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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代陆地运输、交通工具，统称为“般载”。界画大师张择端，以其毫发毕现的画笔，在《清明上河图》中再现了“般载”的逼真形状：
画卷端首，五头小毛驴，背上驮两搭木炭，行进在树木夹峙的郊野小路上。在汴河虹桥上下，也有五头小毛驴，它们背上驮的是圆滚滚的粮袋子。在第一个十字街道上，在大街小桥边的大树底下，各有三匹“方匾竹两搭背上”的毛驴。在“孙家正店”前的一棵树下，有人正从两匹毛驴背上卸货。这些驮着粮食或货物的毛驴唤作“驮子”。如洪迈《夷坚志·夏二娘》所记，东京南薰门每早都有骡驮麦子联翩而来。在虹桥上，有一独轮车驰下。与之相呼应的是画卷另一端的护城河平桥上，也有一辆独轮车，同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一头小毛驴在前奋力拉着。这种车正是《东京梦华录》中的“前后两人把驾”、“前有驴拽”的“串车”。这是小串车，往往作“卖糕及麋之类”用。也有大串车，在悬挂着“新酒”幌子的“脚店”前停着一辆卸了货的大独轮车。在离汴河岸畔不远的一家小食店前，也停着一辆独轮车，一个店主模样的人站在支在车轮前的小梯上，看车上的货物。显然，这样的大串车，也可以“搬载竹木瓦石”的。也有人用这种串车推运轻软货物，如在写有“刘家上色沉”字样的商店前，也有一辆这样的串车经过。在迎面一爿“锦帛”铺前，也有一人站在一辆较小一点的空串车后面。可以断定，这种串车是用于一般的小商店拖运货物的。在第一个十字路口道上，走来一辆两头肥牛拉的带有棕盖的大车。《东京梦华录》对这种车作过详细描述：“两轮前出长木作辕。……以独牛在辕内项负横木，人在一边，以手牵牛鼻绳驾之。”此车唤作“平头车”，又作“宅眷车”。陆游《老学庵笔记》载：“京师承平时，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刘斧《青琐高议》别集说：一丧妻书生有一日出东京宋门，见一轻车驾花牛行于道中，车上有一妇人叫他。这些表明这类牛车主要是供妇女乘坐的。在第一个十字路口的房脊后显露出来的牛车的一个侧面亦表明了这一点。只见它：棕毛盖厚重，车上有描画精致类似娱乐场所的那种门、栏杆和垂帘。这与《东京梦华录·皇后出乘舆》可互相参照：
命妇王官士庶，通乘坐车子。如担子样制，亦可容六人。前后有小勾栏，底下轴贯两挟朱轮，前出长辕，约七八尺，独牛驾之。亦可假赁。
这种车还有一种用途，请看：“王员外家”招牌前，有一辆两只骡子拉的“平头车”，车上有两个如《东京梦华录》所说的“梢桶”或“长水桶”，此为酒店载酒车。在护城河的平桥上，走过来的两辆“平头车”却与之相反，分别由三头壮牛驾驶，车上有席盖，前后有席门，细细辨认，第一辆车棚内端坐一人，装载何物不明。“平头车”用途之广于此可见。
在第二条十字街正面道上，一个挂着“刘家上色沉”字样招牌的商店前，两辆各驾四匹壮健骡马的大车驰来，驾车人坐在车中间，只见此车与《东京梦华录》所记分毫不差：“上有箱无盖”，“箱如构栏而平”，“车辆轮与箱齐”，“板壁前出两木，长二三尺许”，“后有两斜木脚拖”。这种车如《邵氏闻见后录》所说：“重大椎朴”，“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则跬步不进，故俗谓之太平车”。周密《癸辛杂识》说这车载量颇大，一般可装四五千斤，所以“前列骡或马十数驾之”。《水浒传》第六十一回说卢俊义从河北去山东贩货，雇了十辆“太平车子”，想来一定是这样类型。图中这“太平车”却只有四匹骡马，大约
是城内无险峻路坡之故。
“太平车”也可充作贵族人物出行之用，如宋话本《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宋仁宗就梦见一金甲神人，“坐驾太平车一辆”，“直至内廷”。正因“太平车”有如此广泛的用途，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才有了这样的情形：仁宗朝画院有一专职画“太平车”的画家支选。《清明上河图》展示了13匹驴“驮子”，6辆“串车”，5辆“平头车”，两辆“太平车”。再比照宋代朱锐的《溪山行旅图》、《盘车图》、《雪溪行旅图》，宋人的《盘车图》，还有《闸口盘车图》，可以看出《清明上河图》反映宋代“般载”最为集中而又典型。
自此以后，元代、明代就较为鲜有这样用界尺一丝不苟描绘“般载”的画幅了，清代王翚等画的《康熙南巡图》第九卷，其中虽也有这样画法而成的牛车，但只是局部，作为陪衬，并不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突出。从这一点上看，说《清明上河图》是古代中国“般载”优秀的集大成的表现者，是毫不为过的。《清明上河图》中还有宋代各种类型船只的详实描绘，因有许多专家发表过研究它的文字，笔者不再赘述，但是想就此转换一下视角，从反映宋代社会生活的小说《水浒传》去找寻一下宋代船舰的踪影。
那是此书的第八十回。高俅在征剿梁山泊水军失败后，“使人去近处山上，砍伐木植大树，附近州县，拘刷造船匠人，就济州城外搭起船场，打造战船。一面出榜招募敢勇水手军士”。光船工住的草屋，就有三二百间，“匠人数千，解板的在一处，钉船的在一处，艌船的在一处”。这样的叙述，是符合宋代造船兴盛史实的。被高俅选中的造船者叶春，是因“以图取胜，将纸画成船样”。寥寥几字，读者一般不会在意，但这确是画龙点睛之笔。所谓“船样”，就是比较详细的船舶设计图纸，在图纸上注明船体和各部件的大小尺寸，规定用料、用工、造价等。应用“船样”造船是自宋开始的官方造船厂所必须遵循的造船设计法则。这是古代中国船舶设计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施耐庵将这一历史性发展写入《水浒传》是很有意义的。
叶春所设计的“大海鳅船”，“两边置二十四部水车，船中可容数百人。每车用十二个人踏动，外用竹笆遮护，可避箭矢。船面上竖立弩楼”。陆游《老学庵笔记》也曾说过钟相、杨幺水军所用“海鳅头船”，看来《水浒传》中的“海鳅船”是有根据的。
“海鳅船”造好后，是冬天下水的，这也是符合宋代船只下水史实的。下水的过程是：较大的船造成后，在泥地上挖两条穴道洒水润滑，船底纵向绑扎两根方木，搁于穴道中滑行下水。冬天下水则如《金史·张中彦列传》所记：
召役夫数十人，沿地势顺下倾泻于河。取新秫秸密布于地，复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众乘霜滑曳之，殊不劳力而致诸水。
《水浒传》中的“大海鳅船”就是采取这种方式滑入水中的。确切地说，《水浒传》在反映宋代造船技术方面，已达到了它所处的时代的最高水平。然而，《水浒传》毕竟是以描写宋江等人“逼上梁山”的小说，造船及用船交战，不过是其中一个煞有趣味的场景。全面将造船、船上人员组织等全过程一一展现的是明代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虽是一部小说，但它采用几乎类似“界画”的描写手法，是可以作明代的船舰历史来读的：
首先，建造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的“宝船厂”，是在下新河三叉口，即今南京下关三叉河，这与史书所记是相吻合的。《西洋记》第十五回写到献给皇帝审查的“经折儿”，“海里画的是船，船又分得有个班数，每班又分得有个号数”，实际这就是“船样”。“船样”标明造船的工料定额、主要的构件，如沈《南船记》性质一样。当然，《西洋记》不可能像造船技术书那样专门化，但它也透露出了明代造船技术一个相当精确的侧面。像“宝船”的铁锚，分上中下不同类型，每一类型又要细分“三号”，最大的“头一号的锚要七丈三尺长的厅，要三丈二尺长齿，要八尺五寸高的环”。系锚的棕缆，“每根要吊桶样的粗笨”。为锻造这样的铁锚，锚厂搭起了49座，周围约有9丈9尺，高约有2丈4尺的炉子，“各铺行运铁，各匠人运炭，实于各炉之中，以满为度，也不论他千百担斗”，“只见那炉上的小门儿风儿又宣，火儿又紧，火趁着风威，风随着火力，无分昼夜，都是这等通明”，“却就是火焰山也不过如此”。这情景不由人想起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对“锚”的评说：“盖炉锤之中，此物之最巨者。”
《西洋记》不单在描述造船技术方面准确、细致，在其他方面也大致不差。像各船编定字号，《筹海图编》可证确实是这样。《西洋记》所说的“宝船”长44丈，阔18丈，无论验之正史《明史》，还是验之笔记《客座赘语》，都是这样记录的。此外，《西洋记》还写了“马船”、“粮船”、“坐船”、“战船”。这些船，在典籍中也都有明确记载，而《西洋记》较之则更为详实，罗懋登写道：
每一号船中间，有明三暗五的厅堂，有明五暗七的殿宇。每一号船上面，有三层天盘。每一层天盘里面，摆着二十四名官军，日上看风看云，夜来观星观斗。
尤其是郑和所乘的第一号宝船，“是个帅府，头门、仪门、丹墀、滴水、官厅、穿堂、后堂、库司、侧屋，别有书房、公廨等类，都是雕梁画栋，象鼻挑檐，挑檐上都安了铜丝罗网，不许禽鸟秽污”，真是规模宏大，设计精巧。
三桅大船
郑和远涉西洋，除却外交、贸易，还含有抵御侵袭、耀兵异域的成份，所以专有军事护航的“战船”。“战船”的编制和装备，在以“从军”名义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写的《西洋番国志》中也没有提到，其他史料也言及寥寥，因此，笔者将《西洋记》中有关“战船”的情况加以综合统计：
“战船”有五桅，长18丈，宽6丈8尺。载捕盗、舵工、瞭手、扳招、上斗、碇手、甲长、士兵，共580名。
每艘“战船”备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管形武器：大发贡炮10门，大佛狼机炮40座，碗口铳50个，鸟嘴铳枪100把，喷筒600个。
燃烧爆炸物有：火箭5000枝，烟罐1000个，灰罐1000个，火砖5000块，火炮300个。弹药有：火绳6000根，粗火药4000斤，鸟铳火药1000斤，大小铅弹3000斤。
远射防袭的器械有：弩箭5000枝，药弩100张，铁箭3000枝，铁蒺藜5000个。
靠船近战器械有：钩镰100把，砍刀100张，过船钉枪200根，标枪1000枝，藤牌200面。还有弩药10瓶，大铜锣40面，小锣100面，大更鼓10面，小鼓40面。这是为作战时助威，并起通讯联络作用的。
在《西洋记》中，郑和就是凭着这样优良的军事实力，所向无敌，踏平西洋万顷浪。虽然其中不乏夸张成份，但强大坚固的船舰却不是虚构的，从这一点来说，明刊本《新镌量江记》中水军演习图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基本上是当时船舰的一系列全景的真实而又生动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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