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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明梦录
（清）何刚德
●序言
余曩有课孙草之作，意虽不专属课孙，而究限于范围。举凡世事之推迁，人情之变幻，语焉殊未及详。回忆七十年来，身世所经历，耳目所接触，几如云烟过眼，渺然而无可捉拿。夜窗默坐，影事上心，偶得一鳞半爪，辄琐琐记之，留示家人。自丁巳迄去秋，裒然成帙。退居无事，略加编次，分为《春明梦录》、《郡斋影事》、《西江赘语》、《客座偶谈》、《家园旧话》五种。录而存之，祗自成为一家言，本不足为外人道也。嗣友人以《春明》一录，可以存掌故而补遗佚，怂恿付梓。因复加刊削，属诸手民。非敢言问世也，亦藉以志世变已耳。壬戍冬日，平斋识。
●卷上
京师为首善之区，钟虡所在，观听肃焉。时值承平，纪纲未弛，大臣老成持重，尽有正色立朝之风；百僚庶司，不失同寅协恭之雅。即朋簪投洽，亦每以道义相规；文酒过从，依然风流儒雅。人言朋友之乐无如京师，盖于饮食酬酢外独得真趣也。余于丁丑观政铨曹，躬逢其盛，固不以长安为不易居也。不数年，法越构衅，党派渐歧，乃激成甲午中东之战。战后余即出京，然其时风气稍移，而大防尚未溃决也。讵知党祸萌芽，潜滋暗长，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相逼而起。洎丙午重复到京，世事已大异昔时矣。回首春明，重温旧梦，不禁百端交集已。
余以丁丑会试成进士。房考为翰林院编修广东吕冕士师（绍端），座师为大学士吉林宝文靖师（），号佩蘅，吏部尚书河南毛文达师（昶熙），号旭初，礼部侍郎浙江钱湘吟师（宝廉），阁学宗室昆文恪师（冈），号筱峰。吕师、毛师于余戊寅回京时，即不及见。阅数年，钱师亦终于吏部侍郎任内。照例赐祭，余在其教场五条胡同寓所，见世兄干臣总揆（能训）出迎天使，时方数龄也。宝师、昆师则相从最久焉。
余乡榜中式，系在丙子恩科。房考为陕西时铭三师（永新），主考为钱塘孙于授侍郎师（诒经），副考为无锡王莘锄比部师（纟宰）。时师后以引见到京，目力极差，余适在部，为之加意照料。事妥出京，旋即作古。王师文名甚盛，门下尤多知名。丁丑夏间，丁忧回籍，亦旋即去世。孙师即慕韩总揆之尊人，在户部侍郎任内，因惩办部吏史松泉事，为同官所挤，退出毓庆宫，留侍郎本任，意殊不怿，不久亦终于位。师讲理学，待人仁厚，光霁可亲。慕韩与其弟慕蘧二难竞爽，知其发迹之有自来也。
余五应童子试。乙亥岁，始受知于阁学广东冯展云师（誉骥），师书法名重一时，衡文重手法，其规矩较路闰生之仁在堂为精。师在京时，仅谒晤两次，风裁清峻，面瘦而须稀，颇与李太白画像相似。旋任陕抚，不数时即被议免职，然无大过也。
余榜下到吏部，分考功司兼验封司行走。吏部分文选、考功、稽勋、验封四司。文选司掌文官铨选；考功司掌文官议处，而京察大计亦属焉；稽勋司掌文官丁忧更名；验封司掌文官封典及恤典。四司之中，以文选、考功为两大司，选不兼功，功不兼选；其余勋、封两司，随便可兼也。每届京察，吏部一等六员，而汉人居其二，循例以文选、考功两掌印得之。掌印例用实缺郎中员外郎。余到部十一年未补主事，即代理司务厅及验封司掌印。光绪十七年，补文选司主事，升考功司员外，实授验封司掌印。十九年，升验封司郎中，调充考功司掌印。计自榜后告假，即于戊寅秋销假，迨甲午春得一等实历，俸十七年中无一日间断。然视他部之淹滞至二十余年者，已为优胜矣。
余官京师时，召见三次，皆在乾清宫。时德宗正亲政也。第一次因京察一等记名。见时只问籍贯履历，无多语。第二次因郎中俸满截取。见时问在何司当差，对曰：“在考功司掌印。”又问：“考功司有几案未覆奏？”对曰：“只有广东南海县潘泰谦议处一案；不日即当覆奏。”问：“潘泰谦议何处分？”对曰：“革职处分。”问：“何以须革职？”对曰：“此次参案，外头俱已洗刷干净，摺尾以才具平庸四字奏结。部例无才具平庸作何议处专条，惟查佐杂人员俸满甄别例，凡才具平庸者俱斥革。佐杂才具平庸，尚应斥革，知县为正印官，如果才具平庸，自难轻减。拟即比例议处。”随后即略问数语而退。第三次因简放建昌府谢恩。见时先问籍贯履历，后问在何衙门当差，随问随对，对毕便言：“汝去江西，好好安养百姓。”遂点头而退。迨服满进京，简放苏州遗缺府，则孝钦太后重复临朝。谢恩时在颐和园，召见在宫。见时，御座在宫之西间屋南窗炕上，向北。在园时，御座则在殿厅屋东壁，向西。孝钦太后与德宗同坐一炕，太后偏南，皇上偏北。行礼毕，趋案之西北隅，侧向太后跪。隔数分钟，喘息稍定，始发问，盖宫廷体恤之意然也。开首问籍贯，后问福建民教情形，又问矿务能否发达，旋又问在江西几年，江西各府情形如何；并追问当日拳乱，地方如何被扰，后来如何结束？滔滔数百言，俱一一奏对毕，旋叹息言曰：“中国自海禁大开，交涉时常棘手。庚子之役，予误听人言，弄成今日局面，后悔无及。但当时大家竞言排外，闹出乱来，今则一昧媚外，又未免太过了。时事艰难极矣！全赖大小臣工苦心对付，无过不及，才能挽此危局。江苏地方事也不是好办的，予看汝在外多年，事理亦很明白，好好去做便是。”又言：“皇帝有话说否？”德宗只说：“汝可下去。”遂退出。余先后召对四次，经历情形如此。在京时，便微闻两宫有隔阂之说。到苏后，谣言日益歧，更有轩轾已甚之语。今者玉步已改，无可忌讳，而吾身亲见之事，尽有可资印证者。叙其大略如右，不敢赘一辞也。
咸丰之末，文宗出狩热河。时端华、肃顺窃政柄，欲辇京仓米输热。宝师适贰户部，以根本不宜摇动，力持不可。得旨宝某著即处斩。嗣文宗宾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乃改以五品衔署户部侍郎。旋即大用，与恭忠亲王、文文忠公（祥）同心夹辅，蔚成中兴，不得谓非一时之盛也。洎甲申越南之役，朝士以枢臣失职，交章弹劾，遂以礼亲王出代恭邸，而宝师遂与同直诸公同时出军机矣。
宝师尝告余曰：“汝同乡陈伯潜参崇礼曰：‘识字无多，习气甚重。’谓不应任以礼部尚书也。渠特未知崇礼来历耳。当洋兵之毁圆明园也，两宫以列祖列宗圣容为重，有旨命我往视。及到园，满地灰烬，村无居人。时崇礼以奉宸苑苑丞独守官舍，我询以洋兵踪迹及连日蹂躏情形，相对而泣。旋告以来意，假以从骑，同往各处寻觅。二人奔驰十余里，见圣容散佚地上，残破不堪，惊惶无措，崇礼乃泣言曰：‘圣容毁坏至此，即检拾亦不能全。若举以覆命，不特徒增国耻，且益伤圣心。以苑丞愚见，不如归之火化，较为得体。’我以其言甚中肯，乃嘱其寻觅稻草举火，跪地位而焚之。归以遍寻不见覆奏。自是我甚重其人，遂由苑丞渐渐升到郎中。二十余年，循资按格，得一尚书，似不为过。今谓其识字无多，苑丞何能与太史公比？但事理之明白与否，自又当别论也。”
宝师出军机。逾数时，两宫谒陵归，军机大臣五人，各赏穿黄马褂。次日，师告余曰：“昨日上谕看见否？汝以为何如？”余曰：“未免太滥。”师曰：“兰州克复之日，捷报至，穆宗召见军机，各赏穿黄马褂。是日恭邸请假，我领班见，辞曰：‘黄马褂，所以赏战功也；军机大臣只是承旨书谕耳，何敢冒赏！’穆宗曰：‘兰州克复，算是十八省一律肃清，我实在欢喜。军机不为无功，汝不必客气。’固辞不获，乃奏曰：‘奕（恭王名）今日未上来，俟他明日上来再定。’卒未奉诏。次日，恭邸销假，遂将此事化去。他们随扈谒陵，仅往返数日耳，膺此懋赏，未免太便宜了。”师此言虽不免有牢骚意，然亦足见先后进固不相及也。
洋兵毁圆明园后，英使巴夏礼入京议和，在礼部设宴。宝师时为军机，躬与其役。余见其与醇邸唱和感旧，诗中有“剑戟如林免胄趋”一语，可见城下乞盟，备受屈辱。证以当日译署照会，肆意谩骂，其狼狈情形，可想而知。余阅诗后，略询究竟，师笑而不答，旋以谑语了之。
宝师休致后，醇邸遇有大政，必相询问，时时馈送食物。有一日，送蜜桃及西山毛菰两种。余适在座，宝师分一半相赠。毛菰形大如灵芝，煮而食之，味荤如鲍鱼，遍求诸都市，不能再得也。宝师系丁酉拔贡，余认为年伯。师最重年谊，故待余为尤厚。退休后，余时常往候，月必数至。慨谈时局，追寻往事，余心领意会，所得殊多。师家居八年，疾革并不甚剧。易箦时，红光满面，洵善终也。
宝师一日将散值时，先往出恭。恭王待之久，及见面，嘲之曰：“往何处撇宝去？”（撇宝二字，京中谑语也）。师曰：“那里，是出恭。”恭与宝二字，针锋相对也。又一日，恭邸自太庙出，指庙碑下＜厂＞，谓宝师曰：“汝看这个宝贝。”师号佩蘅，“贝、佩”二字，音相似也。师应之曰：“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此可谓善戏谑矣。盖当时枢臣见面闲谈，多杂以谑语，意恐一涉正事，转致漏泄机要，殆古人不言温室树意欤。
清室诸王，以恭邸为最贤明。虽平日有好货之名，然必满员之得优缺，及汉员由军机章京外放者馈送，始有收受，闻其界限极为分明。余尝对宝师称道其人，师曰：“恭邸聪明，却不可及；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间疾苦究未能周知。事遇疑难时，还是我们几个人代为主持也。”此等微词，特于深谈时偶一及之，不能多得也。
恭邸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余素未与周旋。简建昌时，渠适在军机，例应往谒。见面行礼不还，然却送茶坐炕，请升朝珠，甚为客气。叙谈颇久，人甚明亮，惟送客不出房门耳。闻后来摄政王初入军机时，见客便坐独炕矣。
光绪初年，翰林渐拥挤，而简放学政试差，军机大臣偏重门生，不无可议。而怀才不遇者积不能平，遂因法越开衅，归罪枢臣，交章指斥朝政，人目为之清流。宝师尝对余言：“天下事言易行难，局外不知局中之苦，徒挟其虚侨之气，苛以责人，于事何益？”然清流后亦陆续放差，似有美珠箝口之意，旁观多窃议之。究其弹劾贪佞，淘汰衰庸，多称人意，不得谓清流之不胜浊流也。嗣后法事愈亟，乃简老为南洋会办，吴清卿为北洋会办，张幼樵会办福建军务，意谓坐言者必使之起而行也。谁知用违其才，其何能淑？南洋有曾忠襄（国荃），北洋有李文忠，不受牵制，赖以维持。而福建何小？宋制军（）魄力薄弱，遇事推让，遂至马江一战，全军歼焉，张被劾落职。广西兵败，老因前保唐冏、徐延旭二人，照滥保匪人例，降五级调用，而清流之气衰矣。
清流之起也，或云李文正与同直意见不合，恭邸不无左右袒，势孤无援，清流从而赞助之。虽未显露水火痕迹，而恭邸则以勋旧懿亲，卒因之罢退，不得谓非清流战胜也。
恭邸之出军机也，先朝派往东陵，恭代清明节祭典，此差本闲散王公之事，特派恭邸，大家即疑其有异。旋孝钦太后召见醇邸，议于九公主府，拟定上谕，贬斥枢臣，而以礼亲王（世铎）代恭邸领班。军国大事，醇邸一同参预，长白额小山尚书（勒和布）、朝邑阎文介（敬铭）、南皮张文达（之万）、济宁孙文恪（毓汶），遂入直焉。孙时为侍郎，上谕之稿，即其所拟也。恭邸未回京，忽然发表，耳目一新，不可谓非孝钦太后之果决也。恭邸退居十年，直至中东战后，始复入军机，盖元气已大伤矣。余出京不数年，而恭邸薨逝。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皆未与其事，不得谓非以令名终也。
恭邸与宝师同患难而赞成中兴，后亦同日被谴，交情自属较厚。宝师薨，诏入祀京师贤良祠，诚异数也。进主之日，余获观盛典。主未入祠时，恭邸即先往看视祭器祭品，示厚意也。未行礼而遂不见，余怪问满人，则对曰：“皇子于廷臣，不能行跪拜礼。”其来也重交情，其去也重体制，盖两得其道焉。
醇王旧邸，即德宗诞生之地，例名为潜邸。醇王薨，以其邸改为醇贤王庙，犹世宗潜邸，今改为雍和宫也。余时派往查估工程，见其房屋两廊自晒煤丸，铺满于地，俭德殊不可及。后来亲贵非常骄奢，不数年便覆败。可见祖宗世业，守之难而失之易也。
孝贞太后大事出殡之日，余入东华门观礼，前导无甚排场，銮舆卫伞扇之外，只见捧香炉者或十人或二十人为一队，分队前行。中夹以衣架脸盆架，错杂其中。其余金银锞纸扎等等，陆续而至，与寻常民间出大殡者无异，但品制不同耳。须臾，见梓宫自景运门出，而上杠与寻常棺椁亦无大异，惟和头作文点式，远望似黄色绣罩。正在趋前审视间，忽闻有一人喝“站住”一声，谛视之，则恭邸也。而德宗即随之而至，头戴白草笠，穿白袍青布靴。其时随从及观礼者几千百人，一切缟衣，上下无能区别。惟闻皇上缟素，靴用青布，王公亲支稍杀之，余皆不能用布。此所以示别也。梓宫出城暂安，殡宫名曰暂安殿，派王公轮班上祭，定期下葬，则谓之曰永远奉安。当日体制何等隆重！戊申两宫崩逝，余在苏州，即不及见。而德宗因崇陵工程未竟，辛亥后始行奉安。闻当时梓宫由火车行，则往事不堪回首矣。
咸丰辛酉，洋兵烧毁圆明园，京师震动。文宗在热河崩逝。时孝钦太后方二十八岁也，端华、肃顺意存不轨，醇邸奉懿旨捕肃顺于客邸。天时极早，屋门尚闭，醇邸捶门呼曰：“有旨意！”内即应曰：“若是母旨意，我却不受！”乃破扉入，擒而治之。于是梓宫回京，穆宗遂承大统，两宫垂帘听政。此虽恭邸与诸王大臣翊赞之力，然遇事皆取懿旨进止，不得谓毫无主持也。但孝钦太后精明虽胜于孝贞太后，而甫经听政，诸事究未娴熟，故当曾文正功成入觐之日，召对问答，不过敷衍数语而已。文正集中所载，自非虚语。嗣后历四十余年之世变，备尝艰险，体悉下情。余在宝师处熟闻。其召对情形，早有所知，故余甲午放苏州时，召见侃侃而谈。其英明处，不能不令人钦服。惟平日在宫中驭下过严，且性喜游观。如重修颐和园一事，宝师谈次，亦颇有微词。且自西幸回銮后，因宫中旧物半多散失，不免喜受贡献，虽系晚景无聊，究不免盛德之累。然其四十余年，支持危局之功，不能以一二事掩也。
德宗大婚之次年，孝钦太后率宫眷赴东陵祭扫，仍名曰“打围”，盖清以骑射得天下，不忘用武意也。吏部例应随扈，而余从焉。京距陵二百四十里，沿途铲平民田，筑成御道，遇水成桥，其平如砥。而另有便道便桥，则供随扈者往来。每日两尖站一宿站，到处旧有行宫，规模具备。而随扈者每站必须先行，以备站班接驾。百姓遮道跪迎，若站班则不必跪。驾之将至，必有一骑口呼“二里”二字，谓驾距此只二里也。呼“二里”后，大家必须在帐棚前鹄立迎候；驾过后，即须拔棚先走。其下站迎候之例亦如之。在路上，只住帐棚，皆席麦地而寝。到陵后，各觅一土屋歇宿；若无土屋，则仍住帐棚。陵之行宫在山上，宫墙外人持一灯，密如繁星。宫外距里许，则营棚缭绕。缘山上下约数里，其明如画，洵大观也。驻陵两日，礼毕即还京。沿途宫女买花篮及食物，与寻常妇女出游毫无所异。车驾来往，任人纵观。不设警跸，与寻常大官出门亦无以异。古称翠华巡幸，不知何等郑重，其实亲历其境，所见度不过如是也。陵在直隶地面，而以直隶总督为地方官，犹督抚出巡，而以州县办差也。故谒陵先期，直督必到京请驾，沿途随行，沿站迎接。犹忆到陵之日，圣驾未到，李文忠即至宫门口候迎，立在宫门近处，伯亲王（彦讷谟诂）竟以手麾之使下，意谓此系王公站立之所，非地方官所得僭也，文忠即逡巡而退，规矩何等严肃。及德宗车到，驾辕一骡，高与人齐，为生平所未见。余从旁观之，口占一诗云：“上相长身（文忠身极高，余并不矮，然与之并立，才及其肩耳。）请驾来，骅骝道路一鞭开。人中称杰马称骏，等是天家首选才。”盖纪实也。驾到后，大家一哄而散，文忠亦乘舆返寓。隆裕皇后后至，文忠路与之遇，并不下舆。余怪问溥倬云是何道理，倬云曰：“臣妾一体。皇后特妾耳，大臣无避道之礼。”殆亦满州重女轻妇之故欤。
清廷家法，驭太监极严，稍有劣迹，即予杖毙。德宗亲政时，喜用一太监，文姓，系直隶秀才。面目清秀，而气焰颇盛，日捧摺盒，进出军机处。余进内时，常遇见之。乃不两月，为慈宫所知，立即摈斥，或云其毙于杖下。都下盛传李莲英即皮小李，为孝钦太后所信用。醇邸巡视北洋，派往伺候，人即以监军目之。然余自充掌印后，因公事出入宫门，月必数日，七八年间，未曾见其一面。大概内府满员知其为慈宫所喜，与之联络，渐起招摇，事所不免。若谓部院大臣公然与之往来通声气，则吾不能以毫无印证之事，随声附和也。且宫内四十八处总管，各管宫殿一处，形容枯槁，衣服蓝缕，个个与穷寡妇无异。余进宫查勘工程，该总管等开门引导，必恭必敬。其伺候御前者，虽不能与此比例，然其数闻甚有限，且与廷臣势实隔绝，无从接洽。犹忆屡次召见时，在丹陛下板屋内小坐，太监端茶点火吹烟，备极恭顺，赏以京票四千，便似欢喜过望。余出京后，渐有招权纳贿之风说，而余终不深信。即如二次进京，事隔十二年，所见亦不过如是。吾岂屑为若辈讳哉，亦以疏逖小臣，无嫌可避，特纪其实耳。
余勘估宫中工程，见宫中妃嫔每人各住一院，每院中必排百数十个饽饽，未见有特别厨房。其余殿宇甚多，无一不供佛者。其最高之楼，名曰普明圆觉，上层皆供佛像。登楼而望四面，只见黄琉璃瓦而已。乾清宫后进即交泰殿，俗传皇上大婚住处。意以为中必有御床也，乃窥其中间，仍是高供一佛。且殿内窗槛纸皆向外而糊，与关外民房同，殆不忘土风欤。其两廊所排列者仍是饽饽，盖宫人食料，固以是为常品也。宫人之不得意者，多自制荷包，令太监售之于外，每套得银四两，其针黹极精致。宫女与人家婢女无异，一律穿红布衫，以月白缎镶边，余随扈东陵时，曾亲见之。可见宫禁之中，崇尚节俭，不似人间富贵家也。
德宗之初亲政也，内务府大臣立山新署户部侍郎，因皇上畏冷，造一片玻璃窗，装于殿门。太后闻之大怒，召而告之曰：“文宗晚年患咳嗽，亦极畏冷，遇着引见时，以貂皮煨在膝上，何等耐苦！皇上年少，何至怕冷如此？况祖宗体制极严，若于殿廷上装起玻璃窗，成何样子！汝谄事皇上，胆大妄为。汝今为廷臣（谓署侍郎），非奴才可比（内务府谓为世仆），我不能打汝。然违背祖制，汝自问该得何罪？”渠乃磕头如捣蒜，求恕死罪。后将玻璃窗撤去，而事始寝。
余初次召见，麟芝庵中堂告余曰：“太后限皇上，召见一次，奏对至少须以十分钟为度。然皇上口吃，不能多言。汝上去，遇皇上发问后，即可洋洋洒洒，畅所欲言。敷衍十分钟，便可下来，不必过于拘谨。”后验之果然。凡召对时，一殿之内，只有御案一座，绝无侍从一人。殿前太监遇掀帘送入，后即避往他处，俟召见之人掀帘出门，始由对面赶来。盖宫中规矩极严，绝无耳属于垣之事。召对之人，如何称旨不称旨，及如何奇形怪状，他人皆不与闻与见也。
内务府之职，如衙门之有庶务，即俗所谓账房也。账房有折扣有花账，已处处有弊，而内务府更有百倍于此者。尝闻宣宗极崇俭德，平常穿湖绉，裤腿膝上穿破一块，不肯再做，命内务府补之，开账三千两。宣宗怒其贵，严诘之。渠对曰：“皇上所穿裤腿，系属有花湖绉。翦过几百疋，鲜有花头恰合者，是以如是其贵。”后来不知如何结束。推之他事，可想而知。德宗在书房，曾与翁文恭师傅闲谈，便问师傅：“早起进内吃何点心？”翁对曰：“每早吃三个果子（即鸡蛋包）。”德宗曰：“师傅每早点心，要用九两银子了！”盖御膳房报帐，一个鸡蛋须三两银也。孝钦太后生长寒门，民间琐事，无不周知，而内府蒙蔽尚且如此。甚矣，积重之难返也。
孝钦系宫中册立，本不能以常礼待恭邸。且自热河还京，患难与共，渐底承平，故对恭邸不能无畏惮意，即宝师与文文忠诸老臣，亦不能颐指而气使之。时颐和园大兴土木，舆论嚣然。宝师曾对余叹曰：“太后当时尚想巡幸五台山，赖我们诸人劝谏而止。否则，南巡之役，未必不见于今日。”只此数言，言外固有无限感慨也。
孝钦晚年喜学画，召€南缪太太入宫。又喜闻外国风俗，召裕庚留学德国之女入宫。然不久均即放出，却无干政之嫌。嗣因国际关系，延外国公使夫人进宫游宴，而俄使夫人称道程德全遇变抗节之美，程遂由同知不次而擢黑龙江巡抚。程抚苏时，意尚以亲俄自豪焉。甲申以后，宫中颇自由，盖慈宫敬惮醇邸，逊于恭邸也。即如广召优伶入宫唱戏，亦以甲申之后为盛。此虽小节，却煞有关系也。
穆宗之崩，未有皇子。而文宗位下，当时亦未有皇孙。若欲立子继统，则必须求之宣宗位下之曾孙，孝钦自有所不欲，乃权以德宗为继。德宗为醇王福晋所生，福晋即孝钦之胞妹也。改元曰光绪，意谓缵道光之绪也。当时廷臣尚无间言，而于穆宗如何立嗣固未议及也。惠陵奉安之日，吏部主事吴柳堂前辈（可读）乃自请往行礼。事毕，住在蓟州小庙，缮一奏摺，作绝笔诗一首。摺内只记有“今者惠陵永，帝后同归，既无委裘植腹之男，又乏慰情胜无之女”数语。其大意则指太后不为穆宗立子，是使穆宗绝嗣为不当。其诗云：“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抔土已成黄帝鼎，前星犹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处，五更风雨蓟门东。”州官驰报，全城哄动。朝旨乃下廷议，随即降旨，谓：德宗所生之子，即承继穆宗为嗣；当初本是此意，今既有此奏，著即明白宣布。此事遂因之结束。其时清流竞以气节相高，乃鸠赀立祠私祀之。当修祠时，陈芸敏侍御（莹）告余曰：“我拟送他一联，曰：‘二三豪俊为时出，七十老翁何所求。’余应之曰：“吴柳堂以庶吉士散馆，铨选主事到吏部，人尚朴诚。迟暮伤心，思欲树一节以表见，自亦恒情。烈士殉名，既以身殉，何必不予以名？”渠曰：“死者固可原，生者亦未免太好事了。”盖其意不甚附会清流，而以建祠为无谓也。
清宫相传，有一宫史，饮食有一定笾俎，起居有一定时刻，毫发不苟；若驻三海，驻圆明园，则不拘泥。故从前帝后皆以驻宫为苦，夏令必驻三海，托名避暑也。孝钦垂帘十余年，后以大难削平，渐思逸乐。痛圆明园之毁于洋兵，乃于圆明园左近，修理一颐和园。大吏颇有贡献，且闻有拨海军开办费以济之者。当日言官交章谏阻，持之太蹙，以致激成非修不可之结果。徐荫轩相国尝谓余言：“此事之成，阎丹初不能无罪。渠自命能理财，将库平减成发给（库平改为京平，百两可省六两，谓之减平），年可省数百万，致长朝廷侈心。”防微杜渐，春秋责备贤者，不得谓此论之未允也。阎朴而近矫，徐正而近迂，然其正色立朝，毅然不可犯，及今思之，不得谓非老成典型也。
甲午之前，李文忠奏海军成立，谓东南滨海七省，海疆可资屏蔽，语意不无铺张。朝廷乃派醇邸，前往天津阅看，又派内监李莲英随侍，意在慎重海防。所派随侍，亦系尊重懿亲之意。到津后，北洋大臣照阅兵王大臣例办差。阅兵时，李莲英只在后伺候王爷，亦未为总管设坐。乃言官纷纷上摺，谓阉人监军，恐蹈前朝覆辙。杜渐防微，言之亦自成理。谁知中东事起，主战者乃执李文忠前奏，逼其一试。而赔款割地之祸，发端于此矣。
甲午六月，德宗万寿，赐宴太和殿，每部司官两员，余与溥倬云与焉。宴列于丹陛，接连及殿下东西。两人一筵，席地而坐。筵用几，几上数层饽饽，加以果品一层，上加整羊腿一盘。有乳茶有酒（酒系光禄寺良酝署所造）。赞礼者在殿陛上，赞跪则皆起而跪，跪毕仍坐。行酒者为光禄寺署正。酒微甜，与常味不同。宴惟水果可食，饽饽及余果，可取交从者带回。赤日行天，朝衣冠，盘膝坐，且旋起旋跪，汗流浃背；然却许从者在背后挥扇。历时两点钟之久，行礼作乐，唱喜起，舞歌备极整肃。宴之次日，赏福字、三镶如意、磁碗磁盘、袍褂料、帽纬、白绫飘带八色。恭逢盛典，渥荷殊恩，今日思之，如隔世矣。宴之坐次，自王公大臣在丹陛上，各官各按宪纲，递为坐次。西边末坐，则为朝鲜使臣宴席。朝使圆领大袖，手执牙笏，尤为恭顺。中东战后，朝为日并，殿廷上不复见朝鲜衣冠矣。
甲午十月初十日，为孝钦太后六旬圣寿。先期即设庆典处，筹备典礼，备极隆重。故于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德宗万寿，有大开筵宴之举，亦为是点缀也。其时中东和议决裂，筵宴之日，摩天岭即有开战之说。大家议论，谓甲子三旬万寿，其时甫经垂帘，且大难未尽平，自无庆典可言。甲戌四旬万寿，即穆宗崩逝之年。甲申五旬万寿，亦因中法开战之役，均未及举办。今年又遇中东战事。可见太后办万寿，实有不利。然事已举行，各省祝嘏者亦纷纷进京，只可勉强成礼。届期太后出宫，坐六十四人所抬人辇，路过各处，均各有点景，结彩燃灯，陈设甚美。辇如佛龛形，扶辇之銮仪校皆穿五彩衣。辇行甚缓，德宗步行前导；前又有王公二人，手各持如意一柄，俯首退后引行（凡典礼所派，前引对引大臣，皆退后行，不敢背面相向）。整齐严肃，颇称一时之盛。然人心不定，亦只粉饰升平，敷衍了事而已。
内务府郎中庆宽伺候慈宫，颇见信用。有一日，德宗因慈寿要送礼，乃告庆宽曰：“我要送太后寿礼，汝为我备之。”庆乃打四个金镯式样呈进，谓：“皇上要送老佛爷（清宫信佛，内府称太后曰老佛爷）寿礼，四个镯样，请旨要那样，即打那样。”太后曰：“我四个都要。”庆举以回奏。德宗问：“四镯须价多少？”庆曰：“值四万。”德宗曰：“岂不是要抄我家了！”（传闻德宗私蓄四万，存在后门钱铺生息。今言抄家，与此语似相印。）此一事也。庆宽办理太后六旬万寿庆典，设有庆典处，所有应用器物，均由其包揽，殆尽抬价居奇，从中取利。且其气焰咄咄逼人，旗人多忌之。嗣有满御史密奏庆宽家藏御座，举动不轨，及诬其身家不清等事。奉旨派敬侍郎（信）查办，余与溥倬云充承审司员。德宗召见敬侍郎，必欲置之死罪。累日查无实据，我告侍郎曰：“查办必须情真罪当，不能杀人媚人。”过几日，上又召侍郎曰：“汝言庆宽无罪，吾不疑汝，难道汝之司员尽靠得住耶？”侍郎曰：“臣所派司员二人，均系京察一等记名之人，何能信不过他？”德宗又曰：“他果无罪，难道算不得他违制耶？”侍郎出告余，余曰：“违制例应革职。若办到革职尚可，余外则不能奉诏。”后乃举其门口设下马石，谓非郎中家所应有，作为违制，照例革职覆奏。摺久不下，旋军机张文达出来画稿，余密问之，张曰：“不要作声，顷已派中堂前往抄家矣！”抄数日，得银三千余两，他无违禁之物，而庆宽遂以落职了案。后太后重复训政，庆宽不知如何作用，又部选江西盐法道。此又一事也。大概清宫家法极严，太后待德宗不少假借，而｛曰｝御之徒伺候意旨，播弄是非，不免积成嫌隙。观上列两事，所谓两宫不和，固不无影响，然其确实可指者，亦只德宗要重办庆宽数语而已。其余则得之传闻，究亦迷离惝恍，不可捉拿也。
中东之役，翁文恭独主战，诸名士实怂恿之，盖狃于拘获大院君已事，不肯让步；且以海军可恃，疑李文忠为卖国。然文忠揣势量力，心知其不可战，而口不能言。虽严旨督责，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而终屹然不动。朝士固甚喧嚣，而群帅贪功，亦跃跃欲试。吴清卿自请出关，乃雅歌投壶，风流自赏，未战而兵溃。日兵步步深入，海军又歼于刘公岛。丧师辱国，十倍甲申。甲申虽迭遭败衅，而谅山一战，法兵亦被重创，马江战舰虽亡，而法大将孤拔，闻亦为炮台流炮所毙。议和时，故未及赔款也。此役海陆两军俱败，李文忠亲到马关议和，几为日人主战党所狙击。裹疮定约，赔款二万万；割台湾及金、复、海、盖四州县。后因俄、德、法三国仗义执言，以日本系岛国，不能占腹地，而金、复、海、盖始复为我有，辱孰甚焉。自是而德租胶州湾，英租威海卫，俄租辽东半岛，法租广州湾，不数年间，相继而起，盖列国亦狃于均势之局，几成瓜分，虽不与此役相属，何非此役阶之历耶！
中东之战，日兵直逼奉天。警报时至，京师震动。朝士之主战者，纷纷搬眷出京。余以实缺一等人员，无弃职舍去之理；老母亦意在持重。同乡多视余家眷行否为进止。时南皮张文达管部，并兼军机。余于画诺之余，密探消息，文达微有指示，余遂决计不动。旋和议成而心安。当时实亦冒险也。
甲申时之清流，甲午时之名士，皆翰苑高才也。论者谓当时军机大臣若能收罗之，则群才不生怨望，未有不安然就范者，何至激成中法、中东之战哉。人或疑此言为锻炼周内，不知履霜坚冰，天下事固有发端甚微，而贻祸至不可测者。君子所以贵知几也。
甲申之役，推倒军机，实即革命之导火线，而皆翰林院之人为之也。戊戌政变，则以进士举人为之。范围愈广，则变象愈亟。噫，其殆有天意欤。
庚子拳匪乱后，厉行新政，拟将中国旧法，逐渐变更。至丙午之夏，袁项城以直督入觐。时余正入京候简。端午桥以闽浙总督留京不行，待袁来共议立宪，费尽营谋，改授两江总督。盖是时中国始发见“立宪”二字也。
两宫垂帘，枢务以恭邸领之。诸大臣中，择一二人为主笔，余则仅供参赞。其后进者，谓为打杂军机，拟稿而已。盖不如是，则意见纷歧，纪纲不肃。部院情形，亦大率类是。主笔即当事之意，人或竟以当国目之。光绪初政，文文忠（祥）、沈文定（桂芳）当事。文殁则宝师继之。沈殁则李文正（鸿藻）继之。景尚书（廉）、王文勤（文韶）、潘文勤（祖荫）、翁文恭（同），先后入直。王、潘旋入旋出。至甲申，则以礼亲王（世铎）代恭邸，并令醇邸参预大计。余则全体罢免，易以额尚书（勒和布）、阎文介（敬铭）、张文达（之万）、孙文恪（毓汶）。不数日，许恭慎（庚身）以前充领班章京，谙悉体例，亦入直办事。张年老而阎旋退直，孙文恪便当事。嗣许殁，徐忠愍（用仪）入焉。甲午，朝鲜事起，先令翁文恭、李文正参预军事。冬间，额张出，即令翁、李入直。旋恭邸复起。孙因病自请开缺，文恭、文正复当事，刚相国（毅）继额而入直。丁酉，徐忠愍出，钱侍郎（应溥）、廖总宪（寿恒，后升尚书）更迭入直。戊戌夏，文恭被黜，旋而恭邸薨逝，复召王文勤入直。时同直为刚相国（毅）、启尚书（秀）、廖尚书（寿恒）、裕尚书（禄）。八月政变，荣文忠以直督到京，即令入直；裕尚书出任直督。己亥十月，廖尚书退直，以赵尚书（舒翘）继任，其时刚相亦颇用事。庚子，拳匪倡乱，载漪袒拳弄柄，奴视枢臣，暴戾恣睢，枢廷几为之蹂躏焉。乘舆西狩，文勤一人随行，荣文忠随由保定奔赴陕西行在，即命入领军机。诸大臣陆续至，礼邸遂改任他差。和议成，勒办祸首，启秀在京正法，赵舒翘在西安赐自尽。事平回銮，军机不以亲贵领班，即以文忠任之。余丙午到京，文忠已逝，庆邸继文忠领班，而鹿相国（传霖）、瞿相国（鸿机）、徐尚书（世昌）为之辅。枢廷略具规模，然而庆邸已明受馈送矣。辛酉之后，亲贵蜂起，纪纲尽弛，枢政益歧。吁，既灌以往，吾不欲言之矣。李文正当国，虽不免有偏执之议，而风裁端整，视事谆恳。余时到部未久，即颇蒙其青睐。张文达名士风流，颇有不羁之概，然其久历封疆，饶有识解。中东之役，渠正管部，余于私宅画诺之余，谈论时局，颇多感叹，盖知其不得志然也。老成典型，至今有余恋焉。
鹿文端丙午时，与瞿、徐同直枢廷。三者之中，以文端为最无权，两耳重听，人不免以伴食视之。其实文端由牧令起家，煞有经验。余候简在京，约三个月，时往谒之。门庭冷落，余每到辄纵谈不倦。尝太息谓余曰：“中国百姓太愚，中间这一般人又太刁，如何得了！”余归而告人曰：“大家笑鹿中堂，虽做过外官，其实外官之事，亦不甚了了。今观其所言，何等了了！”盖当时风气日非，虽有老成人，亦供人狎侮而已。
翁文恭美须髯，风采奕奕，忠君体国，尤喜汲引人才。甲午主战，丧师辱国，无可讳言，然其时圣眷犹未衰也。恭邸复出，深资倚任，亦谓英雄不以成败论耳，爆直逾四年，戊戌四月罢免。八月政变，刚相谓其曾经面保党人，褫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是严谴只因面保党人，被人谗毁。况所谓政变者，不过出诸一人之口，变究未成；群儿作戏，虽变亦何能通？文恭即未去位，岂肯与闻其事耶。至谓两宫之间，不善调护，不无离间嫌疑。然文恭身为师傅，处难处之地，尽有难言之隐，亦即有可原之心。文恭于宣统时，明诏开复，追予谥法。今者国事已矣，此等莫须有之言，正不必剖辩是非，徒乱人意也。
余于翁文恭之侄孙夫廉访（斌孙）为同年，然于私宅未尝一谒。且文恭于余在京时，从未到过吏部，亦并无堂属之谊。一日因查办仓案，堂司各官群集仓署，文恭独于稠人中，趋而与余言，甚致殷勤之意。余得京察记名后，逾年未简放。文恭屡言之于恭邸而未得，当缘简放官缺，虽由军机大臣公同进单，而拟放何人，须由领衔之亲王开口，他人不能预也。有一日，建昌府缺出，文恭在毓庆宫先奏。德宗谓：“今日建昌府缺，请简某人。”故召见。军机进单时，不待恭邸开口，便由御笔圈定。余谢恩后往谒，文恭具道抱屈之意。余曰：“此皇上天恩也，何敢不感激！”文恭悚然致敬。后因徐忠愍与人私言当日原委，余始知文恭汲引之力，固煞费苦心也。
徐忠愍为吏部侍郎时兼军机，于部务却稍可主持。人极通达，与余最相得。余当时颇露圭角，徐告人曰：“是不可干以私者也。”甲午战后，余颇急乞外，而徐以班次在后，爱莫能助，时常道歉，其情固甚可感也。余出京后，渠于丁酉出军机。拳匪之役，与许侍郎（景澄）、袁京卿（昶）同罹于难。和议成后，始行昭雪，追予谥法，浙人目为三忠。无妄之灾，不能五天道，宁论之慨也。
王文勤人极圆通，人以琉璃球目之；然其扬历中外，老成持重。任吏部侍郎时，判事敏决，满腹精神。庚子拳乱，渠适在军机，以白发老臣一人，相从西幸，备极贤劳。余丙午到京，见其老态龙钟，视乙未在天津节署见时，风采顿减，然忧国之意，溢于词色。且对余言：“大家皆抱怨老太太（指孝钦言）。汝须防老太太一旦升天，则大事更不可问。”言下盖别有感慨也。
余到京时，初未识荣文忠。文忠为昆师母之从兄，风度翩翩，饶有才干。光绪初元，任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当时已铮铮有声，嗣因事镌职。有一日，在宝师处听剧，与之同席而坐。钟杰人同年以闽语问余曰：“这一个山查是否续燕甫？”（两淮运使续昌）余曰：“不是。续燕甫我见过。”荣文忠亦用闽语答曰：“汝们说福州话，我们亦会说福州话。”杰人乃问其贵姓台甫，渠以荣禄号仲华对。余知不妙，遂移往他坐。后数日，昆师告余曰：“荣仲华告我，汝与杰人以福州话唐突他。”余曰：“杰人问这个山查是否续燕甫。山查者，闽人指红顶言也，并非谐谑。”师闻之大笑。后在师处屡相见，渐渐往来。嗣文忠起复，任西安将军，回京尚以口外羔皮桶见赠。盖以“山查”二字，遂订交情。其实文忠之先人为闽副将，后以总兵殉粤匪之难。时文忠尚幼，寄读于饶提督（廷选）家，即林赞老之岳也，故于闽人感情加厚。余出京后，以雪泥之隔，并不与之通信。戊戌政变，文忠以直督入军机，从容弭变，保全实多。拳乱西行，趋赴行在，维持大计，煞费苦心，朝局赖以底定，厥功伟焉。丙午到京，惜不复见，为之怆然。
昆师性耿介而好臧否人物，尝谓余曰：“福箴庭（锟大学士）岂有此理，昨日在朝房，竟骂人曰麻烦（麻烦即累赘之意，京城土语）。似此伧夫口吻，如何做得中堂。”余闻之悚然。盖当时朝纲整肃，京官体制固一毫不苟也。又尝讥恩中堂（承）曰：“汝看恩中堂，凡事都说是照例。他做中堂，本是照例；即其面目，亦是照例。”盖嘲其方面，田田庸庸，得厚福也。细思之，不觉失笑。
满员以笔帖式为正途，其由科甲出身者甚少。部院堂官，不尽皆科甲人员，其中人才之杰出，亦有可指者，前所云荣文忠即其一也。又有吏部广少彭尚书（寿）事理通达，风裁峻整。其兼任内务府大臣也，每见其入宫门时，群阉严惮，不敢正视。在部时，与余亦甚相得，惜相处不久，旋薨于位。及今思之，尚有余慕也。
溥倬云（兴）为主事时，与余同部且同差时多。后升尚书，以病免。余简建昌同时，户部郎中有（泰）亦放陕西知府，其兄玉岑尚书（良）告人曰：“近日放两知府，舆论皆为朝廷贺得人。”又为之说曰：“官阶道尊而府卑。然朝廷实重府而轻道，谓府独当一面，可办事也。”此说虽非杜撰，宝师曾与余言之，其实亦慰藉语耳。后礼部应诏，保荐人才两人，余与焉，领衔者即尚书也。
端午桥官工部时，与余多同事工程。后由霸昌道，不十年游历封疆。丙午夏，余到京，相见于庆邸，初几不相识，后乃告余曰：“隔别多年，君竟留须矣（余四十二岁到建昌，路人谓太守为年轻，特于接印之日留须）。当时君记名，我尚未记名。君记之否？”盖自夸其已为总督也。旋渠改督两江，余简放苏州，竟成属吏矣。然总督驻扎江宁，而苏州则在苏抚范围之内，尚少直接关系。故渠在任，有盛行赂贿之名，而余则一毛不拔，虽未邀其青眼，却未曾稍有龃龉也。渠少颇不羁，自为满人，偏诋满人为不肖。鉴赏金石，颇负时名。惟其热中太甚，倒行逆施，知进而不知退。自调直督罢斥后，仍求四川一差，以为再起之计，致遭惨杀，死事不无可悯。然平心而论，不得谓非自取也。
同部升吉甫主事（允），汉军旗人，由举人出身，分吏部候补，而无甚出色。中法战争之前，有一日，递一条陈，请代奏。时万文敏公（青藜）任尚书，接其摺子。适余与戴艺甫（锡钧，后简放大名府）同往启事，文敏乃谓余二人曰：“此系公事，可以公言。”余看其摺子，意谓洋人太横，今宜仿乡试放主考之例，预定一日期，各省各派一大臣，计算程途，同日到省，将该省洋人同时杀尽，不得走漏风声，致令逃逸。定例司员代递封奏，应守秘密。文敏喜诙谐，而竟以公事公言告余两人，亦示调侃之意。升、戴与余同事，日日见面，本皆相好。下堂时，戴诘之曰：“汝知洋人尚有国否？汝杀其人，能杀其国否？”二人舌剑唇枪，互相争辩。余以他词乱之始止。余出京后，升竟入译署作章京，后又出洋保候补道，不知如何升转，由陕藩氵存擢甘督。庚子西狩之役，升在陕西迎驾。太监沿途骚扰，渠力裁抑之，铮铮有声。嗣又弹劾权贵，不稍假借，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余出京后，即与之断绝往来。今忽录其少年轶事，非扬其短也；士隔三日，刮目相待，亦深佩其进德之猛欤。
余戊寅到京，其时外交事尚简。京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文则曰总理衙门，文言曰译署。堂官则名为大臣，司官则照军机例，名曰章京，由阁部人员考充之。光绪季年，厉行新政，遂改其衙门为外交部，且冠诸部之上。司官始由阁部兼差者，后改为专官；始之选用科甲人员考充者，后则非出洋之留学生不得与焉。
叔岳辞叔耘副宪（福成）出使外洋，甚著声望，当时之熟悉洋务者，无出其右。余欲从而学焉，渠曰：“洋务究属偏才，政治家宜求其全者，何必见异思迁？且此事非二十年经验不办，非仅懂西文、娴西语，遂可称职也。”余虽韪其言，然旷观时势，于外交事，仍时常留心。当中法未战之前，陈老正在提倡清流，于洋务极意研究，曾借译署历年档案，而属余分手抄之。余遂得习知故事，见咸同年间，外国所来照会，肆意谩骂，毫无平等地位，与近日之来往文字，迥不相同。自因圆明园被毁，城下乞盟，为彼族所蔑视。迨后交际稍娴，外貌遂渐改焉。当时之讲求外事者，皆曰办洋务，后则改为办新政，今则直言外交矣。
庆王之入总理衙门也，宝师叹曰：“贝勒只是一布伊邦（满语，译为内务府大臣）材料耳，如何能办外交？”盖庆王名奕，本系贝勒，后加郡王衔。晋封亲王，久长译署。拳乱后，荣文忠因病出缺，庆王遂秉国柄，直至摄政王出而始失权。回思吾师当日之言，益信国祚与人才，不得谓无关系也。
鸦片起衅，香港被占。以后外交迭次挫折，不必言矣。洎天津大闹教案，正值普法交战时代，曾文正不知外情，迁就结案。当时外人行险徼幸，中国竟为所愚，亦不可谓非外交之暗也。中俄立约，崇厚违训越权，几成大错。曾︱刚公使（纪泽）竟能以口舌之力，毅然改约，朝野称庆，此为外交转机之一端。中法一役，法侵越南，中国起而救之。无如器械不精，将才缺乏，黑旗刘永福孤军无援，致遭败衄。然划界议和，犹能不赔兵费，此亦外交中不幸之幸者。乃甲午、庚子两役，一则赔款二万万，一则赔款四万万，继而德、俄、英、法纷纷借地，迹近瓜分，外交又一败涂地矣。天假之缘，欧战大兴，群雄无暇东顾。此数年中正国家闲暇之时也，乃不知御侮，壹意阋墙，竟若外交为无足措意者。瞎马临池，彼仆此起，噫，尚何言哉。
同乡沈文肃公，己卯以两江督入觐。余就询时事，文肃曰：“中外今日皆有得过一日是一日之势，中国人不必遽自馁也。”要言不烦，其识见自有过人处。旋阅王芍棠中丞（之春）使俄草述各国情形，亦非一味颂扬。特因笔墨稍平，不能如曾︱刚袭侯、薛叔耘副宪两日记风行海内。然其于欧战之萌蘖，党祸之蔓延，言之固不无影响也。
纯庙崇尚文学，欲亲领棘闱风味。有一科会试，托一举子名，领卷进场，坐龙字第三号。未及终场，即传呼开门而出。遂御制一七律，末有“从今不薄读书人”之语，刊在至公堂屏门。所坐龙字巷，余会试时适坐其间，见第三号粉壁中书一“龙”字，近禁人坐。上有老树一株，亭亭如盖，似后来点缀而成。即坐号适打“龙”字，亦殆当时暗通消息欤！然此一番佳话，已足黼黻升平矣。
考试试差虽以考取名单为凭，而遇放差之日，仍应由礼部具全单，题请圜出。编修罗（嘉福）考差时，未取在八十名之内。太后于题本内，误圜其名，而阅考取名单，却无此人。太后曰：“我错了，如何是好？可挖补否？”军机奏曰：“御笔既圜，自是其人有造化；考取名单不过作一标准，可不必拘泥。”而罗遂得差矣。罗后以太守告病，适其时火焚其庐，藏书全毁，宝师因为余谈及此事。可见当时名为君主，实完全一内阁制也。
从前朝殿考试，虽不无暗通关节，究不能坦然为之。故三鼎甲次序，必以读卷大臣官阶为准，虽系锢习，亦足以示制防。昆师屡与阅卷之役，遇不如意事，辄与余痛言之。某科殿试，读卷官有吏户两尚书。户部尚书得一卷，取第一，要作状元。虽碍于习惯，须让宪纲在前者所取为首选，然究非官话。因商之大众，非以其所取第一为状元不可。吏部尚书乃怒曰：“论此卷之字，不必为状元；即论此人，亦不必为状元。”昆师告余曰：“弥封阅卷，何以知其人之该做状元与否？此老说话，亦太不检点矣。”后来赌气累日，大家调停，卒以户部尚书所取者居首。然名次黄笺已贴，更改为难。又有一最好事之某尚书，起而言曰：“若要改名次，我却带有刮刀。”乃袖出刮刀改之。汝想应试者带刮刀，岂有阅卷者亦带刮刀？此真无奇不有矣。又一次殿试阅卷，榜眼已取定矣，其卷中“闾阎”二字，误作“闾面”。昆师与福中堂同在读卷之列，福中堂挑出“闾面”二字，以为不典。有素著文名之某尚书乃曰：“闾面对檐牙。古人诗句，记曾有之。”大家遂随声附和，不复更动。榜发后，士论哗然。昆师举以告余，而深恨福中堂之无用也。又一次大考翰詹，昆师派阅卷，到南书房时特早。太监持一诗片出，曰：“有旨，要取此卷为第一。”昆师对曰：“今日是尚书孙毓汶领衔，俟其来时再承旨。”孙到，师告之曰：“我阅卷多次，未奉过如此旨意。今日是君领衔，且又是军机，消息灵通，请君斟酌可也。”后揭晓，人言啧啧，师乃以此事缘起与余言之。盖当时馆选渐宽，品流渐杂，不无越轨举动，相摩相荡，水火混争。而诋讠其科举者，遂得有所藉口矣。
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编检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若得乡会房差，则专恃门生贽敬，其丰啬以门生之贫富为转移，大率不过三百金上下，亦慰情胜无耳。然得之最逸者莫如房考。若主考则劳甚，放差后不过十余日即须起程，整理行装，而以预备联箑为最忙。礼联礼箑多自购写，到省分送官僚，以为送程仪之招。省之督抚，按照缺分肥瘠，预先派送。各省各有约数，临行时全数汇齐。辞曰馈赆，固光明正大，浑然无迹也。至于出京程途，远者逾两个月，至近者亦须旬日。冒暑遄征，无间晴雨，非赶八月初到省不可。到省后，即闭入闱中，埋头阅卷，一个月而始放榜，盖已筋疲力尽矣。出闱后，略事酬应，仍按驿回京。省分远者，往返须半年辛苦。然得之者意足心满，虽归囊盈绌不同，似亦不甚计较也。若学差则不然，官阶大小不同，省分肥瘠亦异，三年两次，周历诸郡，随带幕友书役，竟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气象。且公费难依定额，供给取诸州县，关防之疏密，取与之严滥，即提调之知府不能言其究竟。本人亦未尝不感困难，然外面则堂哉皇哉，不失为督学礼制也。
有一科考差，钦命诗题“尚贤兴功”，得“官”字。同乡皆不知题旨。姨丈龚禹畴侍御（履中）曾以赀郎官兵部，辛未入翰林，是日亦与考。乃谓同乡曰：“我在兵部时，记司堂上有此四字匾额。兵部是夏官，题旨其殆出自《周礼》欤。”同乡以龚丈长厚，固不疑其诳，然总不敢轻信。周旭斋舍人（云章）乃以“人才贡夏官”五字，在第一联押“官”韵。出场语人曰：“我阁中书命轻，第一联押‘官’韵，固不合格；然果得旨，即不合格，亦复何碍？”后乃得一房差。而龚丈不特“夏官”二字不敢用，且“周官”二字亦不敢用，卒不得差。神差鬼遣，一似龚丈兵部资格，专为周舍人效力也者，何其巧耶？可见当日翰林以考差为第二生命，真足以颠倒豪杰也。
嘉道年间，考差学政、主考，阁部亦一体简放，不专属之翰林。咸同以降，翰林拥挤，此差遂多归之。阁部之得试差房差者，十只一二，而学差则绝无矣。余当癸巳时，因甲午京察无望，颇思于考差时卜一胜负，亦见猎心喜意也。习白摺，学试帖，月有常课，字虽未工，而诗却合格，兴致亦尚不浅。不逾时，忽调考功掌印，甲午可得京察，出乎意料之外。遂不复作得差之想，考差时草草成篇，未刻即交卷出场。数日后，阅卷者传出诗句，知吾之卷已在陈侍郎（学）手，取列第七。同乡太史群相庆，以为必得阔差，实亦半有妒忌意。因思此次所以想考差者，为本届不得京察也；今既得京察，本无得差之必要。况取在第七，他人或通声气，固可得大差，若余寂然不动，所得者，不过一房差耳，吾何取焉？乃遇顺天乡试及会试，进题本时，俱预先告假，以示与人无争之意。然亦别有所感触然也。凡放试差，五月初一，以远省云贵为首批。陆续放至七月，以近省山东为止。八月初一放学差，初六放顺天主考房考差。时有一打油诗嘲不得差者，云：“自从云贵盼山东，盼到山东又落空。学政乡房都过了，团家宴月明中。”其作谑亦殊虐矣。余于乡房告假后，戏谓人曰：“我考差费到半年工夫，今日告假，获免打油诗奚落，犹足以自豪也。”
乡会试及朝殿各试卷，归礼部没库保存，阅十科焚毁一次。余在京时，适届焚卷之期。时郭春榆在礼部掌印，托其将原卷取回。同乡熟人之卷，亦取出互阅，获隽文字，浓圈密点，各有可观。唯试帖多有笑话。盖馆阁重试帖，人皆于得翰林后始练习，平时专习八股，于试帖则无暇求工也。陈伯双侍御（懋侯）以名翰林叠掌文衡，字不甚工，而试帖却佳。乃观其癸酉乡试试卷，诗题系“月过楼台桂子清”，诗中有“玉露涓涓冷，金风阵阵轻”一联。渠以能诗自喜，每当其高谈阔论时，余必诵此联谑之。伯双归道山已三十年矣，回首当时文酒过从之乐，不禁慨然。
闽谚曰：“进学是文章，中举是命。”俗语流传，习焉不察，而不知煞有道理也。学政取秀才，试卷较简，幕友又多，场中固不免有遗珠。然其入选之卷，总有一篇稍妥文字。且笔迹优劣，亦较有标准。若乡会试则不然，试卷黑格朱书，本已目迷五色；时间既逼，卷帙又多，一人精神，一日看数十艺，已属神昏目眩，况三场十四艺。以十余日工夫，每人须看数百卷，统计之，即是数千艺，岂有不颠倒错乱哉？俗言朱衣点头，考官只有听命朱衣而已。余在赣时，曾考过府试五次。当时精神何等健旺，乃初看二三十艺，自易斟酌。及看过五十艺，字便不认得，题目亦遂不记得。屡试不爽。况乡会场繁冗，十倍于此乎。凡事非亲历其境，殆未易知艰苦欤。
京师场弊，自大学士柏（原名柏俊。因刑例凡伏法犯人，名字有好字面者，必加偏旁，使不成字）。正法后，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净绝。然弊虽绝，而阅卷之力不暇给，则无以易也。况每科总裁，必有一老中堂或一老尚书。尝闻有满中堂充总裁，临场不耐看卷，只将荐卷排作一圈形，置鼻烟壶其中，将壶一转，头向何卷，即中何卷。虽属谬举，然倚老卖老，任意作剧，类此者当尚不少。即宝师充总裁时，亦谓：“我只看诗，诗好则文无不好。”师喜作诗，故所言如此，可见其看文之不经意也。且闻房考阅卷，亦非逐卷批点，不过如走马看花，择其悦目者取而荐之。其余落卷，则预拟一空泛批语，如欠警策、未见出色之类贴之，并于文内补点数语，此卷便算毕命。其有落卷批出疵病者，皆由荐后不中，或拟荐未荐之卷，重新加批，非初阅卷时便如此精细也。更有房考性懒，将补批补点之事委诸家丁者，家丁亦有倩友人冒充者。房考多年力精壮之人，何至如此荒谬？实因时间匆促，势逼使然也。某科有一举子落第，取落卷一看，内批“火腿一支”四字。后查房考系熟人，携卷与之理论。房考仓猝答曰：“大错了！此系向供给所取物之条，他们如何误贴在卷上？”举子乃大闹曰：“好，好，汝们作房考，只知需索火腿，将我卷不看，交与他们贴批。他们何人？明明汝家丁也。”房考曰：“我为的与汝是熟人，是以说老实话。汝何必打起官话来。”举子曰：“我三年辛苦，文章不能劳汝一顾，说甚么熟人？”房考曰：“若打官司，我们交情，汝当不忍；若论赔偿，此事如何赔得起！我是穷翰林，汝所深知。我厩中只有一骡，汝牵去便是。”举子曰：“罢了。”遂牵骡而去。此亦考官坐罚之一重公案也。
前言乡会场试帖向不讲究。兹又记一事，可证明者。某省某道员任海关道，家赀颇富，大吏又器重其才，人多妒之。某科其子两人同榜中式，人谓其子本不通，且两子同榜，显有场弊。经言官奏参，奉旨查办。余充承办司员，开手自以调阅试卷为先。三场文字，甚为平庸，而试帖有“落日照桑摊”一句，则奇劣。大家商议，看此文字，决非枪替；而此外又别无关节破绽可寻。若仅以此诗句，指为文理荒谬，而乡会试帖非朝殿可比，向不苛求。且“桑摊”二字，安知不别有僻典耶？实亦大家重兴大狱，遂从宽发落焉。《制艺丛话》博引繁证，说得文章何等有价；今言场中衡文毫无凭据，两说岂不相悖？不知披沙拣金，既拣得金，自有价值；若是金而不及拣，不是金而误以为金，此中自有朱衣在也。
丁丑，昭兄与余同会试。首场诗中，“痕”字讹为“浪”字，系属失黏。当时检出，疑未即改，遂忙而交卷。场后急欲回家，以为必难徼幸也。乃榜发竟中，谒房考，看原卷“浪”字果未改。以为磨勘一定罚科也，乃告殿归去，以待下科补殿（中后不殿试，谓之告殿；下科补试，谓之补殿。）后来磨勘，居然无事。或云，场后试卷，房考必覆校一次，尽可设法改正；或云，磨勘亦有勘不出时候，皆未可知。此又试事之难以常理论者也。
传胪之日，余随班行礼。皇上将升殿，时丹陛上有一曲柄黄伞，便扶之而起。殿下盘一巨绳，长逾数丈。初不解其为何用，忽殿上赞：“鸣鞭！”有一人手执绳头，抖擞扑地，声震殿瓦，如是者三。然后皇上即升殿。首引一甲三名，跪于前头，次引二甲一名，又次引三甲一名，向前跪。旋即鸣赞行礼奏乐。迨礼毕各散，三鼎甲出正阳门，骑马归，礼官送之及第而返，此所谓及第也。二甲以下，则由旁门出，无人过问矣。鸣鞭之制，凡升殿皆然，不独传胪然也。民间放爆谓之放鞭，盖即取此义欤。
余试卷自卷库取出，由粹弟收藏，近已散失大半。今所记者，会试首场题目，首系“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二句，次言“而世为天下，则三见贤焉，然后用之”。诗“露苗烟蕊满山春”。二三场题目，则记不起矣。乡试首场题为“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一章，次为“不大声以色”，三为“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诗为“南飞觉有安巢鸟”。次场《易经》题：为布为釜；《书经》题：弗询之谋勿庸；《诗经》题：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春秋》题：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僖公十有九年）；《礼记》题：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三场策题，亦未能记出。乡会覆试及朝考题目，苦思不得。仅记保和殿有一诗题为“雪白蔷薇红宝相，终难定其为何场”也。会试中二百十一名，卷为钱师所取；乡试中六十一名，卷为孙师所取。文不高而名次低，本不足异，唯乡试二场五经文，取而进呈御览，为可异耳。照例主考覆命，必有乡试录择文之尤者，进呈御览。首场多用元魁之文，二三场却不拘，然未有六十一名之卷取而进呈者。可见场中阅卷之忙，文章之无凭据也。今科举已停，余以生员切己之事，未及六十年，尚不能记清题目，过此更无人过问矣，故琐琐言之。
京师史馆林立，余无分与修史事。时《会典》适开馆，余充协修之职，盖吏部一门，须由吏部司员起草也。余分得稽勋司三卷，原本尚多罅漏，随意修饰，数日即交卷。同时部中无好手笔，意馆中总纂必有一番斟酌也。谁知依样葫芦，而全书成矣。余且得升阶保案焉。盖向来修纂官书，不过聚翰苑高才，分任纂修协修之役，精粗纯驳，各视其人之自由。总其成者，半皆耆年高位，以不亲细事为习惯，略观大意，信手批阅，即付剞劂。风行海内，人人遂奉为圭臬，以讹传讹，流毒无穷；迨识者指其错谬，已无从补救矣。此亦文字关系，不可以常理论也，人特习焉不察耳。
●卷下
余在京时，查办重案多次。凡陵庙仓库兴作考查之事，多与其役。积年既久，更事渐多。且中经甲申、甲午两次战役，及累次外交胶葛，尤多有所阅历，名为部属，而于国家大事，颇得其大要。前人有《郎潜纪闻》之作，今所言者，半皆吾身亲见之事，非仅耳食已也。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惜年来记性锐减，不过得其十之一二耳。
从前京师最高机关曰军机处。处在乾清门东侧，屋只三椽，旁有小屋为茶房。堂官兼军机者，不能常到署。有事须进内面陈，司官多在茶房小坐。湫隘不堪对面，即军机章京办事之所，俗所谓南屋也。余考军机时，入其室画到，见其屋小如舟，十数人埋头作书，烛几见跋，其景况与寒窗无异。然其地极严重，平时无论何人，不得践其户也。其余如内阁、户部、刑部、都察院各署，余皆因公到过，虽各有大门大堂，而办事之所无不狭隘，皆以数十人聚在一室。刑部司堂简陋尤甚。当时夙夜在公，事固不废，而居其中者，尤安之若素也。
余每到军机处启事，其廊下必排烧饼油扎果数盘，为备枢臣召见下时作点心也。古人宰相堂餐，断不如是之节俭。当日枢臣，似尚有羔羊素丝之遗意也。
大学士名居揆席，非兼充军机大臣，几与闲曹无异。然位分不可亵，故大学士多有管部者。京官皆一满一汉，分东西坐，非如外官之坐，必中于堂也。唯管部，则于部中添一正座，两旁以满汉尚书陪之，满汉四侍郎则在下面分两旁坐。故大学士俗呼为中堂。后来不管部之大学士及协办之大学士，亦沿称为中堂焉。
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官。国初，有以州县循良行取为御史者。同光以降，则专以翰林编检，及各部郎中员外，考取序补。其实翰林一等得京察，或积资开坊；部员得京察一等者，亦注意外放，皆不愿考御史。因御史辗转一二十年，亦不过得道府而去。是御史只是二等人才耳。至满御史，尤系不得志者所为，偶有建白，多系受人请托。孝钦每于冬季语宫人曰：“岁将阑矣，满御史又该说话矣。”盖听政日久，深疑其有卖摺之弊也。李文忠久任封疆，动为言官所指摘。余过天津，与余言之切齿，谓非撤都察院不可，渠自有所激而云然。而御史好弄笔墨，咄咄逼人，实有令人生厌处。但瑕瑜参半，其有遇事敢言，不畏强御；或平日缄口不言，遇有要政，独能力排众议，侃侃直争者，皆不愧“拾遗补阙”四字，不得谓此官之竟可裁撤也。其所以招人訾议者，咎在朝廷鼓舞无权耳。
从前给事中、御史，例准风闻言事。而六部九卿堂官，皆得专摺条陈时政，弹劾官邪。翰詹得讲官者亦如之。其余如编检、部司员、阁中书等官，如有陈奏，须呈由堂官或都察院代奏。余初到京，适使俄大臣崇厚因擅立条约有损主权，京官纷纷具摺参劾。直督张（树声）之子张翰卿，联合六部司员，会衔具奏，而适少吏部之人，托王可庄与余言，写好摺子，要余领衔。余曰：“此事关系国体，衮衮诸公，自能力争；我们草茅新进，何必越职言事。”语次流涎摺上。可庄曰：“不列衔便是，何必糟蹋摺子。”余曰：“流涎却非本意。但我要奏事，得由我自主；若他人写便摺子，叫我领衔，我虽初出茅庐，亦不能如此懵懵。”其事遂寝。甲申、甲午之役，议论尤多，风气尤盛，余绝不轻发一言，所谓我无言责是也。唯马江败衅，同乡参劾张佩纶失机，系属乡事，不能不列名，非本意也。
从前国有大事，则交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各部尚书、侍郎也，九卿则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堂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各堂官也。名为会议，实在主管衙门早定一稿；或主管衙门应回避者，另推一衙门主稿。在内阁会议同意者，即行画稿；不同意者，或单衔具奏，或联合数人另奏，然究属少见。且议案虽取会同，而决议究以主管衙门为重。譬如从祀孔庙之案，或有异议，究须归礼部作主也。总之，纪纲整肃，无权利可争，无意气可用，公事易公言也。
从前易名之典限制甚严，朝臣非有勋望不得予谥。后来恩典渐宽，大学士尚书死后多予谥，然督抚得谥仍从严格。李文正之父曾任督抚，死后无谥。嗣文正以师傅入直军机，疆吏特据士民公呈，奏请予谥。孝钦阅摺后，乃对军机曰：“李殿图若果应谥，何以当时不办，乃事阅多年，始行奏请？”恭邸即对曰：“李殿图即李鸿藻之父。在任时确有政绩，士民日久不忘，呈请督抚乞恩；督抚据情转奏，并无冒滥。”孝钦曰：“汝们早不说，几几叫我得罪人了！”乃特旨准谥。文正登时磕头谢恩。此次召对，虽不免夹杂私话，然王道不外人情。当日文正恩眷之隆，君臣鱼藻之雅，都下播为美谈，无有加以訾议者。惟是枢密之地，语稍涉私，便不免传播，亦足见一时朝纲之肃也。
天子舆服旧制尚黄。然皇上平常御殿，多穿蓝袍，不穿补服。非逢五逢十并不挂朝珠。坐垫只用蓝缎，殿内陈设亦少黄色。且宫殿春联竟用白纸黑字。门皆朱门，未见有所谓黄门者。其殆以黄为俗物而嫌败意欤，抑以黄为正色而亵御不轻用耶。然外间一遇御字，则无不饰之以黄焉。
八旗之制，曰正黄旗、厢黄旗（厢或作镶）、正白旗、厢白旗、正红旗、厢红旗、正蓝旗、厢蓝旗。平时习焉不察，但呼某旗某旗而已。及谒陵时，各旗分为各色，正黄旗都统穿黄马褂，正蓝旗穿蓝马褂；而正白旗则竟穿全白马褂，正红旗竟穿全红马褂；至厢黄等旗则以红色镶边，厢红旗则以白色镶边。旗帜一色，楚楚可观。入关时骑射之盛，殆不过如是也。
《圣祖庭训》，光绪初年重刊，京曹各颁一卷。余领而读之，中皆道学之语，其言“暑不挥扇”一节，意义尤精邃。仁庙晚年圣学益粹，六十年文治之美，洵有本原也。
纯庙继武仁皇，导扬文化，书法极工。余于京师法源寺，见碑刻御制《游法源寺》诗，笔势飞舞，神采奕奕，似为历朝宸翰之最。特其诗句与御制诗集稍不同耳。大抵御制诗文集，或由儒臣润色，或代拟之，万几鲜暇，不能一一躬亲，亦如上赏之福寿字联匾，多由南书房恭代，不尽是御笔也。当时儒臣，以纪文达为最得优眷。南巡时，上幸白龙寺，时正鸣钟，上乃伸纸作诗。才写“白龙寺里撞金钟”七字，文达便大笑。上怒曰：“朕诗虽不佳，汝亦岂能当面大笑！”文达对曰：“臣非敢笑也。特因古人诗中有‘黄鹤楼中吹玉笛’一句，积年苦不能对。今观御制七字，恰是天然对偶，不觉喜而失笑耳！”一日，上莅南书房作书，手带一玉，刻《兰亭序》，字极细致。文达侍侧，目短视，乃就而睨之。上笑曰：“我出一对，汝能对，即以此赐汝。”因指玉刻中“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十一字，使对。文达应声曰：“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庄重得体，得未曾有。上大喜，即脱玉与之。当时海宇承平，君臣相悦，诚非晚近所能梦见也。
发捻未平，满汉大臣仍闹意见。宝师尝告恭邸曰：“我们满洲特一洲耳，虽有人才，何能与汉人十八省比！”此言为其侄世兄景月汀将军（星）与余闲谈及之。当时天下承平，满汉渐无畛域，而月汀尚以此为言，可见满族之解事者，固早以排汉为戒也。
从前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本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三更灯火，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唱，则已回家安歇矣。是王子不能与人同也，时间既短，师傅又不无客气。大概有清以骑射得天下，本重武轻文。即如满洲大家教育子弟，每日雇一教读，其雇价月不过数金，少则只二金而已。无他，满人出身容易，不必学优而始可仕也。是满族人才缺乏，亦误于“何必读书”四字耳。
满人在京，可分为三等：一则一二品大员，年高位尊，各自持重，礼节周旋，一味和蔼。虽有闹意见者，间或以冷语侵人，而绝无乖戾之态。平心而论，较汉人尚多平易近情。一则卿寺堂官，及出色司员，稍有才干，便不免意气自矜；然一涉文墨，未有不甘心退让者。至寻常交际，酒肉征逐，若遇有汉人在座，转不免稍涉拘谨。一则平常司官、笔帖式，个个乡愿，无争无忤而已。窃揣满人心意，亦知平常占尽便宜，人才又不能与汉人较，故见汉人颇讲礼让。而汉人之在京者，大半客居，但见其可交可亲，转有视若地主之意。此余在京十九年，饮食周旋，所日相接触者，固历历在目也。
满人祭神，必具请帖，名曰“请食神余”。所祭何神，其说不一。未明而祭，祭以全豕去皮而蒸。黎明时，客集于堂，以方桌面列炕上，客皆登炕坐。席面排糖蒜韭菜末，中置白片肉一盘，连递而上，不计盘数，以食饱为度。旁有肺肠数种，皆白煮，不下盐豉。末后有白肉末一盘，白汤一碗，即以下老米饭者。客食愈饱，主人愈喜欢，谓取吉利也。客去不谢，谢则犯主人之忌。满人请客，以此为大典，然非富家不能办。余极喜食此肉，盖全豕去皮而蒸，其味与寻常殊不同。凡有请者，必起早赴之。余在京十九年，只遇过三次而已。宫中祭神，屡有赏吃肉之事，席地而坐，以自带之小刀切肉。大概皆内庭供奉，及武侍卫与焉，他人则无此口福也。
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绿呢轿也。然亦有不坐轿而坐车者，车则必用红套围，非堂官却不许僭也。要其坐轿坐车，则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缘坐轿，则轿夫四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省非八百金不办。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两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入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清室王公富有庄田，其地租归直隶州县代征者不少。闻入关之初，褒奖功臣，准其跑马圈地，凡马足所至之处，即为所得之田。是征服地民田，即为功臣采邑也。但王公佃之于民，设庄头管之，又由其府中管家家人统之。年深代远，子孙不知田之所在，册籍亦苦难勾稽。层层侵蚀，岁岁销磨，则庄头与管家富，而主人贫矣。忆在部时，八旗地租，州县因催征不力议处者，不少官样文章，其民欠是真是假，无由诘也。溥倬云尝对余言：“我王府庄田有名无实，若照原额收租，我家何至如此拮据？”大抵天潢贵胄，凡事诿诸管家，犹之民间富贵人家，财产属他人经理，不数传无不中落者，其势使然也。
王公及闲散宗室，例不许离京城四十里，并不许任外官，且不许其经商，所谓爱之欲其贵也。满汉俸饷两项，统计二百余万，汉人所得者十一万有零。发捻乱后，俸饷减成，光绪初年，旋复旧额，是满人俸饷仍占汉人十之九，未尝不可使之富也。谁知谷禄有定，而生齿日繁，不商不农，独仰此俸饷为生，其何能给？尝见满员进署，半多徒步，其官帽怕尘土，罩以红布，持之以行。每遇朝祭，冷署堂官蟒袍，竟有画纸为之者。且闲散王公贫甚，有为人挑水者。虽勋戚世胄席丰履厚不无其人，其穷乏者究属多数。可见食之者不寡，生之者不众。初制之优待满人，亦适以害之也。
钟杰人（英），余之乡会榜同年也，由户部先得京察，放湖南岳州府。渠本福州驻防，其老本家则仍在京，到京自认为本家。旗人最重科甲，故往来甚密。载公（澜）即王之子，端王之弟也。澜公与杰人之本家有姻亲，多与杰人相往来。余偶与之相见，便拉拢交情，请酒送礼。又喜结交外官，李畲曾由工部捐知府，分发江西，渠为之写信与德晓峰。畲曾后送以磁器，渠对余言：“李畲曾居然送我磁器，未免见外了。”实亦意嫌其薄也。杰人往岳州后，渠屡与借贷。当时王公实有穷则思滥之意。清制禁王公与外臣结纳，历朝谕旨，极为森严。光绪中叶，防闲渐弛，如澜公者，实不一而足。杰人又有亲戚名惠某，庄顺皇贵妃之内侄。庄顺为醇邸生母，惠即醇邸表弟也。官兵部笔帖式，年甫二十，人极恭顺。余问之曰：“汝亦算是皇亲国戚，何以仅做笔帖式？”渠曰：“我与醇王至亲，与王亦有亲。但醇王穷，悼王尤穷，那比恭王为军机，有些进款。我房子月租十二两，王出五两，醇王出七两，余外伙食随意津贴。二王均无权，我安得不做笔帖式？”嗣余晤同部郎恩灏，问之曰：“惠某为醇王表弟，其贫如此；汝是慈安太后内侄，何以亦不阔绰？”恩曰：“不要说了。我家每年，宫中本有二千银津贴，慈安太后去世后，尚给一二年。后因法国打仗，慈禧太后言国用乏绝，我之外家亦一概停给，此项津贴遂完了。去年我娶亲，给我二百两，此外毫无沾光。至于年节，我们却有送礼，鞋子针线，却花钱不多，宫中亦以饽饽等物见答。但太监往来，每次须四两应酬耳。”余与杰人往来甚密，故于王公之情状颇有所知。合观此两人之言，亦可印证。今因后来亲贵之黩货，遂不谅其族众平日食贫之苦，亦未为公道也。
丁丑同年盛伯希祭酒（昱），宗室名士也。人甚不羁，菲薄满人，而喜与汉人为友。每谓：“穷奢二字，实可为我满人写照。愈穷愈奢，愈奢愈穷，此两字当作如是解也。”渠为豫亲王后人，家有庄田，其后亦不甚充裕，其言自有感而发。但其好买古玩，亦不得谓之非奢，特不俗耳。
从前京官专讲资格，原以抑幸进也。自仕途拥挤，而怀才不遇者，乃倡破格求贤之说，以耸动当途，而自为脱颖计。当时京中，遂有下诏责人、破格用我之谑。谁知亲贵营私，即借此破格为名，以便其颠倒而广招徕。于是驵侩骤跻贵显，皂隶亦溷衣冠矣。甚至姻娅无仕手握兵符，竟任其弃城潜逃而不为罪者。是举国家之爵禄刑赏，无格不破矣。人心瓦解，神州陆沈。何非此“破格”二字酿成之耶。种族主义，特其名也。
京师前三门，中曰正阳门，东曰崇文门，西曰宣武门。喜言谶者，谓清太宗天聪十年改为崇德元年，定有天下之号曰“清”，清以崇德始，以宣统终，“崇宣”二字，恰应崇文、宣武两门额。且明以崇祯亡国，清以宣统逊国，亦是一谶。况顺治以摄政王兴，宣统以摄政王败，此又莫之为而为者。然同治纪元时，发捻之乱未平，人即有以顺治、同治将成终始之兆为疑者，而后卒不应。其果谶耶，抑会逢其适耶？
余往吉林查办事件，濒行，宝师告余曰：“此役两面受敌，颇不易恰好。但有一语相告，汝须牢记：凡办案必须脚踏实地。奏摺中字字要有来历，不可以意为之；倘后来翻案，方站得住。”余谨受教。到吉后，穷一月之力，检查案卷数十箱，千头万绪，缕析条分，拟稿五十三开。事毕覆奏无异议。此案系吉林将军长顺与绅士台湾藩司于荫霖互相参揭，中更杂以御史卖摺一事，情节复杂，物议纷纭。先派钦差大臣，多托故不往。后始以本部敬止斋侍郎（信）及工部汪柳门侍郎（鸣銮）任之，余以掌印资格，派作随带司员，遂与同部溥倬云同行。工部所派者，则为何主事（乃莹）、丁主事（象震）两人。另有刑部王郎中（鹏运）、徐主事（谦）两人，因审案必须用刑曹也。钦差虽分满汉，而主意出自汉大臣为多；阶级虽分堂司，而办事究以司官为重。余虽系满大臣所派，而主稿则为汉大臣所推，除审案专属刑曹外，余事毕余一人任之。此案两方面因互争意气而起，所谓化小事为大事也。其结果则绅士议处，将军则附片请旨申儆；御史卖摺，审无确供，请归刑部就近复讯。平心而论，官厅案卷，难保无弥缝之处，而绅士之控案累累，且所讦将军，情节又多过当。就事论事，势不能无所轩轾也。
昆师与余甚相得，每见必畅谈数小时。有一次，礼部仪制司司官因收地租事不详查旧案，致乡民赴部禀诉，此本小事也。时昆师与李文正公同为尚书，钱子密姻叔为侍郎，三人以司官之言为然。满侍郎启秀独持异议，遂单衔具奏。乃派徐荫轩中堂（桐）查办。余充承办司员，检查旧卷，知礼部司官办理实有未当，但事非一年，官非一任，请旨将堂司各官量予议处覆奏，奉旨：既系事非一年，官非一任，所有堂司各官处分，着即加恩宽免。当查办未覆奏之前，余例应回避，不能与昆师见面。及事毕往见，曰：“皇上尚有恩典，汝何苦作恶人？但公事公办，我不怪汝。惟启秀本无行小人，此事之起，有谓其受人贿托者，我与高阳、子密三人力持不可，渠乃散布谣言，兴风作浪，竟以此小事单衔入奏。军机大臣亦小题大做，遽请查办，殊为怪事耳。”余只可设词敷衍而已。按侍郎单衔具奏，本为例之所许，但朝廷原可令其余堂官明白覆奏，无查办之必要，此必启秀当时弄些手脚耳。启秀亦翰林出身，由盛京侍郎调京后，骤升尚书，入军机，卒以袒护拳匪，外人指为祸首，明正典刑。观此人颠末，可知当日同部共事，邪正断难相容也。
京中招摇撞骗之风最盛，谣言最多。御史风闻言事，无所避忌，偶一牵连，便难解脱。长安之居，不得谓非险地也。赞老奏参陕西考官丁维嘱托太监买差一案，奉旨查办，余与承审之役。此案发难极烈，万目所视，颇难大意，而参摺只说风闻，尤难着手。研审逾月，始得端倪。缘丁维（记是山东人）与江西人饶士腾，均以编修考差，两人同寓。适有素识之古玩店伙到寓，谓：“吾有太监门径，可以买差。”丁富而饶贫，丁似有默许之意，饶亦未加拦阻，迨放四川试差之先一日，古玩店伙又来，谓说定四川可放，议价四千金。其实有无定约，讯无确据。迨次日，四川放人，与丁无与，则店伙之言为无验矣。不数日，丁放陕西主考，店伙又来索贿，丁自置之不理。及丁差竣回京，太监日往古玩店吵闹，道路纷传，而参案成焉。初审时，提饶讯问，饶自外省解来，一到堂，以不知情对，当时不得要领而散。讵饶回寓后便自尽，盖一时愤愧。恐无以自明，便寻短见，殊可悯也。嗣提丁到案，一切不认。提店伙到案，亦一味狡赖。其实太监是真是伪，何姓何人，并无主名可按。再三讯鞫，始供出直隶秀才一人、剃头匠一人，盖店伙受之于秀才，秀才受之于剃头匠也。秀才甚黠，一到堂，便说有关说情事，而以行贿未成为言；至太监系何人，如何索贿，则推之剃头匠，渠一概不知。盖劣生熟习例案，知虽认罪亦不重，省得吃眼前亏也。剃头匠则矢口不承，连日熬审，跪练入肉寸余，阅时三句钟，而毫无边际。问之丁，则曰：“渠卖的是四川，我放的是陕西，本两不相涉。即谓放四川时，我有应许，究竟有何证据？”问之店伙，亦游移其词。多方印证，始知店伙当日实有说合，丁实未峻拒。严诘丁，丁又言：“店伙当日不过隐约其词，我即以正言斥之。事后索酬，特京中人讹诈惯技，何能定我罪案？”当告之曰：“伐国不问仁人。店伙敢于唐突，自非无因至前，且汝当时即应举发。迨后来吵闹，汝如果问心无愧，亦即应送究。”此等责备，虽是呆板官话，然既成参案，则官话安得不说。渠始无词。后乃以不知检束，议以革职。其余人犯，以撞骗未成，分别拟以流徒完案。
京师步军统领，俗谓之九门提督。其兵沿绿营体制，俗谓之京营。其下有侦探，名曰“番役”，人多诟病之，然其认真办公时，亦煞有可取。余承审贿买考官一案，其时查办大臣系福中堂（辊）、徐中堂（桐），福为步军统领。审案时，番役头目前往供差，站在门外听审。遇有犯人供出他犯时，堂上如诘其乡里住址，及平日职业，加意研求，番役头目即知意旨，便纷纷下乡。明日再审，即带其人来矣。问其如何办法，则曰：“昨日由此坐板车，驰往乡下，扮一卖油人，作为肩挑贸易，寻出线索，即带之而归。”盖步军捉人，向不出票，只由番役头目（如管带之类）用草纸写数字，便可行使职权。其镇压地面，潜势力固甚大也。
薛云阶尚书（允升）持躬廉朴，熟悉刑名，为法家之泰斗。时有一候选者，系六品捐职，喜结纳，与薛公子相往来。后因招摇日甚，御史谓其与公子冶游，并涉及请托词讼，封章弹劾。奉旨查办，所派之大臣，系吏部及都察院堂官，余与承审之役，在都察院集讯。御史风闻言事，本无佐证。该捐职上堂，只呼“革员冤枉”四字，矢口无供；且烟瘾甚重，跪至一点钟，头上气如炊甑，屡次晕绝，实碍难熬审。薛公子系内阁中书，上堂递一亲供，无可穷诘。提其仆，供尤游移。连审数日，毫无端倪，同台御史竟指查办为瞻徇。当时台谏摧折大员，视为快事，一击不中，他御史便再接再厉，习成风气。承审中亦有其同台之人，尤感左右为难之苦。适有一日覆审，薛仆大闹癖气，当堂顶撞，乃笞之二十，而案仍无头绪。于是同朝大官，啧有烦言，谓查办过于操切，卒以查无实据覆奏。平心而论，冶游之事，薛公子不无嫌疑；而事过境迁，苦无佐证，不能据以定案。然当日台谏党见已深，势焰尤炽，非笞仆却无以转弯也。余与薛尚书素无往来，有一日，与同召见，在板屋内少候，见面互致久仰之语，备极殷勤。且畅谈大清律例与处分则例（因余官考功，是以及此），互相表里，毫发不能爽。津津有味，绝无介意，可见大臣风度，迥不可及。而朝纲未坠时，百政尚属清明，虽纤芥之隙，难逃指摘之严。及今思之，不禁神往矣。
京师有十库，而银库居其三。一系紫禁城内库，存款百二十万，备闭城日用，永远不动也；一系内务府银库，专储金玉珠宝，不藏银也；惟户部之银库，则专藏银。余在京十九年，奉派随同查库四次，每次藏银至多不过一千一百万，少亦在九百万以上。当时聚全国之精华，其现银不过此数。余守苏州六年，省有藩司、粮道两库，每年首府均奉派查过一次，且有前后任交代，一年不止查一次者。然两库所藏不过百万。苏州为财赋之区，而所藏不过如此，甚矣，中国之不富也。然当时政不繁，赋不重，虽不大借外债，而国计仍可勉力支持也。
京师银库防弊极严。库设管库大臣一员，以户部侍郎兼之；设郎中为司员，下有库书数人，库兵十二人。库书不入库，而入库者只有库兵。外省解饷到库，每万两闻须解费六十两，却非明文，不知库书库兵如何瓜分。然库兵入选之日，户部门外，必先有十数辘客保之去，防被掳勒赎也。库兵之贵如此，似非区区部费所能养其廉，是非出于偷窃不可。库兵之入库门也，虽严冬亦必脱去衣裤；库内别有衣裤，亦不能穿之出库。出库时，库门设一板凳，跨之而过，示股间无银也；且两手向上一拍，口叫“出来”二字，示胁下口内均无银也。然其偷法有出人意表者，则以谷道藏银也。法用猪网油卷圆锭八十两，恰可相容。平时则向东四牌楼一秘密药铺买药服之，谓男子谷道亦有一交骨，服之则骨可松。然油卷巨而银之分量重，塞之于内，只能容半点钟，工夫稍久亦便出乱。余初疑其说，同人告余曰：“汝不查过内库乎？内库库兵不曾脱裤，因库藏皆大元宝也。”余闻之，亦无以难。至冬间偷银，又有抽换茶壶之一法。茶壶出库，必倒开一验，冬天冻冰，银冻在茶内，虽倒开亦不坠也。其余则重出轻入，天平上亦不能无弊。然无论如何，大数不能过差，查库时须求适合，可见所偷亦有限。甚矣当日库兵之笨，又未尝不叹当日库兵之可怜也。
孙师以户部侍郎兼管三库。余初派查库，往询情形，语毕，师谓余曰：“今日太老师忌辰，上供有菜；汝留此用饭。”余以为必有盛馔也，及入座，六簋皆肉类。乃问曰：“上供之菜，仅如此耶？”慕韩曰：“浙人家食素俭，即此便算是丰的。”又一日下午，留余吃点心，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
缎疋库，亦户部三库之一也。名曰缎疋，其实御用缎疋，皆藏于内务府之缎库，兹所藏者，特备赏赐之缎疋，及官用之粗质布帛耳。库中有楼，楼上积土不许打扫，土厚时则加芦席于上。积二百余年来，不知加席几次，脚踏其上软如棉，而尘则甚嚣然。查库时，堂官率同司官十余人，分楼查点。每项多数千百疋，或以一二十疋为一捆，或以数十疋为一捆，查不胜查，不过抽查一二捆，点数而已。有一日，余上楼查三线罗，楼列数百捆，捆高充栋。余举其最高者，指一捆，令其取下查检。库役缘梯而上，高举布捆，倒掷地上，尘土坟起。时方盛暑，挥汗如雨，面目为之黧黑，盖库役嫌余苛察，故恶作剧也。溥倬云怨余曰：“谁叫汝多事，致上此当。”余曰：“要认真，不能不上当。”一笑而散。三库内，又有一颜料库，所藏尤杂。凡各种材料皆备，檀香成堆，散布于地，然无人敢检拾者。宣纸多数十年物，积叠如墙，闻其中有蛇穴居，每次查库者皆不敢过问。年年贡品用之不竭，日积月累，几不可数计。月要岁会，册籍爽若列眉；其实偷漏抽换，弊窦固无可究诘也。
京师十库，余均查过。内库、户部三库之外，则有内务府六库。六库中，银库在弘义阁（太和殿有两厢，东曰体仁阁，西曰弘义阁。因弘字避讳，不设大学士，故人鲜知其名）。库藏最贵者为蓝宝石，约两指大，仅三片。金刚钻大如青果核者两口袋。余则金玉珠宝，璀璨满目而已。磁库内古磁，如宋元明所制，排列数十架，色色俱备。若南薰殿茶库，所藏字画尤多可观。历代帝王像，有盘古、有汤武，唐宋以下则较全。间亦有皇后像。此外如徽、钦二帝及李、杜小像，各十余帧。徽、钦活画蒙尘面目，李白面白而须稀，杜甫面黑而胖。又有吴三桂斗鹌鹑小像，皆特色也。闻又有王右军墨迹，及古画甚多。因大雪天寒，不免有分班偷空时刻，则惜未能遍观也。他如缎库皮库，记又有一颜料库，皆视外库为优焉。
京、通十有七仓。京仓日积月累，米色红朽，名曰老米，六品以下官俸及兵粮，皆取给焉。其米色好者，则储于通州仓，以备宫中所用及五品以上官俸。京仓米既朽坏，京官领米不能挑剔，只付与米铺打折扣而已。而兵米则不然，每次发兵米时，八旗都统必派员先看仓，此仓米色不对，则换彼仓。若此仓个个不要，则仓监督必当查办。于是请托行贿，百弊丛生，计无所出，只有亏之于米而已。亏之愈甚，竟至有放火自焚者，谓米之潮湿能生火也。仓弊愈甚，而讹诈仓官者愈多，仓监督形同傀儡。而从中了事者，则皆仓书也。总之，领米者不能得好米。八旗官吏，及参仓弊之被动御史，与夫仓官仓书，皆得钱也。忆癸巳仓亏案发，奉旨查办，口说官话而从中黑幕，何曾是因公？米数固当查点，然数百仓廒，何能遍查？只饰其名曰抽查而已。惟到仓时，看其廒座外隙地一律铺席，与缎疋库楼意同。席上粒米狼戾，结成饼团，几与粪土无异，任人践踏而过。暴殄天物，迄今思之，犹为痛心也。
余当掌印后，本部堂官有派勘估承修各项工程者，余多派为监督，亦习惯应尔也。工程之中，以陵工为最重，有另案工程，有专案工程。专案者，特别修理之别名也；另案者，岁修之别名也。东西两陵，东陵有昭西陵，世祖章皇帝（顺治）母后陵也，太宗昭陵在奉天，后陵在遵化州，是为奉天昭陵之西也；有孝陵，世祖陵也；有景陵，圣祖仁皇帝（康熙）陵也；有裕陵，高宗纯皇帝（乾隆）陵也；有定陵，文宗显皇帝（咸丰）陵也；有惠陵，穆宗毅皇帝（同治）陵也。西陵在易州，有泰陵，世宗宪皇帝（雍正）陵也；有昌陵，仁宗睿皇帝（嘉庆）陵也；有慕陵，宣宗成皇帝（道光）陵也。近日德宗之崇陵，亦在西陵之内。宣宗本在东陵宝华峪建万年吉地，后因龙须沟出水，是以于西陵改建慕陵。凡后後死者皆另立陵，视帝陵之方向以定名。如孝贞、孝钦显皇后陵，皆在定陵之东，今皆名定东陵是也。然两陵不能无别，故特称为普陀峪定东陵、普祥峪定东陵。余所云某东陵、某西陵者，即可例推。至帝后生前所造陵，名曰万年吉地，而系之曰某某峪。万年吉地既葬，则改称某陵焉。东陵为余所到者。一曰景陵，陵前有九空桥。桥之北有宫门，入宫门则有隆恩殿，东西配殿各一。正殿后有铁门，启门而入，前排石五供一排。后即宝城，上有宝顶，如城楼形，左右有堞，下即隧道也。宝城之前，左右两排，有十余个红土堆，圆顶如僧墓。询之守者，云此即妃嫔坟也。妃嫔之坟名曰园寝，上盖绿琉璃瓦，规模颇大，此独附列陵内者，不知何故，守者亦不能言其详。一曰裕陵，宫门外石人石兽最多。与他陵不同，前更有圣德神功碑亭一座，其下之＜厂＞项长逾丈，其制可谓巨矣。此碑惟皇帝有武功者则建之。西陵所到者，一曰泰陵，一曰昌陵，一曰昌西陵。昌西陵只一圆顶，无所谓宝城也。东陵之孝陵，树木葱蔚，一望而知为王气。若惠陵，则显豁呈露，一览无余矣。西陵之慕陵，闻最简朴，宫殿均不油漆，宝城之制亦杀。盖宣宗素尚俭德，宝华峪出水之后，重惜物力，故改作一切从简。两陵地势，以东陵为雄壮，西陵则较平衍也。
余承修东陵另案工程，中有景陵东配殿，在应修之列。到陵一看，殿中不过有渗漏痕而已；而西配殿檐瓦破损，油漆黯淡，并不请修。细诘其故，乃知西殿保固期限未满，不能报；东殿保固期满，不肯不报也。然即报修两陵工程，每岁各不能逾万两。各陵请修之案，但一过保固年限，便设词要求。而勘估大臣斟酌款项，各陵中强为分派，遂不免有迁就之意。然因此敷衍之故，罅漏不补，积久倾圯，酿成专案工程，则用款非巨万不办；此亦势迫使然也。陵寝岁修，题目不为不大，而俭啬如此，可见从前度支，部章极有限制，固未尝用若泥沙也。
余所办工程，以祈年殿为最巨，工费将及百万。祈年殿者，即上辛祈谷坛也。坛为雷火所击，全体毁焉。或云守者举火于殿额后割蜂蜜，以致失慎，然事后莫能诘也。殿柱本用楠木，近时无此材料，以洋楠木代之，横卧于地，对面不能见人，其圆径之巨可想而知。殿顶以金镀之，在库领金六百两，中可容数十人，甚矣规模之宏壮也。
京师贡院，余会试时已极破坏。号末座位离地仅及尺，号壁崩蚀，棹板不能安，每以带悬板于梁，以置笔砚，可谓苦极矣。雨天滴漏，尤为不堪，每科必有工程。余念过来之苦，于承修时，曾于应修之号，各捐灰一斤以益之。乃匠人巧滑，改用灰水，将全号屋顶一律刷之，以致无从覆验。偷减掩饰，愈修愈坏。后经全体改造，焕然一新。余亦与其役。当未改造时，人言明季因修贡院而国亡。有清一代，相戒不敢改造，似以仍旧贯为宜，当时多以迷信斥之。谁知国未亡而科举先废，亦可怪也。
从前钦差奉旨驰驿，查办事件，及随带司员一并驰驿者，出京时，兵部给以勘合，以为驰驿之证。兵部仍奉旨咨行督抚，督抚即转饬首驿，州县递驿迎送钦差随员并仆从。照例均须乘驿马而驰，然钦差与司员，则县必供备车轿，因驿马万不能骑也。沿途日食，由县领款预备，作正开销。以官阶之大小，定膳费之多少，日不过数钱数分已耳，而县则必以酒席相待。却之便无所得食，不能矫情也。惟每过一站，仍应取地方官印结，注明照例供应夫马，并无额外多索字样。县未出结，便不敢行，因需索例有处分也。定例甚严，而事实相左如此。每次钦差出京，沿途州县办差，每闹赔累。钦差回京，必有谓其滥受馈送。满载而归，甚有以滥索供应见诸参案者。而出差者则谓长途遄征，备历寒暑，而每日之两餐一宿，欲求稍称人意，殊不易得，且谓行路种种艰难。阅历稍浅者，不无偶动肝火之时，而旁人每以为癖气太大，不能相谅。故老于出差者，必以忍耐二字相规劝。两面各持一说。余初亦疑信参半，迨自吉林归，乃得其究竟焉。今姑以余所历者言之。吉林之役，余随节前往，上下吏役约三十二人。七月暑气未衰，途行尚热，奏请搭官轮，由天津赴营口起旱，可省十二日程途。谁知到营口时，雨后泥泞，车轿皆阻。将就雇小船行河曲，而船迟二百四十里水程，阅八日始到奉天。途中，伙食船随后并进，暑天穿丛苇中，野虫横飞，环扑刀砧，与鱼肉相搀杂，食之不能下咽，日只熬粥，以盐菜侑之。及到奉天，军队出接，结彩燃灯，迎入公馆。馆中陈设，却有半假半真字画，及丑菊数盆，房舍亦尚洁净。少顷，将军及五侍郎送燕菜席来，每人不止一席。例菜无味，大半糟蹋而已。歇两日，整理长途行计，乘间拜客，忙无暇晷。行时，将军派兵一营护送，气象亦尚堂皇。唯住宿时，戎幕围守行馆，按更击鼓鸣钲，扰人清梦，亦一苦事也。自奉天至吉林八百里，而按站遄征，将及二十日始到。每晨起催齐夫马，非辰正不能启程。午到尖站，意谓一饭即可行也，乃又催齐夫马，每挨到申初而始就道。各站里数长短不同，竟有迟至初更而未到站者，数根火把黯淡无光，过桥过涧备历危险。亦有站短日未斜而即歇者。有一次，勒令其赶前三十里，到时则食宿种种不备矣。此行路不能自由之苦也。尖站宿站，每站必设行馆，高张标榜，美其名曰“行台”。所谓燃灯结彩者，门前挂四盏红洋布宫灯，屋顶或墙壁蔽以五色洋布幔，聊以遮掩眼目而已。甚有卧房之后，即系牛栏猪圈，而以篾篷隔之者。若遇大市镇，有民房可借者，亦甚罕。唯便溺之器，则必饰以红布，或用红呢，此其所以示敬也。至早晚两餐，例菜八大八小，且席多隔日预备，绝无新鲜者。路过锦州希宝成太守（贤），扰其一饭，较可果腹，余则半饥半饱，日度一日而已。此沿途食宿之苦也。到吉林时，文武各官来接，将军在接官亭跪请圣安，后即迳入行台。封门办事，每日只进水菜开门一次，严密关防，回避一切。膳费奏明由省库按照部定数目拨给，由本地代办，事毕算账。下马之日，则送满汉席一次。余日自备家常便饭，尚可博一饱也。吉林产人参皮货，价甚贱，门役有持来售卖者，同人无赀，不能多买；亦以归途过崇文门，恐检查被谤也。办公一个月毕，覆奏拜摺后开门，将军仍送席一次。差片送行，钦差随员各送《太上感应篇》一部，不敢馈赆，以是将意而已。次日出城，到接官亭，将军寄请圣安，礼毕，即时就道，仍按驿到奉天。奉到批摺照办，即照正驿入山海关到京。计往返恰满百日，亦可谓辛苦备尝矣。人言钦差到境，供应何等奢华，馈赠何等丰厚，自属大谬不然。而功令森严，束缚驰骤，实不免徒滋流弊。平心而论，出差者明知沿途供应已属例外，即稍委曲，必不敢再事苛求；而州县应官务求了事，绝不肯闹出是非。而办差家丁觑破此旨，遂从中大试手段矣。饮食车马，每籍口于京仆之苛索，以欺本官；而其对待京仆也，过山礼门包名目。闻京仆出京时，必抄有底账，办差者必不肯痛快照给，京仆持之急，则以不给印结为抵制。相摩相荡，似皆以“夫马不齐”四字为媒介，临时煞费周章。此次途中，余每夜微服侦访，却无明白争论规费之事。至临行之夫马迟速，事属白昼，无从察察为明矣。
督抚、主考、学政照例驰驿。但主考官阶较小者，其受屈情形最甚，回京时绝不肯告人。潘耀如太守（炳年）曾出广西试差，余与之谈驿站情形，及规制束缚之苦。渠曰：“诚然诚然。我到过一县，仆从因挑剔供应，知县竟翻脸不给印结，我只得与之赔礼而行。其实一人如此。”而每科之闹冲突者，必不止一人也。学政则幕友仆从人数较多，其沿途情形必不能熨贴。汪侍郎曾任广东学政，所言经过情形，亦不免长吁短叹。广东尚且如此，他省更可知矣。至于督抚，则威权较大，似州县无不加意奉承。然余在南安时，陶子方制军（模）到粤督任，路过南安，由大庾县办差。余照例送之到大庾岭行馆，冷静与逆旅无异。余并不馈赆，渠尚送文集一部，答谢地主。可见督抚过境，亦不尽惊天动地也。后来轮船通行，督抚学政多奏请自备资斧，改坐轮船者。可见“驰驿”二字，实官员之苦事也。中国人多不晓中国事，随声附和，一味盲从，大都类是，言之可笑。
值日之制，以八旗而定，因之六部、内务府、理藩院，亦各值一日，而以九卿各衙门附之。譬如初一日则吏部、内阁、翰林院三衙门，省文曰吏内翰；初二则户（户部）通（通政司）詹（詹事府）；初三则礼（礼部）宗（宗人府）钦（钦天监）；初四则兵（兵部）常（太常寺）仆（太仆寺）；初五则刑（刑部）都（都察院）大（大理寺）；初六则工（工部）鸿胪（鸿胪寺）；初七则内（内务府）国子（国子监）；初八则理（理藩院）銮（銮仪卫）光（光禄寺）。皆以两三衙门，省作三字，口熟易详。此外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系属新设，且事关外交，有要事当随时陈奏，不以值日拘也。凡遇值日，所有奏摺即于是日呈递，堂官亦递绿头牌请安，有召见即留牌，不留牌则不见。此正班也。若有要事，则不待值日亦可加班，其递牌递摺之法，与正班同。寻常只此八班，值日周而复始。若遇令节庆典及特别事故，则推班一日，先期则传旨：某日推班。次日仍接原班递轮。司官遇值日，有紧要公事稿件，并带领引见者，均于是日丑寅之间进内。散班时，冬天不过黎明，夏天不过日出。至于圣驾谒陵，仍照常值日奏事，在路上行，则改为辰刻办事；一到陵上行宫，仍旧丑正递牌。清朝勤政，固超越前明也。孝钦太后重出训政，引见迟至黎明，则微露倦勤意矣。
清廷仿周礼六官之制，设立六部，名曰吏、户、礼、兵、刑、工，俗语以富、贵、贫、贱、威、武六字分配，群信为吻合。然吏贵而户富，兵武而刑威，此其易知也。工部专管工程，职务猥琐，以天下贱工目之，亦尚恰称。惟以礼部为贫，颇费剖说。京官廉俸极薄，本无贫富之别，而所赖以挹注者，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堂司均分，稍资津贴耳。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礼部尚书一年千二百金，侍郎一年八百金而已，此其所谓贫也。今则六部改为十部，而礼部初改为学部，后变为教育部。各部政费比前清多几数十倍，闻尚别有进款。教育部则较逊，恐亦不免于贫也。
吏部四司，人以喜、怒、哀、乐四字目之。谓选缺补缺，喜也；议处分，怒也；丁忧，哀也；得封典，乐也。恰合分际，何等超妙。承平时，闲曹无事，吐属风雅，思之犹神往也。
余曾读《处分则例》及《大清律》。初读第一条，便掩卷思之曰：“这样情节，如此处置；若犯那样情节，又当如何处置？”旋读第二条，而那样情节，便有处置之法，紧接而来，丝丝入扣，毫发不爽。可见当日字斟句酌，煞费删定，非仅一二人起草之功也。
余初到吏部，例应学习三年。学习期内，所当之差，以当月为最多。“当月”二字，殆即古所谓“值宿”也。每日满汉各一员，满员早起赴内阁送题本，多不住宿；汉员则在署住宿，兼监用印。所住之处，即名曰当月处。屋只两间，外间排一公案，为用印之所；里间设两炕一印柜，凡堂司印箱均汇在一处。各司有用印，则另有一牌来领。此即当月公事也。屋极湫隘。每日下午接班，晚餐菜只一碗两碟，次早又一餐。次日下午有人接班，即出署。夜间阖署阒无一人。此差当至得主稿时，始得摆脱。回想当年清苦情况，恍如昨日。然从前京曹循资按格，毫无假借，人人各守本分，安之若素，境虽清苦，而心实太平也。
部务虽分满汉堂司，而事权究属之汉员，且尤以汉司员为重。麟芝庵相国（书）好动笔墨，每喜改余稿。有一日在朝房，欲动笔改奏稿二字，余不觉大声呵之曰：“不能！”渠遂搁笔而止。溥倬云出而语余曰：“虽是汉掌印，那能如此专横？”余曰：“奏稿不能将就，顷间亦急不能择耳。相国与我厚，当不我怪也。”相国人本圆通，遇事颇好通融，每低声与余斟酌，余曰不可，渠亦不敢强。余屡拂其意，然与余终相得，盖其相度之谦冲，固不可及也。平心而论，满员得好处，固占便宜；而主持公事，未有不让汉员者，汉人固不弱也。
余少时记性尚好，部例只看过两遍，其荦荦大者，时常引用，固不必言。即琐碎条例，及近十余年成案，皆能得其大意。而书吏往往摭拾琐碎例案，于稿尾挑剔数语，以“例有处分”四字，查取职名议处；一面则写信外省，吓诈取财。外官岂尽明白？动中其彀。余当掌印后，例案既熟，年力正富，颇有一目十行之能。故每日例稿，必有四五百件，应画者皆能于一时许了之。而遇有此等稿尾查笔，必取而勾之。吏每有执简争者，余曰：“汝要写信耳。我在此，岂能容汝作买卖耶！汝谓我违法，我便违法何如？行法当得法外意，此等零碎条例，无关轻重，汝谓我不知耶？”故终余之任，部吏多有叫苦求退者。然十数年来，外官免花兔枉钱，不知有多少也。
余在吏部，曾充司务厅掌印。司务厅固管全部胥吏也。时广西提督冯子材，以部吏写信索贿奏参。密旨令吏部堂官拿办。日将夕矣，徐荫轩尚书（桐）、许筠庵侍郎（应癸）尚在署未散，乃以“沈锡晋”三字告余曰：“此廷寄饬拿之部吏也。”余曰：“部吏写信索贿，决无真名，在署万难弋获；须得其住址，或可图也。”尚书乃复写出“炭儿胡同”四字。余又曰：“一人不能独行，须满掌印同办方可。”乃同满掌印惠树滋（森，后任浙江运使）同出城，访北城坊官，不遇。不得已，先回寓晚饭。少顷，坊官来寓，告以来历，坊官极力推托。余告之曰：“坊官未有不识部吏者。此廷寄所交拿也，汝其敢抗乎？”坊官曰：“炭儿胡同却有两个姓沈者，但未知那一个是部吏。”余怒其诈，乃厉色与言曰：“汝既知有两个姓沈，则那个是部吏，汝岂有不知？我不能为汝指实，汝自裁之；若贿放，则罪汝无赦。”临行又告曰：“此钦犯也，须带一稳婆往。若本人脱逃，可带其家属来。”在当时，亦不过故作严厉语耳。谁知坊官前往围门搜拿，该吏却在家，潜匿内室不敢出，稳婆入于床下得之。明日覆奏，上乃大悦。盖前数日，户部亦有似此之案，上面谕户部侍郎密拿。侍郎一人到部，下车，坐于车凳，拦门口，禁人出入，而遣人入署搜捕。卒以不得主名，致被脱逃。当时都下喧传，遂有户部堂官不及吏部司官之语。余曰：“此亦偶中耳。堂官固拙，司官亦未必甚巧也。”
吏部之吏有两种：一曰经承，一曰贴写。经承如铺户之东家，贴写特如伙计耳。贴写专办公事，且须例案熟悉；而经承则不然，专管纸张，及贴写之工食。官中纸张工食之费，每季每科不过十余金，而每科一经承，须雇数十贴写。公费不足，则须经承赔补。然经承缺出，必须由贴写掣签而得。贴写一得经承，则宫室车马衣服，均有人为之代备。谓经承可以藉写信而索贿也，但索贿之得与不得，及司官之精明与不精明，亦即看经承之财运如何耳。故有一得经承而转致倾家荡产者。非谓部吏便可悍然舞弊也。且京中人类不齐，尚有藉书吏为傀儡而中饱分肥者。非谓部吏遂能独得好处也。世人不察，遂谓部吏未有不富，且谓部员未有干净者，皆瞽说也。余尝指署额“清吏司”三字（凡部必有司，司之额必曰某某清吏司），谓人曰：“吏浊而官能清之，官浊而吏亦能清之。然吏浊而官或糊涂，尚有不清之日；官浊而吏总明白，万无不清之时。”谓吏亦能告发也。后来书吏尽裁，而办稿属之司官，卒有司官得贿之案。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也。
从前命盗案处分极严。命案限六个月，盗案限四个月，为初参；展一年则二参；又展一年则三参；再展一年则四参。盗案尤严，初二三参，不过住俸降留小处分，到四参，则降一级调用。有级可抵则抵，否则实降知县为印官，典史为捕官，印捕同一责成。故为知县典史者，必先预备加级，以待四参抵销之用。时有四川典史，任内有四参三案，而加级亦有三次，恰可备抵。乃部中作为四案，不敷一级，议以实降一级，即作为革职开缺。后典史不服，禀川督，咨部诘问，部即开明某案某案，事主某人被劫，列单咨覆。该典史乃又禀，由川督声明，部单所开事主王曾庆被劫，川中并无此案。后详细覆查，乃知前单所开王曾庆，即曾庆所讹也。因部中抵销加级时，只凭书吏写一浮签，书明事主某人被劫，四参应销一级。将原稿封册无讹，便将浮签贴上，由看册司员加一红点，即为了事。此案典史本有三级，彀抵三案，而书吏故意将曾庆一名连上。事主主字作王字读，故曾庆一案，变出王曾庆又一案矣。此固看册司员糊涂，然亦由案牍太繁，书吏巧于作弊故也。书吏写信吓诈，当时必是此典史自恃级恰彀抵，不肯花钱，渠乃设计陷之也。后将书吏革办，而典史开复，然已吃亏不少矣。部中案繁，不能一一盖印，多以司官红点为凭。部吏舞弊，只能抽匿文书，却不敢捏造红点，谓一捏造必至破案，盖其迷信然也。然此种办法，余早不以为然。及遘此事，乃筹公款九百金，改造一完全官册，而弊无从生矣。
军事平定，朝廷论功行赏。阵亡殉难者，皆得分别请恤。凡赏世爵者，则有公、侯、伯、子、男之封；赏世职者，则有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各等次。其阵亡者，则于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其不愿袭恩骑尉者，准改为文武生，一体应试。发捻之后，凡寻常剿匪阵亡殉难者，亦得陆续请恤。其官阶大者，无不随时给恤；其微员末秩，必待督抚调取宗图册结报部，方准议恤。原以防弊混也。历时已久，积牍日多，部中仅凭督抚咨报，即行检查，阁抄清单有名（督抚汇案请恤原奏，奉旨交议，由部向内阁抄出，谓之阁抄。另有清单，则胪列衔名也），即不能议驳。此事专归验封司主管。余掌印后，奉行故事，初不以为意，后乃日见其多。按其年月，多在二三十年以外，且验阁抄清单向不盖印，亦疑有抽换情弊。如果内外书吏交通，是此项恤典源源不绝，将来冒滥，不知何所底止。遂检查档案，当时阵亡殉难未经议恤者，尚有八千余员之多。因思该故员等，既经请恤有案，只因宗图册结未经咨部，停其议恤，对于死者已不无缺撼。且因此悬待图结，转使冒名请恤者，得因之作奸，殊属两失。乃决将图结未到之八千员，先行议恤，仍俟图结到时，再准其承袭。如此则死者无憾，而生者亦不得冒滥。否则验封司来一案议一案，议一案至小亦一云骑尉，便可变一文武生，是验封司掌印，直不止一省学政权力矣。乃商之徐荫轩尚书，则蹙眉言曰：“一案便准八千余世职，未免太宽。”余曰：“宽此八千余世职，尚有尽时；若不宽，则迭起循生，可以滥到八万不止。看似宽，实从严也。”剖说数次，终迟疑不决。后复商之徐忠愍侍郎，一说便了解。余曰：“此本是惊人之笔，正堂意在踌躇。我们不如缕说情弊，改为请旨，上头如有疑问，临时即可详晰以对，不至碰钉。”侍郎以为然。旋遍商各堂，均尚认可。摺上，遂准如请办理，数十年之积弊，为之一清。可见司官办事，只要无私，不怕无权也。
京察三年一次，以子午卯酉四年为定期。每届应办年分，吏部将在京尚书、侍郎、都御史、内阁学士、副都御史及盛京侍郎为一本，在外兼京衔督抚为一本，缮具简明履历清单请旨。其三、四、五、六品京堂，及内阁读学、翰林读讲学、庶子、府丞，缮具简明履历清单，通为一本。具题后，一、二品大员则明降谕旨黜陟，京堂等官则带领引见。有奉旨议叙者（议叙加一级，从优加一级，纪录二次），有照旧供职者，有原品休致者，均有一番进退。其五品以下之翰詹科道，及各部暨阁府院各衙门人员，并小京官笔帖式，先由各堂官填明守、政、才、年四格，分别一等勤职、二等称职、三等供职字样，并六法应议人员，造册密封，送部及都察院吏科、京畿道，限封印前送齐。开印后，吏部定期知照吏科、京畿道封门磨对，吏部则在考功司封门磨对。毕，吏科、京畿道前赴考功司面议。事竣开门，再由吏部堂官会同大学士、都察院堂官、吏科、京畿道考察。先期传各衙门人员在吏部大堂，以次过堂唱名。其在一、二、三等者，于过堂时，吏唱“应留”二字。过堂毕即定稿，将应留之员，照考语等第，缮黄册进呈。其填注六法者，亦由本内照例议处。奉旨后出榜宣示，一不谨及罢软无为者俱革职；年老有疾者俱休致；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浮躁者降三级调用。其有年过六十未得一等者，则归老人班，另行引见，或照旧供职，或原品休致，临时候旨。至于引见，则先尽京堂，余则分期分班带领引见。如引见圜出之员，仍再覆带一次。记名后奉旨以道府用者，则由军机处遇缺请简。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其犹行古之道欤。每届封门考察，余充帮印时办过两次。丙午幸厕一等，例应回避，则未之与焉。
有一届京察，余带领老人班。有一钦天监官员（官阶姓名，今已忘矣），年报九十五，精神强健，步履稍差，每过一门，必蹲下一歇，方再行。及引见，背诵履历，一切如常；惟起立时一跌，几有两足朝天之势。御前侍卫即欲下阶干涉，余以全力急掖之而退。是日奉旨，仍准照旧供职，可谓天恩高厚矣。盖此辈所以恋栈者，为靠俸米以养余年也。当时政尚宽大，每届勒令休致者甚少。此老人于次日，即步行出城，到铁门寓所道谢，亦感激余一掖之力也。
德宗性甚急。有一日，带领京察笔帖式引见。先期宫门抄传，明日寅正看版（祭祀前日看祝版）。大家以为，引见必在寅正看版之后。余以掌印须先预备，乃于丑正往，而到外朝房时，徐荫轩尚书敬止斋侍郎已到，正在着急，曰：“太监已来催两次，说是今日先引见，再看版。大家皆拿定时刻，不肯早来，如何是好？”余曰：“姑且进内再说。”迨入东华门一查，引见者却到得不少，而带领引见者，并无一人。所幸者，当小差事之笔帖式尚有几人。余乃勉强分派，向之两人带一班者，今只令一人先管一班，到临时再行腾挪。甫就绪而皇上升殿矣。黑暗之中，十分迁就，好在引见者均是京官，情形熟悉，故得敷衍了事。当甫入东华门时，茫无头绪，余一人奔驰乾清门及东华门内外，路约数里，往返数次，气喘而肠似欲绝，必蹲下一歇，方能再走。然后悟当日老人班老人过门一蹲，其苦况亦如是也。
部院公事，向皆按部就班，不许稍有假借，否则参案随之。忆甲午京察，翰林院保送人员已过堂，即日须咨送部院汇题矣。乃掌院忽闻所保一等中，有一鄂人，已经被参，意欲易人。麟、徐两掌院皆吏部堂官，麟乃到徐私宅，约余一人前往。时已申初，寒暄数语，即提及翰林院京察：“我们意欲临时更易一人，何如？”余曰：“翰林院京察，昨日闻已过堂，如何复议易人？”麟曰：“过堂究未宣布，岂能不容我们斟酌。”余曰：“不然，保送一等堂官，必系真知灼见，宁能于一二日之间，忽有游移。况过堂虽未将等第明白宣布，而填注考语，等第分明，书吏岂有不知？书吏知之，即与公布无异。若要更改，须指出事实方可，若以意为之，似非所宜。”麟曰：“此人保出，颇有窒碍，奈何？”余曰：“中堂之言，其殆为某人被参之事乎？此事我亦有所闻。究竟有无其事，尚不可知，且即有之，查办是否得实，亦未可知。若仅据传闻，即将一等换人，将来更多窒碍。”徐曰：“保人本要慎重，临时更正，自亦慎重之意。若明知故犯，那有此理？”余曰：“不然。慎重指平时而言，今既过堂定案，因人言而忽游移，明是规避，何得谓之慎重。且如今日更正送部之后，过数日，又闻一等内复有被参者，岂能取回再更正耶？”立谈移时，终不能决。时已上灯，余急欲出城，乃侃直言曰：“以愚见度之，今日咨文必须送部。将来其人如果被参获谴，翰林院滥保一等；如果有人指参，则两位中堂应照滥保例，降二级调用。然以中堂位分，自必加恩，改为降留，或改为革留。若必临时更改，将来被人参奏，则‘规避’二字完全私罪，例应革职，即或加恩，将何以自解？况京察只按目前资格，分别等第，本无从徇私，若必强用手脚，是无私而为有私矣。请两害相权可也。”两中堂均以为然。乃传呼院役，即刻用印行文，余便急骑出城。后来鄂人参案亦不见明文，但引见时不记名而已。可见当时部院办事何等郑重，岂能遇事必有黑幕哉。
京察，察京官也。察外官，则谓之大计，以丑未、辰戌行之，亦三年一次。届时吏部题请通行各督抚府尹办理。藩、臬二司由督抚出考，缮具履历清单，咨部汇题；其运使道府以下等官，督抚将应举应劾之员分为二本，送内阁具题。奉旨后，吏部会同都察院吏科考核题覆。其得卓异者，由部调取引见，所拟旨意，则定以加一级回任候升。其六法人员则由部分别开缺。此等制度亦古考绩之意，但奉行日久，举者多而劾者少，劾者固当去职，而举者候升只成空话，稍失黜陟本旨耳。余在江西得过卓异两次，在苏州得过一次，自系老守资格，但三次俱未引见，并“候升”二字亦未邀恩也。
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覆电到，谓却有其人，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凡吏部考绩之事属考功司。“考验”二字与“考绩”相仿。鲁到部，即由余与满掌印惠树滋带到军机考验。旋以候补道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遣委用，而上海道之缺开矣。同时又放一四川盐茶道玉铭，后亦因资格不称，被参开缺。是时德宗亲政，珍妃得宠，闻有暗通声气之事。虽无确据，然不数日，珍妃被黜，妃兄志伯愚学士（锐）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去，或云事为慈宫所闻也。京中好事者作一七绝，首二句云：“一自珍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盖隐刺其事也。可见破例简放者只此二缺，即被参开缺。当日御史未尝无威，且专制时代，军机亦未尝无权也。
状元三年一人，本无足奇，而俗每羡慕之。状元拜客、散殿试卷，博人欢迎，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某科某状元到沪，拜客游宴，不免轶出范围，经御史奏参，奉旨查办，交部议处。时考功掌印为盛蓉洲前辈（植型），帮印为李小砚前辈（端遇）。掌印意在保全。谓例无专条，难以重处。李曰：“挟妓饮酒，照例革职，有何难办？”盛曰：“查办覆奏，无挟妓字样。游宴二字，何能遽断为挟妓？”李曰：“无论如何，不议以革职，我不画稿。”争论数日不决。有一日，余到宝师宅画稿，谈次，师告余曰：“汝考功司掌印帮印，因状元事闹意见。汝以为何人有理？”对曰：“帮印亦不能谓之错。”师曰：“司官之有掌印帮印，原以互相牵制。帮印如果执简而争，堂官亦无如之何，况掌印乎？且帮印说此人有玷清班，不足顾惜。”言之亦自成理。但开国以来，二百余年，未曾办过状元，大家为欲顾全朝廷体面，却非有意徇私。惟我是管部，诸事应让正堂主持，初无成见也。余当时未得帮印，不便自惹是非，到司后不复提起。不知后来如何调停，乃援私罪不应为而为，事理轻者，罚俸九个月，加等，议以降一级留任，而状元保全矣。事后，余与戴艺甫（锡钧）在司戏言曰：“不应为而为私罪，律有两条：不应重者，降三级调用；不应轻者，罚俸九个月。今议由不应轻加等，是不欲重而又不敢轻，谓之不应中可也。”李闻之大叫曰：“汝不要奚落我，我未当掌印，算我倒运便是；然议到降留，尚是顾全帮印面子，有何理可说！”李系山东人，素性戆直，此次之争，清议多韪之，后升太常卿，叠掌文衡，未必于此事无关系。当时朝中大官，实为状元二字所迷，成此谬举。及今思之，有清爱惜状元，可谓仁至义尽，蔑以加矣。
从前劳绩保举之案，必交部议奏，部必照例准驳；督抚仍顶奏乞恩，如仍交部议奏，部必仍驳之；若再三陈请，得旨著照所请奖励，部便不驳。然遇例载虽奉旨允准，仍应请旨更正者，则又不能不更正，部只守例而已。醇邸当国，时孙文恪颇用事，意欲裁抑部权，凡遇保案，多有特旨迳准者，而部例有应请旨更正者，竟批云无庸更正，可谓枢臣极端专制矣。于是枢臣与部臣遂不免有意见。卢栗甫前辈其时充考功司掌印，适当其冲，乃以覆议御史屠（仁守）处分过于轻纵，交都察院议处，而卢落职矣。枢臣之意，以卢某平日议他案多从刻，何独于此案从宽：？且卢、屠均系鄂人，显是袒护同乡。如此口吻，直迁怒而周内之耳。然此等冲突，不过暗中风潮，不数时而渐平息。盖其时朝纲整肃，说公道者亦自有人也。
从前文职保案，归吏部核定准驳，文选、考功两司分办；获匪保案，则专归考功办理。案初到部，检查本员履历为第一关键。查毕则照呆板例章办理，毫无出入。余每遇一案，多者百余员，少亦数十员。决以二三时，亲手批定，如有舛错，再由同人检校一次。绝不假吏胥之手，亦不耽搁时日。其有被驳者，每因声叙不明，或被本员蒙报；亦有督抚因寻常劳绩，坚请异常劳绩者。文牍往来，徒滋繁渎，余复手定获匪保奖章程，通行各省，详晰说明，使人容易了解。故定案极速，书吏虽写信撞骗，时间亦来不及矣。
从前部费名目喧传外省，一若部吏手眼绝大，竟可颠倒是非。即在京京官，亦尚有疑信参半者。部吏以写信撞骗为生涯，事诚有之；然有犯必惩，遇有牵涉，即送刑部，毫无假借。但其中亦有成为习惯，不能彻底严革者，虽不得谓之弊，究不免贻人口实。无非纸工原定公费，不及十分之一，法制未善，流弊至此耳。以吏部论，领凭有费，领照有费，引见亦有费，或数两，或百数十两，恍惚亦有一定规矩。而最重者，则卓异引见道府，竟有至三百六十、二百四十者。然亦有原因。缘每届京察大典，用费何等浩繁，部领只三百两，则书吏赔垫不堪，故办京察后，即以办大计补之。势之所迫，亦以无关弊窦，意同默许耳。其余则补缺一事，补缺索费与引见又异。补缺合例与否，万难高下，吏所得以索费者，则有故意迟延之一法。何谓之迟延？盖补缺须用题本，题本须经内阁吏科转折，阁科磨勘，稍有满汉文错误，即驳回另换。一换再换，便耽搁数月去矣。外官情急，补缺遂有按缺分花钱之举，多有至数百金者。一花钱便不错，不错则核准便速，此所以显其神通也。其实外官之黠者，不肯花钱；其有不愿补苦缺者，亦不肯花钱，迟之又久，虽无费亦核准也。余尝告文选司同人谓：“此等情弊，似可撞破纸窗糊。明定办法，岂不痛快！”渠曰：“题本事关阁科，所驳换者，明是官话，何能指之为弊？且阁科书吏亦是无钱办公。若根本解决，非纸张开报销、书吏给工食，无法可着手也。”
部吏作弊，无非撞骗。有一年，同月出有知县六缺，应行制签。中有广东二缺，云贵二缺。部吏乃向候选者索贿三千金，谓可选广东；如不花钱，定选云贵。有一候选者，乃文选司掌印之至戚，因商之掌印。掌印曰：“制签那能作弊？何人索贿，我可办他。”其戚曰：“吏云不可对第二人言，言则定选云贵；汝千万勿坏我事。若选云贵，盘费亦需三千，我非花钱不可。”掌印不得已，乃告之曰：“汝可询之同候选者再说。”其戚曰：“渠云不可与第二人言。”掌印乃笑谓曰：“吏非尔亲，何独厚于汝，使汝花钱？”其戚乃询之同候选者，果人人都索三千选广东。乃恍然大悟，其为土地天晴吃猪头，下雨吃羊头之伎俩也。
余初到部时，京官俸银尚是六折发给。六品一年春秋两季应六十两，六六三十六，七除八扣，仅有三十二两。后数年，改作全俸，年却有六十金，京官许食恩，正两俸补缺后，则两份六十金，升五品则有两份八十金。俸之外有米，六品给老米，五品给白米。老米多不能食，折与米店，两期仅能得好米数石。若白米则尚可不换也。俸之外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吏部有查结费，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约在印结半数。此外即饭食银也，饭食银每季只两三金耳。得掌印后，则有解部照费，月可数十金，然每司只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则不名一钱也。当日部员如此清苦，安分从公，并未尝呼枵腹也。
从前吏部寓宅门前，贴有“文职官员私宅免见，一应公文衙门投递”告示（兵部则曰武职官员，科道则曰文武官员，亦示关防之意）。究亦仅属虚文。余充掌印后，多与查办之役，颇露头角，疑忌者多，故不得不自谨饬。寻常宴会不轻赴席，杂宾一概不见。公退无事，只邀同乡作击钵吟。雨天客有无车者，则套车迎送。其时常集者：张珍午、郭春榆、曾幼沧、郑子瑜、陈征宇，数人而已。
吏部夏日皆辰正入署，未初散署，冒暑回寓。日长无事，玉苍有《十朝圣训》借而读之。五本一换，阅时逾两年，二百余卷乃卒读焉。《圣训》即历朝之上谕，行政规矩备焉。分门别类，余寻行数墨，耐性读之，巨细洪纤，无一语遗漏。然掩卷即不复记忆，当时亦聊为消夏计耳。王子恒表叔，可庄之尊人也，告余曰：“汝颇似林文忠。文忠在翰林时，日读六部则例，即此意也。”余逊谢不敏。谁知两年涉猎，从容涵泳，嗣后遇有同列争议、大政咨询，余皆能判断如流，颇中綮要。不得谓非无意中之效验也。
余得京察记名后，逾年不即外放。其时内阁侍读学士出缺，轮应一等部员升补。余在吏部名次第一，例应坐升。乃因中东战后，各省停解照费，津贴无资，且内升更为清苦，是以有不求放道，只求放一南省府缺之请。谁知余出京后，内阁侍读学士缺出，吏部一等记名无人，即以户部一等之葛振卿（宝华）升补。按格循资，不数年即升尚书。可见当日京官升转，尚有一定资格。而余则一麾出守，无资格可言，沦落天涯，不无江州迁谪之感。而自今日视之，则不止浮云已也。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文肃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后来渐重官阶而轻交情矣，大概寻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儒雅。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涛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
京城东西二庙，每月两会期，排列古董珍宝。琉璃厂每正月必排到上元，名曰“厂店”，视二庙尤盛，雅人好古，俗人好货，无不争趋之。余在京十九年，未尝一履其地，为侪辈所绝无仅有者。唯斜街土地庙之选菊，则嗜好不能与人殊也。后虽遍查十库，饱阅宝物，绝不以眼福自豪，盖非性之所近也。盛伯希尝谓余曰：“我以百金购一碗，置肉其中，三日不败。”余曰：“我每日买肉一斤，三日三斤，不过三钱银，何用此碗为？”可庄亦不以古董家为然，尝举一笑话云：一班好古者，一日相约，各以家珍赴会。有醉汉持一元宝与焉，群嗤之为俗物。醉汉曰：“此雅根也。”众哑然失笑。旭庄则不然，每诟余曰：“汝一毛不拔，到底囊中能余多少钱？”余曰：“否，否。天生我一人便已赘矣；若于一身之外，更有长物，岂不更赘！”此数语虽近滑稽，然亦煞有道理也。
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许；然挟优尚可通融，而挟妓则人不齿之。妓寮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集一隅，地极湫秽，稍自爱者绝不敢往。而优则不然，优以唱戏为生，唱青衣花旦者，貌美如好女，人以像姑名之，谐音遂呼为相公。其出色时，多在二十岁以下。其应召也，便衣穿小靴，唱曲侑酒。其家名为下处。下处者，京中指下朝憩息之所为下处，故借以名之也。若就饮其家，则备十二碟以下酒，酒后啜粥而散，名曰“排酒”。酒钱给京票四十千，又下走十千，按银价不及四金也。或在其家请客，名曰“吃饭”。吃饭则视排酒郑重，一席之费，多者廿四金，少者亦必在十金以外；下走之犒，则随席之丰啬而定。其馔较寻常酒馆为特别。余曾为龚蔼人方伯所约，在梅兰芳之祖梅巧玲家，食真珠笋一味为最美。盖取蜀黍初吐颖时，其小如珠，摘而烹之，鲜脆极可口。余在苏赣宴客，因署后有蔬圃，每仿制之；然一盂所需，已踏破半畦蜀黍矣。京官清苦，大概只能以排酒为消遣。因下处甚清雅，夏则清簟疏帘，可以观奕，冰碗冰盆，尤可供雪藕浮瓜之便；冬则围炉赏雪，一室烘烘，绕座唐花，清香扑鼻，入其中皆有乐而忘返之意。像姑或工画，或知书，或谈时事，或熟掌故，各有一长，故学士文人皆乐与之游，不仅以顾曲为赏音也。然此皆闲曹年少时为之，若官跻卿贰，年逾耆艾，则仍屏绝征逐，以避物议。尝闻潘文勤平时最喜一善唱昆曲、兼工绘事之朱莲芬，及任侍郎，便不与之相近。而莲芬年节前往叩贺，文恭必袖廿金银券，出而亲授之，一见而别，至老不衰，都下传为韵事。盖优之风雅，远胜妓之妖冶，故禁令虽同，而从违不必一致也。后来下处渐消灭，而妓寮则车马盈门，毫无忌惮，此亦世变之相因而至者也。
余自庚辰后，始联社作折枝，不两年便改为击钵吟（《十一集》即余选刻）。晚间破闷，则约同乡三四人，到寓小集。如有大聚会，则在榕荫堂。榕荫堂即福州新馆之客厅也，窗明几净，觞咏洵足怡情。余素有莱公之癖，春夜每捐一金购蜡。旭庄家中，善制喷墨字画纱灯，大放光明，尤增吟趣。堂之前后种松八株，意以为后人哦诗备也。谁知癸丑到京，堂既为不作诗者所占，而松亦无一存者，此亦诗事中之黄粱一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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