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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主要的目标形成了本书研究宋代妇女生活的途径。我试图揭示妇女在其中生活的那种复杂的语境，她们把婚姻当作包含不同意象、观点、态度和实践的文化框架从而塑造了自己的生活。我试图指出女人不仅仅是单方面的男人行动的对象，她们还是创造、解释、操纵并讨论她们生存状况的行动者。我还试图把妇女史嵌入一个特定时期即宋代的总体史当中，把发生在女人身上的事和时代的其他发展联在一起。作为结论，我将试图从各个方面总结我们获得的知识，并指出还没有回答的问题。
意象与激情，行动与满足感
宋代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建构围绕着多种多样矛盾不一而且常常含糊不清的符号、意象和概念。儒家观念，如女性的“内”与“阴”对应着男人的“外”与“阳”，即使不能说包罗万象，也是最有影响的。同样有力的是色情景象中的统治和服从，比如谦卑的女子为男人“侍巾栉”。但是还有很多很不对等的现象，如既带有女子性感又带有女性成就的有决断的寡妇的形象，无论如何与可爱的随身女侍很不一样。对母亲的再现也是如此，有慈爱地照顾孩子的妈妈，也有家庭圣人般的老太太，把对家人的爱化为努力为他们赢来精神上的福祉。嫉妒的妻子和多情的丈夫，两种常见形象一旦放在一起，262其间的蕴涵就是感情在婚姻纽带里的核心地位，夫妻不和既源于男人迷恋女色的弱点，也与女人无力控制嫉妒有关。这些以感情为中心的思想和把婚姻视为义务职责的伦理模式互不相让。婚姻命定论打破了一个同样有力的观念，即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可能取决于配偶的选择，所以做媒是一桩严肃的事。如果我们对男人不在场时女人间的对话知道得更多，毫无疑问，我们还能指出更多前后不一、充满紧张或模糊不清的例子。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女人有余地利用一部分大众文化满足自己的利益，创建有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和自我价值的思考和行动的方式。
她们经常这样做了吗？我们当然发现不少聪明女人的行迹，但不幸的是，没看到第一人称的女人对一般准则和可做的选择的思考的记录。在本书中，女人的声音几乎很难听到。士人写出了他们眼里有别于男人的女人的想法。他们笔下的女人经常为母亲和女儿担心忧虑，而并不只在父系体系里关心丈夫和儿子。他们认为女人更喜欢与表亲联姻，而且最先提出为女儿招赘。他们还描写了比男人热衷于信佛、更感情用事的女子。由于男女在家庭体系里的位置不同，宋代作者透露的种种男女不同的想法和视角似乎是可信的；我们大可不必把它们当作毫无根据的男性思维定势而抛弃。
有许多作者没有意识到社会性别差异的案例，那可能正是因为男人和女人持相同见解。我发现没有理由怀疑女人们接受了阴阳论宇宙观或男性祖先非常重要的观念。女人似乎像男人一样用儒家规定的角色定义看待他人。我还发现没有迹象表明女人持另外一种见识，比如超越家庭角色地位上的差异，把女仆和婆婆认同为同性别的人从而善待她们。还有，男人和女人似乎都用积极、正面的态度看待为人之母一事。
但是共识并没有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性，是丈夫和妻子的感觉和看法明显不同的最严酷的领域之一。从街谈巷议到墓志铭等叙事史料里看到的景象，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些夫妻关系中的情感因素。男人可以公开庆祝前妻死后新娶了年轻的妻子；再婚女人则经常为进入与第二个男人的性伙伴关系而感觉不好。同样，大多数男人视纳妾为生命里的一件乐事；妻子则把此事当作典型的烦恼之源。263男人认为女人强烈的嫉妒心是一种精神失常，类似疾病或占有欲；但是女人似乎觉得丈夫在瞎子般地被妾操纵。夫妻之间在性方面不同种类的不同感觉——他们自己的和对方的——肯定提出了很多可做的题目，男女双方究竟怎样感知自己以及相互间的关系。
但是这些不同并没有让宋代妇女不再努力地为家庭的运转而操劳。她们为什么这样献身？随着逐渐找到的摆在这里的史料，我趋向于设想行动和满足感是紧紧相连的： 因为女人几乎总有一些事情可做，这些事使她们得到更快乐、更舒服或更稳定的位置，可以说在体制内确实有激励机制在起作用，从而使耐心和坚持的女性逐步得到体制提供的更多好处。除了受到很多限制以外，女人处于其中的整个局面使她们哪怕只想生活得再快乐一点或舒服一点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她们可能永远没有男人有的，但是她们能做事，努力使下一年比去年好。年轻姑娘可以侧重于保住亲人的关爱和恩惠。妻子们可以精力充沛地投入到纺织、女红或细心管理家务和仆人的工作中，这样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家庭。很多妻子多半会发现，忍受苦头积极劳作，使自己对丈夫更有吸引力，是值得的。当然每一位女性的妇功主要在努力生养小孩、特别是男孩。如果能教养出孝顺、尽心的儿子，她们就能感到被爱、被尊敬和安定祥和。
改善境遇的机会并不仅限于有幸进入受尊敬的人家做妻子的女人。女仆可以利用年龄优势吸引主人的注意，多半可能升格为妾。妾可以专注于赢得并保住主人的宠爱，得到礼物和实惠；或许还可以和主人的母亲、妻子、婢女打成一片，使自己在家里有一个较好的处境；她们还可以把精力用于当一个好妈妈，盼望着孩子最终能眷顾她们。
如上所述，从生养孩子得到的满足感不该被低估。我们知道这项工作要求很高。把孩子养活，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成绩，还要让他们受教育，完成婚姻大事，都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母亲可以把很多才能和技巧用在孩子身上： 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学修养教孩子读书；可以用人类天性和社会关系方面的知识教给孩子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让别人愉快的能力。当女人们在这些事上做得不错时，就可以翘首以待听别人赞赏自己的孩子，并受到所有认识他们的人的尊敬。
婚姻与动态的阶级不平等
264女人婚后过的日子是绩麻还是教孩子读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加入的那个家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而且没有什么比她自己出生的家庭的情况更有可能预测她会嫁到什么样的人家。尽管如此，女人的生活、婚姻和阶级体系之间的联系将超出这种单一、显而易见的观察。婚姻，事实上是创造和保持阶级不平等的主要机制之一。
阶级结构作为一个整体部分地建筑在女人可以卖钱这样一个事实上，这就使需要现金交税或还债的农户有了一点灵活性；处在压力下的穷苦人家如果没办法攒出钱来，统治阶级也就不能从农民那里榨取到更多的剩余价值。比较体面的办法是让女儿纺线织麻布、绸布，拿到市场上换钱，但是完税纳粮得在一定期限内，因此仍可能把女儿卖给富人家做女仆或妾。通过这种渠道占有下层阶级的女儿可以看做阶级统治的方式。与此同时，确保着精英阶层不至于完全割断与一般人的道德和价值观的联系，因为来自于穷人家的女人为他们生养了很多儿子。纳妾制度的存在也给有女儿的上层人家施加了很大压力，迫使上层家庭给女儿准备一份嫁妆，让她们接受适当教育，确保她们永远别沦落到被卖作妾的地步。
各种社会阶层的身份意识都在为孩子择偶时不断地更新。与当代中国的俗语女儿是“赔钱货”相反，宋代的女儿并不一定使娘家受损失，因为安排她的婚事使娘家有机会与一个新的家族建立联系。家长为孩子择偶时充分知道做出的决定对自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意味着什么。婚礼通过把朋友和亲戚聚在一起庆祝新的联盟，为家庭提供了巩固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机会。婚姻还影响到家庭的财富。通过婚姻，财产取道于嫁妆从一个团体转到另一个，这样做，一般来说更有利于在财富、品级和家族声望等方面已经拥有优势的人家。
阶级和婚姻在话语的层面上也互相关联。关于女人美德的话语规定了学者—官员家族的妻子应具有的品德和素质，如维持大的复合家庭平稳运转的管理能力，把握人际关系的能力。很多体现美德的做法得到大家族的推崇，比如拒绝再嫁，从丈夫的族人里收养子而不把女儿留在家里，这些在殷实的人家里更容易施行。265内外各处，男女异群的原则也更可能见于精英阶级家庭；不让妻子女儿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是精英阶级显示其道德优越感的一个途径。
因为社会性别概念和婚姻实践如此紧密地与荣誉和身份相联系，女人在保持父亲、兄弟、丈夫、儿子的荣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或承受着沉重负担）。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女人如果使家庭荣耀受损（比如，她被强暴了，或被卖作婢女或妾，或再婚），得到的可能最好的对待，就如同她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女人的行为和阶级地位之间的联系就这样具有双重结果： 一部分女人成为家庭里更大的资产，而另一部分女人却变成家里的负担。
变化中的女性角色
婚姻实践和阶级制度在宋代双双经历了重大的转折。如果女人是行动者，我们能在变动的过程里看见她们参与的身影吗？为了考察女人在变动中的作用，让我列出女人面临的局面发生变动的渠道。
（一） 女人面临的局面的总的变化
（1） 纺织品商品化的增长。
（2） 女人识字率的提高。
（3） 婢女、妾、妓女和卖淫者的市场需求的扩大。
（4） 男女两性性别气质内涵的改变。
（5） 缠足的普遍化。
（二） 受理学影响越来越多的家庭、婚姻伦理和社会性别概念内涵的变化
（1） 更多地注意把男女分隔开。
（2） 更高地评估女人在家庭管理方面的作用。
（3） 鼓励女人识字以便用于教儿子读书，但是不鼓励女人写诗。
（4） 更多地强调父系原则。
（5） 更严厉地质疑女人再嫁。
（三） 自唐代至北宋婚姻实践的变化
（1） 更重视挑选有迹象仕途发达的人做女婿，而不过多注意他们的家世。
（2） 嫁资的数量在升高。
（3） 姐妹婚（续娶前妻的妹妹）的史料增多。266
（4） 入赘婚的史料增多。
（四） 自北宋至南宋婚姻实践的变化
（1） 高官之间跨地区的联姻减少了。
（2） 法律更多地承认女儿对嫁妆的诉求。
（3） 对寡妇要求得到嫁妆有一些质问。
（4） 更多地承认赘婿对财产的要求。
以上列出的这些变化比别的现象有更令人信服的文献记载，但是在这里，为了讨论问题的便利，让我们把它们当作前提。
如果问题仅仅在于简单地说妇女是否参与了导致变化的过程，回答将是肯定的。女人从整体上反对纳妾制度，反对对待婢女像对待妾一样，但是她们显然又参与、推动了这些事的进展。母亲训练女儿在这个体系里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培养她们具有上层家庭妻子应有的那种正经的姿态和朴素的外表，或妓女的魅惑力，或仆人的驯顺。大多数婢女和很多妾是女人买回来的。丈夫纳妾，妻子如果被激怒，可以对妾采取一些行动，用唤起恐惧、威胁要挟的办法，达到一定程度上限制、规范丈夫行为的目的。成为婢女和妾的女人当然也是行动者。不仅那些不愿做穷男人的妻子、过苦日子的女人自愿选择做生活有保障的妾，甚至违背本人意愿被卖掉的多数女人也可以选择和行动。只要有机会改善自己的处境，她们就会使劲争取主人和女主人的青睐，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家庭体制内劳作，从而也帮助巩固体制，维持体制的再生产。
缠足是另一个我们必须肯定女人积极参与其中并带来变化的例子。缠足的普遍化与女性吸引力问题搅在一起。女人是肯花时间试图让她们自己、她们的女儿和女主人显得更漂亮的那种人，但是她们对美的理解大多建筑在男人喜好什么的基础上。被为他们唱歌、穿着打扮优雅的妓女迷惑的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女儿对其他男人激起同样的感情。被妓女吸引的男人的妻子必须决定是否在外貌、才艺方面与对手竞争，或者走向相反，保持明显有别的妻子的举止，朴素大方，严谨谦和。在养育女儿方面，她们必须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强调谦和而不是别的，比如说音乐技能。当她们决定给女儿裹脚时，实际上已经承认有必要模仿妓女使自己更吸引男人而用的诀窍。缠足一旦变成已经普及的习俗，267母亲们只要简单地说不裹脚就嫁不出去，就可以了。但是缠足并没有流行得那么快，有一段时间必定是母亲们积极地参与和推进了这桩事。
在我们今天可以断定的对她们更有利的变化中，女人是否扮演了主要角色？她们当然介入了涉及联姻策略的所有决定，比如说是否把女儿留在家里给她招女婿，还是让她们嫁出去。嫁资上扬的趋势里她们一定也起了一些作用，因为妻子们经常被描写为在帮助小姑子或女儿凑齐嫁妆。像丈夫在晚年倚仗儿子超过依靠女儿一样，女人愿意参与把更多家产送给女儿的决定，只不过理由与丈夫重视儿子不同。给女儿嫁妆可能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利的姻亲关系，只是愿意帮助年轻姑娘完成难度原本较大的过渡。由于女人积极参与为子女择偶的事，她们多半也在跨地区联姻的趋势逐渐减弱的过程里起了作用。难道她们不是比丈夫更愿意不时见到女儿，从而热衷于把女儿嫁到只有几天路程的近处吗？可以把高品级官僚家族之间远距离联姻的减少，以及嫁资的上扬，当作妻子更多地影响家事的决定的标志吗？
最困难的是证明女人在话语和价值观的改变中起了多大作用。男人阐述伦理问题，理所当然，他们在阅读经典著作后，在对宇宙论普遍原理的理解上产生了想法，并没打算影响妻子和母亲。无论女人是否用不同标准评价女婿和婆婆，或不管她们的想法能不能影响丈夫或儿子，都不能在现存史料里找到估量的依据。
像男人一样，女人在变化中的作用包括许许多多小的、积累起来才形成效果的行动。她们的参与形成的总体冲击不应该估计得过高。已经论及的几个领域没有女人自觉地反抗男人既得利益和欲望的迹象。女人甚至比男人更不可能像对方不存在一样行事。在很多领域里她们的行动几乎都完全凭着周围的男人的判断，考虑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将成功或失败，令人愉快或不令人愉快，招人喜欢或令人厌恶。
父权制的持续
列出婚姻和女性境遇在宋代发生的变化的特点使我们把中国妇女史里一个基本问题推到了前台。268为什么这些可视为有违妇女利益的变化能轻易地延续下来，而那些有望带来进步的变化没持续下去或出现了而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呢？前瞻性的进步，我想，包括通过嫁妆把更多的财产转移给女儿，重视姻亲组成的联盟，更普遍地容忍入赘婚，让女性通过纺织品生产的商品化得到更多赚钱的机会，还有更多士人认识到应该让姑娘们受教育，学会读、写。与此同时，我脑子里还出现了许多反方向的现象，缠足普遍化，买卖女人的市场在扩大，知识界的关键人物对妇德、女人的贞节和把男女分隔开的原则持相当僵硬的态度。
历经了宋以前或以后的许多历史变迁，中国的父权制始终不变地延续着，因此问题的一部分答案必须在绝非宋代特有的因素里寻找。中国的家族制度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变化了的思想和做法都没能扰乱父系世系制、父系等级制和以父系居住地为住地的占主导地位的伦理原则和法律模式，相反还会被后者吸纳进去。家庭生产的基本模式毕竟不会因女人卖掉纺线而动摇。家庭财产的基本概念也不会因为把更多的财产变成嫁妆而改变。除此之外，还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前提，比如家庭关系普遍基于不变的道德伦理关系；简而言之，人们不寻求变化。汉代就已经有了嫁妆，妾，识字的女人和纺线织布赚钱的女人。这些现象并不是史无前例的，著者们很少注意程度和范围上的不同。未觉察到世易时移的人就不懂得寻找机会重建社会秩序。
但是，即便这些长时段的社会和文化特征有助于限定社会和经济变化带来的冲击，它们还是无力解释为什么某些变化来得比别的强烈。为了探究这种结果，我们必须看一看各种变化互相碰撞的方式。我的假设是，无论上层阶级妇女无意中在嫁资的升高和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影响下获得了什么样的权力或自治权，无论下层阶级妇女怎样从经济发展获益，享受到什么样的权力或自治权，它们都被买卖婢女、妾、妓女和娼妇的女人市场的扩大及强化父权制的普遍趋势抵消了。
为什么买卖女人的大市场对上层阶级妇女的生活产生了这么多负面效应？妻子让丈夫满足她的要求和愿望的能力肯定受到一种共识的牵制，即如果丈夫认为妻子乏味，他可以让妻子做管家和孩子们的母亲，同时纳一个妾做伴。这种可能越真实——男人周围纳妾的亲戚朋友越多，纳妾时的年纪越轻——对妻子产生的影响就越大。269这并不否认很多妻子成功地对付了妾，有人甚至似乎享受到由于服从她的女人越来越多而产生的优越感。然而，就像每个观察者看到的，总体趋势是导致女人们陷入争斗，她们在因嫉恨引起的纷争中把精力消耗殆尽。
女人市场的扩大对下层妇女的影响不同于上层。农夫的妻子不会担心、害怕丈夫纳妾，尽管绑架和卖妻的事偶有发生，但不构成主要威胁。然而，穷人家无论哪位未婚姑娘都会因父母为她们做的安排感到前途未卜，这种不确定性恰恰会导致她日后生活得不安宁。
我相信，日益变大、变得重要的女人市场还塑造了知识阶层的社会性别差异思想。人们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女人和钱财的关系模糊了阶级和家族的界限，使家族间的联系变得歧义、含混并且脆弱，宋代士人对女人和婚姻的看法肯定被理解为是对这种状态的回应。文人学士的家族世界和女人市场之间的界限带有高度的互渗性。讨价还价把婢女买回家纯属家庭财政；男人把从前的妓女带到家里做妾，让她们招待客人；当官的和妾生了孩子，但在离任返回老家时把妾甩掉。为了在这样一个什么都可以通过谈判、买卖解决的世界里确立一种牢靠的安定感，儒家学者想把人们固定在限定好的角色位置上。为了保护自己的姐妹和女儿不至于和女人市场沾边，上层阶级的男人特别注意传授给她们鲜明的谦卑的观念，不让她们接受任何暗示她们是玩物的那种被玷污的教育。男人和女人都致力于运用道德力量保持品级、职能和角色位置的差别。与女性或通过女性建立的联系衍生的脆弱性给人带来的不安，看起来似乎在配合维系中国父权制的其他力量，比如增强中的宗族组织、士大夫和官员们则致力于完善祭祖仪式以适应本阶级的需要。
针对宋代理学家的严酷指控当中经常提到的是说他们厌恶女人，这种不审慎的说法经不起推敲。从论述寡妇的那一章我们看到，在表扬寡妇守节这件事上，宋代理学家比同时代人或前人只往前走了一点点。至于说到儒家学者没有表扬女人自杀或缠足，这一点不值一驳。正如我们看到的，自杀一事确实存在，但是提到这件事的学者只是为了遮掩它。缠足伴随着对美的追求，并不是为了克己或保持男女分隔，而且从来没人把它和妻子的美德相提并论。没有提到女子必须正经、文雅、谦和、知书达理，更没特别提到女孩子应该缠足。母亲们也没因为会给女儿裹脚或裹脚的技术高超而受到儒生的称赞。
270与此同时，很难否定宋代文化盛行的观念和意象里理学家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尽可能地把妻子和丈夫的父系世系联在一起。像司马光、程颐、朱熹、黄榦等一流学者都非常明确地排斥流行文化里与父系世系—父权制模式不一致的因素，比如女人的文学创作、女人的财产权、女人参与家门外边的事等等。因为他们希望从整体上强化父系原则，还因为他们看出来通过女人建立的联结纽带比较脆弱，他们试图把家庭标示为类似市场上的交易不能进入的领域，而家庭内部个人间的联系纽带则应该建立在永久不变的——并且是父系的——原则基础上。
买卖女人市场的发育和宗族组织、哲学话语里父系原则的复苏并不是遏制改善女人生存环境的惟一的发展变化，需要更多地研究元朝和明初发生的事，比如如何看待嫁妆、联姻策略、识字率和由姻亲结成的联盟。蒙古入侵冲击了中国的法律和文化认同感以及需要更充分理解的知识分子对正统和稳定的关注。然而，改善妇女境遇一事之所以失败的部分原因，无疑地建筑在始于宋代的各种发展之间的动态交汇作用上。
妇女史和中国史
最好的妇女史并不仅仅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女人；妇女史挑动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对历史和历史进程的理解。如果我在这一点上取得了成功，本书的读者应该准备着在阅读诸如商品化、理学、法律制度和阶级结构等这类中国史老课题时产生新问题。应该学会停下来思考这些主要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给妇女带来的结果哪些与男人相同，哪些相异。当阅读有关贞节、美貌、宇宙观或平等这些专题论文时，应该对涉及社会性别的信息更敏感。考察男人的生活或思想时，应该更加留心他们与女人和孩子的关系，更能接受爱恨交加、模棱两可、含糊暧昧和激情迸发的信息。甚至应该开始预见到不研究女性和社会性别问题的历史学家将难以深化研究工作，因为这个领域史料缺乏，还有既定的偏见。
至于我自己，我发现考察历史语境中的妇女，使我质疑以往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基本理解。比如，我发现有必要将涉及女性、性欲和姻缘的文化母体思想看成为通过各种媒体传播的未经整合的汇集，271分门别类地包括训诫著作、民间传说，或衣服样式、房屋的规划。我慢慢发觉这些思想经常通过意思含糊的想像，用片片断断的方式表达出来，大多由于那些感情和想法正是人们与之斗争的那种，有违中国社会理性化、道德化的观念。在我看来，这些部分矛盾的、共存的思想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挑战，但是这个集合物也没有被综合成一个统辖一切的系统。
我现在开始猜测这个模式在中国其他文化领域也同样有效，比如民间信仰。中国人通过建立一个众神殿的办法把各种神灵、鬼怪和恶棍聚在一起，借此与社会上认为是不好的感情作斗争，诸如淫欲、贪婪、仇恨、厌恶等等。这些彼此有关、未经组织的思想也许还用相同的方式进行传播或复制。为了对中国文化及其与社会行为的联系获得更满意的理解，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跨越并包容两种表达的思想框架，一种是言之凿凿、清晰明确、道德化理性化的思想，另一种是必须表达得断断续续、支离破碎、模棱两可的想法。
对父权制的延续进行的类似思索促使我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尽管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反对“不变”的中国的旧观点，我们还是不应该矫枉过正，否认与别的主要文明相比，中国历史以明显的连续性和经过某些背离后仍能回到原有均衡点的总趋势著称于世。比如，纵观整个中国史，一些基本的宇宙论原则得到广泛接受，如活人和死人之间有某种联系。在漫长的帝制时代，政府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确立个体农户使用土地的方式，并给他们相当大的回旋余地进行运作。整个帝国时期还以时常回到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为特征，即朝廷靠委任并经常调动官员管理着地方单位，以便保持中央集权的统治。是不是把同样的机制运用到所有持续存在的特征当中了呢？我们理解父权制延续的努力是否可以用来理解其他的连续性和循环模式？这些连续性是相互连着的，还是这一种促成了另一种？
换句话说，在我们努力地思考了女人在哪里以后，中国历史和文化看来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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