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导航-大明朝的另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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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棺论未定:明成祖朱棣一生功业得失

 

  后世讲起朱棣,大多褒大于贬。对外方面,特别是他五征漠北,先后击败瓦刺和鞑靼诸部(元朝灭亡后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早已归顺明朝,大宁的朵颜三卫即是兀良哈部)。同时,他又在西北设“关西七卫”,增设贵州布政司,在安南设交趾布政司。对内方面,他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使国家岁粮收入大幅增加;同时剥夺藩王实权,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文化方面,他授命臣下编篡《永乐大典》(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他自己歌功颂德和篡改史实),对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因此,《明史》中对他赞扬道:

  “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慕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然而,深入细致地研究明代历史,却可得出这样一个惊人结论:虽然明朝之亡追根溯源是亡之于万历,但一切深祸至忧其皆肇自这位“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的文皇朱棣。

  对内,明朝正是从朱棣起开始大用宦官。因为正是建文帝的宦官向朱棣报告金陵空虚的实情,朱棣才一反一直在河北、山西诸地兜圈子的常态,直捣京师,得登帝位。篡弑成功之后,朱棣大用太监,其间有郑和下西洋(这倒不是什么大坏事),李兴充当前往暹罗的国使,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特别是永乐十八年,明祖又开设专由太监负责的东厂(朱棣又恢复朱元璋本已废除的锦衣卫,厂卫之祸,流毒深远):由此,宦官拥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坐镇、刺探等诸多大权。明太祖本来有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朱棣却一反其制,听凭太监们“学文化”,到了明宣宗更是在内廷设内书堂,派大学士教小内侍们书写。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狗添冀,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所以,明朝太监之祸日烈,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积重难返,直至明亡。

  对外,朱棣主要防备蒙古,尽坏朱元璋边疆政策的成制。本来谷王在宣府,宁王在大宁,韩王在开原,辽王在广宁,沈王在沈阳。朱棣自己篡位后,深恐兄弟蹈习自己前路,尽迁五王于内地,致使东北无边备强兵,边疆严重内缩,山西等地也逐渐失去屏依。虽然朱棣在朱元璋所设辽东都司的基础上又设奴儿干都司,但却用女真族太监亦失哈掌管大权。太监贪财重货,每每骚扰女真各部,种下矛盾多多,又激使女真各部相互联合重组。至明朝中后期,奴儿干都司仅是一空名机构,满洲日益强大,而建州附近又无重镇,致使连连败绩,直至于亡。明朝最终未败于蒙古,而亡于明初不知名的满洲,细究原由,正是基祸于这位明成祖朱棣。

  当然,“涂金”工作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朱棣生前就一直很注意“宣传”工作。建文四年六月他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诏第二次重修《太祖实录》(建文帝修过一次)。他任命两个降臣李景隆和茹瑺为正、副监修官,以大才子解缙为总裁。同时,朱棣对修史官员奖罚分明。对听话有意袒护朱棣篡改史实的,如胡广、黄淮等人,升官;对直书无隐不避朱棣忌讳的,如叶惠仲,族诛。仅仅花了九个月时间,这些“深体朕意”的奴才们就献上了篡改完毕的《太祖实录》。

  后来,解缙因储君事得罪了朱棣,心态多疑的朱棣又三修《太祖实录》,派心腹姚广孝主管监修事宜。此次修史更加“仔细”,费时五年,删除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史料,增加不少朱棣自以为是的“史实”。永历十六年,书成献上,朱棣“披阅良久,嘉奖再四”。并对跪伏于殿下的几个奴才文人高兴地说:

  “庶几少副朕心。”

  此次修史,主要是为朱棣篡位的合理性制造理论依据,不仅明白地写明朱棣是马皇后亲生子(其实他是硕妃所生),还编造了马皇后梦见朱棣解救自己的故事;此外,史臣们又编造了老皇帝朱元璋在临死前一直咽不下气,反复问“燕王来未?”: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直相信父子家天下的朱元璋,如果临死前念叨燕王,肯定是告诫皇太孙和大臣们要提防这位四皇子,绝对不会在临崩前想把皇位传给他,更不会说什么“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况且,建文帝即位时已经成年,根本不是什么不懂事的娃娃“幼君”。

  所以,文字这东西的力量绝不可小看,加诸史书上更是可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大家有时评价一个皇帝,都是往往听信史臣的史书,以为风骨文人们会直笔铺陈,所谓“国亡而史不亡”。

  其实,真正的情况往往大相径庭。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后人一讲起此人就觉得他荒淫昏庸、荒唐至极: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他死后无子,皇位由他在湖北当藩王的堂弟朱厚璁继承。旁支入嗣的自卑和以及与臣下的“大礼仪”之争(即大臣们坚持朱厚璁应该依礼以正德父亲明孝宗为皇父,而不能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父),使得这位世宗皇帝在修《武宗实录》时,心怀隐恨,大暴正德皇帝这位堂兄的短处,满书都是前任皇帝的丑行和淫暴,一点也没有“为尊者讳”的意思。使得明武宗这位并非特别坏的皇帝成为明朝“坏皇帝”的最高榜样。由此,可知历史的涂脂抹粉和歌功颂德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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