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教翻译课

　　人们多年来把我归入“红学家”科目中，我只好“呼牛呼马”皆应之，心里并不喜欢，有时还很“反感”。实际我的“出身”是翻译课教师。

这段历史是从1949到1954年这段时间的事，分为两阶段：前段是在燕京大学西语系，做赵萝蕤教授(Prof. Lucy Chao)的课堂及改卷的助教；后段是在华西、四川两大学的外文系任翻译课(三、四年级专修课)的讲师(放弃了升副教授的条件，回京当古典文学的编辑，那时还没产生“编审”的职称等级)。加上从高中时自己练习中英互译，因此，也积有一些经验。

在翻译界，似乎最常听说的问题就是“直译”与“意译”的仁智之歧论，似乎迄无一个较为合理而大家认同的结果，仍然是各行其“是”(事)。

再一个似已“陈旧”了的话题，也难尽行忘掉，即“信、达、雅”三大准则。

我不揣谫陋，在此发一点儿拙论，以供研者思议参采。

翻译是个大难题。它的任务是解决语文“矛盾”，而这种矛盾貌似语文“互换”，实则处处涉及不同民族历史文化的最深层的差异，精神活动的不同感受与表达。乐观者以为有了翻译万事大吉；悲观者则十分“痛苦”——甚至怀有根本否定可译的主张，有点儿“泼冷水”的味道。

我总提醒同学说：莫忘鸠摩罗什的几句名言，好好思索一下。

鸠氏(Kumārajīva)是位伟大的佛经译家，释典中的基本一经《金刚经》，即他所译。他虽贡献巨大，可是他实在是一个极端悲观论者，笔下不能不译，心里却彻底消极：翻译本是不可能的事!

证据就是他说的：将梵文译为秦言(即华语，因他是后秦时来东土的高僧)，“如嚼饭哺人，不惟失味，且令人呕哕!”

这话可谓太不“客气”——也“厉害”极了!

他的深刻感受是：梵文之美，本无法传译，一经变为华文，就如将嚼过的饭吐出来再喂人，不但尽失饭肴之美味，反而让人反胃呕吐——那“滋味”太难受了!

我虽不懂梵文，却深信此理，服膺他的名言——把翻译根本取消，人类将无法交流，所以还是十分必要的手段，但我总以为日常生活、一般文字、简单事实，可靠翻译传达交通了解。至于文采、智慧、高层哲理、微词妙绪……那靠翻译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事实，并非什么乐观悲观的看法问题。(这很像庄子所喻的庖丁、轮扁，其精微处非言辞所能传达，道理相似。)

然后再说说直译、意译的分歧之见。

若依拙愚见而言，世上本无所谓“直译”的事情，不过是个设想名目罢了。

你若不信，我可举例为证：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 只能译作“那与我不相干”，而不能是“它没有事可与我做”——因为这“不像话”，没人懂，可这正是所谓“直译”。

我在燕大时，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课，我就选了地质学 geology。教师是位美国老者，他每次讲完下课时，必说一句 That'll do for today! 我常学他的美国英语，逗得同班两三个俄国学生大笑。此语若“直译”，应该是“那将会做为了今天”，你可知这是什么怪话?当然要译为“今儿就这么着行了”。

最简单地讲，我们的“大”风“大”雨，在英国人只能译为 strong wind 与 heavy rain，那个“大”是不能采用 big 或 great之类的。可见哪儿会有一个真的“直译”存在?

说到根儿上，真够个翻译者，必须先做到精通所译双方语文， “知己知彼” 才行，不然靠查词典找“对应字”，生造一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文句”，便胆敢译“世界名著”，结果不但糟蹋了名著，也污染了纯正美好的中华语文。

我教了三年翻译课，颇受欢迎，凭的是什么呢?一是有自己的体会——提升为“理论”；二是广览他人实践的得失利病；三是自己独创的教授方法——也许可以称之为“教学艺术”。

上文举鸠摩罗什的名言，其实若再追根究柢，还得问一问：鸠氏高赞梵文，以为译后之华言尽失原味，那么鸠氏的梵文造诣可以不疑了，但他的华文，水平又如何呢?能尽得其真“味 ”吗?窃以为怕不敢估量过高——从今天来说公道话，那他了不起，但他能与马、班、韩、柳、欧、苏 ……相比无愧吗?他所译释典，并无文采可言，也不过粗达大意而已。

所以，我劝学译之人，务必先精双方语文，不可以“换字技术”来对待这门文化工作。

其实，昔贤提出的“信、达、雅”三条准则，也还是精深体会(包括实践)了双方语文以后的 “结论”性主张，否则他又从何而谈起什么是信是达是雅呢?

提起信、达、雅，我看大可与“真、善、美”三条相为对应。

何以言之?

信，信实，不走样，不扭曲，不变味，非他，即“真”是矣。难道不对吗?

达，传译表出了原文原义，而不浮光掠影，不隔靴搔痒，不似是实非，还不就是“善” 于译事的功力成就吗?不然何以为“善”?

雅，不必“过敏”，以为这就是指之乎者也，经书典册；雅，就是文辞功夫，有修养造诣，不仅“可读”，而且令人有审美享受，不粗陋，不庸俗，不鄙野，不市井味，不流氓味，这就是雅，岂有他哉?

看来，人家这三条，提得大有道理，用不着蓄疑问难。

“信”，老子的主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那“美”指粉饰造作的假象。)

达，孔子的主张：“辞：达而已矣。”

这都是翻译的核心要害。

此即我教课的“理论”、“指导思想”。

但我最受欢迎的，还是独创授课方法。这个方法始于在燕大西语系做“助教”(不是正式编制上的名称，是当时赵教授了解我的能力，特邀我做她的“助手”，却专门代课、改卷、讲授)。

我独创的方法是什么样子?简叙可资思索讨论——

说“独创”，并不虚诳；但也得自先例之滥觞给我启发，不能说成“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然又毕竟由我才发展了它，正式使用了它，而且获得很大成功。

这个方法是：

第一步，精选一篇(或几段)原文，其中含有几处具有代表性的难点需要解决。此即针对性、目的性。

第二步，此原文最好是名著，且有两家以上的译文，足供比较评议。一并连原文打印发给学生。

第三步，预计困难点，指出来，提醒在何处须特别用心。所发参考译文之得失尽量细究，自立主张，不许照抄，另译自己的文字。

就只这样。

但收齐卷子，要仔细批注，而且要将良例与劣例分类搜辑，每类又分上中下等级——这方是教材!

我带着这种教材——“不成文法”、“非教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最扎实、最鲜活的教材而走上讲台时，总是精神奕奕，谈笑融融。散发批注后的译卷之后，等同学们争看自己的“成败”抬眼望我发话时，我就先作说明：此次预料的要点有几，而出乎预料的、同学们自己“发现”的要害点又有几，后者尤有意义。然后就逐一举示诸卷中的优胜劣败的不同实例；而且我的讲授有两大特别受到欢迎的做法：一是一定讲清楚我为何评某例为最优、次优、平常(过得去)、有毛病、弄错了、失败了……种种“等级”例句的具体理由，包括语文以至所涉及到的历史、百科常识诸般文化问题，并指出胜者的用心用功的缘由实诣。二是好例句都揭示姓名，以为表彰鼓励，水平差的、败者则不提是谁的卷子，避免损害“面子 ”与情绪。

这么一来，同学们可乐极了，高兴得纷纷来找我谈话诉说心情。他们一致的热烈反响是：

一、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课；

二、不但讲授生动活跃，而且这种方法是太新鲜了——过去是老师把他的译文写在黑板上，让照抄，说那“最好”；也不讲理由何以好，何以不好；

三、您评的等级和理由，我们都心悦诚服，许多是洞开茅塞，启发性极大；

四、这种活法，与死教条正对立，我们衷心拥护。

总结几句是什么呢?

我的方法是科学的。我反对“填鸭”“灌输”式及一切死法；我的目的是调动学生自己的积极性，包括兴趣、理解、独立思考、用心钻研，而不是教师拿出一个“定本”，自以为佳 (教师一己的智能，未必句句胜过学生)。

学生们全体个个都真的“动”起来了。译卷一次比一次提高。

我的教学独创法是成功的，在全校引起巨大影响，但也出了“麻烦”——另班学生不愿听课，要求到我班来，这也“得罪”了人。

诗曰：

嚼饭奇言最可惊，达真昭信会文情。

登堂授业当年事，死法先生享万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