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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绝技

  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

  绝技

  以往的文化研究,往往对那些构成我们社会生活基础的劳动技能缺乏足够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近日欣闻“奥林匹克劳动技能大会”召开,而且得知这样的大会已举行很多次了。看来劳动技能已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笔者以为,我国不仅应派选手参加,而且也应该对中国的劳动者技能进行历史的总结,因为中国劳动者的技能有的堪称“绝技”。远的暂且不提,仅近代北京“棚匠”技能就很值得我们好好加以研究了。沈义羚、金易《宫女谈往录》记载:每年五月初,慈禧太后去颐和园避暑,内廷让棚匠给她起居办公的大殿搭个“天棚”,罩将起来。其要求是:必须严丝合缝,不许有一点儿空隙往里飞蚊子钻蠓虫。其梁栋凹凸处,皆随形曲折,平直处如一线,无少参差。结果是搭成起脊的天棚,飞檐鸱尾,富丽堂皇,不管刮旋风还是下暴雨,“天棚”安然不动。据史料载:民国三年三月的一天下午,北京城刮起狂风,崇文门外上三条一家门口搭有一个招待亲友的坐落棚,竟被整个刮了起来,放了“风筝”。于此可见,棚匠搭的棚子,柱子一律浮立,并不挖坑动土埋,架子用绳子扎绑而不用一根钉子和铁页、铁丝固定,全凭四边的撑劲和拉力。所以,遇上大风,棚能被风刮到天空,搬出好远,整体地落在远方,结构却纹丝不动。这就是史学家和老百姓常评说的“北京的棚匠出奇的巧,巧到通神的地步”。

  在旧北京,棚匠是专门以精绝手艺讨生活的,可也必须力壮机灵,他们自称既当“走兽”(在地上干扛大杉篙等力气活),又当“飞禽”(指在高空作业)。从棚匠工作程序看,他们当“飞禽”的时候多。《北京往事谈》中的文章介绍说:棚匠在皇室干活,是奉旨不回避大内亲贵的,而慈禧最爱看棚匠搭席棚。一天,棚匠们正在架子高处干得起劲,慈禧在底下看得出神,忽然失声道:“这哪儿是棚匠,这不是钻天猴儿吗?”棚匠们在高处听得很真切,先是一怔,继而不由得一齐嚷道:“谢主赏封。”原来,棚匠们机智地将“侯”代“猴”,领了西太后的赏封。此后,北京棚匠有了“钻天侯”的绰号。这可能不乏传奇色彩,但棚匠高空作业的本事可不是虚构的。验之历史,在慈禧当政时期棚《点石斋画报·跑竿贾祸》

  匠的技艺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以震钧《天咫偶闻》记述为例:

  光绪二十年重修鼓楼,其架自地至楼脊,高三十丈,宽十余丈。层层庋木,凡数十层,层百许根。高可入云,数丈之材,渺如钗股。自下望之,目眩竟不知其何从结构也。

  这种高空技艺可以说很不一般,几近“神”之水平。

  所以,在旧北京经常举行“走会”游戏时,扮狮子者往往由棚匠担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高处应付自如,就像《百本张钞本》唱“耍狮子”那样:“遇见了天棚爬杪高,窜房越脊一丈多高”。由于棚匠具备的这种善于在高空作业的特殊技能,许多人又将他们当成伎艺人看。在近代北京凡新开店铺之时,商贾就雇棚匠专搭一彩棚,让其在搭好的朝天柱子间所横的一竿上来往穿行,以招揽顾客。棚匠作这样的表演当然十分轻松,只见他如绳伎走索,在竿上如履平地,往来如梭,故又名曰为“跑竿”……

  翻跟头图

  这样的由劳动者所创造的“绝技”绝非棚匠一种,而是像无数大珠小珠一样,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发出悦耳的声响。像明代宋懋澄《九籥集》所记的“垒七桌”,即一人身一转,便垒一桌于堂中,不失尺寸,凡六转,桌垒如浮屠,第七桌,设五殽五核及醯盐若干器于上,又一转而第七桌已居最上矣,须臾,忽翼之而下,殽核整设如初。另一则是艅艎(古时一种木船)上跳木板,长二丈余,阔二尺,厚五六寸,一人用齿支之,使小儿立其上,歌舞一阕……

  《点石斋画报·游戏三昧》

  这种使力使巧的“绝技”确实罕见。清代的“绝技”则似乎朝更偏于“巧”的方向发展,如吸、吐烟表演者,在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清末《点石斋画报》中都有记载,如李斗《扬州画舫录》所反映:有一卖水烟的匡子,常驾艇游湖上,他吸十数口水烟不吐,慢慢地像线一样渐引渐出,盘旋天空,再茸茸如髻,色转绿,微如远山,风来势变,隐隐约约像神仙,像鸡,像犬,须眉衣服,皮革羽毛,无不毕现,过了一会儿,色变深黑,犹似山雨欲来……

  《古今笔记精华录》也记述了类似这样的一位能吐出山水楼阁、人物花木禽兽的烟伎者,被一官僚推荐到另一官僚家,专充吐烟表演之职。其表演过程,我们从破额山人《夜航船》中可窥其详:

  吃烟者,于青布袋中,取出烟筒,头状类熨斗,大小如之,又取出梗子,状类扛捧,长短如之,以头套梗,索高黄烟四五斤,装实头内,燃火狂呼,急请垂帘墐户,客皆从对照,隔帘观之,见云气滃然,奇态层出,楼台城郭,人物桥梁,隐然蓬莱海市也。琪花瑶草,异鸟珍禽,宛然蕊珠阆苑也。鱼龙鲛鳄,喷涛噀露,恍然重洋绝岛也。俄而炮焰怒发,千军万马,破阵而止,玉山银海,颠倒迷离……

  这种用烟作戏的“绝技”,是脱离不了时代的,“烟戏绝技”的普遍表演是和清代人民吸食烟草的普遍有直接关系的,它蔓延很迅速。较之另类更为普遍的“绝技”,则经历了漫长的时光而仍有余韵,这就是“弄虫蚁”。

  《点石斋画报·鸽戏》

  古代的飞禽走兽,昆虫鳞介,统称为“虫蚁”。所谓“弄”者,乃是寓调教、娱情之意,“弄虫蚁”即养驯动物之术。

  古代中国的虫蚁千种万样,小到蚂蚁,大到虎豹,许多看上去简直不能调教的动物,却完全可以调教得悉如人意。如田艺蘅《留青日札》所言:

  鸟有蜡嘴画眉之戏,兽有胡狲狗马之戏,虫有蝼蚁、虾蟆、乌龟之戏,唐代还有合乎节奏的刺猬对打之戏,从筒里爬出分为两队、变阵合战的蝇虎之戏……综而观之,古代中国的“弄虫蚁”,可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为王公显贵遣情享乐的“弄虫蚁”。

  早在周代,《周礼·夏官》上就有“服不氏”等职,专“掌养鸟而阜蕃教扰之”,“掌养猛兽而教扰之”。郑玄对“教扰”是这样解释的:扰,驯也,教习使之驯服。这十分清楚地表述出“弄虫蚁”自周代始,首先在王公显贵阶层中发展起来。

  很快,春秋战国的卫懿公养驯的仙鹤,甚至可以进退有节,听音乐而舞蹈。秦汉宫廷流行“黄公故事”,“黄公”是一位以上演驯服老虎的惊险节目而闻名的艺人。《西京杂记》叙说鲁恭王“好斗鸡、鸭及鹅雁,养孔雀、,俸谷一年费二千石”。这都从侧面证明了自秦汉以来,“弄虫蚁”已有相当的规模。为王公显贵服务的“弄虫蚁”,还经常在庆典活动中出演。汉代李尤《平乐观赋》中就有“驰骋百马,有仙驾雀,狐免惊走,禽鹿六,白象朱首”等壮观场面。所以,历史政府都很重视。清代宫廷中,为欢迎西方人而举行的宴会上,就用经过训练的老鼠表演:两只用细链条拴在一起的老鼠,按主人的命令把链子缠结起来,然后解开。这种“特技老鼠”的确出乎人的意料,使观看的俄国人伊台斯勃兰德由衷赞叹:“这些卑微的动物的表演是我看过的表演中最惊人的。”

  老鼠所能表演的远不止这些。在民间,百戏伎艺中的调教老鼠,其成就更是惊人:

  如清代在苏州玄妙观,有一山东人表演的“鼠戏”:将一高约两米,形如伞盖的木架安放在地上,架内有一似戏场之地,十余只鼠盘踞,还挂着圆圈及各式枪刀耍物。锣一响,这些老鼠便上演各剧,有《李三娘挑水》、《孙悟空大闹天宫》等,它们还能用爪抓住竹刀木枪,旋转而舞。

  将老鼠调教得上演戏剧,这是为了勾起人们的欣赏兴趣,但也确实不易。如同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有一只大青蛙教八只小青蛙学念书一样,清代袁枚在《子不语》中又记述了一乞丐所调教的这样的“蛤蟆戏”:场上设一小木椅,大蛤蟆从乞丐身上所佩的布袋中跃出,坐在小木椅上,接着八只小蛤蟆从口袋中跃出落地,环对着大蛤蟆,寂然无声。乞丐喝道:“教书!”大蛤蟆便“阁阁”叫,八只小蛤蟆都跟着大蛤蟆“阁阁”叫,大蛤蟆叫几声,小蛤蟆就叫几声,如同先生教学生。乞丐突然说“止!”这“虾蟆教书”当即绝声……  

  清代的另一本笔记小说《闻见偶录》,也有这样一则《蛙教书》,看来,清代中后期,此类“弄虫蚁”是很多的,至清光绪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桥还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只青蛙作的这种“老师给学生上课”的表演。更为奇绝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记述过:

  北京市上有人携一十二孔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细杖敲蛙首,蛙则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宫商调曲,了了可辨。

  清代徐岳《见闻录·奇技》又记:

  又见一人以虾蟆,小者二十四只,大者一只,按古曲高下缓急,音节不爽纤毫。其虾蟆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张,出纵其上,大蛙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则北向,小蛙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挝鼓,虾蟆声应拍不乱……

  清代《点石斋画报》又有一幅《蛙嬉》使人们了解到:

  《点石斋画报·蛙嬉》

  浙江象山、宁海间,有一位弄蛙者,他舞黄、绿小旗,指挥十余只黄、绿蛙,可以随意唱一二曲俚歌,檀板渔鼓亦娴节,拍鼓声“咚咚”,与“阁阁”的蛙声,若相应答。

  复杂的乐曲,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蛙感应并适用自如?其内在奥妙,真是神秘莫测。可是弄虫蚁者却将其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显然是出于满足人们喜怪猎奇的心理。正是在这种目的驱动下,清代的弄虫蚁者敢于标新立异,创造出了许多奇迹。

  据徐珂《清稗类钞》说:

  光绪年间的台州,有一人教一狗学人语,历经十余年,这只狗竟能读书。表演时,取一册《礼记》,狗读《檀弓》篇,不爽一字;又取《周易》,读《系辞传》,也非常熟。这狗读书的声音非常响亮,惟发音时稍强硬,不能如人语之便捷。然而《檀弓》、《系辞传》,都是聱牙佶屈,不易上口的,可是这狗却被调教得可以成诵!

  还有更难的是清代朱梅叔《埋忧集》所记:

  《点石斋画报·驯蝎》

  一人用两竹管,畜养了红、白两种蚂蚁。表演前,取红、白两小纸旗,分东、西插在几上。此人取竹管去掉塞子,分放两边,再各向管口弹指数下,蚂蚁随出,自成行列,趋止于旗下,排列如阵。此人复出一小黄纸旗,作指挥状,群蚁即纷纷齐进,两阵既接,举足相扑,两两角斗,盘旋进退,均合节度。久之,即有一群返走,扰乱若奔溃者,另一群争进,其行如飞,居然战胜追奔逐北的模样。此人又挥动小黄旗,战胜的蚂蚁便退回来,按次序爬入竹管,另一群战败的蚂蚁也络绎奔来,争相入管,不复成行了……

  这种难度极大的“弄虫蚁”,还有许许多多,如汉代的驯蛇、驯骆驼、驯虎、驯猴;唐代的韩志和蓄赤色绳虎子,应声按梁州,并能作“致语”;宋代的鱼跳刀门,使唤蜂蝶,熊翻筋斗,驴舞柘枝,等等,它们是“弄虫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值得继承和研究。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弄虫蚁”。

  在宋代,此类“弄虫蚁”就很突出。随便举一例,如方勺《泊宅编》记北宋和州乌江县高望镇升中寺的僧侣,驯养了一猫,有客来,此猫便前去迎接并走报主僧,见来的不像正经人,便紧紧跟随……

  尤其有趣的是清代王国璠《台湾杂录》记:

  一人由于事繁,便将自己养的鸭子训练成为50队,每队百只,选壮鸭为首,日出,责领队出,到晚再领归,归则列队于泽中,像排阵似的。为首的鸭戛然长鸣,则全队无缺,否则有散失。

  还有,宋代的福建,三山溪产小鱼,山里的儿童就加以畜养,让它们互斗。这种调教斗鱼术,发展到了清代,变化成为如徐珂《清稗类钞》所记:

  有人将红、白两种金鱼,共贮一缸,用红、白两种旗指挥它们,摇动红旗,红金鱼就都随着红旗往来游翔,紧紧跟随,缓转缓随,旗若收住,鱼就都潜伏。白金鱼也是这样。再将二旗并竖,红、白金鱼则错综旋转,前后间杂,犹如军队走阵一般。将红、白二旗分为两处,红金鱼就随红旗归成红队,白金鱼随着白旗而归为白队……

  更有甚者,有人将鱼调教得可以“下双陆”。徐昆国《遁斋偶笔》有记:

  一姓白的大吏,砌一水池,水池中用文石砌成一“双陆盘”。招待宾客时,将池中灌满数寸深水,两名童子各执红、白小旗,至池中。一童子挥红旗,红鱼自上流悉出,按位而止。另一童子挥白旗,白鱼悉出,按位而止。这些鱼都长五寸多。宾客掷钱几点说“某子移至某位”,红旗童子按旗指某鱼引至某位,某鱼随至,不差分寸。大吏也是这样下,打落某子,鱼即随旗引入洞,再下子,旗再引鱼出来。局终,鱼都游入洞中,一会儿,水就放干,池子又像原来那样。鱼顺从人的旨意而“下双陆”,这与人摸透鱼的生活习性,日久相熟最有关系。这也证实了仅仅是为了自己娱乐的“弄虫蚁”,也是可以出精品的。就像清代沈日霖

  《粤西琐记》述说的那样:

  阳朔产猴,多有畜之者。于文王先生有一猴,极驯扰,客至,猴为送烟,一手接筒,一手持火,焠吹毕,跪,后足拱前,两手作叩头状而去,因呼为“礼猴”。

  这是广西人利用生活环境之便而自娱的“弄虫蚁”,此类“弄虫蚁”在古代中国还非常多,“礼猴”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典型罢了。

  第四种类型是弄虫蚁赌博。

  弄虫蚁赌博主要以斗鸡、斗鹌鹑、斗蟋蟀为代表。由于鸡、鹌鹑、蟋蟀都可以斗,所以它们均具赌博性质。唐《东城老父传》说许多世家贵主,倾帑破产,市鸡以偿其值。宋代四川张咏写出了“斗鸡破百万”的诗句,明张岱《陶庵梦忆》中所记的斗鸡是以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物为赌注。

  明《三才图会》中《斗鸡图》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描写贫困的王成,见人斗鹌鹑,一赌数千,便驯养了一只鹌鹑,走上街头赌酒食,每次都赢,半年便积累了二十金。王成在大亲王府邸战胜了“玉鹑”,大亲王要买下他的鹌鹑,王成出价千金,大亲王认为不值,王成却说: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数金,易升斗粟,一家十余食指,无冻馁忧,是何宝如之?最后王成以六百金与大亲王成交,他凭靠卖鹌鹑的金子,治田百亩,起屋作器,居然世家。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临安市民,在蟋蟀旺季,纷纷斗赌,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明代陆粲《庚巳编》也记:“吴俗喜斗蟋蟀,多以决赌财物。”周晖《金陵琐事》记:南京的斗蟋蟀,斗之有场,盛之有器,掌之有人,必大小相配,甚至两家方赌,傍猜者群集。清代孙珮《苏州织造局志》形容得更是有声有色:

  吴俗每岁交秋,聚斗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择旷僻之所,搭厂排台,纠众合斗,名曰“秋兴”。无赖之徒及无知子弟,各怀银钱赌赛,设柜抽头。邻省别属,罔不辐辏,每日不下数千人,喧声震动闾闬。

  清吴友如绘《风俗志图说·蟋蟀会》

  正因斗鸡、斗鹌鹑、斗蟋蟀有厚利可获,所以人们无不精心饲养调教鸡、鹌鹑、蟋蟀,由此产生了一种研究斗鸡、鹌鹑、蟋蟀的专门学问。它大大提高了中国生物学的科学技术水平。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清乾隆年间未说明作者的《鸡谱》,就对斗鸡的良种选配繁育,种卵的孵化和雏鸡的饲育、饲养管理,各种疾病及其防治措施,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的总结,十分精辟,许多论断,对家鸡品种的发展,养鸡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代有了对斗鹌鹑的饲养调教的专著——程石邻的

  《鹌鹑谱》,在这部书中,程石邻分门别类,井井有条,阐述了对斗鹌鹑的“相法”、“养法”、“洗法”、“养饲各法”、

  “饲法”、“把法”、“斗法”、“笼法”、“杂法”、“养斗宜忌”等等,对中国古代养鹌鹑的经验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总

  结,这对人们食用鹌鹑也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清吴友如绘《海上百艳图·草虫》

  蟋蟀的饲养调教著作则最多,宋代有贾似道的《促织经》,明代有嘉靖年间的《秋虫谱》,袁宏道的《促织志》,刘侗的《促织志》,清代有陈淏子的《蟋蟀篇》,梦桂的《蟋蟀谱》,金文锦的《促织经》,朱从延的《孙鉴》,麟光的《蟋蟀秘要》,秦子惠的《功虫录》、《王孙经补遗》,拙园老人的《虫鱼雅集》,等等。

  这些著作,或辨品,或观行;或宜忌,或捕捉;或与食,或交配;或头色,或治病;或下盆,或长翅……字里行间,充满科学辩证的精神,对中国古代的生物学是一宗大的贡献。

  综观斗鸡、斗鹌鹑、斗蟋蟀的专门著作,它们客观上对气候、地形的掌握,饮食的适用适当等等各门类的科学知识的发展,都有着促进和完善作用,这恐怕是热衷于弄虫蚁者意料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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