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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太祖未定天下,即在婺州开郡学。及即帝位,诏天下郡县皆立学。府设教授一,训导四。州设学正一,训导三。县设教谕一,训导二。生员自二十人至四十人。据一时统计,全国府、州、衙、所,共得教官四千一百余员,较之北宋元丰时学官,几多近百倍。则明初注意兴学不可谓不力。

  地方生员升至国学,初称国子学,后称国子监。监生分赴诸司先习吏事,称历事监生。亦有遣外任者。在学十余年,始得出身。洪武二十六年,曾尽擢国子生六十四人为布政按察两使及其他高级官职,出身远优于汉之太学。又必生员入学始得应举,则学校与考试两制度,亦复融合为一,此皆明制之优于前代者。即在此后,明代南北监,常简大学士尚书侍郎为司成。一时名儒为国立大学校长者,项背相望。昼则与学员会馔同堂,夜则灯火彻旦。不乏成材之士出于其间。明代国力,与汉唐相抗衡,人才辈出,亦与政府重视教育之意有关系。

  然由政府办学,学校兴衰,终视政治之隆污而判。故明代之教育制度,虽可称道,而教育功效则终有限,此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又明代政府中,拥有大批学人,可以不负实际行政之职位,此亦兼寓有一种教育意义在内。进士及第,一甲得入翰林,二甲三甲得选为庶吉士。因其未更事,俾先观政,同时进学。此一制度,论其渊源,实颇似于秦汉时代之有博士官。翰林犹如博士,庶吉士近似博士弟子。回翔政府,储才养望。此制为清代所沿袭。论其制度,有张有弛。论其作用,有显有晦。论其意义,在政治集团之内而别有一种养贤储才之机构与组织,此则大值重视。汉代政府之此项措施,乃受战国诸子在野讲学之影响。明代政府此项措施,则受宋、元儒在野讲学之影响。唐、宋两代之政府中,亦有与汉、明大同小异相类似之措施。此见中国政治重视学术与教育之传统精神,乃无时或已。此乃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特点,所当大书特书,以供后人作参考。

  惟由政府来提倡学术,培植教育,其最高意义总不免偏重于政治。此已不能满足在野学术界之理想要求。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学校选举两途并重。学校在造贤,选举在拔贤。而学校与选举之两者,均不免要以考试为标准。考试制度之在中国,递有变迁,而终于不胜其流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弊已如上述。明代以经义取士,其变为八股,流弊更甚。于是民间讲学,仍必与朝廷提倡相对立。

  明代民间讲学,虽远承宋、元,下至武宗时代王学特起而大盛。阳明政务在身,而兼亦从事讲学。其所至,学徒群集。倡为惜阴会,欲使学者时自集会,讲论研究。及其身后,流风益甚。各地社会,自有组织。其大弟子,年有定时,分赴各地。一面藉此集会,交换心得、讨论新见。一面集合群众,公开演讲。称为讲会,亦称会讲。此与朱、陆书院讲学有不同。一则讲会近似一学会,学者同志藉以互相切磋。一则讲会以宣传普及为务,更近一种社会教育。循而久之,以普及代替了提高与深入。故此种讲会,虽曾一时风起云涌,而亦滋流弊,终于不可久。

  最后乃有东林书院出现。此一书院之规制,更近似一学会。学者常川集合,轮流主讲,重在自相切磋。而所讲亦涉及当时之政治。逮此一学会遍及全国,更复在京师有分会,乃引起政治大波,直至明室覆灭,党祸始告结束。

  下至清代,政府公立学校,无论在中央,在地方,其在传统上,均已名存实亡。无一定之宗旨以为规则,以为号召。在野学者,风气亦变,无复宋、元、明三代讲学之风。而书院制度,则仍禅续不绝。主持书院者称山长,其时书院多数已在城市,不似以前多如僧寺之占有山林名胜,而山长之名,仍可推究其遗蜕之迹。书院有窗课,仅是学者作文送山长评阅。薄有膏火,如近代之有奖学金。其时书院之主要贡献,乃在藏书与刻书。如广州学海堂有清经解,江阴南菁书院有续经解。其从事校对者,则如今之有工读生。

  然书院在当时,仍有其影响。如朱次琦为广州学海堂都讲,复讲学礼山,康有为曾从学。章炳麟在杭州诂经精舍从学于俞樾,吴稚晖亦是南菁书院之学生。

  讲中国旧教育制度,应到此为结束。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为近代中国推行新政一大要项。前代所传各地书院遗址,几乎全改为新式学校。如作者本乡无锡之东林书院,其先改为东林小学,后则改为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东林之名,亦不复存。是则唐末以来一千年之书院,其最后命运实不如一僧寺。尚多保留遗址,并迭有兴修。书院本与僧寺为代兴,今则几乎渺无踪影可供人作凭吊。惟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除香港大学外,一切学校,初均沿用书院名称。礼失而求之野,此亦其一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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