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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周天子（公元前1046—前771年）
(一)
大周天子的先人，有一段离奇的诞生经验。
四千年前有一个姑娘叫姜嫄，她有一天觉得很空虚，就到郊外去玩，看见一只巨大的人脚印（也许是外星人留下的）。她想比比看，谁的脚丫子更大，结果踩上去就坏了，回家以后就怀了孕。在这个故事表象背后，潜藏着远古女子经常包二爷的事实。也就是说，没有固定的丈夫，一旦怀孕生下小孩，常常指辨不出孩子爹是谁，就编说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大脚印当“爹”。
十二个月过去了，小孩生了下来（粗心的妈妈不但没记住孩子的爹是欢乐谷里的哪一位，而且连日子也数乱了）。倒霉的妈妈看着孩子，心想：“我还不想这么早就被孩子拴住呢。”于是忍忍心，含着眼泪把小孩抛弃在了大道上。让人难以想像的事情发生了，过路的牛马都惶恐地躲避，不敢踩这个非同寻常的小孩。转而把他丢到冰上去呢，又飞来一大群禽鸟，围着他跳忠字舞，百鸟朝凤似地。
这个很难扔出手的小孩，不得不被他妈妈又拣回去了。
这个飞禽走兽都为之投上庄严一票的孩子，长大以后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后稷。我们说的“社稷”两个字，有一半就源出于他。“稷”指的是一种谷子，标志着名字主人对种地的喜爱。在甲骨文里，“稷”又是一个人跪着抚摸禾苗的样子。在四千年前狩猎时代的一个年轻人，不随着大溜抓鱼追野兔，而搞什么种地，抚摸什么禾苗，其古怪或卓而不群，仿佛比尔?盖茨退学哈佛，自办公司。
那时的中国正归大圣人尧管理着。尧帝长有慧眼两只，像一个极富远见的Venture Capital投资商，发现了后稷的特别才能。后稷种地，看似花哨，其实泽被万世。尧不知道种地的潜在价值的有多大，但他知道一定很大，好比互联网的概念股，未来涨上去要吓杀人的。于是尧帝提拔了后稷掌管天下的农耕。尧帝说，从前，老百姓打猎，视猎物多少，总是饥一顿，饱一顿，有你后稷播种百谷，才半饥半饱了。半饥半饱依然是一种进步啊，农业启蒙了，总有一天，顿顿都饱了，以致于要减肥了。总之，种地是千秋万代的大事，你一定要拿出十二分的精力去重视啊。
后稷接受重托，省吃俭用，挤出宝贵的科研经费研究种地，终于培养出了稷。
稷是一种有叶的植物（这是废话），它起源于狗尾巴草，结出的籽，去掉皮壳，就是光鲜鲜黄灿灿的小米，是夏商周人最爱吃的东西，位居五谷之长，是粟类中的极品，中国古代的第一细粮，祭祀中的指定用粮（给娇嫩的老祖宗在天之灵吃的），但现在几乎没人吃它了（除了某些山西人还在吃）。后稷发明了稷，并且以后稷的名字来命名之。或者说，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命名了后稷。
后稷泡在自己的实验田里，继续埋头苦干。同时期的美洲印第安人则正在培育玉米，我们的后稷则又优化了麻和大豆。麻的叶子可以煮菜吃，麻籽可以煮作粥吃，麻皮可以剥了作衣服穿（人们对麻可真够狠的！）。另外麻分公母，母的麻产籽，可以吃，公的麻剥皮，可以穿，从而结束了从前只能穿高成本的兽皮和蚕丝的历史。当然这也是人类最早对植物的性别有了认识。后稷优化的大豆则更了不起，四千多年后它传到欧洲，这项中国独有的高蛋白食物轰动了1873年的“维也纳万国博览会”。
夏商周人的主食，稷、大豆、麻，都是后稷的科研成果。后稷有大功于天下，五谷熟而人民育，于是成为谷子神，受到后来历代帝王的祭祀。阿Q所睡觉的土谷祠里，大约供奉的就是后稷大圣吧。
不久，天下开始闹那次知名的洪水，人们纷纷爬上了大树。后稷参加了以大禹为首的F4组合，一起战天斗地。大禹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征集救济粮，散发到灾区，又让老百姓从树上下来，教他们种地。因为贡献突出，后稷和F4一起被大舜赐了姓，“姬”姓，封地在陕西武功县一带。
那个时代，有个姓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比拿美国绿卡还难。轩辕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得姓者才十四个。贵族们还不够分呢，一个研究种地的家伙，被赐个姓，算是洪福齐天了。
后稷果然没有辜负姬姓这个伟大字眼，因为他的姬姓后裔们顽强地摸索着，正在一截一截地，去点亮另一个光辉的朝代——大周。
后稷的孙子的儿子叫“公刘”，他在后稷的诞生地（今彬县）定居，建立村镇，吸引异乡者加盟，周方国的草创阶段开始了。又往下传了九代，到了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决定搬家，领着大伙迁徙到风水宝地歧山，因为此地后来听见了凤凰打鸣（诸葛亮和司马懿二十万大军对峙100天后死掉时的五丈原，也就在岐山）。
时光继续向下流淌，种地英雄后稷的第十三代孙，就是老谋深算的“姬昌”。姬昌成为西部周方国的领袖时候，天下的君主正是众所周知的“坏蛋”商纣王。
（注：周方国，面积不大，考古研究发现，周方国的青铜器和文字都落后于商王朝，甚至根本就是空白。它偏在西陲，社会组织也偏于粗浅，表现在法制还不完善。譬如那些犯罪的人，姬昌就让他们背着个木牌，上边画上所干的坏事图片，立在交通路口罚站，教育过往群众并且羞辱自己。这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原始性和法制的不健全，然而却被后来的学者们理解成优点，用以歌颂姬昌仁义爱民，轻刑布德。其实，一个国家刑罚的完善反映了它文明的程度。同样另一个成语“画地为牢”也说明了周国监狱系统的不成熟。不过这也被当作了姬昌的仁政举措。其实，这些“仁政”只能说明姬昌的社会还停滞在神农氏的水平罢了。
直到若干年后，周人入主中原，才把商王朝的五刑体系加以学习和继承，也搞出了“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头，最后用竹鞭”的模式。历代商王所能想到的各种人体细部和关节，也都利用上了：杀头、割鼻子、去势、砍膑、刺字、锅烹、等等，一样也不比被它指摘为“暴虐于百姓”的商朝（含商纣王）少。他们织就的细密的法网，规定可判脸上刺字的情况有一千条，割鼻子的有一千条，砍脚一千条，去势的三百条，砍头二百条。看这架势，丝毫不比他们所讨伐批判的商王们手软。不过，“凌迟”这种最残忍的刑罚，当时还没有发明，总算给后世的皇帝们留下了一点施展创新才华和创造力的空间。
姬昌在岐山居住的房子也颇原始，接近于神农时代，根据现在的遗迹显示，多数是坑屋：坑里支几根柱子，柱子上像蘑菇一样支起个茅盖，就充做房子了。当然也有宫殿，是先在地面上建台子，台上竖起宫殿，这大约是姬昌住的地方吧，是“高级宾馆”。
总之，尽管不断得到历代学者的美化，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周方国的文明是落后于商王朝的。）
(二)
中国空间辽阔，战略纵深很远，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商纣王无法密切干预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周方国。于是纣王请了中环的一位诸侯——“崇侯虎”先生，作为自己的耳目，盯着外环的周方国。
崇侯虎不是生人，老百姓喜闻乐见：他面如锅底，海下一部落腮红髯，两道黄眉，金睛双暴，喜欢厉声大叫，在《封神演义》里被封为“北伯侯”，叫作“北伯侯崇侯虎”。其实，“崇侯”就是他的官爵，表示他是崇国诸侯，“虎”是他的名字。连称“崇侯虎”，就是他的全名。而《封神演义》的作者却弄出个“北伯侯崇侯虎”，一人搞了俩官，没道理啊。而且，他的位置在西，《封神演义》说北伯侯，也是没来头的啊。他在《封神演义》里还动不动就一声炮响，提刀上马，冲出帐来，倒也热闹（，那时候就发明放炮的火药了？！
与“北伯侯崇侯虎”同一级别的就是“西伯侯姬昌”，这也是个概念错误。“伯”是对外环方国领导人的称呼，“侯”是中环诸侯领导人的大号。说“西伯侯姬昌”，又是伯又是侯的，到底算哪个啊。总之，明朝的这位“许仲琳”老先生的书——《封神演义》，挑剔起它的错来没完没了。即便是写神话，也不能犯历史常识性错误阿。
崇侯虎在自己的封国（陕西户县地区）得到谍报，西边岐山脚下的姬昌正在有动作。
插一句的说，我们这里也得严谨，以免落得跟许仲琳一样。我们这里说“姬昌”俩字，也是犯了不懂历史常识的错误。当时的姓并不放在名前面连用，譬如商王族是“子”姓，但该“子”不能放在纣王的名字“受”前面而连称“子受”。“姬”是周方国的姓，也不能冠在某一个人的人名前。所以，不应该叫他“姬昌”，而只能叫他“昌”，或者按照《史记》等书的说法，叫他的官号“西伯”。叫他“周文王”也行，他也会很高兴——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封的，他想跟商纣王平起平坐。
周文王（即“姬昌”）自封为王以后，又有了一些特殊动作，崇侯虎把它看在眼里，然后向商纣王作了汇报。
他的汇报内容，历史上给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战国学者和司马迁的版本，说崇侯虎见到纣王后，汇报说：“周文王在岐山，积累德行，大兴仁善，笃仁，敬老，慈少，诸侯们都感怀他的恩德，这样下去将不利于纣王您啊！”
据战国学者说，周文王这人特仁义，在他那凤凰打鸣的岐山下，公共福利达到了瑞典的水平，连挖坑时挖出无主的尸骨来，他都拿自己的政府公款去掩埋之——所谓“泽及枯骨”。对枯骨尚如此，对活人就更好了。据孟子说，周文王把国家天然动植物园矿物园（山泽）对外开放，随便人们进去渔猎砍树取矿占公家便宜。他对农夫，只征10％的农业收成，对于商人，免征市场交易税，让商人发财，对于犯罪分子，也不连坐他们的妻子家产——但这都是战国学者对周文王的美化，不足为信，周文王如果真这么干的话，只会直接导致国家的收入匮乏，养不起军队了。可据说周文王还是自掏公款，把老年人都送进敬老院（这就又在消耗他的小金库）。
然而，史料上也有不同的声音，据春秋《左传》记载，周文王曾发布过“对于逃亡者进行大搜捕”的政令。这说明，有人会从岐山地区逃亡，离开周方国。那就是说，岐山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那会不会是因为这里赋敛太重、兵役劳役太重了，人们受不了，才产生逃亡的？所谓逃亡，就是离开自己的户籍，迁徙去别的地方。我们知道，人口户籍的设置，是用来按照它征收粮食赋税、劳役、兵役的。人逃亡了，离开岐山地区了，就没有人上税和服兵役了，所以周文王禁止人们迁移和逃亡。
如果真像战国学者们说的，周文王不征关口市场税，山林不禁，农业只征十分之一，人们怎么会逃亡呢？而且既然都下了搜捕令，就说明这种逃亡不在少数。
我们只能这么理解：周文王税敛太重——并不像传说的那么仁义，导致人们逃亡，人们逃亡了，他还禁止，还要大肆追捕回来。这就凶巴巴地了，有点法西斯了，总之离仁义越来越远了。
事实上，作为一个资源极其有限的弹丸小国（周方国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都在陕西岐山脚下），周方国一定是把所有财富投入军队建设而不是广施于民，才能迅速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随后按照历史记录，对商中央展开了疯狂进攻。想支撑庞大的战争机器，势必就要加强对民众的敛取和控制。如果不见这些敛取，而一味地行仁义——不征关税、不征市场税、少征农业税、免费开放天然动植物园，那他拿什么去打仗呢？收入在减少，天天还在花钱行仁义，最终国库所余将养不起军队了。一个大搞福利、仁义为本的君主，只能塑造出瑞士、瑞典那样的北欧文弱小国，不可能有迅速向外扩张的战斗力。
我觉得周文王应该是节省每一个从老百姓身上收取的贝壳（钱）去奉养超出那块土地所能承载的军队，而不是史书所写的敬老院，这才差不多有可以与商王朝匹敌的兵力。所以，《左传》上那句大肆搜捕逃亡者，恰恰说明了他是把这些税源抓回来服劳役、服兵役、纳粮完税。而且正是因为他的兵役劳役税敛太重，才会产生逃亡。而役税征敛太重，那就不是仁义了。周文王应该不是一个很仁义的人。
但是，到了孟子这些战国学者嘴里，还是硬把周文王的方国描述得一片晴朗，说在周文王的斯文仁义感化下，老百姓都留出很宽的田塍（念成），互不侵犯。犯人们比老百姓更自觉，立在画的圈子里当牢房（画地为牢）。邻居的虞﹑芮二国之人更搞笑了。这两国人为了一块田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跑来找周文王评理。他们一进周国的地界，看见这里的耕者都互相谦让（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农田从业人员不是奴隶，如果是奴隶，那一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奴隶吧，所以说商周是奴隶社会，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周国的农夫们都特别礼让，对于有争议的地界都推来让去，谁也不肯要，结果导致这些地干脆都荒了。虞﹑芮之人看了以后，大为惭愧，说道：“窝靠！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的，咱就别去现眼了，快回去吧。”于是各回本国去了。这个违拗人类天性的天方夜谭似的故事，我们也不要把它太当真。倘使周国的民众真是这样仁善乖顺，如此礼仪之邦，该不会整天想着造反，组织起来玩命地去进攻商中央吧。之所以美化周文王的仁爱形象，连死人的白骨都受到他泽被，并且放大纣王的暴虐，无非是这些生活在大周朝的战国学者们要替大周朝说话，故要把周文王描述成以善讨恶，以正伐逆，把方国进攻帝国的实质变成大快人心的吊民伐罪。
当然，说战国学者给周政府溜须拍马，也有点冤枉，当时的知识分子其实还是满有骨气的。战国学者们非要把周文王说成仁义，还有另外一个隐衷。是这样的，儒家的人喜欢推崇仁政，以孟子为代表。推崇仁政没有错，总比推崇暴政要强。但他们在推崇仁政的时候，为了向君主们兜售仁政的功效，就打广告说：“行仁义吧，你就会无敌于天下的。”为了证明这个广告词是对的，他们就举例说：“周文王一行仁义，就灭了商王朝。”这实在是书呆子式的天真，但客观上却对历史起了扭曲虚饰作用，误导了后人。周文王从此在中国史书上，成了一个纯的大善人形象。可是我们觉得，周文王如果真是纯以施仁义为专长，而不加强敛取，不搞点像商鞅那样的“战时法西斯”（譬如禁止人们迁移，搜捕逃亡），那只能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崇侯虎观察到周文王的动向，不敢怠慢，跑去向纣王做了汇报，所说的内容一定不是司马迁所记载的那样“周文王积善累德”云云。
事实上，如果崇侯虎是这样讲，那纣王应该高兴。一个国家要想要崛起，就像一个企业要想有竞争力，靠的都是行之有效的缜密科学管理，而没听说靠的是总经理行仁义。企业是如此，国家更是如此，积善累德并不足以带来富强壮大。相反，如果周文王真的只会“笃仁、敬老、慈少”（司马迁语），在当时野蛮落后、纷纭多争的边地，他只会成为四邻掠食欺侮的对象，而不是四邻拱服的盟主。
所谓一行王道仁义，就会无敌于天下，不过是儒家理想化的学说罢了。儒家应该从“暴秦”如何并吞六国，“暴秦”成功的原因上，修正一下自己的理论了。按照儒家的观点，大清朝灭了明朝，也是努尔哈赤在关外行仁义的结果喽。你还别说，到了大清朝胜利后，学者们还真把大清朝的从前美化成“深仁厚泽，遂有天下”！——这个一路杀人如麻的大清朝是因为行仁义，而得了天下。历史前后真是如出一辙啊。
其实周人的胜利，关键成功因素是国力发展得比较好，国内矛盾解决的好，以及国际关系利用的好，而不在于行仁义上。国力软弱，又不能改革和解决国内矛盾（像商鞅那样拿出一套政策和办法解决国内的根本矛盾），光是对内行仁义，国力就能强大吗？外交乏术，找不到盟友又不善利用国际矛盾，光是对外行仁义，周边诸侯就会皆“向之”吗？呵呵！
行仁义，固然不是坏事，但行仁义绝不是称霸的充分条件和最重要条件。像儒家那样一味强调行仁义，是有害的，至少是迂腐的。
一味强调行仁义的地位和效用，是中国文化的弊病。过去已经因为它而吃亏了。再笃信下去，现在和未来还要吃大亏。
现在讲第二个版本——即我所更愿意所相信的《尚书》的版本：
根据《尚书》记载，崇侯虎带给纣王的消息是这样的：“周文王每天处心积虑于政务，往往忙到太阳过了中天才想起吃上午第一顿饭。由于他延请四方能人，有了越来越强的对外扩张的实力，与之相邻的大国诸侯都感到了周的威胁，小国则处于朝夕不安又无可奈何的境地。”——总之不是行仁义，而是务发展。这是比《史记》更古老的《尚书》的记载。
接着，崇侯虎又劝纣王说：“帽子即使变得破旧不堪，也应该压在脑袋上面。您是一国之主，现在必须早作行动，维护您的帝位。”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依旧不敢轻信司马迁。司马迁说，纣王听了崇侯虎的分析，立刻采取行动，宣周文王赴商都见驾，然后一举把周文王囚禁在国家监狱“羑里”——使用的全是卑鄙的欺骗手段。但是，周文王手下的人又送来宝马美女，纣王却又立刻笑逐颜开地释放了周文王，放虎归山不算，还赐他弓矢斧钺，命他作西方伯长，专征伐权，随便在西方开疆拓土，殴打诸侯。好像纣王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似的。
如果纣王真是这样愚蠢不堪而且前后踌躇矛盾，那我真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了。他实在是个太弱而糊涂的君王了，不是亡于周文王，也足以被任何一个心存不轨的方国，轻易拉下马来。不等周文王来收，东夷人已早把他灭了——他也不会有屡次平定东夷的成就了。司马迁这么写，这也太低估一个管理和捍卫着诺大帝国的王者的DNA了。
事实上，纣王听了崇侯虎的汇报，知道周文王在西部咄咄逼人以后，是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击溃并捉到了周文王的，并且在囚禁之之后很可能杀死了他，并不曾放虎归山。欲知具体过程，请看下回分解。
(三)
按照《尚书大传》、《诗经》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承认，周文王在岐山大本营称王以后，第二年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一系列军事进攻，表现的非常好战。首先他攻剿了岐山附近地区的犬戎，然后向北七十公里进攻甘肃灵台地区的“密须”，再向北四十公里攻破甘肃泾川地区的“阮”“共”等方国。这些战斗使得周文王解除了自己在西方、北方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全力向东。（跟努尔哈赤先行统一东北的路数一样）。
周文王对其附近诸侯的一系列攻伐行动，才是周边的“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行仁义使然。这些军事行动，使得它成为了陕西“关中”地区的霸主。所谓“关中”，就是陕西省四周都是群山，群山包裹，四个方向只有四个关口可以进出，故被形象地称为“关中”。后来的秦国、刘邦都是从这里建国起家，再向东俯冲中原的。这里确实是王业之基，占了地利的优势。周文王，攻侵其周边的诸侯，已经成为威胁关中地区安全格局的一个不安份的可怕因素。
周文王为求整个占稳陕西的“关中”之地，很快又组织了对陕西关中腹心地区的诸侯崇侯虎的征伐。
崇侯虎是崇国诸侯领导人，崇国位于今西安市以南的户县地区，是商王朝插在陕西关中的一颗钉子，用于防着周文王的。崇城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周人们的进攻精神也坚忍不拔。他们把盾牌拼在一起，举在头上，形成一个顶盖。在顶盖下，士兵们像团乌云一样向城门推进，头上听到无数石块、飞箭砸下来的声音。根据《左传》记载，崇人抵抗非常顽强，周人进攻了三十天而崇不降，周文王不得不命令周军撤出战斗进行整顿（据司马迁说又是去修文德了，修完文德，崇侯虎就投降了）。
其实按照《诗经》的描述和《左传》记载，周人暂停攻城，却是去建造了大型攻城器械。他们修筑土山，然后集中并力，从土山顶上用刚刚新造的长钩、云梯、临车、冲车等大型攻城器械（前三种是靠近城墙，从上方进行殴打，后一种是从底下破坏城门），一举攻克崇城，灭了崇国。崇侯虎战死被诛。整个过程中，显示了周人战斗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手段。
接着，周文王组织军事力量全力向东攻击前进，长驱六百公里攻占了山西长治地区的“黎国”，东距商都朝歌（河南淇县）只有一百多公里，构成了对纣王的直接威胁。无怪乎商朝上下大为惊慌，大臣祖伊在向纣王跑着报告这一消息时，竟然惊呼：“天既讫我殷命。”上天要terminate（终结）我们了！怎么办啊，纣王？——“今王其奈何！”
纣王这时候肾上腺激素明显激增，秋天就要驻进他的内心。纣王知道，秋天将遗弃所有顾虑重重的人，我如果缺乏志气，秋天也要遗弃我。纣王召集左中右三师常备军（约不过万余人），以及诸侯勤王军，在山西黎城相会，争夺已被周文王占领的黎国。到了指定的相会之期，纣王率领全副武装的万余名王军，戈矛林立，戒备森严，举行了军事大检阅。两马驾辕、每轮有十八根辐条的木轱辘战车，往来趋逞。千万不要以为木头轱辘不好用，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大量炮车、马车轱辘还都是木头的呢，一样南征北战地跑。战车上的重装武士，手持三米半长的长矛，身披牛甲，弯弓挎箭，军威严整，士气高昂。这些训练有素的武装把旁观的诸侯看的目瞪口呆。纣王身旁还有几名力胜百牛的猛士，其中包括当初F4中凿井英雄“伯益”的后代——飞廉、恶来父子。
恶来在《封神演义》里是一名文官，其实不对。据史书上说“飞廉善走，恶来有力”，那就不是老谋深算的文官的样子了。飞廉、恶来父子，都是大力士，“力角犀兕，勇搏熊犀，父子俱以材力事纣王”，当然也可以把这叫做典型的“助纣为虐”。另外还有费仲先生，“费仲、恶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都是万夫不挡之勇士。所以他们都应该是站在战车上，手握三米长的青铜戈，戈的样子就像一把长柄大镰刀，可以上下挥舞，劈啄人的脑袋，也可以在两车交汇时横擎着，拿戈尖啄人胸口。戈的刃部，可以钩割人的柔弱脖子。恶来的腰间还应该挎着护身短刀（当时没有剑），刀把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宝石嵌着，晶莹夺目。
大决战开始了，一直有胜无败的周文王军，这一次终于尝到了第一滴血的苦涩：纣王及其诸侯联军弓强矢劲，战法高明，人多势众，又是主场作战，把千里远道而来、孤军深入的周军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喊娘，上了人生宝贵一课，明白了造反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也不是施施仁义就能一鼓而下的。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大战了n个回合，周军彻底溃散（注意这n个回合不是两军主将互相冲刺单挑的回合。当时车战，车子排成横排进行冲锋，与敌车交合时候开始相打。随着车子交错而过，双方还得再兜回圈子从新列队再冲锋，这算是一个回合）。
周人溃散以后，想越过千里的中原以西大地逃回本国，实在不是那么容易，弄不好，就得被追杀殆尽。正要蒙受全军覆灭的灭顶之灾，周人的军师姜子牙在东夷救了这些残兵败将一命。姜子牙以一名间谍身份，打入遥远的东夷地区从事策反工作，挑逗东夷人去进攻商王朝，以配合周人西线进攻的军事行动。姜子牙生长自东海，东夷那里是他的老家，言语和习俗都熟洽，便于开展工作。
??? 在姜子牙的策反下，东夷人抓漏子趁着纣王主力西出而骚扰了王畿地区。纣王大军于是放弃截杀周人，拐回头向东进发，讨平了反叛的东夷人。周军这才得到了一点收敛残兵败将的机会，逃回陕西。
但是，在山西黎国这场商周首次大交锋的战役中，周文王本人因为战败，却被商军俘虏了。他拖着俘虏的链子，被押解到商朝王畿地区的汤阴县（岳飞的老家），关进国家监狱“羑里”（念有）。我想，商人一定对他进行了必要的说服教育，一边用竹板拍打他，一边询问他造反的思想根源。商人可能是这样说的：
“哈哈哈！造反好不好玩啊？说来听听！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为什么老是、老是、老是、老是、老是不说话呢？”注意，在问的时候要伴随着竹板的打击节奏，声音相互渗透，保持和谐。
不管周文王检讨得怎么样，有论者认为，最终周文王被纣王英明地杀掉了，以免遗祸未来。周文王的儿子发，在陕西岐山老家闻讯老爹被卡嚓了，立刻哭着接了老爹的班，就是周武王。在未来的伐商战役中，周武王总是携带着老爹的木主（灵牌）在车上，想来是老爹的尸骨未归，死于非命，所以摆着木主向商人示威，用以提醒商人和自己人，我是出师有因的，不是无端地来造反的。这有点类似抬尸告状，可以获得诸侯和自己人的同情。而且可以激励战士，因为老爹使得惨嘛。如果是寿终正寝在老家死的，抬着他的木主上战场，也就不会有激励作用，也就不会抬了。那并且周武王战前给战士训话中一再疾言其父无罪，反复嚷嚷道：“予克纣，非予武， 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意思是，我若能战胜纣王，并不因为我武功强大，而是由于我父亲文王本来无罪（纣王却杀了他），上天还给我们一个公报；纣王若战胜我，那也并不能证明我父亲实是有罪，死得应该，而是出于我的无能。总之是一再嚷嚷我父亲无罪。为什么总要嚷嚷无罪呢，言下之意是说他死的冤枉，他死得冤枉，所以我们兴师也就有名了。这就更暗示了周文王是被纣王杀死的。如果周文王是像主流史书写的那样，安享天年地死在老家岐山，也就无所谓死的冤枉，他儿子当也不必拼命辨说他无罪了。
周文王战败死于“羑里”监狱，周人以为奇耻大辱，不忍言之，后来就采取避讳的办法，在史书里费了好大的劲，把周文王“弄”出监狱，回老家去驾崩。（这就类似耶稣被钉死以后，人们出于好意，又传说他的复活一样。）
后人是怎么在史书里改变历史事实，把周文王“弄”出监狱的呢？
第一种让周文王出狱的办法是：周文王蹲监狱期间，各国诸侯纷纷自我捆了，也要求住进监狱来。纣王于是乎害怕了，一看文王人缘这么好，赶紧把他放了吧。这个说法来自《左传》，谁信才怪呢。首先，诸侯不会自捆，没这么雷锋。其次，若周文王真有这么大号召力，商纣王就更加不敢放他了。
到了汉朝，一个爵号为淮南王的王室宗亲——刘安，在组织门人写的书《淮南子》里，给出另一个solution。他请周文王的属下一个叫散宜生的能说会道的家伙，拿着玄豹、黄罴、青豻、白虎的皮子一千条去赎周文王。纣王见财起意，抱着这些皮子舍不得不放，下令释放周文王。几十年之后，另一个学者司马迁觉得刘安的这些山货拿不出手，就把礼单改成了美女和宝马。于是纣王又见色起意，每天骑着美女搂着宝马（对不起，说反了），不顾大家苦苦劝阻，下令释放周文王这只猛虎归山。
还是司马迁一笔改的高明，一下子就把纣王的高大形象给搬倒了，成了贪恋女色的蠢徒。不愧是大手笔。
另外据司马迁说，在蹲监狱期间，周文王也没闲着，他和现代服刑人员一样，也攻修了专业课程。他那时比现在好，没有什么书可看，文科就是一些政府文件，合编起来叫做《尚书》。理科呢，是《易经》。周文王脑子好使，蹲监狱期间潜心揣摩《易经》，终于研究出 “八八六十四卦”的爻词，中间熔炼了物理、化学、医学、天文、人事的宇宙大知识，成为继那个半真半假的妖怪“伏曦氏”之后我国又一学术带头人。（“爻”的字样是结绳记事的意思，学校的“学”字繁体写法，就含有“爻”。）
不过，司马迁的“周文王演易”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当时的文字还相当不够完备，写不出《易经》一书。一些卦辞如“伯和篡位立”是周文王死后才发生的事情，怎么会是他写的呢。周文王虽然被后人说作是“长着重瞳子和四个乳头”的异人，但也未必就能预见身后，否则他就不会被抓进监狱里来了。
到了晋朝，热心的晋朝人仍在帮周文王想更有创意的脱身离狱办法。一个叫“皇甫谧” （谧念“密”）的医生写了一本史书，叫《帝王世纪》，书中设论说：“圣人是不会吃自己孩子的肉的。”（这大约是这位医生的研究成果）。
“我们请把周文王的儿子烹了，做成肉羹给监狱里的周文王吃。如果他吃了，说明他不是圣人。既然不是圣人，那对我朝也就没有什么危害，您大可以放了这个俗人回老家去。”有人建议说。
于是，纣王命人烹了周文王的儿子（伯邑考），送给周文王吃。周文王一闻不是味儿，含着眼泪，还是把儿子肉吃了。纣王一看，他是个俗人啊，居然吃儿子肉，不是圣人来的。那就放了回周国去吧。周文王于是侥幸脱身了。
这个故事更是不可信，因为提建议的人到底是想帮文王还是害文王呢？帮的话，却牺牲了文王的儿子，古往今来还没见过这么帮人的，而且把文王的儿子杀得那么残忍。害的话，任何人都知道文王必是吃不出那是儿子肉的，势必将吃之而被释放，则又害不成。
不管怎样，晋朝医生“皇甫谧”的这一神来之笔，立刻在前面的司马迁使纣王成为色鬼的基础上，又使纣王成了没人性的恶魔了：逼着人吃儿子肉，又活生生地烹人！
后来到了唐朝，人们还在关心周文王蹲监狱的事，想帮他逃出来。大散文家“韩愈”先生也动了脑筋，他想让周文王通过哀求的方式而逃脱。具体来说是这样的：韩愈以周文王的口气写了一首诗《拘幽操》，在诗中他让周文王对纣王摇尾乞怜，说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以求放了自己。但结果也不知怎么样。
韩愈的时代，是皇权专制的时代，韩愈自己当奴才不算，还替一千八百年前的周文王写“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乞活诗歌给纣王看，真是当奴才当得有瘾啊，还要拖一些别人也下水，把后来的鲁迅先生给气得要命，大骂这是“奴才文学”。
其实，当时周文王已经称王，属于公开反叛，与纣王平起平坐，纣王抓住他是不会轻易释放的。到底周文王是被纣王杀了，还是按照“诸侯求情、下属送礼、送山货、送美女、吃儿子肉、写乞活文章”等等几种方式侥幸出了狱，随便您自己挑选。这些事情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披开那些令人心乱如麻难以解读的典籍文字上覆盖的灰尘，对纣王的所谓“荒淫无道”要有一个清醒客观的认知，同时对周文王的“来远怀众、仁名远播”也要保持审慎态度。崔永元不是教育我们吗，不要轻信别人的话。
(四)
现在我们说说姜子牙。据《封神演义》说，姜子牙一直在昆仑山“元始天尊”驾下当道士，不过当时还没有道教，姜子牙当了四十年“道士”到了七十二岁才闹明白这一点，只好放弃当神仙的想法，下山了。姜子牙来到纣王的朝歌，经人介绍与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处女相恋并结婚，然后从事无照贩卖工作。因为不了解市场行情，第一次贩卖笊篱（捞饺子用的），却失败了，因为当时还没有饺子，怎么捞啊。第二次改卖面粉，再次失败，因为当时碾面设备少，麦子流行的吃法是粒食（就是蒸麦粒吃），还不磨成面，姜子牙的面太前卫，老百姓不接受。（唉！“许仲琳”老先生净瞎指挥，让姜子牙卖的东西，都是当时还没有的东西）。
接着姜子牙又从事屠宰工作——杀牛。牛是农夫的好助手，按理说不许杀，但由于牛太有本事了，不杀了吃肉也太可惜了。牛的浑身都是宝，牛犄角可以做梳子，牛骨头可以做簪子，做针，做筷子，还可以做士兵行军的衔枚，以及射向敌人的箭头，牛骨头还可以占卜肉可以吃，总之很有用，只能杀了它才能用。然而牛奶没利用上，中国人不喝牛奶，只有北方胡人才喝牛奶。牛的最后一个用处是牛皮，可以吹，不是吹牛皮，是做成皮囊，炼铜鼓风用。牛皮坚韧耐磨，还可以做成甲胄，以及拉车的皮带，马的挽具，以及车上的坐垫，战鼓的皮面。总之当时如果没有牛，人简直活不下去。
姜子牙杀了几天牛，突然纣王祭祀要求雨，禁止民间杀生，结果生意全没了。于是姜子牙又盘了一个没生意的饭馆开张，依旧没生意，有的只是他老婆日益难看的脸色。姜子牙急了，利用自己的专长干起了看风水的职业，也从事凶宅捉妖，并且参加了鹿台的总体施工建设，因缺少团队精神而被罢免。他老婆急了，干脆也炒了他，主动提出离婚申请。这反映了当时婚姻家庭不稳固的事实，再婚、离婚不算个什么。
这时候的夫妻，多数是男人占主导，但是母系社会的残余势力也存在，就是以女性作主导。姜子牙就是一个例子，他其实是嫁到他媳妇家的——这是当时穷困潦倒男人的一项职业，叫做“入赘”。姜子牙所“入赘”进入的家族，媳妇是主导，姜子牙在那里没有地位和财产，他只是一个劳动力，甚至遭受打骂。这种职业到了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有呢，是很低贱的角色，相当于奴仆一般。很多穷男人宁可不娶媳妇，也不干“入赘”的勾当，认为那是跟做贼去、作太监去差不多。
姜子牙被老婆炒了，离婚分配财产，因为他是入赘的，财产就自然全是老婆家的没有他的份。姜子牙光身一人出来，没有本钱，无法在朝歌发展，就准备出国。他凭着自己的两条肉腿，拄着棘杖，背着行李走了一千多里路，向西往陕西去，一路无比心酸。想着自己被老婆抛弃，姜子牙不禁流下了透明的泪水。泪随流水急，愁逐野云低。一路风餐露宿，终于跑到了陕西渭水河边安顿，饿了就钓鱼果腹。
那时候，周文王还活着，若有所思的周文王经常在渭水河畔茫然若失地行走，春风料峭。
姜子牙想：“我有什么特别简单的办法，能够把自己炒作一下，吸引那老头注意呢？裸奔吗，恐怕不行，这河边净是洗澡的，裸奔是泯然众人矣的事情。哎有了。我把鱼钩掰直了吧！”于是他把鱼钩掰直了钓鱼，然后雇了两个小孩冲他老是喊：“哎！你这个大傻瓜怎么老是用直钩钓鱼啊～～～！”
虽然每天要饿着肚子，但知名度随着喊声，伴着围观群众的口口传闻，一下子就很快提高了。
终于周文王也围过来了。当时周文王尚未造反，暗中思考的都是些不能公开的事情。因为想得太用脑了，就氧气梗阻。正好听说这有个傻子在直钩钓鱼，周文王就坐过去，想看看民间的傻子生活，休息休息一直想打仗的大脑子。不料，一说话之后，姜子牙侃侃而谈，辞意纵横，综叙了他自己在外交、军事、法令、文教、信义等等新知本，言辞淋漓铺陈，逻辑绵密入扣，还叠用起排比的短句子来，一组组小句子，凌厉挥霍，气势奔放，听得周文王直翻白眼，心想这人真是在朝歌城里见过世面的啊。于是周文王也开始表达自己的心声，委婉地说了自己想造反的愿望。
姜子牙对周文王的这些意图早有耳闻。他微微一笑，劝阻周文王道：“根据我长期给人当倒插门女婿的经验，凡事不能急于求成，以柔才可以克刚。现在，商纣王的军事力量甚是强大，桀骜的东夷人都不是纣王的对手。我看您们急躁而动，后果恐怕不美。我建议您还要低调等待，让商纣王跟东夷族互相狗咬狗，多咬上几次，好好消耗消耗他的元气再说。”
姜子牙，是个深不可测的世故老人啊。
但是，周文王拒绝了姜子牙的这套。他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想急不可待地进攻中原。他虽然不能使用姜子牙的主意，却给了姜子牙一份工作，派姜子牙返回朝歌，从事情报收集工作。这件事情被孙武记录在《孙子兵法·用间》里，说：“周之兴也，吕牙在商”，表示使用间谍的重要性。
不久，周文王脑袋发热，兵犯中原，结果却是撞的头破血流，在黎国一场大战，被军事实力十分强悍的纣王及忠于纣王的诸侯们打得一败涂地。亏得姜子牙已及早去了东夷地区活动，鼓动东夷人从东边打劫商朝王畿，周军才免于全军覆没。但周文王本人还是被擒住后住进了羑里监狱。
周文王住进了羑里监狱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如大家所知有两种走向：一些现代学者认为周文王被纣王“卡嚓”了（我也是这么认为）；古代学者们则认为这么好的文王圣人，当然要被纣王释放回国才好呢。不然也有悖于“仁人无敌于天下”的定论。于是他们就让散宜生拿着美女宝马，或者是别的学者开的另一个礼单——皮子山货，营救出了周文王。但是不管哪种结局，周文王的政治生涯都算是基本结束了。放在医院等死，还是拉回家等死，都挨不了几天了呵。
同意周文王被纣王“卡嚓”了的读者，请直接跳转到下数第六段有*处继续阅读。
同意周文王被纣王释放者，请继续阅读。从监狱出来的周文王像变了一个人，他展现在陕西老乡面前的是一个日本忍者形象。从《易经》里他深刻总结出了“以阴制阳、以柔克刚”的理论，一改以前政治上锋芒毕露的激进态度，停止与商中央争短长，也不再大兴仁义收买人心了。
日本忍者
八十岁高龄经历了无数失败（譬如卖笊篱）吸取了无数教训的姜子牙先生，又向周文王献上宝策说：“猛烈的鹰隼将要袭击之前，就会藏起爪子低飞，老虎将要行凶的时候，就先低头俯耳做温顺状。圣人想要有所动作，就事先装出愚蠢的样子。”
周文王因此坚定了“韬光养晦、相机而动”的战略方针，中国“藏于九地之下”，才能“动于九天之上”的辩证法，卓有成效地开始付诸实践。按淮南王在《淮南子》中的说法，周文王从监狱回来之后，装作白痴，大用民力，修筑灵台，沉湎酒色，收罗美女，置于灵台之上，胸无大志，玩小男生小女童，整个儿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那样装傻。
果不其然，受假相迷惑的商中央对周文王解除了警惕，纣王调走了集结在朝歌西部的主力军队，集中力量去讨伐山东地区一再蠢蠢而动的东夷。西向防御的大门却长期敞开了。
就这样，周文王抱着美女，整天乐呵，终于乐呵着死去了。
*自从黎国大战，周军惨败，元气大伤，周文王又被卡嚓了（或者是回家安乐死了），帝国西边的紧张局面，暂时缓解了。于是纣王就把更多的心思精力胶结在东边的东夷人身上。
纣王在位期间，共计组织了三次针对东夷的大规模进击，前后跨度为十五年，每次都是亲自率兵出征，为期都在一年上下，可谓倾动全国物力，旷日持久。
甲骨卜辞细致地记载了纣王进军东夷的路线，所到之处还进行了田猎。战士们把战车上的马摘下来骑着飞跑（这比较适合打猎），马嘶鸣着，武士拿着矛奔走呐喊，飞箭如雨，连最凶猛的禽兽见了也为之心惊肉颤。经过一番追逐搏杀，猎物把车装满，其中不乏老虎和狗熊。这倒不是纣王贪玩，打猎可以弥补运输给养的不足，用猎物充饥。日暮天黑，军士们在山林深处举行盛大的庆宴，篝火烧烤着喷香的野味，斟满大碗的美酒，歌舞欢乐之后是沉醉的酣眠。
纣王的军队还起到了开荒除林、修桥铺路的作用，建设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干道，被后代所沿用。这也可以想象当时行军之艰难。
东夷的“人方”是纣王的主要征讨目标。人方惊恐地发现，商纣王军中出现了“象队”，这些大象被驯服之后用作进攻武器，是古代的坦克。从大象脖子上居高临下地射击，使商军垄断了空中打击优势。古书上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大象之牙轻易地戳穿了东夷人的胸膛然后把人抛起在空中。经过几次战斗，东夷只好投降。纣王为了防止东夷再叛，将大批商军留在东夷地区戍守，飞廉是留驻东夷的主要将领。
然而，纣王把他的主力都长期使用在东部打东夷，向西防御周方国的力量，却因此减弱了。
东夷人与纣王之间旷日持久的三次大会战，一定来的异常惨烈，互相消耗得非常厉害，只是由于东夷人最终没能掌握政权，所以战争的细节淹没于历史，无闻于后世。长期的对东夷作战，消耗着商王朝的财富，以当时生产力相当低下的境况，长期战争足以拖垮一个王朝。何况“商”还不算后代严格意义上的王朝，而只是一个盟主级别的大诸侯而已。纣王虽然在东线与东夷作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国力已经枯竭，无法应付西线的周人。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周武王趁着纣王累得气喘吁吁，立刻抓住时机，撕掉脸上的笑面虎画皮，兴风作浪，兵进中原，一举而灭之，而且灭的很轻松。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军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商王朝的灭亡，四分之三的“功劳”在于那些东夷人的撕咬。这就好比大明朝的灭亡，是先被李闯王长年折腾，掏干了它的躯壳，才轻易亡于关外的满清了。
纣王亡于周人之后，东夷人气鼓鼓地说：“明明是我们斗垮了纣王，却被西边的老客先摘了桃子！”于是，东夷人与周人之间，随后又进行了三年角逐。最终，周人攥紧了中原大桃，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
(五)
商纣王虽然不断地成功暴揍东夷，但自己也累得气喘吁吁，口角不时流出一缕鲜血。西边的周武王看到这里，高兴了，觉得是时候了，遂于公元前1046年，开始伐纣。
周武王伐纣出征前的动员大会上，照例进行了封建迷信的占卜活动。打仗讲天时地利，天时好不好，就是这占卜的东西说了算，也就是乌龟壳和蓍草（念湿草）说了算。如果领导的意见、乌龟壳的意见、蓍草的意见、卿的意见，以及庶民的意见，全都一致，那就是大吉。如果蓍草的意见、卿的意见、庶民的意见，与领导不一致，那就要好好掂量一下了。
卜了一下，天时却很糟糕，乌龟壳和蓍草都说“大凶”。雄心勃勃的新兴王朝领袖们面面相觑，姜子牙老头儿当场耍赖，呸呸吐唾沫，说：“不算数！枯骨死草，知道什么凶吉！”于是命令集结在城外待命的部队拔营，进攻商帝国。据说还另有八百同盟国辅助出兵，担任配合作战。
公元前1046年，西北高原风和日丽的万里长空下，一个新兴王朝历经长久积蓄之后，站起在苍茫地平线上，浩浩荡荡的队伍，在一个忍者的儿子和一位世故老人的率领下，预备渡过黄河，把他们的龙旗插到几千里以东那个虚弱的旧王朝坟墓上去。
就在这个时候，还多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一对老哥俩，伯夷和叔齐，因避世而跑到岐山来的俩大贤人，急急慌慌从养老院追出来，抱住周武王的车辕，说了一大段“子不可以背父，臣不可以叛君”、“不可以暴易暴”等等令人费解的人间第一大道理。“杀一人而有天下，圣人不为也！”，他们说。
左手持黄铜大斧子，右手攥着白牦牛尾巴的周武王，给说哑巴了。回头示意左右，左右举起青铜短刀，往这俩个罗嗦老头儿脖子上比划。姜子牙抬手说：“都是义士啊，放他俩走了吧。”
大军带起滚滚遮日的黄土，从两个发愣的老头子面前碾过去了。老哥俩当然懂得，旗子上的图案，是龙，因为周人崇尚文采，商帝国则是虎，因为他们崇尚威武，而再辽远的夏代，旗子上是日月，因为他们崇尚光明。
伯夷叔齐
龙旗和虎旗的一场恶斗就要来了，他俩该站在哪一方呢？当然，“不食周粟”的两个倔老头以饿死首阳山的实际行动，向历史交上了他们的答卷。
伯夷叔齐二三事：
伯夷叔齐，劝阻周武王不果，遂去首阳山上菜薇而食，饿死不食周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士。司马迁把给他俩的合传列在了列传的第一篇。不过，在这篇列传里，其实并未写出伯夷叔齐有什么高行，除了“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这样空泛的表扬。而他们谦让君位的事情，据著名学者梁玉绳指出，其实也不可信。那么司马迁为什么非要给他们树碑立传呢？
我们不要忽视这个细节，在武王伐纣的动员大会上，蓍草和乌龟壳都认为进攻商帝国是大凶。这代表了当时周方国内的一种反对意见。占卜这个东西是替人说话的，它的结论是靠人来解释的。这说明周方国上下，有一股反对进攻商帝国的力量存在着，并且与周武王公开对立。伯夷叔齐不过是这种力量的冰山一角。而周武王和姜子牙，对这种力量采取了强硬态度。伯夷叔齐之采薇死，未必是他们本人的自愿，更可能是周武王和姜子牙迫之流放使然。
(六)
周武王的军队进发得并不迅速，因为他们后面跟着牛车。牛车是运送给养的。行军路上，武王乘坐的车辕突然断为三截，这不是好兆头。不久，大雨又下了起来，一连三天还不停止。周武王心里害怕了，这些都是天兆啊。他召来姜太公，说：“或许纣王还是不可以讨伐的吧？”
周武王总兵力是三百辆战车，并不庞大。当然还有一些同盟国担任配合作战，主要是来自长江汉水流域的九头鸟湖北人，以及巴蜀四川人，来自偏僻地区，略可算杂牌军。所以，周武王的犹豫，不是没有来头的。
姜太公回答：“不是这样的。车辕断为三截，是告诉我们军队应该分成三路。大雨下了三天不停，正是上天为我们冲洗兵器。”
“那好吧，我们就去试试运气吧。”武王说。
周武王的数万人队伍卷起烟尘，来到黄河岸边。这三百辆战车是怎么过黄河的呢？答曰：利用浮桥，就是把很多木船用绳索连系起来，横浮在黄河上。兵车刚刚过完，后边还有老牛车，又慢又沉，这只简陋的桥实在受不了了，当大军刚刚过完，有个别船只干脆沉下水去，军士们很是恐惧。姜子牙当即宣布：“桥坏了没关系，干脆把它烧掉！大王是为父报仇，有死无生，烧掉浮桥，以示绝无退路！”
周军最终在一个黄昏时分冒着倾盆大雨抵达河南淇县（朝歌）的郊外一块叫做“牧野”的地方。当天色微明，周武王在牧野列阵完毕，总计三百辆战车，虎贲三千人，支持战车的轻甲步兵四万五千人，诸侯兵车四千辆，诸侯战士若干万，皆持龙旗。
与之对峙的，是纣王虎旗的一方，哇！蔚然大观，铺天盖地、持矛横戈，总计十七万兵马（号称七十万），蝗虫一样麇集在我国中原大地三千年前的晨空之下。
大风自东向西，从纣王仓促拼凑起来的民夫士兵们乱哄哄的行列里——很多人捏戟的姿势还很像捏锄头把儿——猎猎地吹到远道而来的西北人刚劲强韧的脸庞和乳虎般屹立的身形上。
战场部署完毕，姜子牙说：“请大家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欢迎领导讲话。”（矛的根部有铜钉子，可以扎进泥土，像旗杆那样竖起来）
“嗟，呜呼——”周武王说，“各位友邦执事、各位诸侯领导，各位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长、千夫长、百夫长，各位战车兵、徒兵、虎贲，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古话说，‘牝（念聘）鸡无司晨’——什么意思呢？母鸡不应该打鸣！如果母鸡负责打鸣报晓，那这家人就要倾家荡产了。而今，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蔑视祖先兄长，用奇技淫巧取悦妇人，真真是个独夫！
“今纣王侮辱五常（又侮辱了金木水火土？），剥丧元良，商罪贯盈，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上帝都不照顾他。我父亲周文王好比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顺应天意。虽然纣王有亿兆之人，但是离心离德，而我有能臣十人，同心同德，诸侯拥戴。我要执行老天的惩罚，率领熊虎之师，吊民伐罪，永清四海。”
这篇记录于《尚书》的誓词，光成语就诞生了一大堆，什么“离心离德”、“同心同德”、“恶贯满盈”、“牝鸡司晨”，还有“独夫”，以及文革经常使用的“自绝于人民”。都是骂纣王的。但这些骂词你不要太当真，即便纣王是圣人，周武王也要这么骂他的。既然要打他，就不得不先骂他。
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周武王身后的一个史官，回望了一下天际渐渐淡去的星影，记录下了在这一激动人心时刻天空上的几大恒星的位置和月相，从而使得三千年后的学者，可以借助计算机的复杂计算，推算出当天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战鼓从西北人身后擂起，起初声音不大，你精神太集中了，以至于觉察不到鼓声是什么时候敲起，随后，你知道它是在你的胸膛里和你的心脏一起敲动，咚咚咚咚，旌旗和鼓指挥着战车像幽灵一样轻轻悄悄在日影下布置成十几行长阵。鼓声指挥战车的车位，指挥步兵的脚步和站姿，蹲姿，指挥各种兵器错落有致地扬起或挺向前方，甚至每一个士兵的举目仰头，每一张脸上的严峻表情，胸膛的呼吸，肌肉的抽动，牙齿的嚼动，都在鼓声信号指导下，精确地调动。这支数万人的队伍，像一只猛兽，把身体里所有的发条，紧紧上满。
当敌众我寡时，只有把三军统帅得像一个人，才能够稳操胜券。深明此理的大白胡子前敌总指挥姜子牙，从指挥车上将令旗向旭日直指，“杀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战车协同步兵的野战，在两大决定王朝命运的军团之间，残酷展开了。
牧野之战中的风云际会与喧嚣搏杀，是尽人皆知的残酷。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就一定要搅出血汁。商人拼死捍卫政权，周军攻击得歇斯底里。商军的死者肝脑涂地，敌人踏着他们的血尸像洪水一样涌上来，商人拼死抵抗，双方以性命和血肉相搏。这次战役的牺牲据《尚书》说是“流血漂杵、赤地千里”，够意思的了，血水漂浮起了杵，红色染红了千里大地。“杵”是棍棒，两头带棱，比起昂贵的青铜武器来，杵是廉价的劣等兵器，自然是那些仓促组织起来的农夫市民们用的。可见主要是他们失掉了武器，也是他们的血在漂。
据古书《逸周书》记载，在整个武王伐纣的两个月期间，周武王前后杀死一亿零七万人（并逐个割了耳朵），俘虏三亿人。这固然是天呀！不可能的，古人的亿和现今的不一样吧。是的，按照十进位的标准，个、十、百、千、万、亿，亿是十万。杀死一亿七万人，俘虏三亿人，等于说是杀死17万人，俘虏30万，另得玉18万块。这就比较可信了。这两个血腥的月份，真是商人的世纪恶梦啊。
一个人的血液大约是五升，十七万人是八十五万升，能把三个游泳池（三十米边长的）灌出一尺深的血，漂起杵来没问题。何况当时还下着雨，流血染红积水和大地，漂起了杵，这个描述是可信的。
但是这样的话，就与“一代圣主吊民伐罪”的主题有点脱钩，应该兵不血刃才对。于是到了战国，孟子等人很不高兴《尚书》、《逸周书》记载的这个血腥场面，就创造了“商朝人临阵倒戈，调转武器，为武王前驱，向七十里外的商朝老窝朝歌杀去”这一开开大门迎闯王的感人场面，因而战争并不残酷。
到底孰是孰非，那就请您自己判断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其实，孟子的说法是毫无史实依据的臆测和不合逻辑的强盗推理。他认为正义的人打不正义的人，不需要流那么多血。可是，即便是正义的解放军，打败反动的蒋介石政府，也是花了四年时间，歼灭了百万多蒋军，流了很多的血，才实现的。凭什么周武王打商纣王，就不需要流血了呢？
纣王没有出现在战斗现场，他也许知道这场战斗是徒劳的，纣王为了准备自己的归宿而让恶来担任了战场主要将官。恶来“力角犀兕，勇搏熊犀”，在一番苦战之后，被周军射中嘴巴，力尽而死。他的老爹飞廉，当时尚在山东地区组织抗击非典（No，抗击东夷），他所统领的商军主力未能返回相救。
周武王大获全胜。纣王不想让自己落到属国周人手里，就穿了珠玉连缀的礼服，在鹿台上像希特勒那样自焚了。
周武王用他那手举了一路老远擎过来的大斧子，割下商纣王烧糊了的脑袋，悬挂在大白旗下。一并被割下脑袋的还有纣王的两个妻子（估计包括美女妲己，都已先行自杀），挂在小白旗下。唉，也算是白首同归了。
顺便说一下，周武王割商纣王头所使用的大斧子叫做钺（念越），这习惯一直流传下去，直到汉代，砍罪犯脑袋还都使用这种钺。使用的时候还要配合一个菜板子——叫“砧”（念真），让犯人躺在上面。至于刽子手改用鬼头大刀，那是很后代的事了。“钺”同时也就成为帝王权力的象征。
钺和我们家用砍柴斧其实略有不同，钺的刃部呈弯月形，样子夸张，像戏台上程咬金的板斧。钺不用于实战，只是砍头的标准刑具和皇家的威风道具。古代大将接受了皇帝赐钺就表示被授予了军权。欧洲也用钺作王室仪仗。而斧子却是野战兵器，宋朝人经常使用长柄斧砍金军拐子马的马腿。
钺
(七)
周武王的伐灭商王朝，并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翻政府。它更像努尔哈赤之入主中原，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当然，这个国与国，是带有宗主国与附属国的色彩，而不是完全对等。所以，灭商在当时人看来，是文明落后的周人灭了正统的商人，就像大清兵灭了明朝，明朝人感情上很过不去，商朝人也是一样。“反周复商”势力在暗自酝酿，估计很多人在寻找纣王的遗子。
周人也一样不安，如履薄冰，担心一觉醒来，商族残余势力与虎视眈眈的东夷人闹出翻天覆地的意外变化。于是，姜子牙提出了“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求：“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对不起不是。如果你爱一个人的屋子，也就会连带爱他的乌鸦；恨一个人的政权，就要杀光他的臣民。”姜子牙想要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杀光商人。——唉，更不像仁义之师了。
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是个冷静睿智的人，对老姜的叫嚣嗤之以鼻：“我认为，想平静风雨飘摇的现状，必须尽快加速理论工作建设。”
“什么意思？”
“诸位想过没有，煊赫四方的强大商王朝，骤然间被我们‘小邦周’所颠覆，不只是商人惊恐，连我们自己也奇怪。那个被历代商王所礼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呢？商人呼唤着上帝来帮忙，可是他老先生就像一个喝多了的看门人，怎么摇门铃也弄不醒他。怎么回事呢？疑问之余，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商人：上帝的庇护也不是无条件的，God only bless those who are deserved。你们不是口口声声称上帝吗？上帝已经遗弃你们了，不帮你们了，你们不要再信上帝了。我们颠覆了他的国家还不算，我们更要推倒他的精神支柱。”
周人于是创造性地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用以对抗商人的“上帝”！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比如周武王），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来，天命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只照顾那些“敬德”“保民”的尘世之王。商纣王之失去天命惠顾而亡国，就是因为纣王没能“敬德、保民”，而我们名正言顺接过大统，就是因为具有“敬德、保民”气质。天命的概念从此兼并了商人的上帝，就像广义相对论包容了狭义相对论。从此，中国人开始提天，而不再奉承上帝。一并出现的还有“天子”的概念，周王也从此获得了“天子”的专称。
这种以“天命”为中心，“敬德、保民”为两个基本点的难能可贵的理论体系，确实比商人单纯依赖祖先之灵与上帝撑腰的“鬼治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它引进了“德先生”和“民先生”（即“敬德、保民”）这两个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概念。“德”的含义不仅仅限于讲道德，它的甲骨文字型，就是睁着眼睛往前走的样子，差不多什么都包括了，跟后代那捉摸不定的“道”差不多，代表一切正确的东西。
周公旦把“天命”、“敬德、保民”这一套新思路向周武王汇报以后，武王登时感到豁然开朗，底气十足。不再为自己以武力抢来天下而惶惑了，原来我是承继‘天命’的啊！哈哈！他立刻祭拜祖先，告慰季牧师、周文王的在天之灵，以及远祖后稷的魂魄，然后就正式登上了大周天子的宝座。
在登基大典上，来自西北老家的威风腰鼓队，想必也表演献技了——此艺据说有四千年历史，骤雨飞溅样的鼓点，乱蛙蹦跳般的脚步，非常热闹，很像求雨的仪式。
(八)
既然说商人失去“天命”，就要拿出证据。下面就是我要说的了，往商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
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商纣王的六条罪状，以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
第一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二是；登用小人
第三是；听信妇言
第四是；信有命在天
第五是；不留心祭祀
第六是；酗酒。
这些罪条其实都不严重，有的甚至用现代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一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第二条的“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那种道德观念上的小人，而是相对于贵族（贵戚旧臣）的出身低微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一直到孔子时代，“君子”“小人”都是按血统贵贱来区分的，《论语》里的君子、小人，就分别指贵族和庶人。
所以，纣王“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是说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但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他的敌人都不原谅他。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武丁迫于同样的习俗压力，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他借用了神托梦的名义，否则当时的亲贵集团一定会群起反对。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了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商王朝的国运。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这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亲贵家族）的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以至有人为此而死。这也可见出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点点人事改革都阻力重重。纣王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商王室贵胄，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事奉仇敌。（微子启被周人封到宋国，箕子封到朝鲜）。
至于第三条罪状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坛上活跃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这是当时的历史客观特征，反映了当时虽然是父系主导，但还有一些母系社会的残余历史惯性。不说别人，连姜子牙也是要听老婆话的。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不理解他的用人之纲，甚至分裂而去，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人心惶恐，个怀叵测，那纣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毕竟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信赖的人，并且一直到最后共同自杀。
而且，女人发言参谋国政肯定就是坏事吗？女人智商、能力和意图肯定不如男人好吗？
而所谓第四第五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也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六条“酗酒”算是有点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是一贯的全国性的历史性的风气，不单从纣王时代才开始。从出土物上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皿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甚至还挖出来了好几坛子当时的酒，但饮酒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跟社会财富的积累程度有关，也跟朝代日久，贫富分化严重有关。这都是历史和社会机制的问题，不能只归咎于纣王一人了。
须知，一个帝国年头久了，积累的财富丰厚了，人们闲逸而走上饮酒的路子，是必然的事情，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也好比现在美国富裕了，路也修好了，房子也建够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人就开始吸毒了。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头。那么，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克灵顿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各层人士都有责。纣王想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移风易俗也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轻易改变的了得。当时下层老百姓、中层乃至高层亲贵的人都拼命要吸，皇帝能拗动什么。喝酒、吸毒、吸鸦片，这类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梳理社会机理和各种矛盾出发，甚至它是不可解决的，因为它涉及人的本性弱点，这对于忙于应付东西方国交相侵扰、帝国命悬一发的末帝纣王来说，固然更是无暇去顾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事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好歹也应该算是英雄，而且为数极少。纣王自焚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他俩，并且看出了他们的无奈。不过，崇祯的命要好一些，没有像纣王那样被战胜者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所以不需要埋汰他。而周武王的万把人，拳头没那么硬，需要用嘴巴来帮助拳头，拼命辩解伐商的原因，给自己找舆论支持，所以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的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没有暴虐荒淫之类的指责。总之，周人还没有把纣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
真正把纣王脸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时代那些“百家争鸣”的学者们。这些人说话，喜欢走极端，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他们造出来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从而使自己的学说变得生动丰满、振振有辞，以便游说诸侯接受自己的学说，同时也便于同别人争鸣，攻击异己学派，吸引更多信徒。“争鸣”争得狠了，甚至不惜伪造古史作为自己的论据材料。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他们包装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他们的失败地方（比如尧舜的失位）也被美化成所谓的“禅让”。而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因为是失败者，就成了极坏极坏的坏人，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了钩。也是，他们是亡国之君，前者是开国大帝，不挤兑他们挤兑谁呢？
人们总是对亡国之君严厉，对开国之君百般谄媚。
我们可以看到脏水是怎么随着历史年代的推延而一点点泼到纣王脸上去的。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再往后一点，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开始变得令人发指。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好奇，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除了剖我们这位可怜的“苦人儿”比干，还解剖了比干的媳妇，想看看她的胎儿形态——我看是你这医生想看吧！医生想看活体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己想看自己不说，说别人就不乖了！自己放屁却瞅别人！
学者子贡早就意识到了纣王的悲哀，他本人也有点看不过去，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意思是，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千万别把自己混的太差，否则后世的人想举出恶事来说理，就一定会涂抹你来充数的！
孔子也替纣王诉冤说：“纣王之暴不若此之甚也！”说纣王没有像大家传说的那么残暴。注意，孔子和子贡，都是生活在周人统治的时代，不敢提不同意见，以免有“反革命”的嫌疑，他们能表达到这个地步，已经证明内心的实际看法，比这还要强烈了！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先生，首次描绘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写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罗嗦了这么半天，最终目的却不外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就是防微杜渐，从而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否则就成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恶君啦！纣王就是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至于亡国了！
韩非子确实把防止“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个道理讲的非常生动，是可以打一百分的作文了。而韩非子作文生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有纣王这么个“意象”可以供他任意打扮起来当道具用。遗憾的是，韩非子讲的这个故事，其它史书上都没有类似记载。而且，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的亡国简单归结于为纣设想出的“奢侈”，而忽视了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是肤浅的、片面的。不惜编排纣王来为自己的理论增色，是不负责任的。
时光到了西汉，司马迁也是个大手笔，继续给历史加鸡精，他在韩非子首创的“酒池肉林”基础上，又加了“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一句，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其实，纣王让男女在沙丘苑囿里裸奔，这是古代“欢乐谷”的遗俗，为了解决社会上未婚男女的性问题，一直到后来的大周朝，也一样组织男女在桑林里“奔”呢。汉朝人少见多怪，把这个视为淫荡。
不管怎样，纣王的形象越到后代越被糟蹋的厉害，体现了人们想象力的进化。时间到了西汉，史学家刘向先生也不甘寂寞，他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显得更为奢侈。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佳宾席上旁观，一有罪犯掉到火炭里，她就鼓掌而笑。
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汉书》作者班固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这个罪状同时又塞给了夏桀一同分享，呵呵，夏桀也被说是有“酒池肉林”和牛饮者三千人，更像是编的了）。
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时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并且觉得炮烙还不过瘾，皇甫医生又设计了一个热熨斗，让纣王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不愧是医生啊，估计还是外科的。
总之，纣王的脸上就是这么一点点脏起来的，前后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后人之所以这么埋汰他，也说明是被当时的皇帝压迫的不行，只好借涂抹纣王来告诫人君，起到劝善惩戒作用。倘如此，纣王牺牲了我一个，也算是幸福了后来人，可以含笑九泉了。
(九)
早春温暖的阳光终于灿烂起来了，不知名的小花开满了原野，亡国之后的商人卷起行李，开始整队离开王畿，向北美洲移民。
去美洲的事情，虽有争议，但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当时白令海峡上有一座陆地桥，连接了亚美大陆，伴随着商人远去美洲的步伐，迎面也有一种动物爬着来到我们亚洲，那就是“地平龟”。虽然步履缓慢，但毕竟爬了过来。既然乌龟都能从美洲爬过来，那商人走到美洲去，应当技术上没有问题。
即便没有去美洲，但朝鲜至少是去了。汉朝人说，“箕子”先生（这家伙是纣王的叔叔，一个亲周派），被周人封在了朝鲜，封国的都城就是平壤。
还有一些商人往西跑，来到周人的陕西地盘，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了。周人把他们裹挟来之后，他们一同带来了青铜器、文字和发达的手工艺。当然，更多的商人则被遗留在原王畿地区，也就是中原的朝歌一带，被称为“殷人”，受商纣王的儿子武庚领导。
光让武庚领导又不放心，周武王派了两个弟弟：管叔、蔡叔，夹辅着武庚。管叔、蔡叔、武庚三人因此合称“三监”，一起监管中原的商朝逸民，其中武庚被另外两位“监”坐地盯梢。
武庚，呆在周人给他的办公小院，经常无言地走上西楼，看见残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着清秋。远天里有血色的晚霞，雪样地陈列在天极，但被近山遮住了。还应该有雨，有小虫飞，结了群，都比他来的自由。武庚看见飞虫儿向着已经放亮儿的烛火黄晕里去跳舞。武庚很想大叫一声，去旷大的林地里喊：“我也要飞蛾扑火，我也要反周复商！！！！”
周武王安排完商人的事，就返回了陕西西安地区的镐城。他觉得富贵还是应该还乡才对。但不幸的是，出师一捷身就死，周武王在灭商后第二年就于镐京驾崩了，没享福，先升天找父亲文王言好事去了。接任的周成王是个小孩，请叔叔周公辅政。
辅政的周公并不姓周，他姓周王族的姬姓，周公整个的名字应该是“姬旦”，但我可以发誓，那时候的鸡蛋一定不念鸡蛋，不然姬旦先生是不会容忍的。
（注：据书上说，鸡在古代还真不叫鸡，叫雉。后来呢，因为避刘邦的媳妇也就是毒婆子吕太后吕雉的讳，雉才改叫鸡了，但鸡为什么近代又指“小姐”，还需要继续研究。）
其实，姬姓是家族标识，并不冠在名字前面，所以不会出现“姬旦”这样的连称，也就不用担心念成“鸡蛋”了。当时一般把官职和人名连称，他应该叫“周公旦”，“旦”是他的人名，“周公”是他的官位。
周公旦辅政，辅佐周成王，建设新的国家，日理万机。忙什么事情呢？制定战俘处置政策，签署禁酒条例，讨伐周边跟商王朝一鼻眼出气的小国，镇压民间反周复商势力——纣王的猛将飞廉还带着游击队在山东地区兜圈子呢，还得草拟分封制度，还得安置商朝贵族和遗老遗少。忙的时候，周公洗澡都有人打搅，古时候男人头发长，周公握着湿头发从浴室跑出来，接见完了，又进去接着洗，反复三次，洗一次澡中间得料理三拨客人。
（注：古代男人蓄长发，把长发拧成一股之后，再盘成大髻。甲骨文的“夫”字，最上边一横就表示男子发髻上插了个簪子，而“妻”字表示女孩儿在结婚以后也开始盘髻，并且上面插了好多簪子——横杠，以示爱美之心。商朝贵族妇女有一位出土的，脑袋上插着26枚玉制的簪子，使她的脑袋像一个鸟窝。）
至于周公吃饭也很麻烦，扒拉进一口小米干饭，不等嚼完又得把米吐出来，因为三教九流的客人又来求见了，所谓“一饭三吐哺” 这样吃饭很容易闹胃病，从浴室跑进跑出，也感冒着凉，但周公心里装的是黎民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所以他成了圣人——说他是圣人，一点不错，“汤武周孔”中的周就是他，名字还排在孔老二之前呢。孔子做梦的时候还经常自称“梦见周公”，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柯云路大气功师硬胡说孔子这是“开天目”。）
一沐三握发
据说周公不光主持政府工作可以，文笔也很行，他制定了《周礼》，规定起坐卧行和男女尊卑。《世说新语》上晋朝谢安的老婆不喜欢男人当权，她抱怨说，要是《周礼》是周婆制定的就好了，礼仪就能反过来变成对女人有利了，压迫男人了。呵呵。
即使是周公这样一个圣人，也会遭受不白之冤。周武王的弟弟管叔就心怀嫉恨，诬陷咱们周圣人想篡夺周天子的权位，并且策反另外两个地方大员，发兵诛杀周公。我们知道，管叔、蔡叔、武庚，是留在中原的“三监”。管叔策反了其他“两监”加盟，其中武庚作为商朝遗民首脑，整天正想着反周复商呢，高兴得了不得，赶紧从“西楼”下来，走出“梧桐”小院，叫上自己所统领的商朝遗民，接受管叔指挥。他们又和一些东夷特派员洽谈，获得许多东夷部族的武装支持，管叔、蔡叔、武庚联手，几方势力合作发兵诛杀周公。
天下汹汹，变乱四起，刚刚立国的大周朝立刻陷于风雨飘摇。周公在历史关键时刻，社稷存亡之机，毅然决定用武，他与姜子牙再次从陕西出发，向中原讨乱。在战斗中，东夷人往中原冲，被姜子牙隔住，姜子牙硬顶着，颇吸了很多东夷人的“炮火”，被揍得很惨，但给身后的周公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得以从容聚歼中原的三监暴乱分子：把管叔捉住杀头，蔡叔流放，纣王的儿子武庚斩首。然后，周公向惊恐甫定的周成王解释自己的忠诚，并在四年后周成王长大成人20岁时，归还政权给周成王，自己重新做臣子。
后来的科举考试里的策论或者八股文，周公成了文章里的明星人物，言必及周公，他给后来的辅政大臣们立下了规矩。辅政大臣的定位到底可以怎样，哪些可以做，那些不能做，大家援引周公事迹作标准。凡是周公做过的，就不算篡权了。越古越有理啊，如同外国法律上援引老辈子案例作准绳。
不过，说实话，所谓的周公辅政，是后代学者们好意的编造，事实上周公蹑了七年的天子位。《史记》上说他坐于宝位，面向南面接受诸侯大臣朝拜，背后插着斧钺，俨然就是天子。而小孩周成王则跑在院子里玩尿泥（这句是我说的）。为其如此，管叔自认为是行三（周武王行二，而周公行四），在周武王死后，如果要兄终弟及的话，也应该是我老三管叔上台，而轮不到你老四鸡蛋，于是管叔发动暴乱。不过这家伙很傻，和“商朝余孽”武庚粘乎在一起，又招来东夷人，只能使自己陷于舆论上的被动。而且三方势力背景各异，互相配合失度，各自为战，最终被击溃。
接着，周公和姜子牙又联手去收拾东夷族。东夷人早前斗垮了纣王，却被周人抢先摘了桃子，自然一直不服气，早想与周人一较高低，于是就配合“三监”一起反周。在三监、武庚伏法以后，周公东征，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年，东夷的几十个国家卷入其中，流浪于山东的商将飞廉也与东夷人并肩战斗。东夷人进行了殊死的抗争，但整个战争壮烈的细节无闻于历史，我们只知道周公把反周最厉的奄人（曲阜地区，奄国人）全部骟掉，作为严厉的报复和惩罚，这也是后来为什么管太监又叫“阉人”、“奄人”。
奄国，在曲阜地区，曾是商王盘庚的旧都，商朝情结甚强，所以抵抗周公格外剧烈，长达三年，最终在失败后得到了这样严厉的报复。这就是很多史书上提到的“周公践奄”的事。践之云者，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就是灭掉并残踏了奄国。）
包含奄国在内，被灭掉的东夷诸国，达到五十个之多。我们可以想象，那些亡国之后的男人，他们的家园在焚烧，他们在周人的驱赶下跌跌撞撞地走向远方，成群结队去中原各种劳动场所消磨残生，有的人额上被烙上了墨印，有的被刺瞎了一只眼睛（以此作为奴隶的标志），这些亡国奴再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至于那些惊慌失措的妇女们，则被狂喜的敌人你争我夺。特别是东夷贵族的公主们，她们美丽娇弱的躯体还来不及挣扎，就被剥掉哀悼父兄的丧服，像一具具雪白的牺牲，被献于庆功的祭台。据说只有她们纯洁的血，才能安慰阵亡的战土之灵。
当然，这些想象也许对周公不太公平，而人祭的现象，随着文明的进步，到了周朝也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战争是个疯狂的事情，它一旦启动之后往往偏离人的道德规范。
而纣王遗留的猛将“飞廉”，带着商王朝原驻扎在山东地区的主力军队，一边流浪，一边跟周公、姜子牙统帅的周军进行了长期鏖战，期间胜负有起有落。但他失去帝国财政支持，飞廉禁不起消耗，也没有补充，他的主力越打越少，直到被追到了海边，山穷水尽。飞廉在告白祭祀了纣王在天之灵之后，拔刀自杀。一个烈烈煊赫的商王朝，经历六百来年风雨历程，至此彻底焚灭。飞廉是恶来的爹，据说“恶来有力，飞廉善走”，因为善走，是飞毛腿，飞廉死后被民间认做风神。飞廉而且是F4中伯益的后代，后来与伯益一并成为秦人的祖先。
《诗经》“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就是周公东征士兵一去一回的写照，充满哀情悒郁。去时风花雪月，回来雨雪凋零。这场东征战斗，不论对于敌人和征伐者来讲，都是一种哀情。
(十)
周公因为功大，被封到山东之地——鲁国，都城就在被他“践”掉的奄那个地方，也就是如今的曲阜。周公把这个地方改叫了鲁国，周公就成了鲁国的祖爷爷。
周朝是封建制，封建指的是分封诸侯的意思，除了周公，其他周天子的哥们亲戚，功臣啊，地方既有势力啊，统统都分了出去，各自承包一块儿土地，其实更关键是获得一批人口，成为诸侯之国。
姜子牙，因为功大，也被封到了山东，地点在山东偏北部的临淄，是为齐国。姜子牙打仗有法术，搞经济也有技术，因地制宜，倒也把齐国弄得朝气蓬勃。姜子牙功成名就，十分发达了的时候，以前把他休掉了的老婆，看看不行，又跑来找他了，要求复婚。姜子牙觉得好马不要吃回头草，于是没有客气，泼了一盆水，让她重新收起来。她明白了，羞愧地走掉。这就是“覆水难收”的成语故事。这也是“泼妇”一词之来由。
当初追随武王伐纣的众多诸侯，据说有八百个，也都得了正果，被一一确认为各据一地的诸侯，好比孙悟空、猪八戒，在取经成功之后，都从不入品的鬼怪而册封成了自有洞府的神仙。他们当初追随周武王，多半也就是为了这一天吧。
周初分封制的好处可谓立竿见影，诸侯们感恩戴德，立刻给周人帮忙，从而保障了周公东征的胜利，以及未来“周”的长久安全。
更有一些诸侯属于无功受禄，比如神农氏的后代被封到了焦（河南西部的陕县）——当时还真厉害啊，神农氏的后裔居然还能判定得出来呢？而黄帝的后代则被封到了祝（济南附近），尧的后代封到了蓟——北京大兴县（离我住处很近！），舜的后代被封到陈国（包拯陈州防粮的地方），大禹的后代封到杞（杞人忧天的地方，开封附近）。他们受封没什么讲究，全凭了一个好祖宗，但这也可见出周人的一种大襟魄！
据说周初一口气封了上千个诸侯，多数不到现在一个县城大。这种分封制的好处固然是大大的，缓和了不同部族之间的冲突（你硬把各部族捏合在一起，会冲突的），缓和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齐和楚的文化就有很大不同），给地方以发展经济的自由度（各地方是诸侯自治），还给地方以选择尝试不同政治模式的自由，容许了多民族个性文化的百花齐放，在此基础上才慢慢融汇起伟大的汉文化。
诸侯各国自己养活自己，不给周天子增加负担，还派大夫到镐京进贡纳宝，战时还能拱卫大周。平时要打仗的时候，就随同王军出征，打周天子想打的人。
当然从人性角度来讲，诸侯们不愿意老老实实呆在基层当土皇帝。但是呢，由于诸侯国数目众多（据说有上千个，每个面积都很小，方圆不足百里，不到现在一个小县），于是想闹事也多半是小国之间互相掐，或者国内争权夺利的内讧，战争再升级，也不过是地方上的群殴，很难统一起来对抗中央。
即便如此，周天子对地方诸侯的军队编制和活动方式，都做了严格的等级限制。
汉朝人借鉴了这种体系，汉武帝等皇帝都实行推恩令，把汉初分封的大诸侯，细胞分裂似的，再分解成多个小诸侯，这样越分越小，鼓鼓囊囊地拥挤在全国版图里，没有力量对抗中央了，因此从宏观整体上看（比如说从月球上看），全国是安定团结的。
(十一)
现在我们要说说商朝的遗老遗少们。所谓遗老遗少们，指的是原商朝王畿地区的正宗商人，这些“商朝余孽”在亡国后被留在朝歌，接收纣王的儿子武庚领导，然后派三监来监督。这些“商朝余孽”并不认同周人的统治，在武庚的领导下，和三监一起掀起“反周公暴动”，结果武庚被周公杀掉，王畿地区的商朝遗民们也只好跟着倒霉，被贬称作“殷顽”。
周人意识到就地监督不是个办法，就采取了强制移民的办法。主要是三个走向：一部分商朝人，被迁到如今的洛阳白马寺附近，集中起来管控。周人在这里修筑了洛邑，是一个大城。很多殷顽就在这里劳动改造，慢慢溶入洛邑的历史，终于至今分辨不出你我了。
还有一批人，被分批分给姬姓诸侯，由诸侯分别带到自己的封地去。比如周公的儿子被封到鲁国，就带去了“殷民六族”，卫国又有“殷民七族”。这些殷民把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带去了那些相对边远的陌生土地，虽然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未必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幸福。
最后还有一批人，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他们跟随着商朝的大贤人——或者换一种称呼方法——“最乖的亲周派人士”，微子启先生，去了商丘，封建为所谓的宋国。微子启是纣王的异母哥哥，一直闹分裂，给纣王唱反调，因为他亲周，周人投桃报李地把他封为了诸侯。由于宋国人都是古怪可笑的上一朝遗民，所以大家拿笑话编排他们，比如“拔苗助长”“守株待兔”之类的。“杞人忧天”，则是编排夏朝遗民的。
据说，微子启每几年就赴周都镐京述职，半路上还经过了从前的朝歌，看见繁华如锦之场如今已是废墟，从前的宫殿已拉匝成废土堆，农民同志们已经在旁边种植麦苗，心思不胜其悲，就作诗道：“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呵呵，他还没忘了骂纣王：这个狡童啊，当初就是不重用我！
(十二)
大周朝天子多数得到善终，除了小孩周成王的孙子（小孩周成王也有老的时候啊）——周昭王。周昭王喜欢远征，他觉得南方江汉流域的一些偏僻诸侯们不听话，就乐呵呵地跑去打他们，结果去还顺利，却死了在归程上，整个全军覆没，六师尽丧，据说是被淹死的。
周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则是个大旅行家，驾车跑到中亚的吉尔吉斯草原，泡了很多外国女孩，随后抛弃了她们，使她们哀怨得要命，所谓“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周穆王不再找我们玩儿了，他的奔驰车不是跑得很快吗？怎么不见来啊？穆王到底忙什么去了啦？（李商隐的诗）
一般的马车都是四匹马，周穆王的奔驰跑车是八匹马，排气量增加一倍，马儿分别叫赤骥、盗骊、白义、遍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也有说是“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宵，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内翅。”
周穆王的司机叫做“造父”，是古代第一驯马家，乃“F4”伯益的后代，与飞廉、恶来同宗，现代赵姓的始祖。造父能开着“八匹马力”的车在梅花桩之间乱转，让三十二个马蹄步调一致。
造父载着周穆王还去了昆仑山那里，拜访了西王母。这么多年了，西王母模样没见老也没见漂亮，还是“豹尾虎齿，蓬发善啸”那个旧模样，面貌非常丑陋和惊险，极具考古价值。
周穆王看着她说：“OH My God，你的模样真是大自然的瑰宝啊。”
西王母一高兴，就发出雷鸣虎啸般的嘎嘎大笑，然后送了周穆王一件稀罕玩意儿——夜光杯。这个酒杯，对月映照，色晕皎白，光明四方，据说是昆仑山羊脂白玉雕琢而成的。
那时候，金子不如美玉值钱，大周天子崇尚玉器，这在古代文明里独一无二（只有玛雅人亦有此偏好）。当时的我国人民不看重金子，以金子做货币的只在后来的楚国有过。玉则是大周朝贵族们的最爱，玉象征着君子的道德，“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周穆王把这个玉杯仔细珍藏，高高兴兴坐着马车回去了。
另外再说一句，这个西王母，不是陌生的人，从前黄帝和后羿都找过她，前者得了本打仗的书，后者买了不死的药，如今周穆王又讨了件夜光杯。未来西王母将嫁给神话世界的后起之秀玉皇大帝，并且被孙悟空偷吃了仙桃。总之，她是一个被中国人编得前后矛盾、不合逻辑的一个神仙。
游行无度的周穆王当了55年的开心天子之后，周朝依然太平无事，从上到下崇尚礼仪。当官的主要技能是擅长表演礼仪。倘使你不会礼仪，不要怕，有学校专门教。王宫左侧有小学，出城郊外有大学。周王室的大学称辟雍，诸侯的大学叫泮宫。民间的人也是可以上学的，叫做“痒”、“序”、“校”、“塾”，都是官办的。
对于不好好念书和不学好的人，周朝也给他们预备了监狱，名叫“囹圄”——“想走出你控制的囹圄，却走进你安排的残局。”
老百姓的主要任务则是种地，大周朝是个农业国家，不喜欢跟外人打打杀杀，更愿意种地。《尚书》上说：“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周天子与民休息，不爱打仗，只爱种地。
可是牛都放了，种地怎么办？其实当时种地不用牛。当时种地很朴素，技术含量极低，人卖卖力气就行了，用不到牛。
注:：牛早在商周就有了，但养牛和养猪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杀了祭祀吃肉的。平时牛们被放到草坡上吃草玩儿，无忧无虑吃了睡睡了吃地，像猪一样。等祭祀的时候就要杀牛，祭祀完了再端下来给人吃。所以祭祀主要杀小牛，小牛肉嫩。大牛和老牛，则去拉车。有一些有志气的大牛，甚至去战场上拉车。打仗时候，马拉着战车在前边逞能，牛套着辎重车跟在后边输送给养。总之，牛那时候还是见过大阵仗、大世面的，尚不需要“脸朝黄土背朝天”地享受耕地的苦差。牛在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牛的。
后来，到了大周朝后半期，牛才慢慢地学会耕地（猪呢，则直到现在也没学会）。
说到牛，还得说犁，犁早就发明了，用犁连续翻地，比用脚一铲子一铲子地挖，效率高，深层土都翻到地面了。但周朝的犁都是用人来拉，不用牛，这倒不是因为牛笨，而是犁有问题。虽然犁早就发明了，但不流行，因为犁尖是用石头材质的，不够结实，禁不起蛮牛拉。除非个别开荒时候，太硬的地才用牛拉犁，其它尽量用人拉。人怕牛把犁尖拉坏了，舍不得。
等到了大周朝后半期，也就是春秋末期，铁器出现了，犁尖换了铁制的了，牛耕才实用起来。春秋时代出土的牛像，鼻子穿环儿，表示用于牵引种地了。（科技进步对牛来讲真是个痛苦啊。）牛从此就这样噘着鼻子跟人家种地。春秋末年的孔家店弟子有叫冉耕字伯牛的，还有司马耕，字子牛——“牛”和“耕”联系起来了，说明牛真的开始耕地了，那时正是春秋末期，说明就在春秋末期时牛耕变得时髦了，大家起名也赶这时髦，好比以前七十年代起名王卫星。）
总之，没有牛耕就没有牛耕吧，反正周朝时候人口少，粮食一旦太多了，打的猎物吃不完放馊了。据人口学家估算，周朝的人口，一共才一千三百万左右，只相当于北京目前的人口。试想我们幅员广阔的祖国，无数的山林河流，里边跑着无数的人参野鹿，活着无数的龙虾大闸蟹，只有区区北京市人口来消受，生活多滋啊，遍地是食物，守着株就可以待兔，一声弓就惊下三条鸟，无数的山顶洞可以免费住人。
老百姓就这样在大周朝的抚养和大自然的慷慨给予下，过着好日子，直到两百多年后（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执政，变得开始不象话了。
周厉王给中国文化创造了两个知名成语，一个是“道路以目”，一个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然他还协助创造了“不可救药”，这是大臣们讽刺他的话。
这个无道昏君还宣布天下山林川泽都归他个人占有，谁都不许进去打渔捕猎。龙虾和大闸蟹一下子就吃不到了，山顶洞也不许免费住人了，猎物和肉一下子就少了，粮食技术又没抓上去（因为牛不会耕地），国人们眼睛饿得发蓝，于是衔冤受害的群众发生城市暴动。
国人一起造反，冲向周厉王的王宫，讨说法。周厉王指天划地地大喊：“我是上天的儿子，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你们这些人头，都是归我支配的，我·····”
国人们不听他罗嗦。国人们看见，周厉王腰里佩的是美玉，而他们腰里是配的“砖头”，大家分外不平，一起鼓噪，用“砖头”把老周厉王打得狼狈东逃了。
周厉王一直往东逃，逃到了一个叫“彘”的地方住下，彘就是猪，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损他老人家，还是这个地方猪太多。总之周厉王很喜欢这里，就住下了。
周厉王跑了以后，一个叫“共”的小国的领导人被推举出来主持政府，这人名叫“共伯和”，他管事的这十几年叫做“共和执政”。有人望文生义，认为这是民主共和的意思，谬矣。“共”是在今河南共县的一个小国，是以前共工治水的地方，所以叫共。
共伯和执政期间，周厉王一直在外流亡，有人为了帮助他复位，就写了一本非常著名和伟大的书献给他看，那就是《易经》。《易经》中的主要思想，是教周厉王以柔克刚，卷土再来的，希望他在“亢龙有悔”之后能再次“飞龙在天”。当然，这些都被后来的金庸老师写在降龙十八掌的掌法里了。
周厉王虽然看了很多《易经》中的神秘学问，但终于客死异乡，没有龙飞上天。他留在都城镐京的儿子太子静即王位，是为周宣王。为了表示跟老爹划清界限，周宣王拼命埋汰他自己的爹，把他老人家谥为“周厉王”。所谓谥号，是一种活人追认给死人的荣誉称号，这是大周朝的发明，后来一度被秦始皇取缔。
潇水曰：其实，这个得了恶谥的周厉王，不能全视作坏人。他其实是个改革家，他把山林川泽收归己国（这是他惹怒老百姓和各地诸侯的原因），但这是有意义的。如果周王族占有了这些矿产木材兽禽资源，通过开采和销售它们，就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从而加强王族经济实力，并继而转化为更强的军事实力，有助于兼并诸侯，强化对各地的控制和收编，使当时的分封制的“弱中央政府”的无奈现状，朝着统一郡县的“中央强集权”的帝国过渡，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可以促进分封制向皇权专制进化。也只有这样，才算是形成了后代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王朝或者国家（大周朝目前还不算是统一王朝）。只是这样就触犯了各地的诸侯的利益，以及一般民众的利益，所以他们要“反抗”。
这是“统一”和“被统一”过程中发生的反抗。
两百年后，改革家管仲率先在齐国实现山林川泽专利，把山林水泽收为国君独有（等于国有），这就极大地增加了齐国财力，为富国强兵推波助澜。而民众，则只能在每年山林水泽定期短暂开放的时候，进去伐木渔猎获利。
直到今天，森林、河流、矿产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组织专营开采的。小煤窑是要炸掉的。可见，周厉王的专利政策，是进步的，只是当时的人不理解、不配合，终于小煤窑的老板们，把他打下去了。
(十三)
周宣王（周厉王的儿子太子静）给历史带来了一段“宣王中兴”。在周宣王时期，由于政策得力和天时照顾，周这个大诸侯的经济有所复苏。周宣王一看有钱了，就向东与东夷作战，向西北与猃狁作战，取得一定战果。所谓猃狁（念作险允），是鬼方的后身，匈奴的前身。
周宣王的中兴，表现在诗歌里就是：“夜其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就是说，周宣王的院子点着蜡烛仿佛不夜之庭——周宣王也够奢侈，夜未央了还点着蜡——周宣王的马车响着清脆的銮铃，从外边开party回来了。銮铃是扁圆形的球，銮内有铜丸，随着车身的摇动而铃声叮当。銮的数量有讲究，周宣王天子八銮。这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啊。
遗憾的是，周朝的这种潇洒并不可能长久，西戎的马蹄，时不时地来蹂躏大周的西域。
众所周知，周朝的特色是文治，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国家弄得色彩斑斓，礼仪彰美。因为重文轻武，周朝的忧患便来自周边蛮族。在跟蛮族们打仗的时候，周天子又单纯注重兵车，而没有发展出一套适合山林江河作战的军事技术。周朝的兵车，笨拙迟缓，受地形限制，机动能力差，中看不中用。他们还管打仗不叫打仗，叫“观兵”，讲求堂堂正正，明鼓不相诈，打起来有一大套礼仪形式，非常麻烦，只适合于跟同样麻烦的对手交战，终于被西戎北狄这些打仗不讲礼、阵形像团烟、机动能力更强的家伙们欺负得够戗。
周人在打架中很被动，当时的征人作诗道：“靡室靡家，猃狁之故”——老婆孩子热炕头都顾不上了，都是因为打仗。
周宣王能够主动出击，去殴打猃狁，算是历代周王中了不起的老，因而获得了“中兴”的美名。但是好景不长，“宣王中兴”以后，不过数十年，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周幽王老大爷继位了。
周幽王是个“年纪一大把，学问没有，笑话倒是有一车”的人，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脑子上的沟回却越来越浅。他的夫人——小美女褒姒喜欢听裂帛的声音，他就把大匹大匹的丝绸撕成条条给她听（这算是很前卫的音乐了）。还不过瘾，他还在烽火台上导演了一场杰出的文艺大联欢活动。
起因是小美女褒姒喜欢扮酷，轻易不对人笑。她倘若一笑，就勾魂倾城，百媚俱生，是一招必杀技。但她每两百年才笑一次。
周幽王老大爷为一觇此笑，挖空了心思。但百般设计，都不得逞。最后他开始打国家NMD战略防御系统的主意。
我们知道周王朝重文轻武，所以蛮族们就放肆。大周朝一直处于劣势。面对这种窘境，大周天子只好消极防御。他和诸侯们约定了一套“声光通讯”的防御系统：在大路上修筑土堡，设置大鼓。如果戎兵入侵，就点起烽火，击鼓传告。跟周天子亲近的诸侯比如郑、虢，就会前来援救。这就是大周的 “声光通讯NMD战略防御系统”。
老周幽王就是看中了这个“声光通讯”。他为了博得褒姒的勾魂一笑，就折磨上了烽火台。他老人家屡屡爬到台子上去举火，拼命敲鼓，每天下午都来一阵儿。诸侯第一次闻讯，傻乎乎地跑来，一看只是周幽王喝高了，没事儿。第二天又敲，诸侯大队人马立刻歪盔斜甲地跑来了。一看，又没事！如此没完没了。周幽王说：“我打算把这些诸侯当‘诸猴’耍，哈哈，诸Monky——！”
褒姒见了他那满头大汗的滑稽样子，忍不住启唇嘻嘻一笑。
终于博得了小美女褒姒的倾城一笑，老幽王脸上乐得像一朵盛开的核桃，却把诸侯们气得半死。一些偏在西部的远道诸侯气得英语都骂出来了：“You’re such a bitch! You下次打鼓我要是再来，我是他妈的Jerk!”
光有小美女添乱，事情还坏不了，周幽王又任用坏蛋来治理国家，于是泾渭地区发生大地震，老祖宗的发祥地“岐山”也山崩了。古代的地震都是代表上帝意志的，是警告人间君主干错了事，但战天气人、革命乐观的周幽王不以为意，他违逆天意和历史习惯，废掉了太子，把小美女褒姒没满岁的儿子定成接班人。
太子被废了，太子岁数小没话说，但太子的妈妈的爹岁数大。这位老外公还指望着太子继承王位，自己好跟着吃香喝辣当个摄政王什么的呢。老外公希望落空，冲冠一怒，就打算跟周幽王打架。但他只是一介诸侯（申国的，叫“申侯”），个头和份量抵不上周幽王。那只好拉外援。老申侯遂不顾国家利益，竟去勾引犬戎异族，让犬戎跑来攻打他老亲家周幽王的江山，这种引狼入室的卖国作法，基本上跟吴三桂差不多。
犬戎兵高高兴兴地拿着空麻袋来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诸侯没一个来相救的，周幽王喊了半天“狼来了！狼来了，这回是真的狼来了！犬戎狼啊！～～～！”扯破了嗓子的老周幽王，眼睁睁地被犬戎捉了俘虏，揪着胡子杀死在附近的骊山之下。
犬戎兵可劲抢光了周室三百年积累的货物宝器，源源不断运出镐京，都是珍珠宝石美玉奇货，当然还有美女。包括小美女褒姒，也被掳走了，然后放把大火，把犯罪现场烧为平地。
历史向来如此循环，项羽烧秦，董卓烧汉，经营几百年的歌舞升平，出将入相，舞榭歌台的地方，几天之间烧夷成野狗出没的废墟。“黍离之悲”就是后人路过这类的旧城残墟时所抒发的悲凉感喟。
将近三百年的“西周”就这样冒着狼烟结束了。
从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建立大周朝，到公元前770年被攻破，将近三百年的所谓“西周时代”，就这样充满哀情地从我们的历史书页中，翻掉了。
等犬戎兵背着饱饱的麻袋，裹着狼烟散去了，原先被周幽王废掉的太子宜臼，回到了陕西镐京。他在一些诸侯和老外公申侯的张罗下，继立为周平王。引狼入室的老申侯，这回终于心满意足了，他愉快地发现，镐京地区繁华已逝，人民害死，不再是乐土了，人们都拿白眼看着他。来不及互相指责，这时候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犬戎兵再跑来打。大家都不敢待在西边了。
周平王遂在郑武公、晋文侯和秦襄公等勤王部队的保护下，东迁四百公里到了河南洛阳，去中原另起炉灶，从而开启了大周朝的“东周时代”，上演出后来被称为东周之春秋战国的故事。
(十四)
两千七百年过去了，我趁着出差的机会，来到陕西省西安市以东的骊山脚下，做我自己谋生要做的事情。这里正是从前周人活动过的地方，老周幽王被杀死之处，不正是这骊山吗？而我却找不到老周幽王的任何蛛丝马迹，只有残冬天气的冷风，从碎碎的山土里，夹杂吹过。关于秦始皇的陵丘，在山坡之余处，倒甚盛，游人也颇隐隐有。
我想到镐丰的旧址，西周故地，试图寻访周武王创国的遗迹和烽火诸侯的往事。然而镐京已经荡然无迹可寻了，只空余一个地名罢了，以及路边一个低矮的小吃店，居然打着“镐京饭店”的木牌子。那曾经煊赫在这块地面上的一整个朝代，只今已抹去仿佛一场梦干干净净了吧。
梓泽丘墟，流水无情。往事已矣，明月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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