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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代制度篇
2.1.明代兵制的变迁
明朝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的军事制度――卫所制。
根据这种卫所制，在中央设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
五军都督府统辖若干都司，都司统辖设立在全国各州县的若干卫所，大体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设指挥使等官，管辖五个千户所。以一千二百人为一个千户所，设千户等官，管辖是个百户所。以一百二十人为一个百户所，设白户、总旗等官，管辖两个总旗，十个小旗。
截止1393年，即洪武26年，全国共有十七个都司，三个行都司，一个留守司，三百二十九个卫，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军数约为一百二十万人。
当时卫所的兵源有四类，第一是“从征”，即原来的农民起义军战士，包括反元各部的战士；第二是“归附”，即投降的元军；第三是“谪发”，因“罪”而罚充的官吏或士民，称作“恩军”或“长生军”；第四是“垛集”，即征调平民充军，世世代代成为军户。
显而易见，在明朝的后期，兵源已经缺乏“从征”和“归附”来源，这样明军的组成就从明初时候颇有理想和斗志的“从征”军为主变成以“谪发”和“垛集”为主，部队成员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就直接导致了战斗力的下降。
五军都督府的职责是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而军官的任命、军队的调遣则属于兵部。一旦战事开启，兵部则听从皇帝的旨意，任命总兵将官，发给印信，战事结束，将官交还印信，士兵回归卫所。
明朝政府通过这样的军事制度使得将帅的权力受到大幅削减，而皇帝控制了全部的兵权，卫所制度能够避免将帅拥兵自重的危险，但是却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况，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当然，在明朝的后期，这种现象得到了改变，由于明朝政府已经无力控制整个局势，就采用募兵制的做法，并且不得已的放任兵权的转移，明朝的中央集权转变成为地方军阀割据。
其实在清朝后期，甚至是每个王朝后期，比如东汉末年、唐朝末年，都出现了类似情况，由于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不得不在无力解决危机的情况下将兵权下放，这显然会带来更大的危机，但是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在渴死和喝毒酒面前，任何的选择都将是错误，后人唯一应该反思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庞大国家的中央政府沦落到如此的窘迫。
而明朝就得从军屯制度说起。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明朝政府制定了军事屯地制度，其中规定：边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士受田一份（五十亩），由朝廷供给耕牛、种子、农具，三年后交纳赋税，每亩一斗。
1402年（建文4年）规定屯田赋税条例，军士一份屯田，征粮十二石，置于屯仓，由本军自行支配，余粮上缴，作为本卫官军俸饷。
这些政策刺激了军士屯田的积极性，在明朝初期，军屯政策不仅可以支付粮饷军需，还能略有剩余，军屯的税粮是早期明朝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
除军屯外，还有民屯。明初统治者多次组织人多地少的“狭乡”农民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去屯种，还把蒙古族人民迁徙到各地去屯种。这些屯民除移民外，还有“召募”和“罪徒”。他们直接由明朝地方政府管理，军屯则属於卫所管理。
自从宣宗之后，军屯渐渐衰废。《明史食货志》说，宣德时候，屡次核实各处军屯田地，年产余粮减半。英宗正统以后，军屯管理更加松弛，屯粮仅存三分之二。
造成军屯制度备破坏的根本原因是明朝政治的腐败，专制独裁的恶政就像是一头徘徊在明帝国周围的怪兽，它轻易撕碎任何改革改良的政策制度，慢慢将这个庞大帝国的血液吸干，最终连同这个帝国一起走向毁灭。
自明宣宗宣德以后，“臣僚宴乐，以奢相尚”，尤其是到英宗正统时土地迅速集中，朱姓皇族地主更加恶性膨胀。明朝政府给亲王庄田多达10万亩。
嘉靖时岁支各藩禄米至853万石，再加上一批皇亲国戚，构成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他们凭借政治特权，往往以“空地”、“闲地”、“退滩地”、“荒地”种种名目，向皇帝“奏讨”，“乞请”赐田，官僚地主也乘机大肆兼并土地。
剧烈的土地兼并，破坏了明初建立的屯田制度，原来的军屯，这时已经“田归豪室，赋累贫军”。
明朝政府因为军事的需要，将临时派遣的军官改为长期驻守，这样他们就成为了地方重要的军事长官，为了管理这些官员，明朝又设立了巡抚、总督的职位，
可以节制都司，因为打乱了卫所制的统辖系统，朝廷中贵戚官僚任意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地方将领把军士变为劳工，卫所军备军官更是任意役使，军士甚至被迫为权贵种田，沦为佃户，军官也开始向军士“卖闲”，比如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
剥削和不公正造成了军士的大量逃亡，而军官们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引以为利，一方面贪污缺额的军饷，另一方面向逃亡的军士敲诈勒索，于是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
另一方面，明代重文轻武，当时人人诵读的启蒙读物《神童诗》起首便是“少小需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军户子弟更是地位低下。
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加上社会地位过低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所以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严禁逃亡，但是军士逃亡的数字有增无减。
由于镇守太监和军官占夺屯田、役使军士，导致军士逃亡，屯田荒废。军屯制度崩溃。
据说1438年（正统三年），逃亡军士达数十万之多。山东一个百户所，原额为一百二十人，逃亡后只剩下一个人。
兵制的破坏导致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
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
到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
英宗正统末年，募兵制开始出现，世宗嘉靖年间，倭寇猖獗，募兵的数量增多，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戚继光的“戚家军”和俞大猷的“俞家军”，从此之后，募兵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招募来的兵士也变成了军队的主力。
从卫所制到募兵制，是明朝兵制的重要变化。
明朝后期的历代政府都为军饷问题头疼不止，加上明朝后期几个皇帝是出了名的守财奴，于是募兵的粮饷，都是由朝廷通过“加派”和“加赋”等办法，转移到农民身上，随着卫所制的破坏，募兵的数量增多，农民的负担就越重，尤其是明朝末年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更是臭名昭著。
因为不堪忍受苛捐杂税，农民或者逃亡成为流民，或者揭竿而起，而明朝政府为了镇压起义，又必须增加募兵，于是在恶性循环中，明朝应对乏策，走向了灭亡，这个问题吴思先生在他的《潜规则》“崇祯死弯”一章中有精彩的论述。
这个死弯纯粹属于明朝政府咎由自取，社会问题如火山爆发，令得明朝政府进退两难，其实是厚积薄发而已，崇祯固然是一个不幸的皇帝，但是明朝政府统治下比他更不幸的臣民比比皆是，而身为明朝政府的代理人为此而承担责任、付出代价，并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明代的先进武器颇值一提，当年袁崇焕就是凭借火炮守住了山海关。
明代火器曾广泛用于军备，明末军营编制里，除一千人为骑射外，其余均为火器手。火器装备普及到一营兵的三分之一左右。嘉靖时，陕西总督曾铣说：“每一营（五千人大营）其用霹雳炮三千六百杆，合用药九千斤，重八钱铅于九十万个，……，大连珠炮二百杆，合用药六百七十五斤，……手把铳四百杆……盏口将军一百六十位。”
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兵，差距极大。
可是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恶政的作用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到了战争的时候，火炮陈旧不堪不能使用，士兵也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比如袁崇焕的助手就是死于走火。
更为可笑的是，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军队要调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
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和兵器的损失，明末统治者十分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明朝的长城在中国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
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也许是因为卫所制度的衰落。
明朝政府通过修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其实也无异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
乌龟的防御姿态尚可称本能，而一个帝国的消极防御战略就只能是不思进取，或者忙于内讧。
明代长城被评价为明朝政府闭关锁国的特征之一，事实上修长城本身不能证明就是闭关锁国，不过明朝政府因为自身兵制的变化，军队战斗力的削弱，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却是毋庸置疑的，说修缮长城反映了明朝政府缺乏自信、畏惧少数民族的威胁，并不为过。
当年朱元璋自豪的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到了明朝后期却耗资极大，战斗力极差，是为中国历史上效率最低下的军队。
明朝的灭亡伴随着的是一系列战争的失败，每次失败固然都有指挥上、补给上的具体问题，但是究其根本，曾经击溃天下无敌蒙古骑兵的大明战士在明朝后期如此不堪一击，原因还在恶政导致兵制的变迁。
2.2.明代的厂卫机构
锦衣卫和东厂是明朝特有的特务机构，庞大的特务组织公然以合法的形式存在于明朝政权两百多年时间里，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极为罕见的。锦衣卫原为皇帝亲军侍卫，初名仪鸾司，就是替皇帝掌管仪仗的机构。1382年（洪武十五年），才改称“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一人，统属有将军、力士、校尉等官卒一千五百人。
卫属机构有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卫中刑名和军匠事务，北镇抚司专门负责“诏狱”，也就是奉皇帝的命令查办的各种案件。由于镇抚司对审讯的犯人严刑逼供，引得怨声载道，朱元璋为了平息民愤，曾经在1387年，即洪武二十年下令焚毁为中特制刑具，将全部狱囚送刑部议罪，并且诏令以后内外诏狱，都要交三法司审讯，以减少冤狱。
不过朱元璋猜忌部下，还得借助于锦衣卫作为耳目，这样一来，锦衣卫维持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到了1420年，也就是永乐十八年，明成祖朱棣谋朝篡位夺取皇位，疑心病特别重，当他迁都北京的时候，就立即在东安门北（今东厂胡同）设置了东厂，专门用于刺探臣民“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的事情，朱棣怕外臣徇私，不能够及时把实况向他汇报，就特命亲信太监做东厂的提督，从此由太监提督东厂，就成了明朝特设的制度。
东厂设立后，太监有了随意逮捕，刑讯朝野臣民的特权。为了平衡厂和卫的权势，朱棣一面命令东厂所属的人员，由锦衣卫调充，同时又赋予提督东厂的太监，有监视锦衣卫的权力，使之相互依赖，彼此制约，成为朱棣实行特务统治的工具。
东厂的太监大部分由司例监的秉笔太监兼任，这样，太监不仅“口衔天宪”，是皇帝的代言人，又可在内阁票拟的文件上“披红”，成了皇帝的代笔人，就足够左右朝政了。东厂有缉捕臣民、任意杀戮特权的特务衙门，更给太监揽权广开了方便之门。明之厂卫之祸与宦官相始终，直到明亡才结束，原因也在这里。
1478年，即成化十四年，明宪宗给北镇抚司颁发印信，规定所理诏狱，必须向皇帝奏报，一切直接向皇帝负责，卫所不得干预，提高了北镇抚司的特权。
武宗正德时候的钱宁，世宗嘉靖时候的陆炳，都是掌管锦衣卫的人物。
钱宁在锦衣卫用事的时候，专门敲诈勒索，后来钱宁被杀，查抄他家藏有“黄金可万斤，白金三十万斤，白玉带二千五百束，祖母绿佛像两尊，胡椒千五百石”，变卖他的园宅，价值三十万万。
陆炳和严嵩勾结，诬杀了主张收复河套的夏言。陆炳甚至连主管东厂的太监马广、司黎监李彬也告密下狱处死。他为了扩充势力，还选“缇骑”（就是身穿赤黄色衣服的军役）中骁勇的七千人，另外委派心腹统领，在他掌管期间，锦衣卫里“仰度支者（向户部领取粮饷者）”，多达十五、六万人，比明初时候扩大了一百倍。
成化年间，宪宗为了加强特务统治，又设立了西厂，令太监汪直提督。
汪直果然不负皇帝的厚爱，“屡兴大狱”，其时，西厂所辖“缇骑”比东厂还多一倍，从京师内外到大河南北，缇骑到出寻衅省事，上至亲王府，下到民间，就算了斗鸡骂狗一类琐事，他们也缉拿拷索。
汪直用事，“先后凡六年，冤死者相属。”
1428年，也就是成化十八年，曾经关闭过西厂。可是在1506年，即正德元年，武宗即位，重用宦官刘瑾，又恢复了西厂，刘瑾用自己的亲信掌管西厂和东厂，当时两厂之间争权夺利，为了控制两厂，刘瑾又建立了一个“内厂”，由他直接指挥，权力更大，连东厂、西厂都要受他监督。
刘瑾规定，凡“罪犯”进厂，不论罪名大小，一概都要受杖责，先打一顿，然后要莫充军边塞，要莫戴枷发遣，一幅枷铐重达一百五十斤。这样的残酷迫害下，官吏军民被害致死者达数千人。
明熹宗天启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建领东厂，厂卫制度发展到了顶点。他们专用酷刑来钳制臣民之口，用的刑具有特制的大枷、夹棍等五种，刑罚有断脊、堕指、刺心、红绣鞋（用烧红了的铁烙脚）等，名目繁多，惨绝人寰。
《明史刑法志》提到东厂的制度，“凡中官掌司礼监印者，其属称之曰宗主，而督东厂者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
这一些东厂的成员，专门挑选锦衣卫中最狡诈、阴险的人充当，负责侦察，另外，东厂又收吸纳地方流氓、亡命之徒作为爪牙，每探得一件事情就马上密报，这些人任意闯进人家家里搜捕，如果的贿赂满意，就马上离开，如果少不满意，就用刑拷打，这个就称为“乾？酒”，又叫做“搬罾儿”。东厂逼令犯事的人诬陷有钱人家，除非得到有钱人家的贿赂，否则就奏请下镇抚司狱。
每月初一，东厂召集成员数百人，用抽签的办法分派各人差事，分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北镇抚司去监视审案的叫做“听记”；分到各官府、城门访缉的叫做“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门得某奸，都要被报告到厂，这叫作“打事件”。事无巨细，就连民间的米盐琐事，夫妻口角，也连夜报进宫去，为皇帝和太监们提供笑料。
这样的特务统治，以至“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
明史中还提到这样一个故事。
有四个人在密室夜饮，有一个人喝醉了，就开始大骂魏忠贤，其他三个人吓得不敢出声。这个人骂声还没有停，就有东厂特务冲了进来，把这四个人抓去见魏忠贤，魏忠贤马上就磔死了那个骂他的人，赏了其他三个人钱。
关于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是明朝崇祯年间的进士夏允彝《幸存者》记载：
余见一术士徐姓者，五人共饮于逆旅，忽一人倡言忠贤之恶，不久当败。余四人或默或骇，讽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贤虽横，必不能将我剥皮，我何畏？”
至夜半熟睡，忽有人排门入，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拘四人，并入内地，间所擒之人，手足咸钉门板上，忠贤语四人曰：“此人谓不能剥其皮，今欲姑试之。”
即命取沥青浇其遍体，用锥敲之，未及，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四人骇欲死。忠贤每人赏五金压惊，纵之出。
那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之一。
崇祯继位后，杀了魏忠贤，但是他并没有停止这些特务机构，他还是利用东厂替他侦探朝野臣民，“告密之风未尝息也。”
一直到1644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东厂和锦衣卫的危害才停止。
“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
相比之下，清朝的政治相当清明，并没有专门的特务机构。明朝这么多皇帝都很热衷于特务统治，且乐此不疲，并不令人惊讶。这样一支队伍能够避开文武百官直属自己管辖，绕过祖宗法制按自己的意图办事，并且直接对自己负责，统领者更是自己最信任的人，是每个独裁者都不能够拒绝的诱惑。
尽管皇帝明白这样的特务机构会弄得人心惶惶，甚至有可能因为特务们的恣意妄为导致天怒人怨，但是皇帝认为特务机构方便按照他的意图办事，能够有效的阻止大臣们的谋反叛乱，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明朝的厂卫机构就像毒品一样，使明朝的历代皇帝都患上了毒瘾，快感和迷幻让明朝的皇帝们欲罢不能，只不过这个庞大的帝国却被掏空了精力。
厂、卫的出现干扰了明朝政府正常的司法制度，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极大的危害。近代三权分立的思想就是鉴于行政、司法、立法这三方面相互制约的至关重要，这些正是一个政府合法、合理存在的必要基础，中国封建王朝的王者之道，对于行政、司法、立法也有一套互相制约的规则和潜规则来维持统治，但是明朝皇帝额外的担心打乱了这个超稳定机制。
事实上明朝完全有理由维持更长时间的稳定，不过明朝贯穿始终的特务政治和从头到尾对司法的破坏，已经让这个帝国慢慢变得千疮百孔，终于这个貌似强大的帝国不堪重负，轰然倒塌。
明朝之速亡看似不可思议，其实却早在明朝皇帝们决意重用特务以维持统治，实施以民为敌的策略意图时就已经注定了最终的命运。
2.3.明代的内阁制度
明代初年，朱元璋改组政府，他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当时有左右丞相，由丞相来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
明朝初期，中书省大权掌握在左丞相胡惟庸手中。因为顾忌到皇权旁落，朱元璋“命奏事毋关白（告知）中书省”，开始遏制中书省权力，但是胡惟庸不甘示弱，反而组织党羽，招集军马，阴谋武装政变。这下可激怒了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等人，也一并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制，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分别交给了六部衙门，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将大权集中到了自己手上。
但是皇帝的精力有限，很难做到对国家大事的面面俱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尝试设置“四辅官”，协助皇帝处理事务。
《通纪》载：九月丙午，置四辅官，敕以协赞政事，均调四时。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时若，验其称职与否。
因为效果不好，朱元璋废去四辅官，并于洪武十五年仿照宋代制度，设立内阁，让大学士担任顾问兼秘书的职务。
《昭代典则》说：（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丙午，初置大学士。
内阁在明朝初期并不是职位名，只不过是皇帝让自己信任的文臣对国事提出参考意见以供选择，这些人原来的官职并不高，既没有在六部兼任职务，也不隶属于其他部门，他们没有权力直接指挥行政，是属于议政的部门，和东汉时候的尚书、唐代时候的翰林学士性质差不多。
因为明朝皇帝的懒惰和无能，皇帝越来越依靠太监和朝臣替自己处理国家事务，久而久之，内阁这些人逐渐得到升迁，并且也有了正式的办事处所，他们的地位也得到提高，往往尚书、侍郎，或有加衔至于“三公”者。
仁宗以后，阁臣之权加重，到嘉靖年间，大学士的排名已经列在六部尚书之上。这个时候，内阁相当于丞相的位置，明代大学士一般称阁老。
内阁大学士表面位尊而权重，但难以独立发挥其权力，其与皇帝沟通受制于宦官，提拔选举贤良又受到了吏部、兵部的约束。
《明史·职官志》说：
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取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
今人对于明代的内阁制多有误解，以为近似于国会制度，实在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明代废中书设内阁，主要是为了保证皇权的高度集中，但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很少像朱元璋这样的精力充沛，于是让大学士担任皇帝顾问兼秘书的职务。
内阁的大学士手上没有实权，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受制于秉笔太监，所以内阁一直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许这正是明朝皇帝的意愿，至少保证了内阁不会因为权力过大而架空皇帝。而皇帝分外信任身边的太监，认为他们没有野心，忠心耿耿。皇帝的考虑也是有道理的，在中国历史上，太监谋朝篡位终获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或许会接受一位女皇帝，但绝不可能接受一个太监皇帝。明朝中后期，朝廷大臣谋反是没希望成功的，这就是皇帝重用太监的唯一好处。
明朝畸形的政治制度使得朝廷大臣们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必须有当红太监的帮助，比如张居正改革要依靠联合太监冯保才能掌权十年进行政治改革，而东林党左光斗、杨涟他们也是站在太监王安一边反对魏忠贤。
明代朝廷所谓忠奸之争，斗争的核心在于争取大太监的支持，这就是明朝政府最可笑的事实。说得不客气点，明朝其实就是属于太监当权制度，所谓内阁只是表象，太监把持朝政，也就是明朝恶政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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