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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

 

  〖颜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幼年父被掠关外,母改嫁,移居义祖父处。八岁师事僧人吴持明,习骑射剑戟及攻守兵法。务实,拒绝课以时文。年十九,义祖父讼败逃匿,代罪入狱。事息迁居乡下,耕田灌园,劳苦淬砺,涉猎群书,怀疑宋儒。曾被迫人京应不第。回乡务农,与好友结文社,商质经史。康熙二十三年(1684)春北上寻父,负骨归葬。世称孝子。苦行励节,名声渐著,问学者日众。三十所南游,一路辩学质难,思想发生转变。两年后主讲肥乡漳南书院,强调“习行”。当年归里,不复出,著述终老。治学重躬行实践,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认为程朱理学使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接与孔门相对立。必破一分程朱,始人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孟之道不著。谓人朱门者,便服其砒霜,永无生气、生机。认为朱熹的学术是禅宗、训诂、文字、乡愿四者集成一种人。因而结论是: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指出宋明理学不务实际,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分毫无功于疆场天地。甚至认为千余年来,率天下人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朱熹为之。提倡实文,实体、实用,卒为天下造实事、实用之学。认为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中谈论,尽有千百义理,不如身行一理之为实。人们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力。主张性命之理不可讲。虽讲,人亦不能听;虽听,人亦不能醒;虽醒,人亦不能行。指出程朱陆王斥佛老之虚无而终蹈虚无。对朱熹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批判道:试问十二个时辰,那一刻是尧舜周孔?认为朱熹反对佛老,其实朱熹就是佛老。朱熹推崇庄周正是他参于掸、老、庄、列的明证。批判佛道之理论为“镜花水月”,认为佛道之徒不劳动,有如世间仓鼠木蠹一般。针对宋明理学“虚”的命题,提出“务实”的主张。认为浮言之祸,甚于焚书。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提出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的主张。针对“静”提出“习动”的命题,认为养身莫善于习动。常动则筋骨疏、气脉舒。死读书、静的结果,使人身体衰弱。又进一步分析说:“人心,动物也,习其事则有所寄而妄,故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认为人不做事则暇,暇则逆,逆则惰,惰则疲,暇、逆、情、疲,私心杂念随之而生。主张理气一元论。认为“理气融为一片”,天下无“无理之气,”也无“无气之理”,“理即气之理”。主张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认为五官、四肢、筋骨、内脏等形体是“质”,通过呼吸周遍全身的是“气”。气质是天地予人至高至贵至有用者。若无气质,理将安附?“性”字,从生、心,正指人生以后而言。性依赖于形体,故而舍形则无性。“义理”就在“气质”之中,性恶是后天习染的结果。重视习行、践履的作用。反对朱熹把道全看在“书”上,把学全看在“读”上。犹如学琴,不能把琴谱视为琴,代替操作。把空谈性命此做画鬼,鬼无对证可胡画。主张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中。重视“习而行之”,批判“穷理居敬”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应务期实用,体用一致。格物致知之“格”,应是“手格猛虎”之“格”,“物”就是具体事物。“格物致知”就是“手格其物而后至”。主张义利统一,符合义之利,为君子所贵。早年主张恢复井田、封建、学校的“王道”政治。后来提出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兵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反对重文轻武,提出军人为“天下至荣者”的主张。反对歧视妇女。其学力主励实行,济实用,别具一帜,世称颜李(□)学派,有重大影响。近人认为其学术贡献虽不及顾、黄、王,但在反映社会思潮上较之更鲜明。张伯行曾云颜学“四方响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刘师培、梁启超都极力推祟。主要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等,后人编人《颜李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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