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雨丛谈（清）福格－●卷七

●卷七

　　◎八旗科目

　　国家诞敷文教，八旗多士，涵濡尤深。天聪八年四月，始立科举之制，太宗文皇帝命礼部考取八旗通于文义之士，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二人，满洲习汉书者察不害、恩国泰二人，汉人（即乌真超哈，后改称汉军）。习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泰、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八人，蒙古习蒙书者博特、石岱、苏鲁木三人，共十六人，均赐举人，各予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崇德三年八月，赐新中举人罗硕、常鼐、胡邱、阿济格毕礼克图、王文奎、苏宏祖、杨方兴、曹京、张大任、于变龙十名，各衣一袭，半个佐领品级，各免人丁四名。六年六月，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希福等奏，以满汉蒙古士人考取秀才举人；秋七月，赐新中举人满洲鄂貌图、赫德，蒙古杜当，汉军崔光前、卞三元、章矛天、卞为凤，各缎朝衣一领。当是时，取士之初，人数虽少，而名臣多出其中。定鼎后，顺治八年，礼部议准八旗科举之例：乡试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五十名；满蒙识汉字者试翻汉字文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满字文一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会试取中满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汉军二十五名，其文字均照乡试之例。八月上皇太后尊号，恩诏九年会试，加中八旗满蒙汉举额二十五名，共为八十五名。礼臣又请本科乡试满蒙举额中五十名，用内院礼部堂官各一员为主考；汉军举额五十名，听汉主考官阅卷，诏均如之。是科乡试，次年会试，满洲、蒙古生员笔帖式同一榜，汉军生员笔帖式与汉人同一榜。九年岁在壬辰，满洲、蒙古取中状元麻勒吉等五十人，汉军迟煌等归于汉榜三百九十七人之内。汉状元邹忠倚，江南人。迟煌中二甲第一名。十三年，减满洲举额十名、进士额五名，蒙古减举额五名、进士额五名，汉军减举额五名、进士额照旧。十四年丁酉科，停止八旗考试。康熙二年癸卯，特开八旗考试之场，取中满洲齐兰保等二十一名，蒙古布颜等十七名，汉军姚启圣等一百一十八名，咨送吏部录用，落第者悉斥革另挑差使。自来汉军中额之多，无过于此。六年，御史徐诰武请复八旗乡会考试之例，并清将八旗满蒙汉与汉人同场，一例考试，诏从之。八年己酉科，定八旗乡会试额。顺天乡试，满洲蒙古编满字号，共取十名；汉军编合字号，取中十名。会试满字号中四名，合字号中三名。三十二年，国子祭酒吴苑疏言八旗学习制艺日多，中额太少，因加增满蒙举额六名，共中十六名，汉军增三名，共中十三名；会试满蒙增二名，共中六名，汉军增一名，共中四名。三十五年七月，广八旗解额满字号四名，合字号二名。四十一年八月，增八旗顺天乡试中额，满蒙三名，汉军一名，从顺天府尹钱晋锡请也。嗣后改乡会试中额为临时奏请钦定，不限成额。世宗御宇后，加意人材，八旗乡会试之额，每科递增。中式之士，馆选而外，复加拣选。而回避之卷，下第之士，亦搜罗不遗。雍正元年，诏于文场外，另设翻译乡会试，并增设八旗武秀才及举人、进土之途。九年，又设翻译蒙古文字之场，与满洲翻译乡会试同（专试蒙古人，满洲汉军不预）。今科场之制，满洲、蒙古乡试仍为满字号，会试另分蒙字号。咸丰二年，恩科广额，不知如何舛错，致将蒙古、汉军进士中额，转为裁减，而山东、河南两省进士中额，每科各加增十余名之多。至今十余年，亦无一人建言者，异哉（或言由于笔误所致，非上意也）！

　　按顺治十四年，停止八旗考试之制，士子登进，有举送内院策试之途，颇与古人乡举里选之法暗合。康熙二年，议者谓习艺生员无上进之阶，因于秋闱特开乡试，取中者均送吏部录用，下第之生员一概斥革，故取中之额亦广。次年，仍无八旗进士科。至六年始复八旗考试之制，与汉人归并一场一榜，所试之文艺、篇数均同，中试之额，亦大减矣。

　　◎京钱

　　高江村学士考钱陌之制，梁时破岭以东，八十为陌，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陌，曰西钱。其时京师以九十为陌，曰长钱。大同元年，诏用足陌，下弗能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又言：国朝京师以三十三文为百，更有以三十文为百，席上赉人，通行不怪云。今都中无以三十文为百之说，率以制钱五十文谓之京钱一百，以四十九文谓之九八钱一百。讲说钱数，自一文至十一文，皆按制钱言；由十一文再加一文，则按京钱言，曰二十四文，相沿通行，殊不为异。又京城东北抵于山海关之外，皆以制钱十六文为百，以一百六十五文为一千文，名曰东钱，尤为异矣。

　　◎废九河

　　余尝见某书言管仲富齐之术，非在官山府海之利，盖填塞九河，以邻为壑，遂增膏腴之田万亿而富也。一日偶举此说，众皆大笑，以为臆造。余又忘其见自何书，遂无以自解。后阅《天禄识余》言，世儒皆罪秦废井田之制，不知管仲作内政已渐坏，至秦乃尽废坏耳。引元人陈孚《题管仲井诗》曰：“画野分民乱井田，百年礼乐散寒烟。平生一勺潢污水，不信东溟浪沃天。”又言，九河之坏，亦自管仲始，《诗纬》所谓“移河为界在齐吕”是也（亟书大略于此，以俟他日搜讨续增）。

　　按九河：曰徒骇，曰太史，曰马颊，曰覆釜，曰胡苏，曰简，曰洁，曰钩盘，曰鬲津。多在齐地。

　　◎三通

　　《卫公兵法》，以挝鼓三百三十六槌为一通，鼓止角动，以十二声为一叠。今京师戏园中未开场之先，击锣鼓二次，曰打头通、二通，应是此义（通作去声）。又公牍一件，谓之一通，不知何本（又江南有五通神祠淫祀，毁于汤文正公）。

　　◎大排小排

　　今外省官吏，每月逢五、逢十日，具公服通衔名于上官，或禀见，或禀安，必齐集官厅久之，候手版发下，始散，谓之大排期。逢三、八日，具常服如之，谓之小排日。一月之间，仆仆十二日（月除之排期，移于朔日），甚无谓也。按唐李德裕柄国时，百官无以窥探其意，乃相率具衔名起居，此排日之由来，原非美政。今京朝官转无此例。

　　◎梨枣钱

　　泰山碧霞元君祠，俗称娘娘殿，在东岳最高处，香火极盛。礼岱者皆祷于泰山娘娘祠庙，而弗旅于岳神久矣。每岁正月开山，四方云集者，不远数千里，摩肩接踵，日夜不息，祷祀极虔，灵感最著。殿扉不轻启，虽钦使致祭，亦陈上方供品法器于案，退至阶下礼拜。四方求祷者，必隔扉投钱或银饰以祈福。每岁四月，泰安知府、知县，亲登泰山，督视洒扫一次，谓之扫殿。羽士所获之钱，盛时辄以万计，今尚二三千串；实为羽流终岁衣食之资。按汉《祭祀志》：武帝封禅，至泰山下未上，百官先上跪拜，置梨枣钱于道以求福，即诏书所谓酢梨酸枣狼藉散钱云云。是此风由来已二千年矣（今京外香火庙僧道，亦置一筐箩于神案前，凡来拈香者，皆随意投香资数文，然终无此盛也）。

　　◎古史浅陋

　　史官必须有度有识，不偏不隘，举大端而略细行，鉴心曲而惩伪饰。若穷措大来自田间，眼孔本细，稍有挫踬，辄肆口狂诋，身处冠裳之朝，欲成裸人之俗，甚至曲折蔓引经传之词，以助其谬，言之不行，又复退而著论，高谈清虚，躬行秽浊，古之类此者实多也。往见《恩幸传》：“南金北毳，来悉方艚，李缣丹珀，至皆兼两”云云。纵使恩幸侈富，亦何至方艚之多，兼两之广？况北毳所至，何能有舟？是逞文字之工，而忘矛盾之谬。又《宋史》言，寇莱公性好奢侈，每移官后，人见其廨内溷厕，蜡泪在地，往往成堆。此语尤为谬陋，莱公性既奢侈，断不容溷厕中，狼藉污垢，不一洒扫；若弗奢侈，又何必于一日偶到之处，辄倾泻如许蜡泪也。他如此类陋见甚多，偶举一二，以证史官载笔，不可不慎。今之撰大臣列传者，俱系翰林，翰林中又多江浙人，往往秉笔多存党异。大率重汉人轻满人，重文臣轻武臣，重翰林轻他途，重近省轻边省也。积习相沿，虽贤者不免。同一满人，则分文武；同一汉人，则分边内；同一边省，则分出身；同一江浙，则分中外。甚至饰终之典、撰拟纶音者，亦存轩轾，满人、边人、武人不过四五行，翰林、台阁必历叙官阶，详其恩遇，连篇累牍，洋洋千言。撰拟列传，于爱之者，则删其谴责，著其褒嘉；恶之者，则略其褒嘉，详其谴责。凡略褒词者，不叙全文，而曰褒之；略其贬词者，亦不叙全文，仅曰责之或切责之而已。史臣之体，据事直书，功罪自见。况史为万世公器，岂容去取抑扬。深愿秉笔者，一空积习，传信后人，庶乎犹存是非之公也。

　　康熙二十九年十月谕曰：“凡撰拟文章，皆翰林官职掌，理当加意详慎，克肖其人，何可意为轻重。今览杨所撰内大臣都统公舅舅佟国纲祭文，引用王彦章事迹，极其悖谬。朕见所撰祭文，每于旗下官员，多隐藏不美之言，于汉人则多铺张粉饰，是何意见。并传张英及撰文者，以从前姚文然、魏象枢、叶方蔼祭文，与此祭文较看。”寻准部议编修杨革职，发奉天八旗当差，张英革去礼部尚书，仍管翰林院詹事府事。

　　按《后山谈丛》云，莱公性豪侈，自布衣时，夜常设烛于厕，蜡泪成堆；及贵，后房无嬖幸；为宰相时，乃所谓无地起楼台相公。据此说，是莱公之奢俭，不以贫富易操，非浅鲜者所能评骘。

　　◎裹足

　　妇人缠足，不知伊始。沈约《宋书》云，昔初作履者，妇人员头，男子方头。晋太康初，妇人皆履方头。李太白诗云：“一双金屐齿，两足白如霜。”又，“溪上白如霜，不着鸦头袜。”（《秘辛杂志》）〔《杂事秘辛》〕写女莹身体云，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指敛。古云利屣乃舞屣，锦缠乃行缠裹胫，亦非缠足之谓。杜牧之诗石，“玉笋裹轻云”，当是今之男子裹脚帛布之类。若如今之缠足，则指骨枯叠，何有玉笋。白乐天诗云，“小头鞋履窄衣裳”，人多疑之。余曾见明季朝靴，皆瘦长而锐，又见朝鲜人，其足皆裹束甚瘦，底宽寸余，更可证古女之舄矣。钱梅《丛话》辩此甚晰，大意谓裹足则两仪不完，有关气运，纷纷聚讼，自元至今，究未悉自何作俑，娘乃舞女，利屣不足为据也。今举中夏之大，莫不趋之若狂，惟八旗女子，例不缠足。京师内城民女，不裹足者十居五六，乡间不裹足者十居三四。东西粤、吴、皖、云、贵各省，乡中女子多不缠足。外此各省女子无不缠足，山、陕、甘肃此风最盛。甚至以足之纤钜，重于德之美凉，否则母以为耻，夫以为辱，甚至亲串里党传为笑谈，女子低颜自觉形秽，相习成风，大可怪也。黟县俞正燮著《癸巳类稿》一编，辩之甚博，今节录梗概于左。

　　云刘朐等作志，肯言妇人贵贱履舄及靴，略本《开元礼》序例，下及《唐六典·宫官·尚服》注，谓皇后、太子妃青，舄加金饰，开元初或著丈夫靴，开元来，线鞋轻妙便事，惟侍儿乃著履。《通典》礼八十三云，外命妇朝会，至阶，脱舄升；量设脱履席于东西阶下，命妇应升者，阶下就席脱舄。南唐裹足，亦仅闻娘，《道山新闻》言之最详。至明人忽有异说，谓古人亦有弓足，其说有二。一者言孝堂山汉画，女人足前锐。今审石刻，男子足亦前锐也。前锐，乃侧画体，且画惟方履则见棱。妇人至晋始方履，汉画宜前锐也。又古镜铸舞女像，足亦前锐，舞用利屣，屣前锐，非足锐也。谢灵运诗云：“可怜谁家妇，临流濯素足。”《晋书》言成帝时，有晋宁人谒车门，言王和之女，足下有七星，星毛长三寸，当为天子后。《南史》云，齐东昏侯凿金莲花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莲花”。此乃宠异神明之词，如以金莲花盆濯足之意，后增伪乃云以帛缠足，令行莲花上。《古乐府》云：“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杜牧诗云：“钿尺裁量减四分，碧琉璃滑裹春云。”韩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吴志·诸葛恪传》注引恪《别传》云，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若时有裹足，何暇以穿耳为喻。弓足之事，宋以后则实有可征。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颦蹙曰，“金人驱迫，跣行万里，岂复故态”，上为恻然。《老学庵笔记》云，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曰“错到底”。《墨庄漫录》云，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苏东坡《减字木兰花·赠君猷家姬》云：“两足如霜挽衣。”又云：“莲步轻飞。”《梦溪笔谈》云，王纶家紫姑神，谓其女履下有秽土，云不能载，乃袜而登云。然则北宋尚有不裹足者也。《道山新闻》云，娘以帛缠足，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是其纤小弯屈向上，非今之弓足向下矣。又《挥麈余话》云，建炎时。枢密计议官向宗厚缠足极弯，长于钩距，王佾戏之，谓脚似杨妃。言朝鞋过弯上，似其时妇人脚也。《宋史·五行志》云，理宗朝，宫妃束足纤直，名“快上马”，岂束足之令始自理宗欤？然既纤直，则不弓矣。《辍耕录》云，元丰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此南宋时事。而《岭外代答》云，安南国妇人，足加鞋袜，与吾人无异。所谓吾人，今广西人也。是南宋时岭外仍不弓足。《辍耕录》又云，程鹏举宋末被掳，配一官家女，以所穿鞋易程一履。是其时官家亦有不弓足者。《枫窗小牍》云，汴中自宣和以后，闺阁花靴弓履，穷极金翠；今北蕃闺饰复尔，瘦金莲（方），遍体香，莹面丸，皆自北传南者。是金季循旧俗，而元时南人亦有不弓足者也。《湛渊静语》云，伊川先生后人居池阳，其族妇人皆不缠足。盖言其族女子不随流俗也。周朝妇人礼履，圆头高底，底向上。《晋书·五行志》、《宋书·五行志》、《搜神记》、《开元占经》并云，初作妇人履头圆，男子履头方，圆者顺从之义，所以别男女也。《玉台新咏》梁皇太子《戏赠丽人》诗云：“轻裾宜细裥，画さ重高墙。”《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诗云：“履高疑上砌，裾开特畏风。”王训《和简文帝率尔成咏》诗云：“简钗新辗翠，试履逆填墙。”鲍泉诗云：“履高含响佩，袜轻半隐罗。”皆侈言履屦底高，应非弓足之制矣。明姚士撰《见只编》云，在《盐邑志林》中。米芾有《唐文德皇后遗履图》，跋曰，以丹羽织成，前后金叶裁云饰，长尺，底向上三寸许，中有两系，首缀二珠，盖古岐头履也。是高底底向上之证。向上则底下窄，汉人谓之晚下。《释名》云，晚下如舄其下晚晚而危，妇人短者著之，可以拜也。拜谓俯也。其非高底者曰“远游履”，魏曹植《洛神赋》“践远游之文履”是也。其非高底圆头，则前锐后无跟，名曰屣。《史记·货殖传》云，鼓鸣瑟踮（音沓）屣。《汉书·地理志》云，弹弦踮屣；左思《魏都赋》云“邯郸屣步”，屣即躧也。《汉书》师古注云，躧谓小履之无跟者。唐武德间，妇人多曳躧，亦踮也。唐明皇《杨妃袜铭》云，细细圆圆，窄窄弓弓，脱履露纤妍。踮屣脱故露袜，妇人足较男子小，故曰纤细圆。《闻见近录》云，宋神宗开颍邸时，近侍以弓样靴进，韩维曰：“王安用武靴？”《隋书·礼仪志》“长幼靴，田猎游豫则服之。”是男子武靴亦弓而锐也。其弓向上者谓之鼻，汉《释名》曰“印角”；其靴缺前雍者，《释名》曰“索”，皆男女有之。《北梦琐言》云，王迪被车辗靴鼻逾寸，而不伤脚指，三日后入拜翰林。是靴鼻尖锐而空前也。《宋书·五行志》云，晋太康初，妇人皆履方头。又云，孝武之世，幸臣戴法兴权亚人主，造圆头履，世人莫不效之。是男女之履式互易，女子惟大足，故履头可以改方。《北齐书·王湝传》云，有妇人临汾水浣衣，有乘马人换其新靴，驰而去，妇人持故靴向州言之。足同，故靴可换。古妇人衣长不见足，汉承古制，妇人袍旁有曲裾。《元后传》，绛缘诸于。师古注云，诸于，大掖衣，即纟圭衣类。此宽衣大摆，唐谓之“燕尾”，明曰“插摆”，燕服则窄矣。庾信诗云：“小衫才裹臂，缠弦恰抱腰。”古男子上衣下裳，妇人则不殊裳，衣窄褒长，裳连衣，言从一也。《明史·舆服志》云，婢使，长袄长裙；小婢使，长袖短衣长裙。短衣长裙，为贱人之服。古，妇人衣曳地，其不曳地，则史表著之，若汉文帝贵人、王莽妻，美恶皆为口实。衣曳地则覆履，惟见底，故底高。顺从人，故头圆。其弓足小而锐者，求之于古，亦有所出，出于古之舞服。徐广云，利屣，舞屣也。育娘裹足者，亦舞人也。《南唐书》言，小周后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是南唐贵人不弓足，弓足出舞利屣明也。南唐弓足，束指就履鼻利处，而纤锐向上。履弓，足不弓也。宋理宗时，束使纤直，其后乃向下，此大略也。《明史·舆服志》云，皇后青袜舄，饰以描金云龙，皂纯，每舄首加珠五颗；皇妃、皇嫔及内命妇青袜舄；皇太子妃、命妇九品同；宫人则弓样鞋，上刺小金花。是贵人不以裹足入制，而宫人弓鞋为利屣，盖搬尖靸鞋耳。沈德符《野获编》云，向闻禁掖中被选之女，入内皆解去足纨，别作弓样，后遇扫雪人从内拾得宫婢敝履，始信其说不诬。黄道周《三事记略》云，弘光选婚，懿旨以国母须不束足。则明时制度过南宋远矣（或言前代宫眷，皆不选缠足之女，是以民间争相裹足，以避选美之令，其说似近理）。

　　按前说，古妇人服饰之制，与本朝悉合。八旗妇人履底厚三四寸，圆其前，外衣通长掩足，轻裾大摆，亦与古装无异。崇德三年七月，诏禁有效他国裹足重治其罪之制，嗣又定顺治二年以后所生女子禁裹足。康熙六年，王文简士礻真任礼部员外郎时，条陈时事六件，上之所司，其中弛禁裹足、请复八比两事，转奏准行。以王文简之通达，尚不悟北宋已前无八比取士之制，时海内人材，何等茂蔚；更未考胜国宫中有解释足纨之制，不尚矫揉。奈何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又何怪闺闼女子不可以言语争论也。呜呼！以取士之制与女子裹足并陈，谬亦甚矣。

　　又按古女子冒为男装者，自花木兰而外，《南史·崔慧景传》，东阳女子娄逞，变服为丈夫，遍游公卿间，仕至议曹从事；《北史》杨大眼妻潘氏，戎服从猎，大眼指谓诸将曰：“此潘将军也”；《太平广记》载，张为郭汾阳所任使，没，其妻冒为弟，仕至御史大夫；五代西蜀女子黄崇嘏，亦诈为男子入仕。凡此冒充男子者甚多，亦可证古之宦族皆不裹足矣。

　　◎助哭

　　哀哭之事，中外礼仪不同。至尊亲临大臣之丧，或望衡即哭，或见灵而哭，各视其臣之眷也。哭毕，祭酒三盏，既灌复哭。每哭必有中官助声，虽列圣大事，亦有助哭之宦寺等辈。一人出于哀切，众人出于扬声，闻之自有别也。八旗丧礼，属纩、成殓、举殡，则男妇擗踊咸哭。朝晡夕三祭，亦男女咸哭。男客至，客哭则孝子亦哭，不哭则否。女客至，妇人如之。直省丧礼，受吊日，主宾皆不举哀，祭堂寂然。殡日亦俯首，前导惟鼓乐之声而已。广东丧礼，客一登堂，丧家男女同声举哀，且以妪婢助哭于内，其声不绝，客则弗哭也。按《丧大记》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周官·挈壶氏》悬壶以代哭者，礼未大殓代哭悬壶，明更迭时均也。《肆师》云，大丧外内命妇代哭。凡此皆今时朝廷所行之礼也。《王阳明年谱》云，父卒，久哭暂止，有吊客至，侍者曰：“宜哭。”先生曰：“客至始哭，则客退不哭，饰情行诈也。”此侍者之言，乃今八旗所行之礼；王阳明之言，乃现今各省所行之礼节也。然客至哀哭，主人默尔，必待客退哀止始哭，似亦饰言之甚。况客至者，必与先人素识，因而触哀，孰谓为伪乎。《南史·王秀之传》云，遗令曰：“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情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此似为今之粤俗所本，而王秀之不欲行之者也。然《士丧礼》代哭不以官，则使亲疏更迭而哭。唐李匡《资暇集》云：丧筵伎婢唱悲切声，助主人哀云云。是此礼行之已久，粤中尚存其意耳。至直省之主客皆不举哀，必因王秀之、王阳明二论而行其真质者也。

　　今京师吊丧者，直以哭为吊礼，并不计涕之有无，人多笑之。然《说文》云，哭，哀声，有其声而已矣。礼云，公父文伯之丧，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此固非美谈，亦可为行吊必哭之证。哭为哀礼之文，哀者固哭，不哀者亦当袭其文也。孔子哭颜子，从者曰：“子恸矣。”哭馆人，脱骖赙之，曰：“恶夫涕之无从也。”观此可知圣人之哭，不必尽皆哀恸，故门弟子惊其恸悼，有以劝解也。

　　今粤东嫁女，又有哭“叹成”之俗。“叹成”二字，不知是此两字否？其礼于将嫁之女，闭置帷中，亲戚来贺者，足才及堂，则帷中作女子哭声以谢之。若来者亦属女郎，则褰帷径入，亦作哭声答之。其词皆婉丽曼长，闻之如歌，与哀哭差似也。余幼时在粤，值先师萧仞斋先生嫁女（先生名凤翔，江西赣州贡生。初为先大夫受业师，余姊妹叔侄咸执经焉），随先祖母姚太恭人至其家，新人于帷中向余哭曰：“素知阿弟好心肠，相送殷勤最感伤。可惜明年春正好，不能亲见状元郎。”又曰：“送我泥犁实可伤，好心代我奉高堂。师恩莫作寻常看，况汝书香世泽长。”其声絮絮，一句一呼。所赠之人，大率预为拟就章句，因人而施。且其哭不必皆出于嫁女之口，即姊妹仆妇婢子，均可于帷中助之。此礼不知起于何时，他省未有也。

　　◎相人

　　国初，进士中第后，准各大臣指荐知名之士，以备词馆之选。其时阅卷大臣品评等第，有人入选、文人选、人文并入选之例，故所得人材，一时最盛。自嘉庆年间即无取人之例，而二甲有用知县，三甲有入翰林，是其去取，仍凭引见钦定。惟人多时，骤不能从容鉴别，而议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都、董贤，皆美于妇人，其德安在。固莫如以文为凭也。”此说一开，取貌之说益废。盖皆乡鄙妄议，庸夫和之，而竟忘通经如新莽、刘歆，能文如阿瞒父子，为何如也。且所谓美者，盖谓修伟清俊，非谓妍皮倩目，丽如女子也。传曰：观其人，莫良于眸子，巧言令色，鲜矣仁；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胁肩谄笑。诸说又何尝不以相貌言动取人哉。《孔子三朝记·少间篇》曰：“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度。”《史记·儒林列传》云，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以补博士弟子。《郑语》言，周王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韦昭注云，角有伏犀，辅颊丰盈，皆贤明之相，而周王不知相法，不本尧、舜、文王以状色度取人之意，以致王道息沉。汉王莽蜂目豺声，唐李揆獐头鼠目，儒者立论，不依据圣人之言，而附合荀卿，取悦于穷固村鄙之士，岂有当哉！矧荀卿所举，乃古圣昔贤异表，并非直以劣陋为贵。其言美而不肖者，盖谓貌似妇人，失于男子之度。《左传》有内史叔服，《荀子》有姑布子卿，《汉书·艺文志》中亦备相人之说，固有验也。叔服称，叔孙谷丰下，杜预注云，方面必有后。姑布子卿言，天之所授，虽贱必贵。《周语》云，叔孙侨上方而下锐，宜其触冒人。《吕览》云，颜土色者忍丑。《史记·赵世家》云，白起小头而锐上，断敢行也；瞳子黑白分明，见事明也；视瞻不转，执志强也。《孔丛子·执节篇》引荀子之言曰：长目而豕视者，必体方而心圆。以其法相人，千人不失。《左传》：商臣蜂目。《国语》：叔鱼虎目。又称，宋痤美而狠，女佐恶而婉。《晋语》称，知瑶美鬓长大狠在心。《艺文类聚》引《庄子》云，孔子舍于沙邱，见主人曰，辩士也。其口穷蹄，其鼻空大，其睫流。虞翻骨节不媚，多见毁谤。凡此之说甚多，莫不有诸内而形于外。玉蕴而璞，山童而金；犬马鹑蛩，相之且有不爽，而况于人。惟人心深微，非浅见者一睹可概。要必囚首垢面，不正衣冠，断非平正通达之士。车中不内顾，不疾言，左右手，衣前后，如也。是虽容止小节，圣人必加敬慎。生今之世，必欲力反古人之言，谓相貌不足取重，何也？要知好相非美容，恶相非肥重，斯得之矣。余故曰：朝廷用人，未可不由骨相参看，乖陋之相，纵或有文，行必偏僻，可不慎欤！

　　◎喇嘛

　　中国之崇信番僧，非自本朝始也。元季番僧称帝师、国师，王公大臣皆敬谨摩拜。明季永乐时，有宗喀巴喇嘛，传习红教，封帝师、国师，梵宇琳宫，穷极宏壮，番经厂作佛事，宫眷亦往顶祝。此皆本朝所无也。初在关外，禁止满蒙人为喇嘛、诵经典。自明朝遣李喇嘛往来□□议和，始与番僧交接。其后西北各蒙部，皆因章嘉胡图克图等前往说降，晓以天生圣人，抚一涵宇，是其僧众曾立大勋于国，理宜酬锡带砺。至转世之说，亦如中国世袭褒忠之典。乾隆年间，雍和宫建有崇碑，碑高丈余，厚薄宽广皆三尺余，四面分勒满汉蒙番四体书御制序文，极言番佛功绩，以明非汉明帝崇信释教之意。大哉王言，不辟不佞，以成我朝郅治之宏也。按西僧有红黄两教，讲经典与中土之释氏同。红教能作法术，有类羽流。考西域红黄二教，婆罗佛衣黄，[1234]利佛衣红。其[1234]利释迦文佛继婆罗门者，始衣坏色，殆今之缁衣乎？又《法苑珠林》云，袈裟，秦言染衣是也。《魏书·释老志》云，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后乃易以杂色。牟融《理惑论》，今沙门剃头发，衣赤布，谓汉世西僧依其本法，其后杂色，则中土学佛者服也。黄衣则第六法门之徒，观世音一脉之正宗也。凡诸说所见，是汉时僧服，与今红黄教无异，是以世绘达摩之装，颇似今之喇嘛。或云，今之禅僧宽袍大袖，是效明季衣冠，喇嘛之袍褂，是效蒙古及本朝衣冠，皆非其本来面目，似亦近之。

　　按今之黄教只准服黄色，红教只准服红紫黄三色，其他杂色皆弗准用。暖帽黄胎，安红结，不缀缨，袍无前后开衤契，此皆别于士人者也。夏日凉笠似钹铙，不缀缨，亦与士人纬帽不同。其做法事时，又有桃儿帽及如鱼翅之黄毡帽，如渔婆之风笠，种目甚多。

　　又大喇嘛准穿貂褂，亦用黄里，蟒袍无前后开衤契。又按《辍耕录》云，孛术鲁子公在翰林时，进讲罢，上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邪？”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岂可一日阙也。”上大悦。

　　又按崇德二年三月，谕诸臣曰：“喇嘛等以供佛持戒为名，潜肆贪奸，直妄人耳；蒙古诸人信其忏悔超生等语，致有悬转轮布幡之事，嗣后俱宜禁止”云云。是从前我朝之于番僧，实有禁令，及统一涵宇后，蒙古崇信最虔，明季之番经厂、中正殿及各寺院，番僧甚多，其势有不能禁者，故仍之。

　　◎隅坐

　　古人无高脚椅杌，皆布席，共坐于地，尊者正席，卑幼坐于席角，故曰隅坐。今则人各一位，有旁正而无隅席矣。八旗礼仪，谒见尊长，命坐于榻，不敢正倨，必坐于方褥之下，亦古人隅坐之意。

　　◎钞票

　　咸丰年军饷浩繁，言官请用钞票，部议允之，行未数年，停止弗用。其钞以高丽纸为之，宽四寸，长七寸，印造双龙边，极为精致。银钞至少者一两，钱钞至少者制钱五百文（即京钱一千文）。按元季通用宝钞，分十一科：二贯、一贯、伍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一十文、五文。似觉零星琐碎，不如今制矣。道光二十八年，在京中敉远林宗室（功）家，见所藏明洪武时一千文钱钞一张，两面皆有圆印，模糊草率，不似今钞之工。

　　按钞法始于赵宋，名曰“交子”，设交子务官，专司其事。元、明皆绍宋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