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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昆明五华书院及无锡江南大学
一
抗战胜利后，昆明盛呼北大复校，聘胡适之为校长，时适之尚留美，由傅斯年暂代，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皆函邀赴北平，但余并未得来函邀请。又念国共分裂日显。自雅尔达协定后，美国急求撤退，而苏联则急求东进，国事蜩螗，方兴未艾。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以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每念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但自抗战军兴，余对时局国事亦屡有论评，刊载于报章杂志。学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视余。幸余离昆明赴成都，得少人事纠纷。倘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入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学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
曾被邀赴常熟作讲演，钱子泉钟书父子亦被邀，同住一旅馆中，讨论及此。适沪上各学校争欲招聘，子泉力赞余意，钟书则深盼余留沪。即彼父子两人，子泉仍返湖北，而钟书则终留上海。而余则适有滇人于忠仁来访。其弟忠义方长昆明云南省立图书馆，有志中国学术思想之研究。彼则在抗战时从事滇缅公路之运输，获有盈裕，拟由其弟办一五华书院，邀余往。余于云南气候山水既所欣赏，又以其偏在边区，西南联大已离去，余再前往，正可谢绝人事，重回余书生苦学之夙愿。遂欣然允诺，于一九四六年秋，只身前往。然其时余胃病仍未痊复，不啻扶病而行。
及晤忠义，其人纯谨退让，温和可亲，颇自欣慰。而忠义见余有病，亦绝不以五华一切杂务相扰，仅求余每周作讲演一次或两次。为余觅一住处，即在翠湖公园中，前后五六进，皆空屋无人，余单身住其最后一进。一女仆随侍作膳食。翠湖既少游人，此屋则绝无人到。
余此去，乃知昆明气候不宜早起，最好应于日出后起床。午后必有风，最好能作午睡，至四时始起，则风已退。入夜，气候更佳。省立图书馆即在翠湖公园中，余每日晨起，必往阅读半日。下午四时或再往，阅读一小时左右。晚饭后，则散步湖上，静寂无人，非深夜不归。月圆当可有三夜，则非过十二时决不返。
又云南教育厅长张君，忘其名，乃留法学人，为余介绍一中医，一周旬日必易一方，余之再来昆明，养病之事乃更过于讲学。
二
时西南联大旧同事留昆明者仅二人，一为刘文典叔雅，余在北平时为清华同事。住北平城中，乘清华校车赴校上课。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挟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烟卷，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万一坠落书上，烟烬未熄，岂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力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烟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闻余去，乃只身徒步来访，闻者皆诧，为积年未有之奇事。时则余尚未到。及余居既定，乃屡访之。窗前一榻，余坐其榻之另一边。每语，必移晷而别。又一人罗膺中，乃北大中文系教授，亦留云大。
有一退休军人，约叔雅膺中及余三人赴其家度旧岁。其家在昆明湖之南边，已忘其地名。汽车去，共三日，沿途风景佳胜，所至必先为叔雅安排一吸烟处所，余与膺中则得畅所游览。有一夕，停宿某县城，其城中有一老伶人，唱旦角，负盛名。已年老，不复登台。是夕，特在县署堂上邀其演唱，听者除叔雅膺中与余三人外，县中士绅约不过三十人。滇戏在全国各地方戏中，与京戏最相近。余等因在座上批评称道，并盛论京戏与滇戏之异同得失。演唱已毕，余等谈论犹不已。主人乃曰，不意三教授皆深通此道，滇中有老伶工栗成之，有云南谭鑫培之誉，彼亦年老退休。待返昆明，当告以三教授乃难得之知音，必强其登台，以供三教授解闷。
及返昆明，果成议。栗成之每逢星六之晚必登台，余等三人亦必往。余前在昆明，亦曾看过滇戏一两次，惟未见栗成之。但在茶肆品茗，则必有栗之唱片，常加听赏，及是，始亲睹其登台。犹忆栗之登台第一场，乃为审头刺汤。此后每星六，栗出场必择唱辞少，工架多之戏。然栗之一步一坐一颦一叹，实莫不具有甚深工夫，妙得神情，有绝非言语笔墨之所能形容者。每逢其一次登台，余必得一次领悟。实为余再次赴滇一莫大之收获。亦为余生平一番莫大之欣悦也。
后余在香港遇滇人缪云台，闲谈及栗成之。云台大喜曰，栗成之乃我老师，我从之学唱有年，今君亦知爱成之，请为君一唱，亦有成之风味否。乃屡唱不辍。后在纽约，又与重见于其寓所，情亲如老友。亦为栗成之乃缔此一段因缘。亦交游中一奇遇也。
三
余之在五华讲学，又兼任云南大学课务。其时云大校风，乃与余初至昆明时大不同。风潮时有掀起，盖受西南联大之影响。自余离联大后，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时陈寅恪尚在昆明，亲见其文。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余谓，此乃一时思想问题。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之笔墨而已。此等事又岂法堂所能判。因相与欷嘘。后一多竟遇刺身亡。余再往昆明，亲赴其身亡处凭吊。随往者绘声绘形，将当日情况描述详尽。余因念在北平清华时，一多屡以《诗经》《楚辞》中问题来相讨论。及在南岳，曾同寝室，又亲见其勤学不倦之生活。及在昆明，又屡闻其一家攻苦食淡之情，余虽与一多学问途径不同，然念彼亦不失为一书生。果使生清代乾嘉盛时，训诂考据，惟日孜孜，亦当成一以著述自见之学人。今遭乱世，心怀不平，遂激而出此，罹此凶灾，亦可悯怜，斯诚当前一大悲剧也。
联大既散归北方，而云大踵起。每去上课，校门外大墙上遍贴大字报，余必驻足巡视，议论恣纵，意见横决，殊堪嗟叹。一日，为西北边境一军事冲突，大字报根据塔斯社驳斥中央通讯社报导，辞气严厉，令人不堪卒读。余因招云大年轻教授常往来者数人，至翠湖寓所，告以屡读大学校门外大字报，每怪何以无人闻问。诸君言，亦有党方注意。但既倡民主自由，则言论庞杂，难加干涉。余以国共对抗，固可谓其左右立场有不同，然民族国家之大防线，则终不能破。若非有其他证据，岂得以塔斯社讯反驳中央通讯社。身为一个中国人，岂得遇中苏冲突必偏袒苏方，诸君多识此间党方负责人，当以此意告之，盼能专就此一端即去撕碎墙上大字报，并查究主事者何人，执笔者何人，加以惩处，俾可稍戢颓风。乃亦竟未闻党方有何作为。
学校又常停课。只由学生发一通知，校方不加闻问。某一日，罢课既久，学生数人来翠湖寓所请去上课。余告诸生，余之来校授课，乃受学校之聘。今罢课复课，皆由诸君主动，诸君在学校中究是何等地位。余前日非遵诸君罢课令不到学校上课，乃因去至讲堂空无听者，不能对壁授课，因此不往。今日余亦不愿遵诸君复课令即去上课。诸君既不像一学生，余亦竟不能做像一教师。甚愧甚愧。来者乃亲自谴责认罪，卑辞坚恳，又续有来者，户为之满，余亦终随之去。报章上亦不对此等事登载一字。昆明地处偏远，学风如此。则余幸不去京沪平津，否则真不知何以为教也。
四
余在五华所授，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在省立图书馆所阅书，以宋元明三朝诸禅师撰述，及金元两代之新道教为主。尤以后者翻览最详，惜仅偶撰小文，未能萃精著作。
李埏在云大任教，四七年春，自路南接眷来昆明，在五华山唐继尧一大园中租得一小宅。邀余去同住。平屋三间，李埏夫妇及其一幼子一幼女住左室，余住右室，中室为食堂。余与李家同食，盖因李埏与志义知余居翠湖惟膳食一事安排不佳，故为此计。由李埏妻亲任烹调。同桌五人，余乃俨如其家之老人。然而从此余之一日三餐遂获妥善之解决，余之体力乃亦日健。
唐家园中有一大厅，在李埏租屋前不百步。李埏又为余借得唐家大厅之钥匙，余每日开门入，一人在大厅中读书散步，较之前在宜良山中更静寂有加。园西一墓地益宽大，余亦时往散步。余前半年在翠湖日亲水，此半年在唐氏家园乃日亲山，亦初来所未料也。
暑假乘飞机返上海，临出机场，遇一熟友来接其友，其友乃未至。彼告余，已备餐肴，并清出一客房，又亲以车来，坚邀余同赴其家。不意设宴甚盛，一盘一碟，必坚请一尝。余所食既多，最后又来米饭一碗。余在昆明一年，晚餐从不进米饭，惟知今夕主人既未备粥面，而又情辞恳切，余又勉尽之。自念今夕饮食较素常增两三倍有余，恐有不适。乃竟夜无恙，晨起转觉舒畅，以告主人。主人曰，老年必倍喜乡食，此或肠胃习惯宜然。君今病胃，正宜乡食，较之离乡旅食自不同，可勿虑。余意主人此言大有理，余之胃病当以居乡为得。适无锡有创办江南大学之议，屡来相邀，余遂决意离昆明返无锡。暑假后，另介绍一友诸佐耕去五华。佐耕乃余近乡，本亦在小学任教。余在后宅小学时，即与相识。章太炎讲学苏州时，佐耕往从之，颇得亲近。余既介之五华，遂与俱往，半年后，余一人独返。诸友皆知余为胃病，故亦不坚留。遂于一九四八年春转赴江南大学任教。
五
江南大学乃无锡巨商荣家所创办，校舍在无锡西门外太湖滨山坡上。由此向南一华里许，即鼋头渚。校舍皆新造，风景极佳。诸教授住宅多分布在荣巷一地，荣巷乃荣家旧宅所在，由此经梅园至大学，可四五华里。梅园亦荣家所创造。余居分上下楼，各三楹。余居楼上，楼下乃大学老校主德生夫妇所居。每周六下午脯后，德生夫妇由城来。晚餐后，必上楼畅谈，或由余下楼，每谈必两小时左右。星期日午后，德生夫妇即去城，如是以为常。德生告余，某一年，德生与其兄宗镜及同乡数友游杭州西湖，在楼外楼晚餐，席散下楼，群丐环侍争赏，一时不胜感喟。谓群丐皆壮年失业，即无锡城外诸酒家亦有此现象，遂群议回沪设厂，广招劳工，庶于消弭失业有补。无锡乡人之在沪设厂，其动机始于此。余家在无锡南门外，与苏州常熟为邻，前清属金匣县，地为泽国，湖泊相连，多良田，故居民皆以耕渔为业。荣巷在无锡西门外，滨太湖，多山丘，地多荦确，故其居民多去上海经营小铁铺等为生。自此多设碾厂纺织厂等。而荣氏兄弟业务特旺，宗镜先卒，德生一人维持。至抗战时，德生诸子侄及诸婿各分主一厂徙内地，及是皆迁回。江南大学乃由其一子之某一厂斥赀兴办。
余询德生，君毕生获如此硕果，意复如何。德生谓，人生必有死，即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亦未闻有可以历世不败者。德生又谓，我一生惟一事或可留作身后纪念，即自蠡湖直通鼋头渚跨水建一长桥。蠡湖俗称五里湖，与太湖相连，鼋头渚本孤立太湖中，德生七十岁时，私斥巨赀，建此长桥，桥长有七十大洞，宽广可汽车对驶，由此乃可从无锡西门陆路直达鼋头渚，行人称便。德生谓，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
德生于抗战前，在荣巷曾创办一中学，先兄声一先生亦曾在该校任教。及先兄瘿病骤卒，余弟漱六从另一私立中学转来接替先兄之职。抗战时，此校遭残破，及是未能复兴，犹存一图书馆，藏书亦数万册，迄今犹封闭未加整理。余因江南大学新兴，图书有待逐年增置，拟请德生先以荣巷图书移江南大学以应急需。乃德生意，似谓江南大学由其子创办，而荣巷中学及此图书馆乃由彼往年经营。今中学已停闭，此图书馆则尚待整理保留，亦彼一生中所辛勤擘画也。
由此可知中国社会之文化传统及其心理积习，重名尤过于重利。换言之，即是重公尤胜于重私。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即德生一人为例可证。方与其兄宗镜从事实业经营，成为一大资本企业家，其最先动机即为救助社会失业。待其赢利有余，即复在乡里兴办学校，其重视地方教育又如此。及其晚年又筑一蠡湖大桥，其重视地方交通公益又如此。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着，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余又曾至其城中居宅，宽敞胜于乡间，然其朴质无华，佣仆萧然，亦无富家气派。其日常谈吐诚恳忠实，绝不染丝毫交际应酬场中声口，更不效为知识分子作假斯文态，乃俨若一不识字不读书人，语语皆直吐胸臆，如见肺腑。盖其人生观如是，其言行践履亦如是。岂不可敬。而中国文化传统之深值研讨，亦由此可见矣。
六
又如当时无锡巨商唐家，请太仓唐蔚芝来无锡创办一国学专修馆，又为之建造一住宅，蔚芝乃移籍无锡，作终老计。及荣家蠡湖长桥落成，唐家又为蔚芝特筑一别墅在桥之西端鼋头渚，面湖背山，风景特幽，游人少至。及抗战胜利，蔚芝虽以病居沪，而国学专修馆终迁回，恢复办理。其他经商有成，在其家乡兴办中小学者，乃指不胜屈。其实推而上之，无锡一县在江南开风气之先，如俟实东林两学校，远在前清光绪戊戌政变前，为全国地方兴办新式学校之开始。规模皆极宏伟，科学仪器亦极齐备。皆由地方人士私费创办。但戊戌后，两校皆遭毁，否则亦他日之南开也。然风气已开，即余之幼年，早获投入新式小学读书，亦受此风气之赐。西方学校亦由私立者在先，惟不属之地方，而属之教会，此则双方文化不同之故。然学校教育重在私办，则大致无异。如英国之牛津剑桥，皆由教会兴办，历史悠久，至今乃为其国人所重视。美国之哈佛耶鲁亦各有三百年以上之历史，其先亦由教会兴办。州立大学最迟起，然始终未有国立大学。吾中国果诚慕效西化，则学校教育似亦当尊重私立。
惟论中国历史，远溯之先秦，孔孟讲学，岂不皆由私人。汉武帝时，已有国立大学，各郡亦有公立学校。然自经学有今古文之分，私家讲学尤为社会所重视。宋代书院兴起，私家讲学其地位声势均在国立公立学校之上。盖因西方政教分，中国则道统尤在政统之上，故教育权当操自社会下层，不当操自政府上层，此为东西双方所同。惟普鲁士提倡国民教育，事势特然，但亦仅限于中小学。至大学则仍不由政府掌握。若论中国，则家塾党庠自汉代已遍国皆是，所教皆以修身为本，知修身即知重名不重利，重公不重私，此可称为乃是一种人文教育，于今效西化之所谓国民教育又微有辨。果论中国社会之文化传统，心理积习，实皆自私塾奠其基。此层乃不可不深切注意者。
晚清以下，群呼教育救国，无锡一县最先起。其时学校则多属私立。余之始任教于中学，为厦门之集美，亦由南洋侨商陈嘉庚兄弟，海外经商赢利，乃返家乡创办。为当时私家兴学之最负盛名者。其后陈嘉庚又独资创办厦门大学，则其事犹远在荣氏办江南大学以前，有一世三十年之久。集美之有陈嘉庚，则犹荣巷之有荣德生也。其时上海浦东有杨斯盛，毁家兴学。山东有武训，以乞丐兴学。全国风起云涌，类此之例，恐尚多有，难于??缕以举。
余至香港，曾游新加坡马来亚。其地侨商，率重两事。一曰创建同乡会，乡人只身偷渡而来，皆由同乡会援助，得以成家立业。次曰兴办学校，皆侨商私立，远自上海聘江浙人来任教。故使此诸地迄今仍有一中国社会之存在。如辜鸿铭，即出生于槟榔屿，自幼读书于英国小学，长而游学英伦，然乃终以宣扬中国文化蜚声中外。又如孙中山先生，亦受学于香港，而终成为开创民国之第一伟人。此等皆当归功于中国社会之文化传统与其心理积习之一种无形潜势力有以致之。果使民国以来，中央政府知此深义，于私家兴学善加诱导，多予褒扬，则闻风兴起，全国慕效，诚指顾间事。乃不此之图，学校必国家公立，无锡如俟实东林两校，毁后重建，皆改为公立。而私立学校地位又必屈抑在公立之下。更有甚者，外国教会来内地办学，其地位亦必在本国社会私立之上。如北平有燕京大学，南京有金陵大学，苏州有东吴大学，凡属教会大学，其声气亦必高。中小学亦然。而更甚者，则有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明白昌言，中国之有大学必确然自北京大学始。"二十五史"所载历代国立太学皆摈不得列于大学之林。此诚无法解说者。
又清末民初，南通有张謇季直，亦兴办实业，提倡新学校，一时南通与无锡媲美竞秀，有全国两模范县之称。此亦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心理积习中所宜有。从来名宦大臣，退老居乡，多知恭敬桑梓，敬宗恤族，于地方有贡献。乃清末一辈自居为遗老者，率皆蛰居上海天津租界中作寓公，不问世事。其时军阀割据，拥兵自强，倘有地方贤达告其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兴学校办实业，亦未尝无人肯听从其言者，乃惜乎亦默不一闻。可知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尤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亦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实业界皆为资本家，为人类之毒害。即如陈嘉庚亦转向左倾，慕为一前进分子。余自交荣德生，深稳其为人，乃不禁驰想至此。后余在香港闻德生竟以饿死，亦良堪悼念矣。
又有侯保三，亦继杨范之创办俟实学堂后以私人兴学名闻全国。陈嘉庚兄弟在厦门集美初创办小学，即聘保三为校长。余去集美，当年小学建筑尚保留存在。及余来江南大学，保三尚健在，常与余于梅园品茗长谈。余亲对乡里前辈每不胜其敬仰之思。但余至香港，亦不闻其下落矣。
七
江南大学初上课，忘其为何事，学生欲结队赴京请愿。此等学生皆初自中学来，即已如此意气嚣张，诚不可解。余任文学院长职，集大会尽力劝诫，意气稍戢，但终不肯已，乃改派小队赴京，学校仍照常上课。然此后学校风潮终于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
余之院长办公室在楼上，窗外远眺，太湖即在目前。下午无事，常一人至湖边村里，雇一小船荡漾湖中。每一小时花钱七毛，任其所至，经两三小时始返。自荣巷至学校，沿途乡民各筑小泊，养鱼为业，漫步岸上，上天下水，幽闲无极。余笔其遐想，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据马其昶《庄子注》原本，遍诵《庄子》各家注，以五色笔添注其上，眉端行间皆满，久而成《庄子纂笺》一书。自为之序曰，《庄子》乱世之书也。身居乱世，乃注此书自消遣，是亦可知余当时之心情矣。
其时有旧在成都从余之数学生皆江浙籍。胜利回来，闻余在江南大学，重来从余，同居荣巷楼上。余适应上海某书肆约，为选四部旧籍人人最先必读者数十种，一一为加新标点，即由诸生分任。遇疑难处，由余为之决定。俟标点毕，余拟撰一《中国历史新编》，已先定目录，如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等，共二十余类。由诸生从余指定书籍中，分头从事钞集资料，而由余总其成。此项经费亦由某书肆担任。惜标点古籍名著毕，时事日非，此稿未能着手。所标点之各书，某书肆亦未能付印出版，诸生亦散去，卒为余在江南大学时浪费精神之一事。
八
其时汤锡予赴美国哈佛讲学归，特来访。告余，倘返北平，恐时事不稳，未可定居。中央研究院已迁至南京，有意招之，锡予不欲往。彼居江南大学数日，畅游太湖、鼋头渚、梅园诸胜，其意似颇欲转来任教。然其时适在秋季始业后不久，余告以此校初创，规模简陋，添新人选，须到学年终了，始能动议。劝其且暂返北平。不意时局速变，初谓一时小别，乃竟成永诀。闻北平易守，中央派飞机赴北平接人，有锡予夫妇名，但锡予夫妇不愿离其子女。时适有戚属一女，肄业辅仁大学，锡予促其顶名行，仓促间足上犹穿溜冰鞋，遽赴机场，得至南京。后在台北告人如此。回念老友，追想何极。最近闻人言，锡予乃以自杀死，但未审其景况之详。执笔悼痛，慨何堪言。
又一日，昆明于乃仁来访，余与偕游鼋头渚，宿渚上无锡旅馆。越两宵，乃仁犹流连不忍离去，遂再宿一宵。夜坐室外廊上，遥望湖色，对坐长谈，乃仁手握纸烟连吸不已。余自后宅小学戒吸纸烟，相距已三十年，在昆明尤爱其长筒水烟管，但卒未破戒。至是乃情不自禁，向之索一烟卷相偕同吸。由此夕始，烟戒遂破，至今又已三十年矣。怀念当时情况，亦犹在目前也。
徐州既沦陷，时值春假，适广州有一华侨大学来函相招，余遂决意暂避。时共党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丝毫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余既受多方挽留，临去只言春假旅行，学校寝室中床铺书籍安放如故。即《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诸稿，亦待余抵香港后，嘱随余同住之学生检寄。余过沪，遇一无锡同乡许思远，留学西欧治希腊哲学，亦在江南大学任教。知余去意，谓，君暂避亦佳，秋间时局即定，到时可再相晤。去年曾在香港某杂志见其有文字发表，知其尚健在，并仍治学不倦，方以为喜，但不久亦闻其逝世矣。其实抗战八年，留在沦陷区者，惶恐困厄，与逃避后方等，初无大异。及胜利回都，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声，甚嚣尘上，使沦陷区人民心滋不安。又以金圆券市价朝夕变动，生活无瞬息之安。乃于此翻天覆地之事，转若熟视无睹，亦良可喟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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