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聪明第一与两次失败

　　小时候的我，大约真有些惹人喜爱。我记忆中听得最多的赞语是三大“方面”：一是生得特别白洁，二是异常“文气”——此二点结合起来，使亲戚中的女眷不约而同地赞叹：“像个闺女!”(乡语不使用“姑娘”一词)“比大闺女还文气!”等等语小异而义大同的话，常在耳边。第三就是聪慧过人，超出我那生长地方的孩童者甚多甚多。

所谓“文气”，就是安详加腼腆，与村野顽童有异。所谓“聪明”，家里父母兄弟等从未有此表示或向人说道，他们对此并不甚敏感和在意，倒是西院里的八堂兄(本名瀛，字紫登、子登，号爱庐、耐庐，工书能画，才气豪迈)，见了人就“介绍”：“这小孩聪明!”

他是本地小学校长例兼教员，有一回为了向学生们“显示”我的聪明，把我从(低年级)本教室叫到他所教的高年级课堂去，还有一位同班者赵生，命二人立即读指定的一段书文，限几分钟，然后当场背诵与大家听。

可是我失败了，没有背全——人家赵生却完成了这番考验。我记得很清楚：八兄既未不悦，也无失望之色，只向学生们说：听我讲(历史)入了神，却忘了背书。这是为我辩护、“圆说 ”。

此事我倒并未认真在意——比方很觉惭愧——没有多大内疚，因为让我背的是高年级课文，文言很深奥，辞句还看不大懂，如何愿意“死背”它?觉得无意义，没兴趣——也更无 “卖弄”与“好胜”、“竞争”之心愿。我有点儿“自负”的聪明之一面，实是在于领悟能力胜过同辈。比如说，一看就入，一学就会，一学就透……我在这一点上天赋略强。

“聪明”使我每学期大考必然榜首鳌头，几位教师无不青眼另待。经过了历史的灾难(军阀混战、败兵、杂牌武装、土匪、逃难、插班转校……)，好容易熬到回本校毕业，已是十五岁了(虚岁)，正赶上天津小学举办“会考”，当时老校长陈先生满抱着一团“为校争光”的希望，亲陪我到市里去“赶考”(科举时书生赴考的俗语)。所有各门，考绩是优异的——谁知在一道答题上跌了跤：好像问日月蚀的“三方”位置，我不知怎一走神，给弄错了!于是让大家默然失望——我没有成为状元魁首。

这是我平生的第一例“失利”。

有点奇怪的是我并无多大愧怍羞辱之感，没拿它真当回事，也毫无挫伤锐气的意念。这似乎表明我从小对“名位”并不真在意，不想与人“竞争”——听任自然。

我以为，这也许是我的一种“美德”吧?

另一次不是大考，其时已在津门名校南开高中，高二举办英语比赛(不是口语)，我第一个交卷，觉得无懈可击。教师柳女士找到我，说：“太可惜了!——你把第一道题的单字解释看成了汉字释义，你答的一字不差，可是不能算分(计分数)，只得判90分了!”

因此我名居第二。得的奖品是个二号小银盾，而人家头名的银盾大多了，很神气。这回却有点儿“在乎”，心里不大是滋味——只因那大银盾太可羡。

平生失利，只此两例。

还有一例，但那与课业优劣无关。说来十分可笑：小学毕业后筹划升中学时，家计紧张，堂侄周大惠(字慕侨)在铁路局做职员，就介绍报考局办的扶轮中学。

我到考场一看，校舍、环境，与考的男女学生(大多数是同事员工的子女)等等，印象俱甚可喜。第一天上午考得还是很“得意”。场后就发给了很丰富的食品，其中一个很大的高级面包，我这村童吃来甚为甜美可口。饱食之后，忘了这就是人家给的午餐，不多时即开考下一场。可我却迷里迷糊，走回旅店去和送考的四哥(祜昌)述说头场的“得意”。等我走回校，寂无一人!有点惊讶，推开考场门，见满室鸦雀无声在执笔答卷。主考者迎上来说：“你迟到了，不能再入场。”

这个“打击”不小。这回我未“泥金报捷”、“衣锦还乡”，灰溜溜地打道回家了。

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算不得。

其实，我的“光荣考史”倒是笔不胜书的。今只举一例，聊见“英雄”当年之“勇”——

那是1936年日寇炮击南开，学校封闭，我失学一年；隔一年为1938，为了升大学，必须找个可以插“高三”的学校，接受这样插班的很难找，而且又想找不受日本势力影响的地方—— 于是寻得了天津工商学院的附中，是法国天主教会所办，故此日伪只能让它添一名日语教员，其他不能干涉。

这回热情送考的是我大表兄(祖母外家的子侄辈，名刘裕梁)。我进了考场，他站在校园一个双杠旁等候。

不一时，我轻轻松松地拿着笔墨出来了。他一见，面现惊愕，几乎“失色”——说：“怎么 ……怎么你不考了?”我答：“答完交卷了!”

他的面部表情立刻转了180度，喜笑颜开!说：“没见这么快的!……”

此后，他逢人便“描述”当时我从容出场、他几乎“吓坏”的情景。

我自幼最不怕考，可谓身经百战，每战必胜。

诗曰：

聪明难得也难凭，自有灵机管浊清。

年少人人夸俊秀，不知人海有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