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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纬书和伪书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由此引申,来看一段《老子》。

  汉朝初年号称以“黄老之道”治国,励行“无为之治”。到底这“黄老”和“无为”是怎么回事,前文已经讲过一些,后文还会详细再讲。这里只先摘引《老子》当中的一个章节: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这是《老子》通行本的第六十六章,是那句名言“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出处。翻译一下:江海之所以成为百川汇流的地方,是因为它比百川要低,水往低处流,这不就全流到江海里去了么。所以说,圣人若想高踞万民之上,嘴里一定得尽拣谦卑的词说,比如什么“我就是大家的公仆啊”,“我是为大家服务的啊”等等;圣人若想领导万民,就得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万民之后。于是乎圣人虽居上位而大家不感到负担,圣人虽作了领导而大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因此,天下人便拥戴圣人而不会厌弃他。圣人正是因为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没人能和他争。

  要谈《老子》,首先必谈版本。大家可千万别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通行本《老子》就是《老子》自古以来始终不变的样子,事实上,这个通行本是晚到唐朝才基本定型的本子,如果拿这个本子来揣测汉代的黄老思想那可就有些偏颇了。唐朝重视《老子》,这部书甚至曾作为唐朝科举考试的必读教科书——科举要考的东西可不仅仅是儒家典籍哦。现在我们看到的《老子》,所谓“道”为上篇、“德”为下篇,五千言,八十一章云云,这都是唐玄宗搞出来的,圣旨一下,古籍原貌尽失,再等时间一长,人们忘记了当初这个缘由,就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老子亲笔写下的完整版本的原貌,而在这种张冠李戴的基础上大谈老子如何如何,这种事居然还很常见。i

  汉朝的《老子》到底什么模样,可资参考的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帛书《老子》和今本《老子》在篇章结构上差异不小,文字意义上则大致相同,就我引的这章来说,虽然字词有多处不同,主要意思倒还没什么大变。这就是说,大家看我上边的翻译,大概就是汉朝人的“老子说”了。

  那么,这就是《老子》的原貌吗?当然不是。感谢考古发现,1993年在湖北郭店村的一座战国中晚期的楚墓里又出土了一部竹简《老子》,是为郭店简本,有甲、乙、丙三本,是迄今为止最原始的《老子》版本,其内容不仅和今本大有不同,和帛书本也很不一样。就拿上边这章来说吧,郭店简本写作:

  【【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能为百谷下,是以能为百谷王。

  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ii】】

  两相比较,乍一看,总体意思似乎差别不大,但细一捉摸,简本说“圣人之在民前也”云云,是一种叙述式的说法,是说:“圣人作万民的领袖,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万民之后;圣人高踞万民之上,言辞谦卑,把自己说成在万民之下。”而帛书和今本的意思却是:你“如果想”当万民的领袖,“就得”把自己扮成龟孙子;你“如果想”高踞于万民之上,“就得”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万民之下。——别看字句变动不大,意思却有了本质的区别。“如果想……就得……”这个句式,摆明了是在教授权谋诈术,这可像极了和韩非子齐名的法家巨擘申不害的思想,分明就是帝王御人之学,哪是什么清静无为呢?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疑点:老子不是一向反对仁义、圣人、忠孝什么的吗,怎么在这里(无论是今本、帛书本还是简本)却大谈圣人之道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由此引申的问题是:皇帝们不都想获得圣主的美名吗,如果老子反对圣人,为什么汉初要大行黄老之道呢?连带着还有一个问题:汉朝皇帝的谥号都带一个“孝”字,比如汉武帝应该叫做“汉孝武帝”,可见其以孝道为政治核心精神,而大家熟知的老子是明确反对“孝”的,为什么在汉初还能吃得开呢?

  呵呵,问题先放在这儿,容后再讲,咱们先回到《春秋》灾异上去,回到东汉明帝方才那份诏书上去。

  诏书里有一句“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为至谴”,是说“《春秋》图谶”把日蚀当作老天爷对皇帝的最最严厉的警告。——我们心里还得打上一个问号:《春秋》当真这么说过吗?不对,这是“《春秋》图谶”说的。那么,什么是“《春秋》图谶”呢,它和《春秋》有什么关系呢?

  《后汉书》唐人注在这里引了《春秋感精符》,解释道:“人君位高权重,和老天爷是有感应的。人君圣明,则天道得正,日月光明,五星有度。太阳明亮,就说明政治搞得好;太阳昏暗,就说明政治有问题。”

  ——《春秋感精符》再次出现。这个书名看上去神神秘秘的,似乎有鬼神莫测之机、天地难言之理,不像《春秋》、《尚书》、《周易》那么简简单单、朴实无华。其实两汉期间,这种名字的书涌现了一大堆,还有比如《易纬乾凿度》、《尚书璇机钤》、《诗含神雾》、《河图括地象》、《春秋命历叙》等等等等,这就是所谓的“纬书”。汉明帝所谓的“《春秋》图谶”也就是指的这类东西,考证起来,应该全部诞生于新莽和东汉时期。

  所谓“纬书”的“纬”,是相对于“经书”的“经”而言的,从纺织来看,经是直的丝,纬是横的丝,经纬纵横交错,这才能织出布来。而儒家“六经”号称成型于孔圣人之手,博大精深,可孔圣人担心“六经”太深了,怕人看不懂,所以又编写了一系列的“纬书”作为辅导材料,我们把经书和纬书交织起来,才见得圣人的深意。

  但明眼人知道,所谓“纬书”,其实都是“伪书”。新莽以至东汉是一个大规模制造伪书的时期,其手段一般是绑名人、绑名著、跟风起哄、伪造名人作序、迎合政治风气而投机等等,这些手段竟然一直发展了下去,到明代的出版业“市场化”的时候达到成熟——别看咱们现在的图书市场上伪书成灾,销量惊人,花样百出,其实并没有多少比明朝人更新奇的创意,而推其滥觞,还得说新莽和东汉年间的那些成批的纬书。

  这些纬书怎么看怎么不像是孔圣人写的,通篇都是怪力乱神,更有不少明显是为政治投机而作的。但正是这些书煽乎着社会风气,一时之间,谈灾异、谈预言、谈老天爷的授命,比西汉董仲舒那套理论更加具体而微。而这些纬书后来虽然频遭质疑,却直到隋炀帝时期才遭到了灭绝的命运。——隋炀帝也搞过一次焚书,在全国范围内查禁谶纬图书,焚烧殆尽,如有私人胆敢藏匿,一经查出,死刑伺候。所以,《春秋感精符》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只能在古籍的一些古注当中还能瞥见一鳞半爪。

  纬书虽然经过隋炀帝之火几近灭绝,但其中一些典故却和前文所讲的《老子》版本演变一样,时间一长,人们便忘记了当初的缘由,另因尊崇孔子的缘故,也就无所谓真假了。在这些典故当中,就有把孔子作《春秋》的来龙去脉讲得详详细细的,并且流传久远,直到近代还有不少人信以为真。

  我们先来看一组五言诗,这是张尔田为自己的著作《史微》所作的题辞。张尔田于史学造诣深厚,《清史稿》就有他参与修撰。张尔田这一组五言诗,既对《史微》有着提纲挈领之功,其本身又是一个简约的儒学框架,正好值得在此一看:

  (一)

  日月麒麟鬬,乾坤凤鸟翔。

  斯文留竹帛,大典在烝嘗。

  冠带朝群后,蛮夷走八荒。

  凭谁遵正朔,翼翼我文王。

  (二)

  万古苞符史,风雷柱下开。

  人骑青犊去,帝杀黑龙来。

  抱器周官缺,求书禹穴哀。

  茫茫瞻六合,谁是素王才。

  (三)

  一脉传千古,微言奠九流。

  文章推祭酒,仁义动诸侯。

  河洛钩沈史,春秋考异邮。

  八儒分派别,齐待汉皇求。

  (四)

  手定经纶业,艰难付后王。

  诗书秦劫火,礼乐汉文章。

  石室心传迩,兰台口说详。

  至今过孔壁,丝竹有辉光。

  (五)

  洪范陈韬意,端门受命心。

  世家尊太史,师统定刘歆。

  五德传终始,群经列古今。

  沾袍无限泪,感动一沉吟。

  前四首我只简单讲讲。

  第一首诗,麒麟和凤凰全是和孔子有关的高等动物,先渲染一下灵异现象,然后强调礼治的意义,末句点出了“遵正朔”的概念——“正朔”和前文提到过的“大一统”有关,一并留到后文再讲。

  第二首诗,“苞符”云云即指汉代纬书,和第三首里的“春秋考异邮”是一样的东西,然后说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汉高帝刘邦斩白蛇而起义,叔孙通带领一班儒家弟子投奔刘邦,汉文帝广求民间典籍,而文化历经秦火与战乱愈发凋落,孔子那样的大儒是再也找不到了。末句里所谓的“素王”就是孔子,“素王”的意思用我们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无冕之王”——如果联系西汉时人对孔子特殊的尊重,这话还有着更加深刻的涵义,也留待后文再讲吧。至于老子是否西去,刘邦杀的明明是白蛇却为什么诗里说黑龙,这些问题也容后再说。

  第三首诗是说孔子开创儒家,后来有孟子、荀卿这样的巨擘接踵于后,儒家更分八派,越传越广,终于等到汉朝被皇帝定为一尊。

  第四首诗是说孔子靠著述为后世立法,各种典籍虽经秦火,却终于在汉朝复兴了礼乐。“心传”与“口说”大概是借佛典来指晁错被公派到山东向伏生学习《尚书》,末句“孔壁”是儒学史上一件头等大事,也等后文再说。

  第五首诗详细讲讲。

  “洪范陈韬意”,典出《尚书·洪范》,说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向商朝的贤人箕子咨询执政方略,箕子发表了一番重要讲话,被周武王的史官记录下来,这就是《尚书》里的“洪范篇”。前文讲“天人感应”,说董仲舒设计求雨的方法,用什么颜色的旗帜,走什么方位云云,理论基础是五行生克,而五行概念的源头正在这“洪范篇”当中。

  “五行”这个东西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几乎都是耳熟能详的,但多数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么,五行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呢?

  ——这得看说的是哪方面的“事实”。事实有两种,一种是真实的事实,一种是正确的事实。真实的事实往往是很难辨认的,正确的事实却总是一目了然。

  那么,我们含糊一下,循着“求实”的道路来看看这五行学说,就从“洪范篇”看起。

  如果从现代研究来看,“洪范篇”是个非常可疑的东西,说它是箕子对周武王说的话这肯定是靠不住的,八成是东周人的伪托。但不管真假与否,尤其重要的是,“洪范篇”的五行观念明明确确是分类观念,和我们熟悉的五行绝然不同。这最早的五行,就等于我们把世界一切物质类分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一样,仅仅是分类,绝没有说固体生液体或者液体克固体什么的。我们熟悉的阴阳和五行的结合,还有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这都是汉朝人搞出来的,而且汉朝人为了能把这套理论说圆可真费老了劲了。那么,他们这么费劲,动机何在呢?很简单,无利不早起,全是为了迎合政治形势。——别看我们现在阴阳五行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可大家要是把《汉书》和《后汉书》看过一遍,我估计得有八成以上的人从此再也不会相信什么阴阳五行了。iii

  汉朝确实阴阳五行理论的成熟期,各位大儒们实在太辛苦了,刚把一套系统编圆了,政治局面又变了,原来的理论又不适用了,怎么办呢,接着圆呗!我们如果单独来看某一个理论,或者某一个理论成型的事件,可能还是很有严肃感的,可要是把这些东西放到它们的发展脉络里一看,严肃感顿时就会烟消云散。但就是这套东西,影响了中国历史达两千年之久。

  大凡政治一沾上神学色彩,便会产生这样的流弊。霍尔巴赫曾经写过一则寓言,把宇宙比作一个国家,把上帝比作国王,把神甫比作大臣,于是:这位君主希望人们知道他,爱他,尊敬他,服从他,可他什么事都不明说,大家都得经由大臣们的解释来了解国王的意思;但这些大臣虽然都自称是国王的代表,而大臣们之间对国王旨意的解释却从来都没有过一致过,他们经常互相矛盾,并且称其他大臣都是骗子和歹徒……(霍尔巴赫《健全的思想》)

  事情往往如此,老百姓抬头仰望,以为是一群冠冕堂皇的圣人在为冠冕堂皇的神圣路线据理力争,其实只不过是一些阴谋家和势利小人在口蜜腹剑、钩心斗角。

  再看“端门受命心”这句。这个典故和《春秋》直接有关,说孔子有一天梦见丰沛一带在冒红烟,不同寻常。醒了以后,孔子越捉摸越觉得这里边一定有事,于是驾车去看。等到了梦中之地,只见一个小孩捉了一头麒麟。这麒麟果然是头异兽,一见孔子走近,竟然大嘴一张——不是要吃孔子,而是从嘴里吐出了三卷书来。孔子也不嫌脏,拿起书一看,上边写着:“周亡,赤气起,火曜兴,玄丘制命帝卯金。”——老天爷说话从来不肯直说,非得跟人类玩文字游戏,其实,直接告诉孔子,让他给即将兴起的汉朝刘姓家族制定政治方针不就完了,还非要玩个“玄丘制命帝卯金”,万一孔子理解错了那不就麻烦了!至于“赤气起,火曜兴”,则是五行相克的说法。

  事情还没完,过了些天,有血书从天而降,掉到鲁国的端门上,上边写的是:“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这是在预言周朝就要完蛋了,秦始皇即将一统天下,还提醒孔子说:你的时间不多了,赶紧写书流传后世吧。第二天,孔子的学生子夏到端门去,看到血书变成一只红色的鸟儿飞走了,留下了一张图,画着孔子制定政治方略的样子,图上还有个标题,叫做“演孔图”。这就是所谓的“端门受命”,孔子在受命之后作了《春秋》和《孝经》,这都是为了汉朝的刘姓皇帝们而作的。

  这事的真假暂不去论,但我们能够从中看出的是,汉朝在尊崇孔子以后,是以《春秋》和《孝经》来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理论经典的。关于《孝经》,我已经在《孟子他说》第三册里详细讲过,说“孝”的意思绝不仅仅是孝顺父母那么简单,《孝经》其实是一部《忠经》,是打着孝的幌子来教育大家要为皇帝尽忠的;至于《春秋》,从这故事来看,原来是孔子预先为汉朝制定的国家宪法——可是,有个问题呀:抛开神异的一面不论,凭什么孔子一个老百姓就有资格为未来的一个朝代来制订宪法呢?

  ——这时候才见得“素王”一词的分量,别以为这仅仅只是对这位文化大师的一个尊称,在一些汉儒的眼里,孔子当真就是一位帝王。

  孔子是殷商贵族的后代,这一点应该是可信的,而商朝的创始人商汤,按照汉儒五行论的说法,是“水德”——这里的“德”并非“道德”的“德”,而是“属性”的意思,所以“水德”也就是“属性为水”,这看上去很像是现在RPG游戏里的角色设计。五行分别对应着天上的五位天帝,商汤是黑帝之子,孔子也是黑帝之子(不知道这辈分是怎么论的)。既是黑帝之子,就应该在人间称王,可孔子为什么一辈子都没称过王呢?汉儒给出的理由是:孔子生在周代,周是木德,按照五行相生的理论,木只能生出火,却生不出水,没办法,水德的孔子排不上顺序,所以无法继周而称王。木能生火,汉朝是火德,于是继周而兴,有命无运的孔子便预先替火德的汉朝制定政治纲领,写下《春秋》等等经典。

  这个说法很合逻辑是吧?可问题是,周朝以后不是秦朝么,怎么不提秦朝而直接到了汉朝呢?难道孔子为未来立法,就不是为秦朝立法么?——汉儒解释说:因为秦朝历时太短,可以忽略不计。

  就算这个说法合理吧,可有没有人注意到张尔田第二首诗里的那句“帝杀黑龙来”,难道“黑龙”就是指黑帝之子孔子吗?“帝”如果是指刘邦,难道这句诗是说刘邦杀了孔子而作了皇帝?

  当然不是,张尔田所谓的“黑龙”应该是指秦朝,因为按照汉儒另一种五行说法,不把秦朝忽略不计的话,秦朝正是水德,颜色尚黑,而汉朝不是水德而是土德,颜色尚黄。

  可能有人还是不解:“不对吧,就算秦朝是水德,汉朝是土德,可按照五行相生之说,水生的是木,不是土呀!”

  ——的确,这确实是个难解的问题,但再难的问题也是有答案的。这问题不但有确定的标准答案,而且有两个不同的标准答案。答案一是说:周朝是木德,汉朝是土德,木生土,这可没错,周和汉之间那个短暂的秦朝是“闰水”。看,有趣吧,五行里边还有置闰的。答案二干脆另辟蹊径,不从五行相生来解释了,而是发展出了一种五行相克的理论,说秦朝是水德,汉朝是土德,土克水,所以汉朝灭了秦朝。很多人都以为五行理论一开始就是有相生相克之说的,其实是先有了相生,后有了相克,分别属于不同的体系,最后这相生相克才联系在一起,而究其来龙去脉,原本全是因政治需要而圆谎,旧谎话的破绽需要新谎话来圆,补丁越补越多,理论就越来越复杂。这时再看张尔田这句“帝杀黑龙来”,既然说“杀”,在五行里应该就等于“克”,“黑龙”是秦朝水德,克水的是土,汉朝自然就是土德。——其实这只是西汉初期的说法,后来五行理论日趋复杂,董仲舒又搞出了一个类似的“三统论”,把水搅得更浑,后来汉朝摇身一变,又说自己是火德了。

  再看下一句诗“世家尊太史”,这句话如果独立来看,还真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可放在上下文当中来看,应该是指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把孔子列入“世家”,给他以诸侯王的尊荣地位。

  再下一句“师统定刘歆”则是赞扬刘歆对儒学传承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刘歆可谓是继董仲舒之后的儒家谱系里第二位重要人物,后文会有细说。

  “五德传终始”,应该是说五行系统里帝业的轮回,这句和下句“群经列古今”成为对仗,我们不妨仅从字面理解:五行生克之说已经占据了儒学的半壁江山,成了儒学当中的头等要论了。至于末句“沾袍无限泪,感动一沉吟”就没什么可讲的了,一声感叹而已。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董仲舒上了“天人三策”之后,汉武帝终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难道真是孔子的最后胜利吗?看来并非如此哦,汉朝的儒家比之先秦儒家简直已是面目全非了。

  这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名词/名目/概念,在不同的时代里,字面也许是一成不变的,但实际的内涵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着,甚至是剧烈地变动着。就拿儒家来说,孔子的儒家,孟子的儒家,荀子的儒家,这先秦三大儒家已经各有不同,儒家的“八派”也是各持一说,互相有看法,汉儒更是别具一格,然后唐朝的儒家,宋朝的儒家,元明清的儒家,何曾都是孔孟之道呢?我们又犯过多少次刻舟求剑的错误呢?那么,我们现在只就汉朝来作个管中窥豹,汉朝初年奉行“黄老之术”,难道其内容当真是我们心目中的道家思想吗?难道就真是先秦时代的老庄之道吗?进一步问个问题:如果儒非儒、道非道,它们的差异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又为什么有了儒家取代道家的这次思想嬗变?

  还有一个看似荒诞的问题是:既然正统官方思想如此推崇《春秋》灾异理论和五行生克之说,这也就意味着官方是承认不存在万世不衰的朝代的,那么,假若当真有人看到了某个足以预言改朝换代的灾异,并且“勇于”向政府汇报的话,这该怎么处理呢?

  注释:

  i 可资参考的是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楚简与帛书〈老子〉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1版,第11页):武汉之罗浩、李若晖先生,将已知《老子》按时期分为四类:

  (1)郭店楚简《老子》为形成期《老子》;

  (2)战国末西汉初之帛书《老子》为成型期《老子》;

  (3)汉、唐严遵《指归》本、河上公本、《想尔》本、王弼本、傅奕本为定型期本《老子》。

  (4)嗣后为流传期本《老子》。

  这种划分比较科学,基本正确,但是(3)、(4)两类还必须加上“变形”二字,即定型期变形《老子》与流传期变形《老子》因为帛书《老子》已经证明了其后诸今本《老子》已经变了形,而楚简《老子》又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变形:

  第一、 篇次被颠倒;

  第二、

  第三、 篇名不符实;

  第四、

  第五、 约四分之一的分章不符古意;

  第六、

  第七、 章序被调整、颠倒,因而章序混乱;

  第八、

  第九、 约有近140句文句被篡改。

  ii 楚简文字极难辨认,异体字、通假字等等极多,对一些地方的认读与断句专家们仍有争议,但本文到底不是《老子》专论,所以尽量从简。对楚简释文主要依据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楚简与帛书〈老子〉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1版)和聂中庆《郭店楚简〈老子〉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1版),下同。

  iii 关于五行的由来与发展,前辈们的论述很多,我就只举一家之言好了——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其中又“五行说之起源”,摘引片断:

  ……迟至春秋之时,五行之说,已甚普遍,此则可以以《左传》、《国语》证之。《左传》、《国语》记载当时言论,涉及五行者甚多,如:

  (襄公二十七年传)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

  (昭公二十五年传)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

  (昭公二十九年传)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昭公三十一年传)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

  (昭公三十二年传)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

  (哀公九年传)子,水位也,……水胜火。

  (《周语》下)天六地五,数之常也。

  (《鲁语》)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非是不在祀典。

  (《郑语》)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以上所举各条,除昭公二十九年传一条,有汉人窜乱痕迹,前人已有定论,不足为据外,余可信为春秋时之言论。观其所论,亦不过以五行为与人生关系最密切之五种实物而已,非有玄渺之哲理,存乎其中也。先民计数,源于屈指可数,手有五指,故数穷于五。罗马数字,至五而循环,吾国字码亦然,先民计数法,犹可藉是而考见。刘师培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即无古文,以此为上世原人只知五数之证”(《太炎文录》卷二引)此虽未必,要先民计数,喜以五为单位,则可断言也。古人计数既以五为单位,故遇事物,多以五称之,取其整齐而便记忆。

  ——另外看看不同的意见。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53页:“……由此可见古代数目字本是以‘四’进和‘八’进做单位,而不用‘五’,所以‘九’字就是从象龙蛇形的字借用了。‘十’字用‘一’字竖起来,和‘廿’等,又是四进。……这种记数的方法,最初可能和绳子有些关系,假如用一根骨筹而把绳子横绕,一道代表‘一’,到四道代表‘四’,于是用两道作交叉形来代表‘五’,歧出形来代表‘六’,十字形来代表‘七’,分开的两道斜线代表‘八’。假如直绕呢,一道就代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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