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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述说中国史上社会演变一个大体的轮廓,这是完全依据历史客观事实,经过分析综合而来的。但最近期的中国社会,在此一百年来,又开始变动,而且愈变愈剧,还未见有转向停止安定的迹象。这不得不特地再加以叙述。

  首先是中西双方两种不同型社会之骤相接触。中国社会一向栽根在农业经济上,骤然接触到近代商业经济性的西洋社会,而手足无措了。自从五口通商,历年的贸易入超,已经迫得中国农村经济逐步干涸。而商业资本,则始终宛转在次殖民地的买办利润下求生存。这是经济上一个大转变。

  说到政治,远从洪、杨直到辛亥,地方封疆势力抬头,满清中央政权由低落而崩溃,造成军阀割据。更重要的是,晚清末年取消自唐以来绵历一千年的科举制度,而西方民主自由的地方选举,急切间未能学得,于是政治失却重心,实际上握有军权即握有了政权。学校教育又只在小学中学国民教育方面稍有基础,大学教育不仅发展较缓,而且始终未能达到学术独立之水准。全国最高教育托命在留学制度上,因此只在科学技术方面粗有绩效,至于传统文化与立国精神,在本国最高学府中,从未正式注意到。作为全国中层阶级指导社会的知识分子,长期在搞党与革命两条路上转侧徘徊,非此则没有他们转上政治的其他门路。党的支撑,则不在民众而在军队。因此党争即就是革命。社会并没有力量去影响政治。政治脱离了社会,没有安定的重心。社会脱离了政治,没有集中的领导。政治动摇,社会没有力量控制。内部是军阀,外面则仰赖帝国主义之发踪指示。帝国主义的力量,又远超在本国军阀力量之上,于是不论学术、政治、军事,也全形成一种次殖民地的买办姿态,举国重心,都不由自主地外倾了。这是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在转型期中,一最显著的特征。我们若勉强要替它安立一名称,不如称之为一个殖民地化的社会。

  我们综观这一段最近时期的中国社会演变,除却满清政府狭义的部族政权是例外,其他实在没有一个能阻碍社会前进的特殊势力该打倒,而是要有一个能领导社会前进的中心势力该建立。不幸这一个中心势力迟迟未能出现,于是社会无一重心,一切不成势力的势力乘隙作祟,全国上下,终于酝酿到两个口号下不断兴奋。对内是"打倒封建势力",对外是"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没有安定,没有健全,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终成为一句有气无力的口号。于是实际活动,不期然而然地集合在对内打倒封建势力的旗帜下。

  若我们把所谓封建势力的实际内容,归纳到指摘政治上一种脱离中央违背统一的地方性割据,在经济上一种阶级性的不平等,凭着政治黑暗,脱离劳苦大众,而走向私家经济的特殊权益,则我们不能不说这两种势力,确在最近期的中国社会里,不断地兴风作浪,造成了目前一切的灾祸。但这不仅最近期的中国社会是如此,远从有史以来,只要政治不上轨道,没有一个中心的指导力量来控制社会,社会自然趋势,永远会向这两条路迈进。人类永远有想攫取权力财富,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特出地位的一套私意。西洋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正亦由此形成。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之兴起,也在封建主义下转进。只要那一个领导社会的中心力量不出现,那种分裂而不平等的封建势力仍将此仆彼起,无法消弥的。不幸而近代中国的革新工作,偏偏多在社会方面来打倒与推翻,却不在政治方面来建立与革新,循至社会元气逐步斲丧,更不易生长出一个中心力量来,而政治遂一无凭借。如是,则革命只是破坏,破坏愈彻底,建设愈困难,终将造成中国前途一大悲剧。

  因此我们虽则承认,近代中国社会确有不少变相的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更不能本此推说,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是一封建。"封建"二字,应有一明确的界线,若连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一片崇敬爱护之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无标准,则打倒封建,无异打倒一切。政治建基在社会上,社会建基在文化上。现在要凭一时的政权,恣意所在,连根来铲除社会传统,扑灭文化传统,一切人性人道,只为我所不快的,全求打倒,这不是社会向政府革命,而是政府向社会革命。试问这一个政权,凭借何种力量来完成此大业。如上分析,在内则仍只有凭军队,在外则仍只有凭外力。那些是否可资凭借,兹且不论,但你攀登树巅来自伐树根,伐木者只有随木俱倒。幸而这老树根深柢固,然而旦旦而伐,终有根断株绝的一天。

  在西洋的史学家,固已委悉指陈了他们近代的民主代议制以及工商企业组织,远在中古封建时代,已经早有根苗。社会上一切新生机,不会从天外凭空飞来,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要人去研究。即就马克思理论言,无产阶级亦必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获得长期的高度训练,待其知识程度与组织能力达到一理想水准,才能脱颖而出,代替资本主义来掌握政权。

  至于苏维埃共产革命,一面是推翻了沙皇专制,一面却由共产党的极权来承袭沙皇,而再由此机构来替代西洋先进国家的资本势力,加紧制造无产阶级,而施以强力的训练。我们也可说,近代苏维埃共产极权政治,正由沙皇政治所培植。所以苏维埃共产革命,还是随顺帝俄历史有其本身之渊源,而非随顺马克思预言凭空跃起。马克思预言,根据于一套历史哲学。而苏维埃革命,则根据帝俄历史。

  至于当前的中共革命,几乎是针对了中国历史之全部传统。中国社会是封建的,该打倒,但凭何种力量来完成此打倒?他们说,根据马克思预言,以及苏维埃革命的历史教训。假使那样的一种革命而获得成功,则只是远站在中国以外的一种帝国主义之成功。这一种革命意识,依然摆脱不掉殖民地化的意识。

  目前的中国问题,还是要在中国社会本身内部,找寻一个担当得起中心指导的力量。若就上文所分析,贵族封建势力,早已崩溃。工商私人资本之企业组织,也并未成熟。广大的穷苦民众,说不上是无产阶级,在知识技能上,在组织秩序上,绝未经有严格的训练,与马克思预言中之无产阶级不类似。而传统的政治意识与政治习惯,又距离帝俄沙皇的黑暗专制太远了。因此,在精神及训练上,亦绝不能如影随形般。

  中国社会的自身渊源,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辍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若并消灭此二者,则中国社会将剩四亿五千万个生活穷苦的个人生命,外此一无所有。

  因此要谋中国社会之起死回生,只有先着眼在它所仅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上,而这一个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之鲜明透露,则仍不得不期望在社会之知识分子,此乃自唐以来中国科举社会之中坚。但一则因科举制度取消,他们在政治上无合法的出路。一则农村崩溃,他们在生活上无安定的保障。一则教育制度更新,他们在精神上无亲切的安顿。这一个自唐以来一向成为中国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也已开始动摇,开始崩溃。最近期中国社会之一切乱象,知识分子该负最大的责任。非这一辈知识分子先得救,中国社会仍将不得救。

  今天则问题更严重,已非知识分子得救与否的问题,而将转落到并无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这已走近了唐末五代时情况。如何来再教育再培植一辈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挽救中国的厄运,当前的中国,已和北宋初年相仿,这将成为中国得救与否之惟一该先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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