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俞平伯的遗札

　　几次运动以及相应而造成的信札散佚损坏，是红学史迹上的一大损失，其中有极珍贵的名家手迹与学者讨论问题的内容，如张元济(菊生)老人以瘫痪之手亲笔书写的一件极为绝特的珍迹。我的各种函件之多，真如“山积”，加上年大记衰，几乎全成“烟云模糊”，难以追忆。不想近日忽然发现了俞平伯先生的遗札三通，大为惊讶!——这是怎么才得幸存的?谁也说不上来了。

这三件，一件是明信片，邮戳明白：19631128。一件是简札，字大，可以判知是1964年的。另一件最重要：小字工致，近乎楷书的风格，笔致秀雅，内容也重要。估计也应是1963 年的鱼雁遗痕。

今不依年月先后，而以其内容之价值排次，倒叙如下：1964年的短简、1963年的明信片、最长的信札。

短简全文云：

汝昌先生赐鉴：承

惠赠新著《曹雪芹》一书，详赡活泼而不支蔓，深入显出，引人入胜，洵为近来治红楼梦之佳构，无任佩荷!其中论点弟所同意者亦居太半也。匆复谢候

著安

弟俞平伯顿首三月六日

这是1964年拙著《曹雪芹》出书后，寄奉了一册向俞先生求正，蒙他赐复的墨迹。宣纸笺，字大文约，书写不甚工致。这种谢函性的短柬，大抵难免溢美之词。其中所言“详赡活泼而不支蔓”也流露出他的议论：为芹创传，文宜活泼而事戒支(枝)蔓。而且，他也明白而又委婉地表明：在论点上只同意“太(泰)半”，另有“少半”是所见不同的。

这是学者的诚实态度，不肯作“过头”的赞许。我的揣度，他不大同意的至少包括：生卒年的考订，脂砚的身份问题，脂砚、畸笏二名的关系——可能也指对雪芹旗籍的不同看法，等等(他对清史制度不是专家，不明“包衣”“汉军旗”的严格区分)。

但无论如何，为雪芹作传，无人敢为，我斗胆妄行，未遭呵斥，反而得到了他的不一般的奖语，如“引人入胜”，如近年治《红》之“佳构”，这也就很不等闲了。

再看第二件，是明信片。正面中间竖线分开，右侧书写收件人的地址、姓名、发件人的地址 ——

本市东城

无量大人胡同53乙

周汝昌先生

朝阳门内老君堂79号俞

我写至此，不禁“醒”悟：原来这两个寓所“旧巢痕”今俱改变，连那巷名也不复存在了。沧桑之感，何待千年万载乎?(也想起我故里的地址书写形式，今亦有幸保存在胡适先生给我的信封上，旧巢久倾，今无知者矣，令人慨然惘然。)

正文是在背面开头写，容不下了，又转到正面左侧来，其文云：

汝昌先生：

手教欣诵。前者刊出拙作颇伤繁冗，乃承奖饰逾恒，甚为愧荷!《红楼》一书，浩瀚繁复，虽治此有年，仍不免望洋之叹，知者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尚另有一篇，谈文学所所藏之所谓《兰墅稿本》，已投寄上海中华，闻将于《文史论丛》第五期上刊出。此刊可有抽印本，届时自当以一册呈正。因系谈版本，恐知赏者更稀耳。匆覆不尽，即候

著祺

弟俞平伯十一二八

这是钢笔书，字颇草率，盖匆忙中之急就章也。其中最值得玩味的话，就是“《红楼》一书，浩瀚繁复，虽治此有年，仍不免望洋之叹，知者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这一段，语不多而甘苦之心已尽在此，乃他老的真实感，真心话。此与普通的谦词并非一回事，值得铭记。

第三件，今亦引录全文——

汝昌先生：

论《梦稿》一文甚不完备，草草写就，NFDC7荷

来札奖饰有加，良愧良愧!高氏续书只凭船山诗注一证，依近来陆续发见各情况，其非高氏之笔或然性较大。

惠书云云，窃有同感。若程乙本之凡劣尤为显明，自胡适享其敝帚而影响至今，亦可惜也。平曾有一想法：程乙本流传矣，脂本亦稍稍流传矣，而刻本之祖若程甲者迄无一可据之定本，于学者诚为匪便。甲与乙每相混，不易辨识。今友朋中多有藏此残简者；文学所曾入藏一部，观书品甚佳，却未曾核对。若能汇萃诸家所有，经子细审定而影印之，或亦纪念作者之一事，而津逮来学尤非浅鲜。岁窃怀此意，迄未曾言之，质诸高明，以为如何?若论甲戌本之年代，鄙意底本是一事，过录(即今本)又是一事，所附批语又是一事，不宜混淆。如双行注固与底本相连，若夹批眉批等等则无时不可转抄、加批，以之推定底本及今本之年代甚难。此问题非可骤决者。其间文字(例如第一回)有出己庚两本之外者，别是一格；不能设想雪芹晚年有此改笔，亦不为后来各本所依，当为早年之笔无疑。吴藏己酉序本昔借来匆匆一读，于即还之。其时弟适伤臂，倩人录出如干条，极不多。以其不甚佳，恐属妄改，未采入校本中。今承

询及，移录前抄者十二条奉上，庶尝鼎一脔，聊佐清谈。前写“随笔”纰缪良多，悔其少作，旧稿亦已零落，致未克检呈，为歉。五四年作家协会编印《红楼梦参考资料》之三，即其全稿，或可在图书馆中觅得欤。匆复候

著祺

弟俞平伯顿首

七月二十六日

从我们见的俞先生的笔墨文词来评量，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珍迹，是一幅用意的写作，我不知他平生能有多少封信是这么写的。

若论到此札的内容，那就更为珍贵了——一封信内答复了我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是流行本后四十回究出谁手?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过失。三是有人大言“甲戌本”是个晚出的本子，理由只是上面已有了甲戌年后多年的批语。四是愿听他对“己酉本”的看法。(这些我俱不记得，是从复信中推知的。平生所写论学书札，数量极大，远比已印的专著为富，但俱随浩劫荡尽矣。)而俞先生不厌其烦，逐一答复，述其所见，明晰而无游词，是学者的可贵的诚恳态度。

今日重温，第一条尚须存疑(因高鹗序文中的明言共“襄”其事了)。第二条确见俞先生的文学修养及鉴赏水平高于胡适先生，以为流布“程乙”劣本是可惜之事，说那是“敝帚”之自 “享”，婉而不谀。第三条不以某人的大言(而且竭力攻击讥笑别人)为然，指出批可后加，可转录，岂可以此定正文的早晚，与拙见正同。(不知俞先生的《全集》有否此论?)

1954年10月发起“批俞”运动之后，到60年代之初，红学方见稍稍复苏——是由于国家大规模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而引发的不同寻常的学术复兴契机。我与俞先生的这一时期的通信论学，就是这一“红学史阶段”的表现。

重温旧迹，感触纷如。如今能写这种书信的人已十分难遇了，前辈风范，令人怀思，令人叹惜。

俞先生记忆力很好，一次文代会上同车，他还说：无量大人胡同在明代叫吴良大人胡同。可见其心思细密，不遗琐末(吴良似是明之开国功臣)。

文代会上有一幅大照片，主持者安排的：俞老坐沙发当中，左为吴世昌，右为笔者。吴恩裕兄竟无“位次”，为了“入镜”，坐在沙发的扶手背上。

俞先生学术生涯六十年曾有庆祝盛会，我携贺诗并苏州评弹老艺人黄异庵托我转奉的诗笺，到会亲手交付他老，他显得很高兴。会后又感赋《满庭芳》一曲，吴小如兄见之，特以工楷书为大幅。

我与俞先生的最后一面是在北海御膳园，单位设宴招待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时，俞先生竟特例莅临。

诗曰：

论学从来有异同，何伤交谊共研《红》。

三通遗札逃文劫，字句犹存老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