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导航红学

首页 经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专题 今人新著

倡导校印新本《 红楼梦 》纪实

  从1947年始,因偶然的机缘,我忽然进入了研《红》考芹的学术圈里,直到今天,整 整五十 年。中间经历,很是丰富奇特。友人说,这段历史,形式上似乎只为对于一书一姓的研索追 寻,实际上却与时代社会、学术风尚、文化潮流等等方面,都有其关联与意义,因而督促我 就所忆及的做些记叙。不然日后即无人知晓,不但留下史实空白,还会衍生讹传谬说,真假 难分,何以存其信实?我觉得此言有理,遂择其重要的关目,粗叙一二于此,以供考鉴。

事情由我重返燕京大学西语系(抗战胜利后复学)说起,家兄祜昌一次信函中嘱我查寻20年代 初胡适遍求未获的《懋斋诗钞》。谁想我到校图书馆一索而得。此书内有六首写到曹雪 芹的重要诗篇,名贵之至。我据此写一短文,置之案头,未思发表。后为北京图书馆善本室 专家赵万里见之,立即编发在报端了。胡适读了,写信给我,表示高兴,兼有讨论。此信札 也被赵先生编发了,于是引起学界瞩目。

胡适对我拙文论点只同意一半,我当时少年气盛,遂又撰文与之商榷……由此一发而“不可 收拾”——我本无意研究红学,但为争辩真理,就难以中止了。

胡先生慷慨惠借珍贵秘籍给我(一名在校青衫学子,素昧平生、一无所知之陌生青年也),我 至今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及鼓励;但二人意见不合,逐步由商讨而变为争论:我以为他倡导印 行的“程乙本”是最坏的本子,不应再让它流行于世,再就是看他考证雪芹时代背景、家世 生平,失之太简单、太肤浅,没有触着历史的真际与内核。

这样,激发了我与祜昌的一种真心痴意,定要把这两方面大主题弄个水落石出,为雪芹雪冤 洗谤。此一痴意真心,不但始终不改不懈,而且克服了百般困苦艰难、曲折诬陷……坚持到 今——这就是五十年的第一条“旨义”。

在版本问题上,我与家兄力做全面大汇校,中经抄家毁稿,拨乱反正后毅然重新从头开始… …其难万状。

在考订历史背景问题上,下功夫远不如大汇校了,但居然也印成了一部《红楼梦新证》。从 1953年秋问世起,这方面的工作也仍在与时俱进——这且按下慢表,如今先记记为版本而力 争,几乎触及了政治风险的一段往事前尘——

如上所述,为与胡适争版本,数十年如一日,曾未改变初衷,所以一有机会,就谋求可能的 办法,务欲将一个较好的、接近雪芹原笔本面的新定本贡献给天下后世,不要再让那种以假 篡真的伪“全璧”继续蒙蔽读者,搅乱精神世界。文化层次的高下美丑的重大分差,是不能 混乱的。

1968年,我被关入“牛棚”,1969年中秋日下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至1970年8月底的 一天,干校分部一位领导人忽召我“训话”,说“北京工作需要,要调你回首都,从今日起 停止劳动,收拾准备……”我到总部办调离手续,发与我的公函上写的是:周总理办公室特 电湖北军区司令部,调周汝昌回北京工作(此件我留了复制本)。此讯轰动了众人,以为奇迹 或疑心我有办法“营求”中央的特调云云,其实我根本不知缘由。

1970年9月5日,回到了北京。当时“工宣队”要我写报告——因为不知如何安插、做何工作 。我的报告不是别的,就是请求给我一些条件,以期完成大汇校写定真本的浩瀚工程。

这份报告,看来并未上达周总理,中间被人扣压了。我只傻等着,也不懂可以设法再由其他 渠道上达总理,竟拖了下去。

这之间,同事戴鸿森已由干校回京了。一日,他对我说:他原先以为《红楼梦》不就是《红 楼梦》(按:指坊间流行本,包括上述“程乙本”等),还要搞什么版本?!这时他偶然看了影 印的“庚辰本”(脂批抄本),拍案大惊,对我说:“原来俗本子这么坏,与真本这么不同, 一直被它骗了!”我见他悟了,遂有了“共同语言”,乘机与他商量:我们应出一部好本子 了。

他很同意,且很积极,马上要与社科院文研所联系,要他们校注一个新本。当时社方临时领 导人也点头了,我自不便再提我的大汇校的事情。

文研所很高兴,很快由邓绍基等二人持函,到社办理手续。

但此事垂成之际,忽因社外某位同志得知后激烈反对所邀人,不容实行。当时杜维沫新回社 担任古典部的主任,他须向文研所“打退堂鼓”;那天晚上他到我家诉说风波内情,表示十 分为难:“约请了人家,又要变卦食言,这多么尴尬!”

此事又成泡影。

大约此后不久,一天正值重阳节,忽接张伯驹先生之信函,内叙:有(退休教师)张琦翔者, 访他时谈及《红楼》,张君遂追忆沦陷期在北大聆一日本教授名儿玉达童者讲课,说见过 三 六桥(名三多,蒙古旗人)收藏一部异本,其八十回后情节皆不与现行程、高本相同,并确言 探春远嫁“和番”,黛玉早亡,宝钗成婚亦早卒,宝玉贫至为巡更者,种种细节,俱所未闻 之珍贵研究线索云。

我接信喜甚,因与所见前人笔记所载旧时真本情况不但吻合,且有更多的信息,十分重要, 即赋《风入松》词二首纪此要闻。张先生也叠韵二首。记得此事上海徐恭时先生还撰文叙述 发表过。

后适有当时日本友人鸟居者来华访问。我求知心切,遂冒昧向当时中央上书,建议可请鸟居 氏回国后广为打探儿玉达童是否还在——所称异本极可能即已归入儿玉之手也。我抱此奢望 以为可以发现此本的下落。

没想到,这次上书居然得到了答复。再后始闻日本人果然做了大调查,儿玉尚在,只是年纪 太老,已完全失去记忆力,无法追寻了。

我在此事的契机的鼓舞之下,遂又决心二次上书——这次就是正面陈述流行本子之伪劣,建 议从速整校出一部近真的好版本。

这次上书,却等不着回音了,心中有些失望,觉得如此大事,终难得到重视。

忽一日,收到当时北京市市长吴德同志召见的通知,我即按时而往,在市府的接待室会了面 ,在座的还有袁水拍(原在《人民日报》)。此次即是上书的回音,说中央重视,将有安排。 (谈话中,万里同志进来了,他们二人说了几句,见我在,知必是有事会谈,他就不坐下而 出去了。)

这时已是1975年。

又是忽一日(凡此,我都有日记可查,但此刻执笔时无法寻检堆积如山的旧箧;若日后有必 要时,再为补记确切月日),接到通知,要开校理《红楼梦》版本的会议。

回忆其时约已入秋季,地点是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 此次会议地点,我记忆模 糊了, 因请王思宇同志助忆,他指明是此地,并言当时袁水拍即在此所,他与杜维沫到会之前还曾 去见过他,故判断是在此处。但即使记忆有失,亦无太大关系。 ,到会后, 见所召与会者人数不少,计有:

袁水拍:主持会议者

李希凡:副主持者

冯其庸:被指定的校勘小组组长

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 :“顾问”

杜维沫王思宇 : 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将来出版新校本的古典部人 员

孙 逊:研《红》人员(今任上海师大教授)

(另一位不记其姓名了)

周丽苓:我带她助我记录(因我耳、目早已损坏)。

会议内容主要如下——

(一)袁讲话,宣布此会的目的,说“上边十分重视”,成立校勘小组,冯为组长,周、吴等 三人为顾问。将来由冯组织人力为小组成员。

(二)听顾问意见。我等三人一致认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应出好本新本。三人也一致 认为,此次彻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应推“庚辰本”为校勘底本,因它现存回数 最多,较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废弃旧本,改出新校本,保证质量。

周丽苓为我做了记录(此记录保存无恙)。

冯组长当时与我邻座,曾问我“甲辰本”是何种本子。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诸抄本中是较 晚出的。

我问冯:此会为何未邀文学研究所的人参加?他答,这次来不及,容以后再请他们。

该小组组构伊始,友人刘瑞莲女士一日来访(我们是四川大学的旧谊,她彼时已调至人民大 学 ,与冯其庸同为该校中文系讲师,冯系借调至小组的,那时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尚无编制关系 )。她对红学有兴趣,人也热情,就对我说:你们弟兄多年研究版本,目下有此校印佳本的 盛举,你们怎么不去参加?

我聆其言,内心感动,就推诚披胆地答说:这事我的处境很特别,也十分为难——我呼吁中 央应创此举,当然愿为贡献微力;但目下我仅被安排为顾问,没有让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指 示。所以为难的正是:愿贡微力,尚无机会;而若不去贡力,又怕落一个“知识私有”,不 肯把心得经验拿出来的批评。所以我正不知如何为是,也不知如何“表态”才好。

刘女士听了,毫不犹豫地说:“这事好办——你勿过谦,由我去找老冯,我一力推荐!”她 兴冲冲地作辞而去。

隔了不久,她写来了信函,内言:我去对冯先生说了此事,他答云,小组成员名单已定,是 由×××批准了的,没法再更动了,云云。

此后的事,我能得而知的就太有限了,只记得当时校勘成员骨干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们 来问过几个定字待决的难题。其后,周雷一次专来诉说,他与冯组长为校勘取舍争论激烈, 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关方面反映此一事态。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论细情 实况,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讲话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会发生误会或纠纷,背上嫌疑。

后来听说校勘成员之外,为了作注释,又特邀来了杭州的蔡义江、安徽的朱彤、黑龙江的张 锦池三位。住于“恭王府”,专职工作。他们之中,后来朱、张两位来访过,谈到作注中的 个别问题及研考的收获。

1982年,这部新校本印成即将问世了,我接到通知去开祝贺会。

这真是红学上一件大事,应当载入史册,因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 说“程 乙本”,其实也不真对,只是个“杂校本”而已。 ,使广大读者得见接近雪芹原笔 的较为可信的本子 此新校本亦非尽善,有待改进之处不少,故近年又出了蔡 义江与梁归智的新校本(带注,附评)。 。

至于我们的大汇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难梓行,只因部头太大,上千万字,排校难度极其 巨大,尚不知其命运如何。

我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吁,向当时的中央写信上书,及至1976年“四人帮”倒台, 我还因此受了一回“审查”——宣传我与“四人帮”有来往,单位贴了大字报(内蒙古大学 林方直教授正赶上看见),军宣队的政委要大做文章。在此事件上,同事们却不乏人出来讲 话,如袁榴庄女士就曾出面仗义直陈: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与政治无关,他不 过是书生,为了他所关心的文学事业……(大意如此)。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当时也有 人来慰问,有真心关切安危的,也有为人作“探”的。总之,一场风波不小,我为了让我们 的文化建设能斥伪存真,对此毫无怨尤之心怀,即使无功有过,成就了他人的名位功绩,也 无竞争之意。

“四人帮”倒台后,文化部对该小组派专人审查其来由、性质、实况,有两位同志前来专访 ,我依嘱写了报告,并将女儿周丽苓当场作的那份记录一并声明提供部里审查参考。

这段曲曲折折的经过,只极少数人是清楚的,因此也出现讹传、欠确以至歪曲的传言。例如 有人在公开场合宣称:周某人对于《红楼梦》校印新本一事,毫无关系——成立“小组”也 与他无涉,云云。我觉得历史真实还是重要的,不应扭曲与抹杀。故粗述过程如上。

为了说话负责,以昭信实(恐年老记忆或有小误之处),特为请询了当日开会在座、后任此新 校本的责任编辑的王思宇老同仁,他热情地提供了所忆细节,与我记忆完全符合。他连我女 儿在场一事都记得,而且顺便说了两点:(一)冯先生任此组长之前,主笔过署名“洪广思” 的《红楼梦——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一书,也由该社出版。我方明白他出任组长是有 来由的。(二)此“小组”立功后,即升格永存——亦即现今之红楼梦研究所的“前身”。所 言历历不爽,且可补我追忆不备之点。

诗曰:

芹书白璧陷青蝇,斥伪存真百计营。

何必言功非为己,却防谗忌到书生。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Powered by www.guoxue123.com © Copyright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