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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说明

  本书之构思约始于1941年,次年着笔,1949年6月完成。其写作经过具见作者自序。1949年11月成都路明书店初版竖排本,文字多错落。因时逢解放战争,流传不广。1987年6月,上海学林出版社据作者生前订正出版横排本,该社编者曾作个别删改。1990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时,又据路明书店版再次作文字和编排上的订正,并恢复删略字句。现据《全集》文本收入本卷,并再次据路明书店本和学林出版社本作文字上的订正和复原。又,本书部分内容曾专文刊布于《文化杂志》等刊物。

  自序

  这是我继《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1920-1921),《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作于1929-1931),《乡村建设理论》(作于1932-1936),而后之第四本书。先是1941年春间在广西大学作过两个月专题讲演。次年春乃在桂林开始着笔。至1944年陆续写成六章,约八万字,以日寇侵桂辍笔。胜利后奔走国内和平,又未暇执笔。1946年11月我从南京返来北碚,重理旧业,且作且讲。然于桂林旧稿仅用做材料,在组织上却是重新来过。至今--1949年6月--乃告完成,计首尾历时九年。

  前后四本书,在内容上不少重见或复述之处。此盖以其间问题本相关联,或且直是一个问题;而在我思想历程上,又是一脉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特别第四是衔接第三而作,其间更多关系。所以追上去看第三本书,是明白第四本书的琐钥。第三本书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内容分上下两部:上半部为认识中国问题之部,下半部为解决中国问题之部。--因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先认识此一问题。中国问题盖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乃发生的。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现在这本《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前书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

  于此见出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剌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什么“社会发展史”,什么“文化哲学”,我当初都未曾设想到这些。从一面说,其动机太接近实用(这正是中国人的短处),不足为产生学问的根源。但从另一面说,它却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之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

  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到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我的家庭环境和最挨近的社会环境,都使我从幼小时便知注意这问题。(1)(具见于《我的自学小史》第四第五两节。)我恍如很早便置身问题之中,对于大局时事之留心,若出自天性。虽在年逾半百之今天,自叹“我终是一个思想的人而非行动的人;我当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让诸旁人”,然我却自幼即参加行动。(2)(此指八岁时在北京市散发传单而说,事见《我的自学小史》。)我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于坐谈。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实践。特别为了中国问题,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劳攘,亦可概见。(3)(少年时先热心于君主立宪运动,次参预1911年革命,1927年以后开始乡村运动,1937年以后为抗战奔走,其中包含国内团结运动及巡历于敌后。至胜利后又奔走和平。)

  就在为中国问题而劳攘奔走之前若后,必有我的主见若心得。原来此一现实问题,中国人谁不身预其间?但或则不著不察;或则多一些感触,多一些反省。多感触多反省之后,其思想行动便有不得苟同于人者。纵不形见于外,而其衷之所存,未许一例相看。是之谓有主见,是之谓有心得。我便是从感触而发为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积心得而为主见,从主见更有行动;……如是辗转增上,循环累进而不已。其间未尝不读书。但读书,只在这里面读书;为学,只在这里面为学。不是泛泛地读,泛泛地学。至于今日,在见解思想上,其所入愈深,其体系滋大,吾虽欲自味其所知以从他人,其可得乎!

  说我今日见解思想,一切产生于问题剌激,行动反应之间,自是不错。然却须知,尽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劳攘于现实问题之中,是产不出什么深刻见解思想的;还要能超出其外,静心以观之,才行。

  于是就要叙明我少年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剌激稍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己。(1)(人生问题之烦闷约始于十七岁时,至二十岁而倾心于出世,寻求佛法。)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根本、深澈。这样便不为现实问题之所囿。自己回顾过去四十余年,总在这两问题中沉思,时而趋重于此,时而趋重于彼,辗转起伏虽无一定,而此牵彼引,恰好相资为用。并且我是既好动又能静的人。一生之中,时而劳攘奔走,时而退处静思,动静相间,三番五次不止。(2)(过去完全静下来自修思考,有三时期:(一)在1912年后至1916年前;(二)在1925年春至1928年春;(三)在1946年退出国内和谈至今天。)是以动不盲动,想不空想。其幸免于随俗浅薄者,赖有此也。

  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东西百家。然一旦于人生道理若有所会,则亦不复多求。假如视哲学为人人应该懂得一点的学问,则我正是这样懂得一点而已。这是与专门治哲学的人不同处。又当其沉潜于人生问题,反复乎出世与入世,其所致力者,盖不徒在见闻思辨之内;见闻思辨而外,大有事在。这又是与一般哲学家不同处。异同得失,且置勿论。卒之,对人生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的为人行事。同样地,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能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究竟什么算学问,什么不算学问,且置勿论。卒之,对中国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今日我的主张和行动。

  所以“我无意乎学问”,“我不是学问家”,“以哲学家看我非知我者”,……如此累次自白(见前出各书),在我绝非无味的声明。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问题:梁某究是怎样一个人?便为我回答说:

  “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或说:

  “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这样便恰如其分,最好不过。如其说:

  “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运动者。”

  那便是十分恭维了。

  这本书主要在叙述我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内容颇涉及各门学问。初不为学者专家之作,而学者专家正可于此大有所资取。我希望读者先有此了解,而后读我的书,庶不致看得过高或过低。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继这本书而后,我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一书。盖近几十年来政治上纷纭扰攘,总不上轨道,实为中国问题苦闷之焦点。新中国之建设,必自其政治上有办法始。此无可疑也。然一旦于老中国有认识后,则于近几十年中国所以纷扰不休者,将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见;而其今后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吾是以将继此而请教于读者。

  1949年10月10日漱溟自记

  重印《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余一向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号召,因有《中国文化要义》之著述以求教于国人。初版由成都路明书店印行,为数无多,却多错字落字,兹用订正重印于沪上,从广其流通之中多得国人之赐教焉,是岂惟著者个人之幸邪!

  1986年2月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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