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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成自记

 

  《人心与人生》一书1975年7月初间草草写成,回想其发端远在五十年前,中国屡为人讲说,时有记录,作辍不常,且以奔走国事不暇顾及者实有多年,而今卒于告成,殆非偶然。记其颠末于此,有许多感喟歉仄的复杂情怀亦并记出之。

  1921年愚既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发表,其中极称扬孔孟思想。1923年因又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讲“儒家哲学”一课。在讲儒家伦理思想中,辄从我自己对人类心理的理解而为之阐说。此种阐说先既用之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中实有重大错失,此番乃加以改正。其改正要点全在辨认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异同之间。此一辨认愈来愈深入与繁密,遂有志于《人心与人生》专书之作。

  1924年愚辞去北大讲席,聚合少数朋友相勉于学。自是以后,数十年来不少相从不离之友,既习闻我“人心与人生”的讲说,因之有记存其讲词至今者。据计算我以此题所作讲演约有过三次。一次在1926年5月,一次在1927年2月,一次在1934年或其前后。

  1926年春初愚偕同学诸友赁屋北京西郊大有庄(其地离颐和园不远),现存有讲词一抄本,记明其时在5月。此一次。1927年2月即为旧历腊尾年初,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联合举办寒假期间学术讲演会派人来访,以讲演相邀请。愚提出“人心与人生”为讲题,声明讲此题须时一个月,未知是否适宜。来访者欣然同意。愚又提议印发听讲证件,向各听讲人收费银币一元之办法。此办法意在使人耐心听讲,不忽来忽去,且因那时交通非便,我每次入城需要车资。似此收费取酬的讲演在外国原属常事,在国内似乎前所未闻,乃亦承其同意照办。据我今天记忆听讲证计发出一百有余,开讲地点在当时北京大学二院大讲堂(各排座位次第升高,可容一二百人),讲期约近一月,所讲原分九个小题目,仅及其五。此又一次也。第三次,则在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研究部诸生所讲者,今存其记录而未标明年月,推计约在1934年或其前后。

  如上所叙,多年只有讲词记录,迄未正式着笔撰文。不过现存有一在1926年5月,又一在1955年7月,先后两度所为自序之文两篇。从可见其时时动念著作。此书撰写实开始于1960年,顾未能倾全力于此一事。至1966年夏,计写出第一至第七各章,突遇“文化大革命”运动,以自己所储备之资料及参考用书尽失而辍笔。1967年遂改写他稿。从1970年乃重理旧绪,日常以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此,虽间杂为其他笔墨,而今卒得偿夙愿于暮年。

  书虽告成,自己实不满意。他且不说,即以文笔有时简明顺畅,有时则否,亦可见其学力才思竭蹶之情矣。盖少年时因先父之教既耻为文人,亦且轻视学问,而自勉于事功。其后知事功犹是俗念,不足取;唯于社会问题祖国外患则若无所逃责,终不屑脱离现实,专事学问。一生学识既疏且隘,写此书时屡有感触。谈古中国文化则于古来经藉未曾一日用功。甚且不能通其文字章句。谈及现代学术,则未能熟习一种西文,尤短于自然科学知识。若问其何以于自己所不能胜任的学术上根本性大问题,--人心与人生--竟尔勇于尝试述者,则亦有故。第一,年方十六七之时对于人生便不胜其怀疑烦闷,倾慕出世,寻究佛法。由此而逐渐于人生有其通达认识,不囿于世俗之见,转而能为之说明一切。环顾当世,此事殆非异人任。第二,生当世界大交通之世,传来西洋学术,既非古人囿于见闻者之所及,抑且遭逢世界历史大变局、祖国历史大变局的今天,亦非生活在几十年前的前辈人之所及。当全人类前途正需要有一种展望之际,吾书之作岂得已哉!

  1975年7月15日漱溟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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