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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佩服的中国人(2)

 

  梁:我很早、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很佩服的,是章士钊,他号叫章行严先生。他写文章的笔名有时候写秋桐——秋天的“秋”,梧桐的“桐”。我年纪小的时候,我在中学读书,14岁到19岁毕业了,十四五六七八,这个时候我就看见章行严先生——章士钊了——他的文章,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名字,姓名不知道,就是看见他的笔名叫秋桐。他写的文章,一种是欧洲通信,他人在欧洲,写给报纸,把欧洲情况,叫做欧洲通讯、留欧通讯,我看得很有趣味。特别是呢,他有些个论政治制度的文章,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要学外国,政治上学外国,那么就有开国会的问题,有议院。议院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是两院制呢,还是一院制?议院跟政府的关系,像英国,政府是对国会负责,对众议院负责,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写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我非常有兴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热心中国的政治改造,最欣赏的、最觉得好的是英国式的政治,他刚好是介绍这个东西,讨论这个东西,中国要学外国,就是学两院制呢,还是一院制就可以了呢?有没有必要两院呢?他这些个文章我都爱读,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只留个笔名。这是在我年纪轻的时候,年纪只有十几岁的时候,而且在北京中学读书的时候,看报纸、看文章看到这个,我就欣赏这个人,欣赏这个人的议论、文章。

  后来呢,就看见上海有一个叫《民立报》,《民立报》发表的文章也多半是论政的居多,这个文章笔名就写行严。我还是不知道他到底姓什么,可是我看见行严的文章,就想这个人的文章恐怕跟秋桐是一个人,真的姓名我还不知道,我判断他恐怕是一个人。后来呢,在日本梁启超、梁任公出了一个刊物叫《国风报》。《国风报》上偶然登了一篇文章,《国风报》多半都是论政的,偶然登了一篇文章,是讲把西文、西洋学问的名词翻译成中文,翻译、译名的问题,怎么样的译名算是译得好。因为过去严复,严几道先生他就讨论过译名的问题,他有三个标准:一个是要信——言而有信的“信”,单人旁一个言字;一个标准是信,还有一个达,表达出来,第三个还要雅,文雅。严先生论翻译讲究这个,他翻译外国东西要遵守这三个标准,所以他翻译出来外国的东西,都是文言的,都是很文雅的,没有白话。这个问题就叫做译名问题、翻译名词的问题。在《国风报》上看见有一篇文章,是讨论译名、讨论翻译问题,署名叫“名质”——人名的名,物质的质,讨论的问题不是论政,跟我看到的文章不相合,这个“名质”用的人名、笔名,既不是秋桐,也不是行严,而是用一个很新鲜的“名质”两个字,但是我一看,这三个名字实在是一个人,我的判断是这样,后来证明果然是一个人。

  这个时候,他在日本出版一个刊物,叫做《甲寅》,这个时候我给他通信,从书信上有来往,我才清楚他的名字是章士钊。后来到北京,我就很喜欢跟他亲近,很佩服他。可是佩服他之后,我又失望,怎么失望呢?因为这位章老先生,他比我岁数大了很多,他是一个很有才的人,多才,多才嘛他就多欲,欲望多,所以他的生活很腐烂——吃鸦片,赌博,赌钱,嫖妓女,娶姨太,娶妾,一个、两个、三个,我很失望,我很不喜欢。虽然很不喜欢,我还是一直到他90岁的时候我还跟他往来。

  艾:在香港1973年逝世的。

  梁:对了,93岁。

  艾:您看这个也不错,虽然生活上这个样子,一样活到93岁(笑),好像没有影响他的身体。

  梁:好像是那样。

  艾:别人呢,您佩服的就是……

  梁: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很佩服的。再一个我佩服的也是姓章,就是章炳麟,章太炎先生。我觉得他的学问好。他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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