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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

　　今天接讲班固的《汉书》。我们常称“迁固”“史汉”，见得班固《汉书》是和司马迁《史记》立在平等地位的。《汉书》是中国正史的第二部，又是中国断代为史的第一部。《史记》实是一部通史，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他从黄帝下到汉武帝，称汉武帝曰“今上”——现在的皇帝，可见它的体裁乃是一部从古到今的通史。但后人要承续《史记》接下却很困难。每一部书应该有它自己一个系统，不易往上接。自从《史记》以后，就有很多人续《史记》，要接着《史记》写下去。但只是零零碎碎一篇一篇地传，精神不一致，不易成一书。而且这样零碎地续，也没有个段落。到了班固，来一个断代史，采用了《史记》后半部讲汉代前半的，接着再写汉代的后半部，直到王莽起西汉亡为止，历时两百三十年，称曰《汉书》，这样就成了一部断代史。此后的人，都待换了一朝代来写一部历史，直到现代，就成了二十五史。在我认为，“断代史”有它的必要。刚才所讲的两点，就是它的必要。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和世界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政治有不同。它是一个大一统政府，又比较可以说是长治久安，隔了两三百年才换一个朝代。既然朝代换了，当然政治上也换了很多花样。不仅政治如此，一个朝代弄到不能维持，要改朝换代，当然历史也就跟着变。我们用此作分界来写历史，那是非常自然的。近代人抱着一种历史新观点，认为中国历史都只讲朝代，汉、唐、宋、明，只把帝王为重，这样的批评，其实并不尽然。换了一个朝代，就表示历史起了一个大变动，我们自应来写一部历史，把前面那一段记下。从班固《汉书》以后，一路到清末，都如此。只是今天以后的中国，则不像从前了，不再会有一个一个的王朝兴亡。此下历史该经什么时期来整理一次呢？这就成了问题。随时写是不行的，过了多少时才该写，又没有一个客观的、自然的标准。今天以后的历史，只这问题，就很困难。但诸位读历史，第一应知，读史都该注重近代史。第二应知，学历史的定要能写历史。至于如何样去写？诸位都该先在心中构成一问题，该不断讨论思索。至少讲来，班固《汉书》在清代以前确实不可否认的是开了一条写史的新路。史书开始有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大功。而换了朝代立刻来写一部历史，这是班固的贡献。以后正史都是学的班固《汉书》，这就无怪乎要“迁固”“史汉”并称了。

　　我们再说，自从司马迁写了《史记》，很受一般人看重，就不断有人来“续史记”。在班固前，西汉还没有亡，已不晓得有多少人一篇一篇地来“续史记”。较著名的刘向、刘欲、扬雄，还有像冯商、史岑等很多人。大抵举得出名字来的，总有二十人左右，中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是班彪，他是班固的父亲，他也续《史记》，称《史记后传》，这是《史记》以后新写的传，据说写了有几十篇，也有说他写了六十五篇。班固《汉书》共一百卷，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连太史公写的汉武帝以前的好多列传都在内。《项羽本纪》还有《陈涉世家》，都改了列传。而班彪就续写了六十五篇，或许这些列传，班固并没有完全用，或许数人并一传，至少班彪所写的后传，在《汉书》中所古分量已很大。但我们无法在《汉书》里找出哪几篇是班彪所写，更无法来考查班彪当初所写，班固有没有改动。大家只知班固《汉书》是跟着他父亲而来，固然我们不必硬要把《汉书附作两部看。但班固写《汉书》时，有人告发他，说他“私改作史记”，因此下了狱，把他家里书一井搜去。其弟班超为兄申辩说，其兄并未私改《史记》，乃是跟着他父亲所写后传继续写下。班团获释后双廷派几人来写新的东汉开国史，班固也是其中之一。以后汉廷就令班固续完他的《汉书》。至于此书正名为《汉书》，怕是班固的事。从汉高祖开始到王莽，这一百卷《汉书》的体例，也该是班固所定。他书有本纪、有表、有志、有列传，而无世家。依照太史公《史记》，封侯的都作世家。汉武帝以后封侯的人还很多，班彪写后传，恐已只叫列传。只是断代为史，则或许是班固自创新体。自他出狱，朝廷正式派他写完这部书。大概有二十多年的工夫，可是书并没有写完，剩下八篇表，还有《天文志》。外威窦宪得罪，班因也被下狱，死在狱中。但此书我们正可称它做“官书”，因其是奉诏著作的。不如司马迁《史记》，是他为武帝中书令时自动撰写的。《汉书》主要内容是在昭、宣、元、成、哀、平，连王莽共七朝。他死后，有妹名昭，亦称曹大家，奉汉廷命整理此书，补成了八篇的表和一篇《天文志》。政府还派了十位青年来助班昭完成此举，其中有后来负大名的马融，融兄续，天文志或许是他所续。因此这部《汉书》，不讲别人，单从班彪到班固，再到他妹妹昭，还有像马续，时间经历了几代。专是班固自己，也就花了至少二三十年的工夫。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著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编录汉事”，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此语可分两个讲法。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因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著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我想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我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我们批评《汉书》内容，同时就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尽只在他写的书上。孔子之为人，不能说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不能说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郑樵《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幽通赋》等，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但若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写史当然要抄书，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汉书》最后一篇《叙传》，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即在《报任少卿书》中亦然。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有人为班固辩护，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而称“司徒椽班彪”。看这五字，便见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不直称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班固写《汉书》，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这也是强为辩护。无论怎么讲，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而把父业抹去了，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单拿这一点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实不为过。

　　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别人贿赂他，希望写一篇好传，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可是郑樵《通志》又说，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骃，那是不识人，等于叶公之好龙。平心而论，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骃，是可能的。然而《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头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这就不可靠，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只举一人，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便有班彪班固的传，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而事则“核”，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不晓得多少，大体言之，文直事核，纵有忽略，也可原谅。“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真，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或过分抬高。“赡而不秽”，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表里精粗都有体。故能“使读之者亹亹不厌”，《汉书》能成大名，确有道理。我觉得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戇”。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复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如我此处所辨，也将被认为是一番不关痛痒之废话，与史学无关。诸位若知做学问与读书自有一条路，自己做人与论世也自有一番胸襟与眼光，读史书自也无以例外。

　　今再说班固《汉书》，略论考史方面，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有刘欲之所编录，选材大概是不差。论“写史”，班氏文笔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当知在考史写史中，无不该有论史精神之渗人。如太史公写《孔子世家》，主要并不在考与写，而在其背后之论。我们读太史公书，常会“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写，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写来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跃然纸上。一部《史记》，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所以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书。文学书，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传》，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同时也是政敌，一升一沈，一得意，一失势，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又如他之对李陵，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史公付以极大同情，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反而对之漠然。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盂子荀卿列传》等，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两人之相轧，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绘声绘形，写得真好。至于班固的《汉书》，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如说杀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我们若用此种标准来读此下的历史，则真是差得又远，还更不如班固。班固《汉书》赡而能详，他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又不乱七八糟，叙事得体，范蔚宗的批评正说准了他的好处。而范蔚宗《后汉书》长处自也不须多讲。我们果能用这样般的眼光来读书，自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抑且还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读《论语》《孟子》，才知讲道理。读历史则只讲事情，其实在事情背后也还有一个道理。果自己无本领批评，诸位且莫尽看重近代人批评也该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评。即如比论太史公《史记》和班固《汉书》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评岂不更值得我们之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