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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
一
夸张些来说，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
然而对于我们，探求经籍之正解虽属理所当然，梳理历代的误读却也有着另外一番趣味。况且，误读对历史的影响甚至还要远远大于正解，若要了解历史，理解误读往往会比理解正解更为重要。
当初，一代代的经学家与政治家们不断在以虚构的历史来影响时下的政治，他们对经籍的探微求玄往往求之越深则失之越远。在"惟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指引之下去研究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这一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两千年之久，于是，一片片的玉石与金线在无数人的精心打磨与织造之下成就出一袭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夸张地包裹起了圣人的尸体--那是一具存在于所有人信念中的圣人的尸体。可以联想一下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对出土的那件金缕玉衣的关注和赞叹不是大大超过了对中山靖王本人的热情吗？
所以，我这里注讲《春秋》一经三传（即《春秋经》与《公羊传》、《榖梁传》、《左传》），既从经籍本身的求是入手，同时也会兼顾经学史上的种种阐释与种种纷争。《春秋大义》曾经作为我这番注讲的一篇过于庞大的引子，已经做过了足够的铺垫，也有一些"六经注我"的味道，现在进入"一经三传"的正文，我也会从"六经注我"变为"我注六经"，只是风格上照旧还是"疑而好古，述而不作"，多拾牙慧，少有创见，即便有驳正权威旧说之处，也多是以甲攻乙，以丙驳甲。
二
经和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举例来说，明代嘉靖朝嚣嚣多年的"大礼议"，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大家头破血流争的问题实属无聊--为什么非要皇帝把爸爸、妈妈当成叔叔、婶婶呢？但在经学背景下观察，就会知道那些"愚蠢无聊"的大臣们拼了性命所争的东西确是实关乎重大的。而更加有趣的是：大臣们誓死捍卫的那一则春秋大义在现代史家的考据之下却有可能被证明为错。
经学的这些现象，看上去完全符合贝格尔所谓人类建造意义世界之过程的三个阶段：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用《神圣的帷幕》一书译者的概括："外在化，就是人通过其肉体和精神的活动，不断将自己的存在倾注入世界的过程。所谓客观化，是指人类的产物都具有一个规律：即它一旦产生，就具有了独立性，有其自身的逻辑，它的创造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就开始受制于它。而内在化，则意味着人将客观化了的产物重新吸收进自己的意识，于是它们就既是外在的实在，又是内在于人自己意识中的现象。"（Ⅰ）--耐人寻味的是，贝格尔是研序究宗教社会学的。
由此来看，经学确乎带着一定的宗教色彩。--尽管孔子之说可以这时是黑，那时是白，但孔与非孔之间始终壁垒森严，正如信仰的世界无论如何复杂多变，始终是在遵循着神圣与世俗这个二分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或如印度的等级世界，虽然这里的婆罗门认为洁净的，那里的婆罗门却会认为不洁，但无论如何，洁净与不洁这个二分法是永远存在的，并且是本质性的（路易·杜蒙《等级人》）。"因而，我们可以说，是人制造了他们的（Ⅱ）神，或者至少是人使这些神得以生存的；但与此同时，人也唯有依赖神才能存活下去。"--在经学的视野里，我们有时不妨把涂尔干这句话里的"神"换成"孔子"。
（Ⅰ）[美]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7页。
（Ⅱ）[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48页。
在经学的视野里，真实的孔子也许并不那么重要。
三
本篇题为《隐公元年》，这是《春秋经》二百四十二年记事中的第一年，也是春秋时代正式开始的第一年。先秦社会和秦汉以后的社会形态迥然不同，如果照实来拍电视剧，必然要以惨淡的收视率而收场。所以我在这作为春秋第一年的隐公元年的内容里会对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文化渊源等等介绍得详细一些，尽管很多问题至今仍然歧说纷纭，没有定论。
另外要说明的是，（1）本篇所用"一经三传"的版本，主要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即其中的[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春秋榖梁传注疏》；[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2）为了通俗和严谨兼顾，我对古籍的引述大多会在正文当中取其意而遗其直，并把原文附在注释里以供参考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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