直陈，孤光绝照，自非具刚劲不挠之概，又安能力排众议，尽言无隐如此哉！掇拾于此，既以发明潜丘之说，亦以见末造台阁中犹有此一段正论也。
日本之讲宋学，自藤原惺窝始，而林罗山成之。惺窝名肃，罗山名忠，明万历间人。日本之讲汉学，自伊藤仁斋始，而物茂乡成之。仁斋名维桢，茂乡名双松，本朝康熙间人。俞曲园先生所记东国学派源流如此，彼得我之绪余，至今犹保持弗坠。我国旧学积数千年圣贤所贻，乃有敢昌言毁弃者，无以喻之，但见其为人头畜鸣而已。
校勘家必广搜名椠，以为办讹补阙之资。若但求读书明理，则有不暇及此者。近人周伯进太史锡恩《检书诗》云：“迂生如老覃，营窟四部中。藏书三百箧，未觉京秩穷。意取广读阅，板纸无取工。嗤彼目录家，技与厂贾同。兹事励心得，口耳乌求丰。”观此诗知讲求板本，固非读书急务矣（周太史非字伯进，余因避家讳，以同音字改之）。
德清许周生宗彦有“书价比珠”之句，此乾嘉时事也。今又沧桑屡变，环海交通，流于域外者，则有异族之购求；秘于箧中者，则有豪家之束置。奇编秘笈，麟角凤毛，求如旧日之冷客摊钱，荒棚访籍不可得矣。
合肥李季于观察尝集水鸟之皮，制以为裘，轻暖得未曾有，其色近似元狐，但蒙茸较甚耳。按：罗愿《尔雅翼》云：“，水鸟，雁属，皮可为裘。一名麋，谓其色青苍如麋也。”以形证之，则所制为无疑矣。司马相如而后，久不见此制，虽旧服实创获也。
天津附近一带水{扎鸟}成群，弋人取为常膳。西餐屡遇此品，证之《本草纲目》，即也。但味殊不俊。李时珍以为炙食甚美，其说未确。
潘纶恩道听涂说云：“四川吐寿鸡亦吐绶鸡之类。但吐绶鸡之绶五彩成章，吐寿鸡则喷口垂一寿字，红艳若锦。虽出天工，宛如人巧。”俞曲园先生《茶香室四钞》既录此条，并引李日华《六研斋二笔》所记滕昌悬寿鸟图，以为悬寿鸟者，特人悬一刻成之“寿”字于其颈，非其所吐也。因以潘说为妄。乃白栗斋观察廷夔曾游蜀道，则目睹鸟吐寿字似隶似草，颇具姿势，为余言之甚详。是知物理无穷，虽宿学有未备知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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