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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本书大事年表
公元前307年——公元前221年，战国时代的下半期
307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赵攻中山到房子。秦开始设置将军，以魏冉为将军。
306 赵攻中山到宁薛，攻略胡到榆中。楚灭越，设郡江东。
305 赵攻中山，攻取丹邱、华阳、鸱之塞、鄗、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请和。
304 秦、楚在黄棘会盟，秦归还楚上庸。
303 秦攻取韩的武遂。秦攻取魏的蒲阪、晋阳、封陵。齐、魏、韩攻楚，楚派太子入秦，秦救楚。
302 赵攻取河宗氏、休溷诸貉之地，设九原云中二郡。赵迁吏大夫妈于九原。魏襄王、韩太子婴入秦朝见。
301 秦攻取韩的穰。齐派匡章，魏派公孙喜，韩派暴鸢，共攻楚方城，杀楚将唐昧，韩、魏取得宛、叶以北地。
300 秦攻楚，拔新城杀楚将景缺。赵再攻中山。
299 楚怀王受骗入秦，被秦王扣留。赵武灵王传君位给王子何（即赵惠文王），自号主父。孟尝君田文入秦为相。
298 秦攻取楚析等十多城。赵派楼缓入秦为相，派仇郝入宋为相。孟尝君由秦回齐。齐、韩、魏联军攻秦到函谷关。
297 赵武灵王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其兵。齐、韩、魏联军继续攻秦。
296 楚怀王死。齐、韩、魏联军攻入秦的函谷关，秦求和，归还韩河外及武遂，归还魏河外及封陵。齐伐燕，“覆三军，获二将”。赵灭中山，迁中山王于肤施。
295 赵公子章争夺君位，失败后逃入主父宫；公子成、李兑包围主父宫，主父饿死。秦楼缓免相，魏冉为相。燕昭王使苏秦入齐，助齐攻宋。
294 齐用秦五大夫吕礼为相。齐田甲劫王，孟尝君出走。
293 秦左更白起大胜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将公孙喜。
292 秦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
291 秦白起攻韩取宛。秦左更司马错攻魏取轵，攻韩取邓。秦封公子市于宛，公子悝于邓。
290 魏献给秦河东地方四百里。韩献给秦武遂地方二百里。
289 秦攻取魏六十一城。
288 魏昭王入赵朝见，并献阴成、葛孽（地这年或稍前）。魏昭王把河阳、姑密封给赵李兑的儿子。十月，秦魏冉约齐并称帝，齐为东帝，秦为西帝。十二月，齐用苏秦计，自动取消帝号，合纵摈秦。
287 苏秦约赵、齐、楚、魏、韩五国攻秦，罢于成皋。秦归还部分赵、魏地求和。秦攻取魏的亲垣、曲阳。
286 秦攻魏的河内，魏献安邑给秦。赵将韩徐为攻齐。秦败韩于夏山。齐灭宋，宋王偃死于魏的温。
285 秦昭王和楚顷襄王在宛相会，和赵惠文王在中阳相会。秦主谋合纵攻齐。秦将蒙骜攻齐，夺得九城。
284 秦昭王和魏昭王在宜阳相会，和韩孷王在新城相会，燕昭王入赵见赵惠文王。五国合纵攻齐，燕将乐毅攻入齐都临淄。魏攻取旧宋地，楚收复淮北地。
283 赵惠文王和燕昭王相会。赵攻取齐阳晋。秦昭王和楚顷襄王先后在鄢、穰相会。秦攻魏伯阳。
282 秦昭王和韩孷王在新城相会，和魏昭王在新明邑相会。秦攻赵，取蔺、祁二城。赵攻魏伯阳。
281 秦把攻齐所得的陶（定陶）封给魏冉。赵决河水，伐魏。
280 秦派白起攻赵，取光狼。秦派司马错由蜀攻取楚黔中，楚献汉北及上庸地给秦。赵攻取齐的麦邱。
279 燕昭王死，燕惠王改用骑劫代乐毅。齐田单反攻，一举收复齐的失地七十多城。秦昭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修好。秦派白起大举攻楚，攻取鄢、邓、西陵。黔中郡楚将庄
278 秦白起攻下楚都鄢郢，焚烧夷陵，攻到竟陵、安陆，建立南郡，向南又攻取洞庭五渚、江南。楚迁都到陈。
277 秦派蜀守张若再度攻取巫郡、黔中郡。
276 楚收复黔中十五邑，重新建郡抗秦。赵派廉颇攻取魏的畿。秦攻取魏二城。
275 赵派廉颇攻取魏的防陵、安阳。秦攻魏到大梁，韩派暴鸢往救，被秦在败，退走启封。魏献给秦求和。
274 赵派燕周攻取齐的昌城、高唐。秦攻取魏蔡、中阳等四城。
273 赵、魏联合攻韩到华阳，秦派白起、胡阳救韩，大胜于华阳，打跑魏将孟仰，攻取卷、蔡阳等城，又虎败赵将贾偃。秦又围攻魏的大梁，赵、燕来救，魏献南阳给秦求和。
272 燕相公孙操杀了燕惠王，拥立武成王。秦灭义渠。秦、楚助韩、魏攻燕。
271 赵派蔺相中攻齐到平邑。
270 秦派客卿灶（或作造）攻取齐的刚、寿。
269 秦派胡阳通过韩的上党攻赵的瘀民，赵将赵奢往救，大破秦军。
268 秦派五大夫绾政攻取魏的怀。
267
266 秦攻取魏的邢丘。秦起用范雎为相。
265 秦攻取赵三城。秦攻取韩的少曲、高平。
264 秦派白起攻取韩汾水旁的陉城。
263 秦攻取韩太行山南的南阳。
262 秦攻取韩的野王，切断上党通韩都新郑的道路。韩上党郡守归赵。
261 秦左庶长王龅攻取上党。赵将廉颇拒秦于长平。秦攻取韩的缑氏、纶。楚攻取鲁的徐州。
260 赵用赵拓代廉颇为将，秦将白起大败于长平，活埋战俘四十多万人。
259 秦派王龅攻取赵的武安，司马梗攻取赵的太原。秦派五大夫王陵进攻赵都邯郸。
258 秦派王龅代王陵继续攻邯郸。秦相范雎起用王稽为河东守，郑安平为将军。
257 魏信陵君魏无忌、楚春申君黄歇救赵。秦将郑安平降赵。秦又在河东大败。
256 楚灭鲁，迁封鲁君于颧，秦灭西周，周赧王卒，秦攻取韩阳城，负黍。
255 秦河东郡守王稽因罪被杀，秦相范雎死。
254 秦向魏河东反攻，攻取吴，魏向东攻取秦孤立在东方的陶郡，灭卫国。
253 楚临时徙都到巨阳。
252
251 燕派栗腹，庆秦带六十万人攻赵，为赵将廉颇，乐乘年败，赵进围燕都
250 赵再度进围燕都。
249 赵又围攻燕都，秦用吕不韦为相国，秦灭东周，攻韩取成？，荥阳，建立三川都。
248
247 秦攻取胜魏的高都、波。秦攻取赵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魏人陵君合五国兵攻秦，打败蒙骜于河外。
246 秦又全部攻占韩的上党郡。秦派蒙骜平定晋阳，重建太原郡。
245 赵派廉颇攻取魏的繁阳。秦再度攻取魏的卷。
244 秦派蒙骜攻取韩十三城。秦攻取魏的？、有诡。
243 赵派李牧攻取燕的武遂、主城。
242 燕派剧辛攻赵，赵派庞缓反攻，杀死剧辛，秦派蒙骜攻取酸枣、燕、虚、桃人等二十城，建立东郡。
241 楚迁都寿春。秦拔取魏的朝歌。秦把卫君角迁到野王，作为秦的附庸。赵庞缓赵、楚、魏、燕韩五国兵攻秦，至蕞。
240 秦攻取赵的龙、孤、庆都。秦攻取魏的汲。
239
238 秦派杨端和攻取魏的首垣、蒲、衍氏，秦长信侯僇毒叛乱，为秦王所平定。
237 秦免除吕不韦相职。
236 赵派庞缓攻燕，攻取狸、阳城。秦派王翦、桓、杨端和攻赵，攻取阏与、僚阳、邺、安阳等九。
235 秦征发四郡的兵，助魏攻楚。
234 秦将桓攻赵的平阳、武城，杀赵将扈辄。
233 桓继续攻赵赤丽、宣安，被赵将李牧大败于肥，桓出奔。韩派韩非入使秦国，劝秦先伐赵，旋即被迫自杀。
232 秦大举攻赵，一军攻到邺；一军由太原攻到番吾，为赵将李牧所败。
231 韩南阳假守腾投献于秦，秦升以为内史。
230 秦派内史腾攻韩，俘虏韩王安，把韩国灭亡，建立颍川郡。
229 秦派王翦率上党兵，直下井陉；派杨端和率河间兵，进攻邯郸，另羌鬼带兵助战。赵起用赵葱、颜聚代李牧。
228 秦大破赵军，在东阳俘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出奔代，自立为代王。
（二）燕昭王与苏秦
燕昭王派苏秦以间谍身份打入齐国，最终却遗忘了苏秦，使得苏秦在胜利前夕横死肢解于齐，死后没有得到燕昭王的追认河褒奖。
燕昭王与苏秦的隔阂，在于价值观方面，这早在苏秦被扣留邯郸前后就开始显现了。苏秦被扣留邯郸时，燕昭王迟迟不去营救，苏秦被扣留半年之后，终于脱身，燕昭王又要用别人换苏秦下岗。苏秦于是写了两封信去辨白。其中第二封信情绪显得比较激亢，在信中他和燕昭王进行了一番虚拟的理论大战，辨析“忠信孝义仁廉”的概念，以求自清——因为燕国朝廷里有人在毁谤苏秦。
苏秦在辩论中写道：“今日愿跟大王您作一番假想的对谈。假如我说：我苏秦孝如曾参，信如尾生，廉如伯夷，以次侍奉大王，是否足矣？大王说；足矣。我说：您觉得足矣，我却不肯侍奉您了。我孝如曾参，曾参这个人，天天守着父母，一宿也不肯外出，为此不惜拒绝做官，从而获得了孝的美名。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步行于千里之外，为弱齐强燕而奔走谋划呢。尾生这家伙，跟女朋友相约于木桥下，女朋友不来，发了大水，他守信不走，抱柱而死（活该）。这样的人，不肯诳诞，何能为燕国谋利呢？而伯夷那个老家伙，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不肯为武王臣子。他不肯为武王臣子，又何益于您的国家。所以，孝廉仁义之人，做不来事。大王必说：难道仁义不好吗？我说：仁义当然好，仁义没有错！但仁义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仁义乃自复之术，非进取之道也！”
苏秦的意思是：“忠信孝义仁廉”只是一种个人道德的修养，能够自为，却不能进取。“孝”贯彻到极至，作用止于“养其亲”；“信”充其量是“不欺人耳”。这两者都不是进取。“廉”，也不过是“不偷别人东西”，但也不能贡献什么，绝不可能“使之步行千里之外而行进取于齐”，去完成富国强兵、兼并称霸的大业。
作为纵横家的最高代表，苏秦尖锐地指出“信、义、仁、孝、忠、廉”等等儒家信条，只是“自完之道”、“自复之术”（追求个人完美），无助于“功业的进取”，无助于完成大事。曾参、尾生、伯夷，这些儒家道德典型，虽然也并不坏，但只是行“自复之术”。纵横家看重的不是“为己”的“自复之术”，而是“为人”的“进取之道”。富于进取精神，就是纵横家的风格；立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苏秦的意思并不是要否定忠信孝义仁廉这些道德领域的东西，苏秦只是认为：忠信孝义仁廉这些自复之术，只能追取个人的完美，却不是进取之路。所以，他反对把这种“自复之术”作为评价人的社会行为的第一标准，而应该着重看这个人的社会业绩和功劳（“进取之术”）。
以“进取之术”（业绩）而不是“自复之术”（专务忠信孝义仁廉）作为评价人物的第一标准，这是苏秦的创举，也是中国整部几千年的历史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次。看人主要看社会功绩，而不是专以道德。可惜，在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历史中，这个标准正好掉过来了。“忠信孝义仁廉”、“道德挂帅”，成为评价臣子的第一要务。于是国人务虚，行“自复之术”，即所谓道德作秀（作出亲民的样子，问寒问暖的样子，“工作作风扎实”什么的），而不在意于进取和作为，不在意有所作为。伯夷、曾子，都是典型的例子，只顾“自复之术”的修炼，而无补于世丝毫，可是他们却被世代传诵称赞，苏秦看不惯的就是这一点。
苏秦在信中末尾写道：“臣进取之臣也，不事无为之主。如果您最看重的就是这些忠信孝义仁廉的自复之术，而不是进取功业的话，那我就算了！——臣请辞归而回到老家洛阳，回去挑着筐种地，不要辱于大王之廷了！”
大约经过苏秦的一番理论攻辨，燕昭王暂时放弃了拿“忠信孝义仁廉”这些自复之术（追取个人完美）的东西评价苏秦了（这并不是说，苏秦在这方面就绝对不行），而着重看人的“进取”功业。于是他留苏秦继续在齐国去工作，去“进取”。
那么，苏秦到底在“忠信孝义仁廉”方面有没有问题呢？——虽然这些东西在苏秦看来并不是人生所专门务取和接受评价的重点。
关于苏秦是如何不孝、不义、不仁、不廉，那些在燕昭王身边、吃饱了没事儿、攻击苏秦的人，并没有给出证据。他们只有一句话，就是说苏秦是“卖国反覆之臣也，将作乱”，意思是说苏秦不忠、不信，将出卖燕国。其实，这是他们不懂。苏秦出去搞的是间谍活动，免不掉要暂时牺牲或偶尔牺牲一下燕国利益，以退为进，比如派请燕将张魁带着两万人帮助仇家齐国去打宋国。就连燕昭王最初也曾经对苏秦说过：“为了成就大事，你哪怕和齐国暂时合谋攻打燕国，必要地话，也都可以！寡人不会计较。”（见苏秦的信）。可是，说是这么说，时间久了，空间隔的远了，燕昭王还是听信了大家嚷嚷苏秦是卖国、反覆的话，怀疑苏秦的“忠信”，乃至“忠信孝义仁廉”都要怀疑，以至于一度要撤换苏秦回来。
其实，苏秦对于燕国事业是矢志不渝、终身不二的。他的一切间谍外交活动，都是围绕燕国利益。在“忠信”方面，他绝对没有问题。而“孝义仁廉”等方面，史料中也找不出任何对他不利的证据。他把金子散给自己的亲族朋友，这也够“义”的了吧。
在列强纷争的战国时代，评价一个人，不论是苏秦，还是从前的张仪、吴起、孟尝君、赵武灵王，是应该着重看他们的“忠信孝义仁廉”呢，还是着重看其“进取功业”呢？恐怕答案不言而喻。如果赵武灵王仁，那他就不可能讨伐并灭掉中山，使得自己的国土扩大。如果赵无恤信，就不会诳杀姐夫代王，夺得代地。如果赵魏韩三家忠，就不会三家分晋。如果秦人廉，就不会对外扩张，抢别人的土地。如果按“忠信孝义仁廉”办，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只能等着地盘越来越小，等着挨揍。“忠信孝义仁廉”不但不能帮人，反倒只能害人。如果苏秦谨守“忠信孝义仁廉”，那最终就不会帮助燕昭王实现“弱齐强燕”的大战略目标，令燕国人翻身得解放。
苏秦为燕国人立下大功，得到的回报，却是燕国群臣骂他“不忠不信不孝不义不仁不廉”，这其实早就注定了。早在苏秦临行入齐之前，就对自己未来受诬陷的命运有预料。他临行时，对燕昭王说：“臣恐以忠信之故，见罪于左右。愿足下之无制于群臣也。”意思是你的左右和群臣，一定会诽谤我的忠信的，希望你不要听。但燕昭王最终还是对苏秦充满了偏见，以至于苏秦最后牺牲以后，也没有对苏秦的工作给予其应得的荣誉和封赏，以至于司马迁在为苏秦作传的时候，都不知道苏秦为燕国作了这么大贡献。
虽然没有得到主子称赞，但苏秦的历史成就，最终还是被个别人记录在案：山东银雀山出土《孙子兵法》竹简，内中有一句“燕之兴也，苏秦在齐”，就是对苏秦间谍工作成就的巨大肯定！这句话和前面一句“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并提，等于把苏秦和姜子牙辅创大周朝的功勋相媲美。《吕氏春秋》也说：“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
正是苏秦的一系列促齐攻宋，疲耗齐国，促五国攻齐等等间谍行动，最终使得燕国最终有机会战败了齐国。苏秦可谓扭转燕国国运的救星，只可惜燕昭王终于囿于小人的谗言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长期时空分隔带来的猜忌，而摒弃苏秦。如果燕昭王在燕军攻齐行动发起之前，能提前调苏秦离开齐国，或者哪怕打起来的时候能积极掩护苏秦离开齐国，苏秦也不必被轻易抓死于临淄。
燕昭王可能是故意弃掉了苏秦。苏子亦可悲也。
其实，苏秦的纵横外交与张仪的欺诈外交，性质不同，不可相提并论。张仪说楚怀王，靠的是撒谎蒙骗，耍流氓伎俩，纵然得逞，终非光明正大，不足为训。苏秦运用的则是公开的外交手腕，虽从事间谍活动，但并不向齐湣王隐藏他是代表燕国利益的，他全是靠精湛有力的分析，以理服人，剖辩折人，促使对方顺我意志，为我所用，并且也往往对对方眼前有利。苏秦未尝以无中生有的诈谋取胜，保持了纵横家本色。正如他后来对燕昭王所说的“且臣之说齐王，曾非欺之也”。并且苏秦始终忠于燕国利益，不负燕昭王的嘱托，正所谓“以百诞而成一诚”。
以理取胜和以诈欺人，不只是外交手腕的区别，实质上是人品的反映。就这一点来说，苏秦远在张仪之上。
苏秦死后，还开启了一门特殊的学科——纵横学。苏秦运动诸侯、纵横捭阖，主要靠写信，他写给燕昭王、齐湣王、秦昭王的那些密信，都是写在木板上的（这是当时写信的习惯），都是绝密资料。
苏秦死后，他的追随者们没有闲着。大家把这些密信收集起来，辗转传录，汇编成策，供未来的纵横家们学习，就是所谓《苏子》31篇，约占古代纵横家们著作总数的三分之一，可惜现在全丢了，散失不传。
《苏子》31篇，作为书，是抄在竹简上。竹简不同于木板。竹简一条条的，在每一条竹简上，譬如可以抄《孙子兵法》的一些句子，然后把这些竹简用丝绳串成一册，卷起来，装在皮套里保存，就是书籍了——当时叫做简策。
总之，书和信当时是分开处理的，书写在简策上，信则写在木板上。《汉武大帝》里边的往来信件都是写在卷起来的简策上，这是错误的。插一句的说，政府发布的公告，也是写在木板上的，譬如要捉拿逃犯或者征召贤人，把木板挂在街市路口。
木板上的信，被抄录在简策上，成为《苏子》一书，简策上的《苏子》一书，后来又被别人（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个粗心的家伙）转抄在丝帛上，埋进坟墓里，今天被我们挖出来看到。
在丝帛上写书，比“简策”好。简策用手拿着沉，搬家时候也沉重。简策一旦脱散了丝绳，就乱了，哪句在哪句前边就不知道了。帛书不会。战国时代的帛书，现在早腐烂，只有一件出土：半米见方，上有九百多个毛笔写的墨字，非常难得，但是你看不到它，因为已经被盗卖到美国去了。
如今在湖南马王堆出土一些帛书，就是苏秦的密信转抄于帛上的，所谓《战国纵横家书》，凭借这些支离破碎的文字，我们晓得了当年的惊心动魄。
苏秦推动的纵横学，后来绝种了。但那种纵横捭阖、东挡西杀的意气，却成为一种文学流派的风格。司马相如、李白、陈子昂这些后来的豪逸文人，都自号纵横家，行文笔意雄奇，驰骋自由，铺排壮阔，汪洋而下，大有纵横家驰骋列国，舌战百万兵的意气。苏轼行文“翻空易奇，层出不穷，皆能自圆其说”，也有纵横家意气。
（三）义士还是革命者
为了更好的理解荆轲，我们说说荆轲的身世。
《史记》说，荆珂是卫国人。卫国原本是春秋时代的大国，后来日渐销侵，多数土地被邻居赵魏夺去了，到了最后，卫国只剩濮阳一个城了，沦落为魏的附庸。可是魏国人还是没有放过它，把它的卫怀君囚杀了。卫国也就亡国了。魏国之所以对卫君这么不给面子，要直接灭杀他，原因就是卫国人亲秦，和秦国眉来眼去，想跟秦国连横。所以，卫国人对魏国的仇视应当由来已久，而对秦国人则一度想连横。
不久，吕不韦给卫国复了国，把河南沁阳拨给卫君角掌握。这大约就是《吕氏春秋》中倡导的存亡续绝吧。同时也体现了秦与卫的同盟关系。秦对卫是有恩的，一直是把卫当小弟来保的。一直到了秦二世，卫君才被废为庶人，卫国方才亡国。所以，作为卫国人，荆珂对于秦人，应当没有切齿仇恨，卫国最痛恨的敌人，是百多年一直奴役他们的魏国人。所以，荆珂作为卫国人，刺秦的原始动机应该不强。
那么，荆珂——这个卫国人，又与燕国人有何干？他在燕国完全是个外来打工三无人员，当不至于自发地为拯救燕国而玩命。事实上，在燕太子丹找到他之前，他主要作的事情就是喝酒、吃狗肉、大哭、跟人论剑、下棋、与豪杰交游，总之，没有积极反秦的行动和言论。他所交游的人，就是像田光这样的一些大佬。但是，当这些大佬找到他去刺秦的时候，他又推托。田光也就是因为估计到了他不会特主动，所以才以死相逼的吧——田光自杀了，以“激”荆轲。
所以，在刺秦以前，荆轲的背景身份，一直是个江湖人物，而非地下反秦的志士。这一点明矣。
这个江湖人物接触太子丹以后，太子丹对他进行了美女、奇珍异物、每日造访、高级食品、高级间等等六种笼络，其中《史记》说的“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意思是——车骑美女，荆轲要什么就给什么，这里边带着一种互动，似乎含有一点荆轲索取的成分在。荆珂又要车，又要美女，又要奇珍异物，似乎不是大侠所为，而近乎商人。
当然，我们不相信荆轲是贪图物质利益的小人，他也不会图希美色和宝马（人都要死了，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但他图希的是荣誉。
太子丹的殷勤，就是一种“殊荣”。荆珂被振动的，就是这种“殊荣”。
据《史记》的古代注者说，荆珂的祖上是齐国人，是齐国的大贵族庆封。庆封当年因为斗不过新兴家族（齐国田氏），逃亡吴国，后来被楚灵王所杀。庆封的子孙流落卫国，就有了庆珂，“庆”、“荆”音似，于是就有了荆珂。
荆珂作为没落的旧日贵族后代，心情是愁闷的，向往上流社会圈是必然的，这就是他在农贸市场喝酒大哭的原因吧。能够挤进贵族圈子，并且被太子诚惶诚恐地侍奉，荆珂大约就感觉像是吸食了鸦片，依稀仿佛回到了祖上贵族的荣耀，乃至得到一种马斯洛曲线上的所谓“被社会、他人尊重感”了吧。
于是荆珂对刺秦的使命，最终在心里，接受和扎根下来了。
这就是荆珂走上“革命”道路的全过程。（他虽然不是被物质“收买”的，但至少是被情义“收买”的——田光的江湖情义，和太子丹的主客情义。）
总之，我们几乎可以相信，如果不是前面的田光以死相激迫，以及后面太子丹像狗皮膏药一样猛缠着荆轲，荆轲是不会接受太子丹的刺秦要求的——事实上，他确实也提出过拒绝。
田光以死相托的江湖情义激迫着他，燕太子丹又不断给了他以荣耀（虽然给的有点强卖强买的感觉，硬拿钱砸他），但他毕竟爬上了马斯洛曲线的高端，有了仿佛祖上贵族的荣耀。所以他最终愿意进入秦国行刺。
他的行动，终于属于士为知己者死，属于为燕王室效命，以谋求燕王族在燕国的权位不倒。主要是为了报燕王族的一小撮势力的知遇之恩以及田光的江湖情义罢了。
所以，说荆轲是个“义士”，可以！但不能称为“革命志士”。
虽然我们不可否认他本身也带有一部分对秦的坏感乃至“仇恨”，但这个比例，和田光和太子丹两个重大因素相比，属于小的成分。光靠这个小比例部分，是不足以让他去刺秦的。
即便荆轲刺秦的动因中有90％是出于对秦的仇恨，是他主动愿意刺秦的，不需田光、太子丹想方设法来劝诱，就我们仍然不能称之为“革命志士”！因为，“革命”一定得是你所代表的东西比你的革命对象更进步、更革命、更符合历史潮流。荆轲所代表的燕国王族，比秦王族更进步更革命吗？
不可否认，六国王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有统治权和生存利益，对秦王族进行抵抗，这是顺理成章的本分之事。但未必防守一方就必定是革命的一方。
总之，把荆轲称为保护燕王族既得统治地位的“义士”，比“革命志士”更准确贴切一些。
下面我们说说什么是“义”。
“忠”这个字，好理解，就是听老大的话。
但是，老大没发话的地方，该听谁的话呢。
一般中国人，就听“义”的话。
所谓“义”，就是一般的道理和正义。比如说，震关西欺负卖唱父女，这是不合一般道理的，是违反一般做人做事的情理的，鲁达出于“义”气，就暴打不平了。鲁达就是“义士”。朋友和弟兄受了难，有本事有才干的人受难了，你都要去帮助，这是一般情理，所以关羽就去搭救被缚住的张辽，这就是“义”。所谓见义勇为，舍生取义，都是这个意思。
中国人，是讲忠和义的。
同样，燕国的土地和民众，一草一木，都是燕王族一直属有的。而秦国人跑来抢，抢人间燕王族既有的东西，就是不合一般道理，可以归为不义之举，抢的是不义之财。于是荆轲看不惯了，自告奋勇帮着燕王族，去维护它即将失去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荆轲是个“义士”。是个按照一般道理去做事，去帮燕王族的义士。易水之滨的荆轲山，有荆轲的纪念古塔，上边也写的是“古义士荆轲里”，这个定义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不义的事（譬如秦国抢燕王族的东西）未必是不革命的事。义士也未必是革命者。
我们可以认定荆轲是义士，但他到底是不是革命者呢？
荆轲刺秦王一事，从根本上说，到底是不是“革命”呢，这个问题恐怕谈起来费很多口舌，而且涉及如何看待和评价秦人的历史角色和地位。
秦王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确实杀了不少人，在军事上是残暴的。但中国的改朝换代，又有哪些是兵不血刃地实现了的呢？刨出这个手段的残酷性不讲的话，秦对列国的“入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主权国家的“入侵”，而是秦王族对于六国地区的既有统治王族的打击和取代的过程，是对不同王族势力的私有财产（土地城邑）的侵夺，是权力阶级们的重新洗牌。后来，秦末的人民起义和复国运动，更主要的也不是恢复那个“国家”，而是恢复那个“王族”的权益。
其实，这种其它王族对某一王族的取代，在春秋战国时代，司空见惯。春秋时代有无数的小国，一个个只有一个县城大。齐桓公就灭了几十个。这个被灭的小国的人，如果起来去刺杀齐桓公，这种行为应该算是什么呢？是不是该叫“革命”呢？
同样就像在西方，当一个旧的王族或者统治形式，被新的王族家族或者政体所取代，都会有一些遗留者，出于报仇雪恨和对旧家族的忠诚，与新的统治者战斗。
我认为，应该把这些人以及荆轲这种为了忠于旧王族旧家族，而拼命对抗新的王族统治者的人，叫做“义士”，而不是“革命者”！
“义士”，是出于一种对某势力或家族的忠诚，而行动的，它有它的美和历史文化价值。荆轲由于长期接受田光、太子丹的“顺适其意”的笼络（从物质上到精神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客观上荆轲都对太子丹不可避免地负有了尽忠诚的义务。他最后出于这种忠诚义务，为了太子丹的家族利益，拼命西行，冒死入秦，不问成败，这是一个典型的“义士”，是有他可贵的人格的。
而“革命者”的定义，应该是新的一种革命进步的政治力量中的推进者，才是革命者。比如秋瑾女士是革命者，她当时是代表着进步的东西，她要推翻腐朽的满情王朝。
秦王国，代表着进步的政治力量，秦在政治体系上的进步，前面已经有目共睹了。所以，吕不韦、李斯、范雎，他们所致力于的事情，是相对更进步和革命的，他们取代腐朽六国贵族的努力，可以成为一定意义上的革命者。
如果你硬说秦国不够革命和进步，秦国的骨干人物不能算是革命者，那么，腐朽的六国统治者及其官僚门客、附庸者（含荆轲）就更不够称作革命者的了。荆轲也就因此称不上“革命者”了。如果你说他是革命者，那他和他所代表的势力，比起他的“革命”的对象秦国，有哪些革命性和进步性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在秋瑾身上找到她比她革命的对象进步的东西，但是不能在荆轲身上找到。
总之，荆轲不是以“代表着志士仁人奋起反抗暴秦的革命者”为其属性，而是以“报效和维护燕太子丹家族的义士”为最大特征。
还有一种革命者，是出现在反抗异族的入侵的过程中出现的。比如刘胡兰，我们说她是革命者。
但是，秦国对于列国的入侵，并不是异族入侵。秦国的人种，和六国都一样。秦国这个地区，甚至还是大周王朝最初几百年所定都和活动的地区。秦对六国的攻击，不是异族入侵，即便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看也不是。它是秦王族对六国王族的打击和夺取其土地权力乃至最终替代的过程。它和六国各自历史上都曾经不断吞灭几十上百个小诸侯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对各个小诸侯王族的兼并取代过程。就像吕布抢袁绍的地盘，或者刘表抢孙权的地盘，它升不到一种“入侵”的水平，而是一种土地、人口、统治权的再分配。
我们有理由把战国七雄这种周天子下的割据局面，和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对比。魏国、蜀国、吴国之间的混战，很难说出谁打谁，算是革命的，谁打谁，算是不革命的。他们是三姓集团的战争。同样，战国七雄的杀伐，也是七个王族之间权力争夺和再分配的过程，其中难说谁对谁算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相比之下，由于亲王族代表的政治力量和结构体系，更加进步和领先，它对六国王族的进攻，是相对最具有“革命性”的。
我们说，燕王族有权力对意图进攻和取代它的秦王族进行抵抗，我们不能要求它们都像刘禅一样主动开城出降，去“顺应历史潮流”去。荆轲作为一个义士参与进这个抵抗过程中来，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乃至也是慷慨可歌可泣的。但是，就像我们不能认为燕国刘禅的投降，是如何如何的卖国求荣与反动行为，我们也不能就说燕王族（含荆轲）的抵抗是多么多么的革命而秦的进攻又是多么多么的反革命。
现在，一般人都不再视曹操集团为反动集团了，但对秦国的态度和评价，还没有进入理性和客观心态。一句话，三国魏蜀吴之间，无所谓谁是反动的谁是革命的，战国七雄之间，秦王族则是略为相对进步革命的。
秦帝国在建立以后，从秦二世暴政开始，它是走向了反动，人民推翻它，那是革命的行为。但是，秦帝国后期的表现不应该影响到对它前期的评价。秦帝国在缔造过程中，秦王族对六国王族的战胜和取代，是以进步的政治取代腐朽的贵族政治，它并不是反动的，它是极具进步和推动历史正面前进性质的。而且，退一万步讲，它也是推进了中国历史的统一进程的。
（四）潇水自传—代后序
我从前不是学历史的，虽然几次听过中国古代的课，但那是因为走错了教室。我想，研究历史是顶不落好的事情，就像孔乙己先生研究回的四种写法，没有人理他的。我的经历里似乎也一直和历史无缘。
我是七二年出生的，时逢四月，正是春天，外面有山坡树林河水，但我家里却没有春天，我爸爸是个没落的“士”，阴沉沉的，想让我守住春天，于是我就叫守春了。这个名字有点俗，好在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有比我更俗的出生了，那就是守冬（咳咳，我的二弟啊）。
我四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闹了著名的地震，暴雨如注，当时我爸——作为一个没落的士，用竹竿挑起床单四角和雨搏斗，合家避雨于床单下，四面雨线滂沱，大有诺亚方舟之感，几乎就是尧末期那个样子吧：大雨滂沱，洪水汪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后来，朝里传来消息，“四凶”被革命老干部拿着手枪，抓起来了，天下才恢复五日一风，十日一雨的节奏，文革也才结束了。也改革开放了。
我爸似乎也不那么枯燥了，但似乎仍没捞到什么好处，反倒职务更没落了，工资还是很低。不管这些，随着发育，我的脑子清醒了许多，开始上小学了。
我的小学是个小地方，里边都是当地庶人的孩子。我们老师是一个扎着“羊犄角辫”、挽着裤脚、脚腕上边带着泥（因为我们那里是山村）的农村女生。她在小黑屋里走来走去，拧坏孩子的耳朵，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因为她被坏孩子气到了。屋子里的气氛比较符合沉闷的七十年代尾巴，还有墙上的大字，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地注视和蹂躏着我。
还有一个女老师，严厉得象个女巫，念几句咒就能偷着把小孩子变成桌子腿儿或赖蛤蟆。她叫我们一起背诵名词解释“山顶洞人”“贞观之治”，一个虚词也不能错，她就站在背诵者的身旁，好像狼外婆或者灭绝师太一样。当时课堂上背得最流畅的人，长大以后都再也不看历史书了——因为兴趣早都被灭绝师太灭绝了。想到历史，就是和童年受虐待相联系罢了。而且觉得中国历史上没有好人，除了一两个商鞅、王安石之类的改革者，其余就都是万恶的统治阶级了。其实，一个国家不管多么进步，都会有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不管多么进步，也都要收税。奈何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收税就成了剥削了呢，而我们就要那么仇视他呢？
总之，中国的老祖宗和文化遗产，经过我们的历史课学习，终于全被否定了。我们都赤贫光着腚了——当然是指精神上。
期间我们也做实验，使用砝码还有大老介（就是蛤蟆），给它开膛。同时测出了我的血型是B，此外就没有什么心得，只是死背书罢了。
我到了大学，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却不甚好读书，人变得愤世嫉俗，甚至留了披头长发，爹来学校时被迫剪短。由于考试成绩不高，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我铤而走险，跑到北京大学去散心。北京大学有一个女孩是我老乡的同室，是江南人，就是一说话就笑的那种，一米六五，正好合我的鼻尖平齐（根据目测）。
我跟她们一起去假装听课，当然我主要是看她。这个老师很坏，总是让她翻译最难的部分，而且讲的都是我们出生以前的事情，譬如郑国的城门叫什么之类的，讲书的名字叫《左传》。学生们鬼鬼祟祟，这老师也蔫得不行，估计是为分房子的事忧心忡忡。总之没有什么心得，倒是窗外他们文史楼屋檐一带的雨燕，常在阴天里翻翻地结队飞翔，好像很有一点意思。
后来，我就不再去北大听《左传》了，因为那个女生，跟我在湖边说了好些言不由衷的话，把我气得，惹出了士的儿子的愤怒了。我就假装吃醋，再不去北大了。她也并不来找我。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样了。而那个老师，到底分到了房子没有，也不知道。
后来我就毕业出国了，经常在新泽西州立大学的池沼高阜散步，看见外国夜空里的星光烂漫秀远，而北大那个女生，也渐行渐远渐不能思想了。
有时候，在国外我也会翻翻手边的《左传》，这是从北大跟她听课的班上带来的。书上这些古文字，就像中药一样，对于留学异国的人，大有镇定止痛、益肾养颜之功效的。我特别反省了自己的人生历史，我认识到，如果当初不意气用事的话，现在也应该跟她比翼双飞，实现小康了吧。
一边回忆着她，一边翻看着破旧的《左传》。我把她没有翻译通畅的部分，反复诵读，琢磨理顺，全部搞定，并且带着对她的迷茫的怀念，假装写起了小说，就是《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正是叙述《左传》所描述的春秋时代。我希望借着写它，和已逝的青春景象遥相张望，和已失的她的青青衣衫，仿佛重看。
《左传》的那个时代，中国人还比较笨，西方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而这时的中国人还抡着青铜武器，用很讲礼数的奥运精神在打仗呢，所以我把春秋时期冠以“青铜时代”的名词。插一句的说，所谓中国五千年文明，其实大有水份，如果以青铜器、文字作为文明肇始的标志，那么中国最多是商朝中叶进入了青铜时代，充其量只有3500年文明迄今罢了。
春秋时代的五位霸主，因为脾气好，打仗讲礼数，所以被我形容成颇有古风的恐龙。当然晋文公是个例外，他的贵族气不浓，因为流浪的时间长，心理变态也较多，所以有刘邦的风格，小资情调少一些，市井机巧多一些。于打仗没有不耍奸的。孙武子后来把他的著名战役“城濮之战”的打法，总结提炼出“以正合、以奇胜”的新军事理论——所谓“兵者，诡道也”，至今在商海里还被人津津乐道。
后来我又写了《青铜时代的蜥蜴战争》，这些大蜥蜴们没有春秋霸主的古风了，主要擅长在泥塘里打滚，其中尤其夫差、勾践的故事最为令人目瞪口呆。
由于忙着写东西，耽误了申请绿卡的正经事。到了临近2000年的时候，我拒绝掉了资本家的低薪聘请，回到了国内，在北京一家枯燥的技术公司里假装当了一个人事经理。
伴随着自己的迁走流离，手稿烙下不同时期我的心绪，时而文辞清扬，时而牢骚吹贯。回到北京不久，我就听说她（那个北大女生），嫁给了一个31岁的老外。参加宴会的人向我转述，俩人正是中西合璧、郎才女貌的一对儿，Yeah！而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空气污染严重，治安问题多多的北京五环外远郊地区、家徒四壁的（当然四壁之间有一台电脑）我的住处，假装看古书呢！身边并无佳人斯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长此以往，我想这对我的身心健康无疑将非常不利。而卡拉OK的高嗓，“爱情两个字好心苦”的情歌，又时时在晚间唱起，打扰着假装写作的我。
我于是以受了宫刑的司马迁作学习榜样，目不斜视，眼不窥园，一定要把与她相处时分所读过的《左传》，重新写出来，就像失去了一条腿的人，还珍藏着记忆深处的一只鞋子。
夜晚大面积的寂静淤积于小屋，门外偶尔有野狗嘘嘘地放两声预警，正是坐卧不宁的春前季节。
如何把春秋的故事写的有趣，对于一个生活原本无趣的我，实在是个挑战了。鸡小拦之类的戏说，对于我想写的严谨内容的历史，显然是不适合的。写历史，非要“信、达、侃”不可，信就是准确，达就是顺畅，侃就是调侃。有了一定的调侃，写的又全是准确的史实，庶几可免乎难吧。对于想了解中国历史又无暇钻故纸堆的朋友，不妨可以读我写的东西。
古代有所谓一种谋士，比如三国里的陈琳，他教袁绍不要邀请西凉的董卓进京来剿灭宦官，袁绍不听。果然引狼入室，董卓夺了袁绍的权柄。这些谋士，他们的真知灼见并不源于天生能掐会算，而是后天读了很多古书，参照古事，很多时势就可以预测和分析了。因为早在周幽王时代，周幽王的长子被废，为了夺回继承权，遂借用犬戎兵来帮忙。结果呢，犬戎趁机入侵镐京，逼得周长子失去半壁江山，也是引狼入室的教训。所以，读古可以鉴当今，知未来。总之读读历史，对今天的人，不论上班办事，部门管理，周旋人际，乃至泡妞，都是颇有裨益的。至少朋友一群围桌小坐，酒菜间引一些古代小事以调笑同座的今人今事，也是颇有一种雅趣的。以小资为己任的朋友，不可不察也。
还有一桩。看看古人对政治筹谋、人际斗争、国际形势、权力较逐、敌军压境，是怎么思索和决策的，结果又好坏如何，无疑可以提高人的理解力和分析力，总得说是提升了人的智力。看史书，仿佛打一场场游戏，是可以提高你的智力和聪明度的。
后来，写完《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我赶紧准备出门干正经事去。不料得到阅读者的鼓励，又迫我拿起狗笔，续上一段狗尾，就是《蜥蜴战争》、《鳄鱼战争》什么的。看看多不满意，就使劲改，终于越改越坏，直至潇狼技穷，从无柳暗花明。最后我又写了《蕨类战争》，把中国虚无飘渺的史前时代，以及夏商西周的浮光掠影，在纸面上鱼贯而过了。
接下来，是《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在这一本书的末尾，秦始皇已经统一中国了，分封制的青铜光泽，也在专制时代的门坎上开始暗淡下去了，而我自家身边的夜色，亦已深矣。
写完最后一页，灯光正照在更深的我的井底一样凝滞的楼上房间，万籁哑寂，我的心情竟不知所措起来，引发得这五环郊外的野狗，也呕呕地叫起来。一种难言的情怀，踌躇于人生边缘，缭绕不散。
我放下纸笔，拉开窗帘，看见星群的宁静和颤抖。
从古代世界里钻出来，走上小区平台。星星幽弱的烛光，照耀着两千年后电子时代的年轻小区。小区里随处可见的是青春的片段，这个太平时代没有刀枪，几个溜滑板的家伙叫唤着风驰电掣。青春啊，总是这样乱云飞渡地突如其来，又突如其去。我不禁假装很老成地轻轻叹息：人生啊，当行路者渐渐稀少，当她在北大校园里的青青衣衫渐渐模糊，索性把旧有的青春年少交付给一片绝望而又欢快的雪中，雪花一直飘到她的江南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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