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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是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它于本世纪初最先在文化人类学、分析心理学和象征哲学中形成和运用，后来被引入文艺批评。原型即原初的类型。不同学科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型有不同的“原初”意义。分析心理学家容格说：“原型概念指的是心理中明确的形式存在……神话学研究称之为‘母题’；在原始人心理学中，原型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概念相符。”原型“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某种在其它知识领域中已被认可和命名了的东西”，属于“第二心理系统”即“集体无意识心理领域”。加拿大学者弗莱在其1957年写的《批评的解剖》中说：“原型是一些联想群，与符号不同，它们是复杂可变化的，在既定的语境中，它们常常有大量特别的已知联想物。这些联想物都是可交际的，因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它们”[1]。原型的意义决定了原型批评应该有宏观视野、历史意识和系统思维方式。研究对象在这里有广阔的共时性含义和深长的历时性意味，为研究者提供了由外部联系向内部构成进行深度透视和由个别向一般多向思维的可能。
在文学研究中运用原型批评方法，可以进行纯文学研究，也可以把文学研究同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研究结合起来。本文属于后者。
苏轼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伟人。他曲折的经历体现着封建文人悲剧性人生道路的普遍特征；他儒道释混杂的思想、卓荦的人格操守、磊落的行藏反映出传统文化深厚的渗透力和巨大的塑造力；他光辉的文艺成就和显著的政绩得力于传统又丰富了传统。可以说，他的存在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原型”意义。溯其源，他是许多文化原型的重新组合；观其流，他又是被后世文人奉为楷模的文化伟人原型。因此，对苏轼进行历史、文化、社会、心理意义上的原型研究，不仅有助于宏观地、系统地、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位文化巨人，而且有助于深刻认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为现代文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
二、功名原型
“原型”并不只是人的原型，任何有历史的事物都可能有原型，如文学中的意象、象征、主题、语词、结构等等。本文涉及人的原型。
人的原型有许多种类，每一类都含有独特的意义。以封建文人而论，仅从仕与隐的角度看，就有功名型、隐士型、先官后隐型、亦官亦隐型等等。每一类原型的代表人物都是多重历史文化含义的价值集合体。比如成为原型的范蠡就是在长期的文化流变中凝聚了本民族许多人生意念、价值观念的抽象集合类型，是“象征符号”，而不再是历史上那个具象的、活生生的复杂的范蠡了。
人类文明的延续性使每一个人从生命之初便开始自觉或不自觉、被动或主动地按照一些原型范式成长、发展、立身行事。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越悠久，原型就越丰富、越有影响力。对苏轼时代的文人来说，他们人生道路上早已是原型林立了。其中首先给他们以最强大影响力的是儒家进取功名原型。这是以个人价值的最大社会实现为中心的原型，其代表人物可推孔子、吕尚、管仲、张良、诸葛亮等。他们的“原型意义”大致包括：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良好的道德修养，卓越的学问、见识、才能，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忠诚的品格，世代流芳的伟业丰功。这类原型以其巨大的历史活力激励世代封建文人，点燃他们生命航程的标灯。当然，把自己生命的标尺定多高，要看每个人的资赋和生存条件。况且传统文化中人生价值体系是多元的，并不仅仅是功名价值。但是，功名原型的影响力无论如何都是先入为主。比如李白为自己设计的蓝图中，首先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2]。杜甫也有“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3]的心志。在宋代，儒、道、释合流，使传统文化更为丰富，其中的人生哲学更为深奥复杂，人生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功名问题仍在其中占据中心位置。苏轼受传统文化的全面濡染，对儒、道、释思想兼收并蓄，无论在一生中的哪个时期，都不曾彻底抛弃或彻底皈依哪一种思想。但是，像绝大多数封建文人一样，他最先选择和追求的也是功名。少年时随母亲读《范滂传》，便“奋厉有当世志”[4]。他的父母和传统文化都为他设计了一条以功名原型为楷模，先修养资本，再进取功名的道路。他本人自然也对此充满希望。22岁一举考中进士，顺利踏上仕途后，他建功立业的信心更坚定了。他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他认为人的一生虽然行止难料，但“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给人世留下一些实在的印迹。“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堂记》）。“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贬黄州后，他也曾说：“少学不为身，宿志固有在”，“岂敢负所付，捐躯欲投会”（《闻子由为郡僚所捃，恐当去官》）。苏轼在仕途上终生坎坷，贬黄贬惠贬儋，使他进取功名的意识大大地淡漠了，他自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自题画像》）。但是，儒家的入世精神、历代的功名原型在他内心深处建立起来的人生观念，首先是人生必先有所作为，有益于社会，才能无愧于内心。所以他在朝便敢于言政，不顾忌个人的得失荣辱；当地方官便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做出卓著的政绩，赢得人民的厚爱。直到晚年他还说“许国心犹在”（《南康望湖亭》），虽然此时他已没有多少行动的热情了。
耐人寻味的是，不论哪个朝代哪个皇帝，封建皇权政治都使原本热衷于功名的正直的封建文人伤透了心。求取功名要付出重大的人格代价甚至生命代价，而且付出全部代价也未必能成就功名。这历史的教训历久弥新。然而一代代封建文人还是执着地向这条路上走，“虽久死其犹未悔”。苏轼当然不那么死心眼儿。他不是单纯的功名型文人。他为君为国的心志不象屈原那么固执，建功立业的愿望不如初盛唐文人那么强烈。他对功名的态度是可取则取，不可取则放，显得超脱旷达。但即便如此，他也终未能摆脱仕宦的困扰。在仕宦这条路上，他从积极到消极，从主动进取到半推半就，就那么似悟非悟、似是而非地走着，进进退退、起起伏伏。其实以苏轼的才华、品格、经历和名望，以他对佛、老哲学的深知彻悟，他完全可以早早地当个大隐士，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教学生，会朋友，从仕宦以外的途径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但是他何以终生不与仕途决绝呢？原因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时代、个人等等。这些早已为研究者所瞩目。而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马斯洛关于人生需求层次的理论，似可启发我们再从行为主体的社会动机方面寻求一些解释。
人的需要有低级和高级之分，却没有主次之别，都是人的本性使然。在苏轼生活的时代，仕途对文人的重要性和吸引力似乎比前后哪个朝代都大。比如在唐代，文人成名与政权、官职的关系就不象在宋代那么密切，唐代许多大诗人是先有文名后有官，靠文名而得官；宋代文人一般则是要先当官而后才成就文名，名因官显。宋王朝优待文官、重用文官的国策增强了仕途对文人的吸引力，使他们无论哪个层次的需求要想得到较大的满足，都必须依附于朝廷。仕途不仅决定他们功名的高下，而且功名正是他们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实现程度的标志。
这就决定了一代代封建文人对功名原型近乎永恒的崇拜和效法！苏轼也因此而终未舍弃仕宦之路。
三、功名的困惑
封建文化在引导人们崇拜“功名原型”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对功名问题的永恒的困惑。对皇帝的臣民来说，功名这东西有时像实实在在的丰碑，可成可毁；有时像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又像曹阿瞒鞭头所指的梅林，可想而不可得。功名的得失往往不是靠进取者自身的条件和努力程度，而是靠皇权政治的赐予或剥夺。而皇权政治恰恰又并不唯才是举。中国封建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都是以君王的权和利为中心的，君权至上的大一统观念是这套体系的质的规定性。个体的价值必须先得到以君为首的统治集团认可，才有可能部分地实现。事实上，皇权政治往往更喜欢政治流氓和奴才，更喜欢才能和品格低下的人。在仕途上，流氓和奴才成功的几率比正道直行、崇尚志节和操守的天才文人大得多。于是，佛、老哲学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们与儒家人生哲学相融互补，构成了一套充满矛盾的人生哲学：积极和消极、热情和冷漠、有为和无为、进与退、仕与隐、投身社会和回归自我——这真是痛苦的哲学，困惑的哲学。它可以使孔圣人喟然长叹，可以使屈大夫自沉汨罗，可以使阮籍狂笑或痛哭，也可以使颜回自得其乐。由于它既对立又统一，因而它能象扬子江水一样充满活力，它和历史一起，孕育出了另一些原型：终生不仕型（如长沮、桀溺），功成身退型（如范蠡），亦官亦隐型（如王维、白居易）。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功成身退原型。这些原型表面看来是为解决文人心灵与现实的矛盾而出现的，然而实际上他们给文人们带来的仍然不是轻松，而是另一种深沉的困惑。因为封建政治经济决定了他们功成不易，隐亦不易。一旦走入仕途，就身不由己了。
在苏轼的时代，一方面，文人们面对本朝积贫积弱的不景气局面，缅怀汉唐帝国的赫赫声名，记取历代王朝兴亡的教训，注目现实社会的内忧外患，心头的忧患感和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深重；另一方面，经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达又培养了他们对自己学问、见识和能力的自信，使他们对政治跃跃欲试，希望能“兼济天下”。赵宋王朝重用文人的国策尤其使他们振奋，兴发出挽国运于既颓的心志。但是，中国封建社会毕竟是盛世已去了。宋王朝的政治胸襟如同其版图一样，远不及汉唐帝国恢弘雄阔。最高统治者的民族、社稷意识逐渐被皇室宗族意识取代，君临一切、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形愈演愈烈。这直接导致臣属价值的贬抑，人的独立意识更加削弱，党派纷争迭起。整个社会弥漫着患得患失的风气，呈现出从有所作为到苟且偷安的趋势。随着“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失败，宋王朝对文人的利用和迫害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这一切都使敏感的文人在心理上形成了浓重的危机感、失望感和退避意识。它们与使命感、责任感一起，构成十分矛盾的、痛苦的心态。这是北宋文人的普遍心态。不要说那些命途多舛的文人，就是官至将相的大人物，也要染上这种心病。如升沉不定、“忧谗畏讥”的范仲淹；由坎坷到显达，终于光荣致仕的欧阳修；厉行新法不免意冷心寒的王安石；就连和平宰相晏殊，也不免因对世事人生“无可奈何”，而徘徊独步于“小园香径”。
苏轼也不例外，进和退的矛盾象个顽固的幽灵，困惑了他一生。早在他刚刚金榜题名、走入仕途时，便发出“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的感慨（《夜泊牛口》，23岁作）。他的政治热情从产生之时便透出必然冷却的势头。他对人生的困惑和省悟是多方面的：
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昭君村》
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送安淳秀才失解西归》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
——《石鼓歌》
苏轼这种人生无法预料、难以把握、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人生的一切都终归虚幻的观念，正是限制人的自由追求和价值实现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产品，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分裂物。这种虚幻意识随着他阅历的增加和遭受打击的增多而日益沉重，使他常常发出“人生如梦”的深沉感喟：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由徐州移湖州，经扬州作）
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黄州作）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出郊寻春……》（黄州作）
人间何者非梦幻？——《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惠州作）
这岂只是对一己人生的感喟？这是一代代封建文人悲哀的长歌！这里面对功名、仕途乃至人生的希望与失望、追求和弃绝……种种矛盾凝聚为无止境的人生的困惑，它启发我们去思考苏轼所代表的封建文人的矛盾心态及其原因。
四、超越功名
对功名原型的崇拜与追求、对仕进与退隐的矛盾和困惑是封建文人的普遍心态，但再进一步，对追求和困惑的超越，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况且即便是超越，其程度和方式也不尽一样。
苏轼的事业、成就、经历和言行使他成为一代伟人，而促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则是他超群出众、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传统文化中的轻功名富贵，重人格操守的价值观念，超脱世俗、遗世独立、通达物理人情、苦乐由之的处世精神，得失随缘、心无增减的养心原则，以及传统哲学中对宇宙人生的辩证思维方式，都对苏轼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轼是个哲人，他对这些东西的领悟本来就比别人高深，加之他又正是一个有着通达旷放的个性气质、良好的文化修养和卓越的艺术天才的人，因而他既热爱生活又善于生活，既善于体验生活中、自然中的美，又善于通过多种文学艺术形式表现这种美。而对容易使人“形同槁木、心如死灰”的佛、老思想，他能够摒弃其虚无颓废、苦空禁欲、轮回转换、弃圣绝知等思想，吸取其使人解脱物欲羁绊、超越世俗、获得精神自由的成分，从而实现对人生的“悲哀的止抑”，坦然地面对人生。虽消极处世却积极生活，多方面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对宇宙、社会、人生进行哲理的探索，从而获得寻常人难以企及的人生的超脱感，使心灵得到安宁和净化，视野得以开拓，“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百步洪》）。漫游赤壁，他正处在极度失意的时期，却写出了《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表达了虽然宇宙无穷、人生短暂，但二者又是相对的、辩证的，万事万物都有生有灭，不断变化，人生的意义亦可永存的透彻之悟，坚定了遗世独立的人格理想和“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超然态度。他认为“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上梅直讲书》）。就是说要有高尚的品格追求和认真的生活态度，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超越了物欲的困扰，就能“忘却营营”，身居显贵不沾沾自喜，遭受贬谪也处之泰然，“去无所逐来无怨”（《泗洲僧伽塔》），“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尽情地去爱自然、爱生活，追求人生的多种乐趣和多种价值。仕途的磨难虽然窒息了他的政治热情，却无法扼止他生活的热情，反而促使他更加认真做人，深入领悟生存之道。他到杭州便爱杭州（“故乡无此好湖山”），到密州便爱密州（“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到黄州便爱黄州（“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到惠州便爱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在艰难困苦中，他总是想办法苦中作乐，什么饭都能吃，什么房都能住，和什么人都能相处，物我两忘，人与自然同在，精神与宇宙共存，从而体会到人生的充实和超越，一切忧愁烦恼都可以解脱，一切荣辱得失都可以理解，“人有悲欢离合”就象“月有阴晴圆缺”一样自然，唯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永恒，精神与品格永恒！
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给苏轼带来追求也带来困惑，也带来了解脱和超越，使他在内心建立起一代文化伟人以人格美为中心的精神境界。那是一个澄明、宁静、平和淡泊、旷远而且深湛的美的境界。它对苏轼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苏轼将它带进文学创作，使诗、文、词不仅有深沉博大的理性思考特征，而且有超旷飘逸、豪放爽朗、清雄刚健的风神气骨，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神采。比如他豪迈旷放的艺术风格必须以豪爽旷达的胸襟为根本；他对陶渊明诗独具慧眼的推崇和对其平和淡泊的美学风范的追求，是以其彻悟人生的超脱意识为前提的。他把人生空幻感带进文学，却并不给人空虚颓废之感，而是使人体味到他深沉的人生感喟中的悲剧美。他善于深入人生又善于超越人生，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遍尝各种滋味，再出乎其外，仔细地品味，并发现其中的“至味”。
苏轼的精神境界和他的文学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相得而益彰，融合为一体，超出同时代的所有文人。
苏辙在《东坡墓志铭》中对苏轼作过这样的评价：“公心似玉、焚而不灰。”这言简意深的盖棺之论，使人想到苏轼的一生，想到“苏轼精神”。
苏轼是封建时代最有光彩、最有意蕴又最富于个性的文化伟人原型之一。他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心世界、高超丰厚的文艺成就、实实在在的政治业绩而区别于以前和以后任何一个称得起“原型”的封建文人。他受到全中国以至全世界了解他的人敬仰与爱戴，学习和仿效。人们不但爱他的文艺遗产，而且爱他的精神气质，人格操守，性情态度，爱他的一切。“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会心的一笑”（林语堂《苏东坡传·原序》）。
（刊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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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引文均见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出版。
[2]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册四，页1526。
[3]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册一，页73。
[4] 《宋史》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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