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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迈《夷坚志》曾记述：婺源严田农民江四，生活很富裕，行迹却无赖，妻子初产是个女孩，江四便将其投入水盆，逾时尚活，江痛掐其女两耳，皆落，如刀割似的，遂死。第二年，江妻又生一两耳缺断女，像上次被掐痕迹。里巷居民认为这是报应，都说若再溺杀，必有殃祸，劝江四存育，江四这才将这个女孩留下来。
这种溺女现象不止安徽一地，福建农村生男至第四子，再多就不养了；女子则不至第三，若再多，临产时用器贮水，生下来即溺死。北宋朝廷针对这种现象立下了禁赏，可是愚昧的乡民却习以为常，邻保亲族皆与隐瞒……
好像是为了回应这种野蛮、落后的农村生子不育溺杀的风俗似的，宋代政府在各主要城市里建立起了“慈幼局”。海内外史学家们对宋代生子不育溺杀的风俗曾作过不少的研究，未知是否对出现在宋代城市中的幼儿慈善机构作过深入的探讨?
慈幼局的宗旨是：如果贫穷市民无力养育子女，许其抱至局，写上出生年月日，局里设有专职的乳娘抚育。他人家若无子女，可到局来领养。每年灾荒发生，贫穷市民的子女多抱入慈幼局，故道上无抛弃子女。这种幼儿慈善机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宋代灭亡之后，元明两代均未再建，只是到了清代才重新设置起慈幼机构，其间中断有三四百年之久，这恰恰证明了在宋代城市中对儿童生育的重视。这种重视不光是在儿童的慈善方面，而且在儿童生育的所有方面，已形成了一整套相当严细的规矩——
每当孕妇怀孕月份快满之时，她的父母亲、舅舅、姑姑，用银盆或彩画盆，盛着一束粟秆，用绵绣巾或生色帕袱盖着，上面放着花朵，并用有五男二女花样的草帖子送去，以示吉祥庆贺。还用盆、盒装馒头、彩画鸭蛋120个、生枣并送，这叫“分痛”，以示娘家亲属对产妇分娩痛疼分承之意。又做成卧鹿、眠羊动物模样的果子，小孩的彩衣，当成“催生礼”，表明欢迎婴儿早日平安降生的美好愿望。又有“催生符”，想是必挂或必烧。“催生歌”确有助于孕妇——
一乌梅三巴豆七胡椒，细研烂捣取成膏。
酒醋调和脐下贴，便令子母见分胞。
为了使孕妇的生产顺利，宋代医学家还从专业角度规定了孕妇生产时的必备用品。在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中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药：
保气散佛手散枳壳散榆白皮散
黑圣散大圣散神寝元花药石散
保生元催生丹黑龙丹雌雄石燕
理中元生地黄羌活葵子
黄莲竹茹乌梅甘草
海马陈皮姜钱黑豆
一类是物：
催生符马衔铁煎药炉滤药帛
醋炭盆铫子软硬炭煮粥沙瓶
干蓐草汤瓶干柴茅小石一二十颗
暖水釜灯笼灯心火把
油烛发烛缴巾软厚
洗儿肥皂头发断脐线及剪刀
还有一类是为孕妇准备用的而不是吃的食品：枣子、白蜜、无灰酒、好醋、白米。另备童子小便，纯属荒诞，但也堂而皇之写入《妇人大全良方》，显然是当时盛行宋代城市中的一种迷信陋习。
如果以这些物品与城市高层即皇家孕妇物品相比，则差距立见。《妇人大全良方》中孕妇所备之物主要是为一般市民之家，皇家孕妇所备“分痛”、“催生”物品，种类和市民之家相差无几，可量大、齐全，尽显富贵。如同是小石子，市民为一二十颗，皇家为50颗；同是食物，皇家一次备十盒“吃食”，包括一口蒸羊、八节生羊剪花、羊六色子、枣大包子、枣浮图儿、豌豆枣塔儿、炊饼、糕、糖饼、髓饼。至于果子，要饰以金银，达500个，影金贴罗散花儿则为2500朵，金银罗缎则备200匹罗，4674匹绢，24两8钱7分4厘金，4440两银，三贯足银钱。袋要装画，铁要涂漆，剃头的刀要檀香匣盛……
虽然物品上可以折射出“平常风光”和“富贵气象”，但在实际习俗当中，应该说差距并不大，因为不管何方神圣都要一律遵从大自然的规律，像妇女生下小孩，市民、皇家都是要在三天之后给小孩落脐带炙囟脑门儿。
此后，孕妇亲属都要为孕妇送些膳物。至满月，则外面亲家都要用金彩缎珠翠、杂果食物等送给孕妇，以开“洗儿会”。在宋代城市中，洗儿已成为最重要的生育习俗，这可从宋代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体现出来。
其书对初生婴儿这样说道：“须先洗浴，以荡涤污秽，然后乃可断脐。”婴儿洗浴，其步骤首先是：须将预先煎好用瓶存贮的煎药暖好倒入水中，或用猪胆汁汤洗儿，使之不患疮癣，保持皮肤滑泽。或用金虎骨丹砂煎汤，以辟邪去惊。或用二两白芷、三两苦参挫碎煎汤，以去诸风。或用蒴、葱白、胡麻叶、白芷、藁本、蛇床子煎汤，以退热。或用苦参、黄连、猪胆、白芨杉叶、柏叶、枫叶煎汤，以去风。或用大麻、茯苓、陵香、丁香、桑葚、藁本煎汤，以治诸疮……
洗浴对初生婴儿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故从唐代始，名画家周昉就专画《麟趾图》，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宫中一盆洗三儿的景象。宋代也有类似的洗儿图，不过是在芳茵上、芭蕉下、栏槛前、大盆中洗一小儿的。明代画家仇英则精心临摹了这幅洗儿图，几可乱真。于此得知洗儿传统悠久，为世人所崇奉，在宋代城市中尤为市民所看重。
每逢洗儿，好友亲朋聚会一堂，在银盆内煎香汤，下洗儿果、彩钱、葱蒜，用数丈色彩绕住银盆，这叫“围盆红”。请来宾中尊长，用金银钗搅水，这叫“搅盆钗”。来宾将钱撒入盆中，这叫“添盆”。盆内有枣儿，少妇纷纷争着拿来吃，因为枣儿是生子的象征。这时，已用清水洗过的婴儿，家人把他(她)的胎发剪下来，装入一个小盒，并用彩色线编织成绦带子络上。由母亲抱着小孩，向诸亲客人一一道谢，再抱入姆婶房里，这叫“移窠”。洗儿时，要作诗祝贺，北宋苏轼曾戏作道：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南宋王以宁《浣溪沙·洗儿词》则一派庄重：
招福宫中第几真，餐花辟谷小夫人，天翁新与玉麒麟。
我识外家西府相，玉壶冰雪照青春，小郎风骨已凌云。
从北宋、南宋一诗一词可见，盼子成龙，一脉相承，虽然诗词作者均为士大夫，但他们的文字之作也间接地反映了一般市民的这样的心声。事实上，即使贫穷的市民，也把育子仪式看得非常隆重。如普遍在生子100天后举行“百晬”仪式，不能开筵作庆的市民人家，则把盘、碟、碗放在地上，里面盛着果木彩缎、花朵针线等日用物件，让孩子过去拿，看小孩先拿什么物品，以此来预定小孩将来干什么，这叫“试晬”。贵富之家更是要这样。需特别指出的是，据《东京梦华录》记述，市民家庭已普遍为孩子摆上了最为时髦的官诰、笔研、算秤等物品。《东京梦华录》所说的“算秤”是算盘和秤提的简称。秤提，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第十一卷《秤提官会》中有其明确指称。“算”为算盘，1921年河北巨鹿故城曾出土直径为21mm的北宋大观二年（1108）木制算盘珠。再看《清明上河图》中所绘“赵太丞家”当门的桌子上摆着的一个九档的算盘，可知算盘在北宋末叶已在城市中广泛应用了。这一时期的城市儿童真是幸运，很小很早就受到了新的科学技术之光的沐浴……
在“试晬”仪式上，较多的还是各式玩具，《宋史·曹彬传》记曹彬在“百晬”时，就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一会儿又取一印。后来的《养蒙图说》专将曹彬“抓周”的故事突出出来，大加宣扬，因曹彬成长后确以武功挂印，为节度使。其实，曹父为节度使，曹彬抓周时提戈拿印，可为巧合，也属合情，而且曹彬“父母以百玩之具罗列于席，观其所取”，玩具枪印摆放在曹彬面前，刚满百天的儿童哪有不抓之理?
这个故事透射出了宋代城市已非常重视用玩具给儿童以教化这一有益的育儿方式，这一观念并已转为全社会的共识，儿童玩具大批大批地出现，开创了中国古代城市儿童玩具鼎盛的新记录——
像临安沿街叫卖的物品中以“小儿戏耍”玩具为最多：线天戏耍孩儿、鸡头担儿、罐儿、碟儿、鼓儿、板儿、锣儿、刀儿、枪儿、旗儿、马儿、闹竿儿、黄胖儿、桥儿、傀儡儿、猫儿、棒槌儿……
记述者用一连串的“儿”字，形象地烘托出了儿童玩具济济皇皇的壮美场景，市民甚至将泥孩儿玩具都算作游西湖时的“湖中土宜”，儿童玩具的普及从此可见一斑。《武林旧事·小经纪》中就这样说道：儿童玩具，名件甚多，尤不可悉数，像相银杏、糖、吹叫儿、打娇惜、千千车、轮盘儿，每一种玩具都有数十人卖，依靠卖玩具为衣食之地，这是别的城市所没有的。这种现象的确是宋代中小城市所未有的，而且在宋代以后也未达到过这样深的程度，我们从现存天津艺术博物馆王襄先生捐献的宋代陶瓷儿童玩具中，还可感受到这种独特的光彩——
这些玩具通高在3.5厘米左右，最高不过5.5厘米，姿态有立、卧、伏、蹲各式，有的以色彩夺目，有的以装束动人。如白釉绿彩爬娃，全身施黄白釉，眼嘴却以绿釉点出，臀部用绿彩装饰。如白釉盘髻娃，着右衽交领长衣，发髻前方饰二莲蓬，十分新颖。有的则态憨神朴，有的则威猛强健，如立耳、圆睛、翘嘴，四肢粗壮，前后伸开的褐釉小狗，如昂首、狞目、宽鼻、张口，披毛竖立，尾贴背上，前腿直，后腿屈，蹲踞于地的绿釉狮子，均生气勃勃。这些玩具儿童特点鲜明，如伏卧的白釉榴子男娃，下肢为石榴体，这是取其石榴房中多子之意而创作的；白釉盘髻娃，髻呈鱼饰，右手持莲，寄寓着“连年有余”的美意……
玩具的多样性，显示了宋代城市育儿方式的活跃性。如果我们按照这条路子，再将目光转向遗存下来的宋代陶枕、图画、铜镜等，便好像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一下子放出了一大群活蹦乱跳的小精灵，从而看到了一个极其健康、极其活泼、极其广阔的城市育儿的世界——
如故宫陶瓷馆陈列的宋代民窑烧制的一陶枕，上有一儿童手持扇形的长棒正在击球，此种器具和广泛开展的步击扑棒球杖无异。再看故宫博物馆所藏《蕉荫击球图》，立于长案后面的少妇，正在仲裁两位持类似乒乓球拍式的短拍、或蹲或立的儿童击球的输赢，它使我们知道让儿童在体育活动中去竞争的观念已较为普遍，又知用球拍击球比赛之体育样式在宋代城市儿童中已颇受欢迎，否则艺术品中亦不会一水两流，化为陶枕，形成图画。
又如河北邢台曹寅庄出土的钓鱼纹陶枕，上有一儿童躬身于岸边，手执长竿垂钓于水边，水下，三条栩栩如生的小鱼正在争吞钩饵。而另一幅苏汉臣所绘儿童戏水捕鱼的《捕鱼图》，仅其旁题诗就可以使人想见烂漫一片：
十岁婴儿妙入神，水边游戏任天真。
翻嫌点尔童心减，冠者何须五六人。
从那一个个陶枕，我们仿佛见到当年的硕学儒士，也置有小儿捉迷藏的枕屏画像，也在上面题以儿童游戏娱情之诗：“遂令高卧人，枕看儿戏。”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儿童游戏在宋代城市已成风习。
从那一幅幅冬庭秋园的婴戏图中，我们似乎听到两儿童为抢夺一杆玩具长枪而发生的唧唧喳喳的争执声音。而另一处一男童一女童，将一根孔雀羽毛拖在地上，将—绣花锦旗来回摇摆，引逗着一只花猫随着他们的羽毛、小旗跳跃，猫鸣、婴叫从绢纸上传到我们的耳畔……
看河南济源出土的《婴戏杖头傀儡》、《婴戏悬丝傀儡》三彩陶枕，如闻那皂衣白裤孩童的横笛声、绿衣黄裤婴儿的击锣声，儿童俯地支手举杖头傀儡而戏的情境历历在目。看《儿童骑竹马》陶枕，那用一根刻木马头形状的短竹竿放于胯下，一手握竹马前端使其后梢拖地作向前奔跑状的男童，那元宵“社火”中的小儿竹马如在目前。
看《儿童弄影戏》铜镜，镜背纹饰中有一双手各持人形的儿童坐于幕后，幕前有五个儿童围观，它使笔者想起佚名所绘《蕉石婴戏图》中三婴在帐帏后作影戏人的表演。这是宋代城市的儿童，利用光学原理的映画技术，操纵由兽皮雕成人形，涂以颜色，勾上脸谱，其四肢头部均可活动的“影人”，在光源与支起的幕布之间，做出种种动作，使幕布上显现出影像的生动表演。它又使笔者想起《武林旧事》中所说儿童看此影戏而“喧呼，终夕不绝”的话来，也被感染而兴奋不已。
从陶枕、图画、铜镜中，我们好像漫步在宋代城市春夏秋冬四季，亲品野菊的芬芳，荷花的清新，落英的缤纷，松柏的翠绿，清楚地看到了宋代城市的儿童是怎样地生活在一种优雅富裕的环境之中。在精巧的太湖石，宽厚的芭蕉叶，鲜妍的青草，明净的蓝天之间，儿童无拘无束陶然于户外，在大自然怀抱中尽情地挥发着无尽的体力。薄薄纱衣下显露出的丰满娇嫩的肌体，表明了他们是自有城市生活文字记载以来体质最佳的市民子弟，这个时代需要他们这样的身体矫健、活跃异常的儿童来点缀。
在镇江市中心大市口东约200米五条街小学后身出土的一批宋代苏州儿童嬉戏陶土捏像还可证明：两位儿童，一位摔倒，臀部着地，右臂支撑，脸上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另一位匍匐于地，右臂环曲，左臂撑前，头却高昂。他是将对手摔倒，被对手拖倒在地吗?虽倒犹荣。旁观者为三儿童，中间者站立，右侧者蹲坐，都在为嬉戏的两位儿童鼓气，而左侧一位儿童，神态悠闲，尽在默观。五位儿童，嬉戏观看，姿势毕肖，透露出了体育运动已成宋代城市儿童常修一课，同时也使我们对儿童体质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检阅。
我们又通过另一类《儿童斗蟋蟀图》等，又进一步感觉到了宋代城市儿童再也不是唐代周昉笔下的宫廷贵子的模样，而是带着普通的城市居民家庭的气象出现的“市民样”。巍峨殿堂隐去，市井园圃代之而起，曼回的廊腰，高啄的檐牙，已不再见。一缸一几，一凳一木，一笑一嗔，一争一夺，已和日常生活毫无二致，世俗景象已成为宋城儿童生活的永恒背景。
从陶枕、图画、铜镜中，我们还知道许多新的育儿史实，如《子孙和合图》中的三个儿童，正在盛满水的椭圆盆中作放船之戏。这种船上有楼阁、桅杆，型体重大，属于宋代驶往远洋的巨舰之列，这是育儿方式已有科学技术教育成份的展示。又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一女童一男童，正在一镂空圆几上摆弄玩具，修长直立的花石前的另一镂空圆几上陈列着罗盘、T型图尺，这更可证实在宋代城市儿童中已有了学习科学技术热。
我们又知道，女童已不养在深闺而是作为男童的对衬而神闲气定地出现在各项活动之中，几近主角。如临安像生叫声社中的小女童就是主力，苏汉臣《水戏图》中教坊女童的立机飞丸、绝胜银盘的出演就足以使我们击节赞赏不止。
陶枕、图画、铜镜，如果排列开去，将展现出宋代城市儿童生活、体育、游戏的各个方面——下棋、捉迷藏、歌舞、耍刀枪、戏傀儡、捉蝴蝶、洗澡、吃梅、礼佛、采荷……一个两个富而不尊的风光，一帧两帧华而不贵的画面，一只两只长方形的众童被服杂错的三彩陶枕，一方两方雕铸着群儿亲切围坐的铜镜，组装成宋代城市精致的儿童生活的场景……就好像画了100个男孩《百子嬉春图》一样：有的赏画，有的抚琴，有的上树，有的携幼，有的放风筝，有的舞狮子……生动感人的儿童健康活动的形象的崇厦巨堂已构成，引我们走入，供我们欣赏，使我们像痴迷于伎艺，流连于勾栏的宋城市民一样，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当我们从锻炼其体魄、娱乐其生活的儿童身上，深深感受到宋代这种育儿方式的文明时，也看到宋代城市里充溢着一种对儿童健康持柔弱扶植为主的思潮，以至形成了一种如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呵护有加，而锻炼不足的幼儿保健文化”。这从宋代的医学可以折射出来——
在东京最繁华的马行街上，就设有专治小儿疾病的医家。《清明上河图》可证：有一挂“赵太丞家”招牌的私人诊所，四个大字之间，建筑装饰的斗拱很大，与间壁一豪族住宅门头上的斗拱相较毫不逊色，又与其门首对竖三大高招字牌、门框上的小招牌相映照，颇显富丽堂皇，气派非凡。
铺画中，一坐方凳的妇女怀抱一小儿，对面一着长衫戴纱帽的儒雅男子，手端器皿正向小儿作送药状……从这画面可知，这是东京一家有声望的小儿医铺，它与史载相合，是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独成系统且有相当规模的有力证明。它使笔者又想起临安。在早晨专做批发生意的诸多铺席当中，张省干金马杓小儿药铺，就是其中的一个，它以独特的名称在形形色色的铺席中占有一个席位，证明了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生意是非常兴隆的。
不仅如此，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理论也已成系统，主要表现在居住在城市中的许多医家的著作，如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刘昉的《幼幼新书》，佚名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陈师圣等编的《产育宝庆集》，严用和的《济生方》，佚名的《产宝诸方》等。
有许多医生，是以治儿童疾病而著名的，据说钱乙到东京治愈了长公主及皇子的疾病，并写出了专治儿童疾病的《颅囟经》，其名取自“小儿初生，颅囟未合”之意，论述极为精当，故被授为翰林医学乙幼科，自此冠绝一代，名扬天下。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社会特别是城市对儿童疾病治疗的重视。即使不是专门的小儿病书，如吴彦夔的《传信适用方》、王衮的《博济方》、许叔微的《类证普济本事方》等医书都专设了小儿病方一门。经医家的开掘和研究，人们普遍对儿童体质保健有了明确的认识：儿童生理特点是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因此儿童的治疗原则为“柔润”，不宜痛击和蛮补。
在儿童诊断方面，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较早记载了诊断指纹法，使对儿童疾病的诊断更为科学。从宋代开始，医家发现了儿童最常见的疾病为麻疹、天花(即痘)、惊风、营养与发育不良(即疳)等四类，并归纳出了一系列的防治方法，如对儿童的急惊风，要以镇惊、截风、止搐、清热解毒、祛痰为基本治法。
对儿童的养护也很细致，《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专有《慎护论》，从小儿初生开始，到乳母的哺养，一年四季怎样穿衣服，吃什么好，不应吃什么……都明明白白一一写清。董汲编著的《旅舍备要方》，还针对寄住旅途之中的儿童常见的疾病对症备好了药方。
百般呵护、精心养育儿童的这种思潮，还反映在食品保健方面。在宋代城市中就出现了专为儿童制作的保健食品，以糖果为最，其原因就是这一时期，人们都认识到如王灼《糖霜谱》所说：糖是消痰、除心烦热的佳食。而且，糖还可以在制作时使用方圆雕花等模子，做成象形糖，如宣仁太后曾在熙宁年间的上元灯节时赏赐皇家外族的每位儿童两个乳糖狮子即是一证。
宋代城市的儿童糖食，多做成“戏剧糖果”样式，在笔者的视野中，这是糖与果联在一起为一词的较早出处。想来必是以吸引人的戏剧中的各种形象制成糖果，以使儿童更加喜爱。这些“戏剧糖果”种类很多，主要有：行娇惜、宜娘子、秋千稠糖、葫芦、火斋郎果子、吹糖麻婆子孩儿、糕粉孩儿鸟兽、像生花朵、风糖饼、十般糖、花花糖、荔枝膏、缩砂糖、五色糖、麻糖、锤子糖、鼓儿饧、铁麻糖、芝麻糖、小麻糖、豆儿黄糖、杨梅糖、荆芥糖、破麻酥，等等。除儿童糖食外，较多的还有儿童点心小吃，如：沙团、箕豆、法豆、山黄、褐青豆、盐豆儿、榧子、蒸梨儿、枣儿、米食羊儿、狗儿、蹄儿、蛋儿、栗棕、豆团、糍糕、麻团、汤团、水团、汤丸、馉饳儿、炊饼、搥栗、炒槌、山里果子、莲肉、数珠、苦槌、甘蔗、茅洋、跳山婆、栗茅、蜜屈律……
这些食品易消化，以甜居多，如“水团”，陈达叟《本心斋疏食谱》，曾对这种食物这样描述过：“团团秫粉，点点蔗霜。浴以沉水，清甘且香。”这表明水团是用秫粉包糖，用香汤煮熟而成。这样的食品是很适合儿童的生理特点的。
为了使儿童健康成长，宋代城市还形成了一种以儿童及其形象祈祷去邪纳福的风气。它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七夕时节，如东京的小儿女在这一天，须买新荷叶执之，效颦摩罗。至临安，这种风气仍在沿续，《梦粱录》说：“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记也。”实际，早在唐代城市的寺院里就有这种现象，段成式《酉阳杂俎》说道政坊宝应寺有齐公所丧的一岁孩子，“漆之如罗罗”，供奉在寺中。这证实了摩罗的来历是与宗教祭祀有关。《阿弥陀经疏》可证：释迦牟尼出家六年，罗罗生了下来，诸侍皆疑他不是佛种。释迦牟尼成道后，还宫说法，罗罗的母亲、释迦牟尼的妻子耶输陀罗，为雪清白，让罗罗持“欢喜丸”赠父，释迦牟尼为检验罗罗是否是亲子，遂将诸侍者尽化为佛，可是罗罗却将丸准确地交给释迦牟尼，诸侍者方信他真是释迦牟尼所生。罗罗在佛经中的含意是“覆障”，即因他居母腹七年方生而得名，但他与释迦牟尼相逢便认，显示了他具有极其聪颖的慧根。罗罗15岁出家，在佛的十大弟子中密行第一。在七夕节时用罗罗“乞巧”，祝愿妇人生个男孩，是再合适不过了。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近摩罗形象的是河南博物馆所藏的一宋代白釉加彩陶瓷童子玩具，其形象是童子上身着背心，敞怀露腹，手持荷叶，骑坐在鼓形绣墩上，腰间扎带，带垂两腿间，红黑彩釉，钩画眉目，仪态大方。
据此，我们可以想见，宋代城市中所售据梵文罗罗音译讹传而成的“磨喝乐”，或可称为“魔合罗”的，大致如是。许多市民之家为了追求一个品质俱佳的摩罗，不惜倾注血本。宋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碾玉工匠，就想用一块上尖下圆的玉，“好做一个摩侯罗儿”，即是一例。
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玉器来看，玉雕摩罗童子确为一大宗，其形象一般多为短衣窄袖，手腕带环，有的身着小马甲、大肥裤，形态各异，最为常见的为执荷叶童子。这一形象起源于佛书《杂宝藏经》，说的是——
波罗奈国的仙山，梵志神住在山上，他经常往山石上大小便，有一只雌鹿舔食了他的便溺而怀胎，生下一女。梵豫国王知道后，娶了此女。此女怀孕月满时生下了千叶莲花，但被大夫人放在篮子里扔到河中任其漂流。乌耆延王领众侍打捞上来一看，莲花的每一片叶子上都有一个小儿，于是他便加以养育，这些小儿都长成了力大无穷的勇士。宋代的摩罗形象吸收了这一情节，如苏汉臣的《婴儿戏舞图》，所绘的就是赤身系红兜肚的数名婴儿，戏舞在如碗般大的数枝荷花旁……很明显，这是将宋代城市生育的理念融化其中了。
这样经过点化的摩罗形象，寄寓了市民们祈求聪明，祈求健康，祈求多男多子，祈求佛家保佑的愿望，以至在宋代城市中摩罗已发展成了颇具广泛意义的各式各样的泥孩儿。这些泥孩儿不光在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城市屡见不鲜，就连苏州、常州，甚至鄜州(今陕西富县)这样的中小城市也出现了专制从二寸到七寸不等的泥孩儿的专业手艺人，著名的有袁遇昌、田等。
他们制造的摩罗泥孩儿，主要是供市民在生育活动中使用的，如祭祀，如敬神。许棐曾描述过一妇女买摩罗泥孩儿之际的心情，是很具代表性的：“少妇初尝酸，一玩一心喜。潜乞大士灵，生子愿如尔。”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宋代城市的生育思想是凭借着艺术化的摩罗形象而深入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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