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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仁篇

 

  里仁为美章。

  问:里仁之说,孟子尝引以明择术之意矣。今直以择乡言之,何也。朱子曰:“恐圣人本意,止于如此。而孟子之言姑借此以明彼耳。”又曰:“如孟子说也无害。”,今按:此条指出孟子引《论语》有失孔子本意处。朱子又屡指出程子引《论语》失孔子本意处。但朱子又明言其无害。实则朱子说孔孟,宜亦有失孔孟本意处。读者能知此,又能知其无害,斯始可与论中国学术传统之深处。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章。

  问:安仁利仁之可以久处约长处乐,何也。朱子曰:“胡氏于此发明,似得其本旨者。曰:舜之饭糗茹草,若将终身。衣袗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处约长处乐也。原宪环堵,闵损汶上,鲁之季文子,齐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处约长处乐也。”问:非颜闵以上不知此味。曰:“须知到颜闵地位,知得此味,犹未到安处也。”今按:此条若用西方哲学思辨方式来做发明,恐终难达。朱子引胡氏语,以舜至晏平仲诸人之具体行事说之,则本旨自显。又谓到颜闵地位,方知得此味,但又未到安处。则中国学人求知,亦显与西方哲学家求知有不同。到了知处,犹未到乐处,则又显与西方哲学境界有不同。故西方哲学与史学分,中国则绝无此分。而朱子主张格物穷理之精义,亦由此见。若定要把中国人所用道德二字,分立为道德哲学,则自见与中国传统意见大有乖离。

  惟仁者能好人章。

  问,公正之说。朱子曰:“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体用备矣。”又曰:“惟公然后能正。公是个广大无私意,正是个无所偏主处。”又曰:“以无私心解公字,好恶当于理解正字。有人好恶当于理,而未必无私心。有人无私心,而好恶又未必当于理。”今按:今人多连用公正二字,其实公自是公,正自是正,此两字有别,而相少不得。此条就公正二字,来分别心之体与理之用。分别得细,却更见其和合之深。阳明承象山意,争心与理一,又言知行合一,而教人于事上磨炼,似亦未失朱子大旨。然终不如朱子立言之周到。西方贵专门之学,心不能广大无私,而所主之理终亦不能无所偏。学如何从公正处人,又从公正处出,此是一大问题。

  苟志于仁矣章。

  问:过与恶何分。朱子曰:“恶是诚中形外,过是偶然过差。”又曰:“志于仁,则虽有差,不谓之恶。惟其不志于仁,是以至于有恶。此志字不可草草看。”今按:中国文化传统正是要教人一切志于仁,所以尽有过差,却不志于恶。西方人一切不求志于仁,虽富虽强,其善恶却难言。耶稣传教不得谓其非志于仁,一到欧洲人手里,则变了。即如十字军远征,亦不得谓非恶,终是与十字架精神不同。何以同信一上帝,定要对异教徒斩尽杀绝。则其非仁意,亦可知。

  富与贵章。

  朱子曰:“众人固欲富贵,然得位以行其道,亦君子之所欲也。众人固恶贫贱,然身困则道否,亦君子之所恶也。故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特以非义而得富贵则不处,不幸而得贫贱则不去耳。”又曰:“富与贵,贫与贱,方是就至粗处说。后面终食造次颠沛,方是说得来细密。然不先立得个至粗底根脚,则后面许多细密工夫更无安顿处。”今按:此引上一节乃合情合理之言。中国人于贫贱富贵之差,有好安排,有好指导。所欲有不处,所恶能不去,建群立国,已四五千年于兹。今国人乃弃置不加理会,一若论经济,非资本主义即共产主义。论政治,非自由民主即阶级集权。建群立国之大道,尽在人,不在己。风气已成,一时亦无奈之何。此引下一节根脚已差,工夫无安顿处,宜乎今日之一切难言矣。

  我未见好仁者章。

  朱子曰:“好仁者,是资性浑厚底,恶不仁者是资性刚毅底。好仁者恻隐之心较多,恶不仁者羞恶之心较多。”又曰:“好仁底较强些子,然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恶不仁之切底。盖恶不仁底,直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冻,做事得成。”今按:中国人讲道理,只从普通人日常人生处讲。如仁不仁,好人恶人,有此心,一切行处逃不离,一切道理亦尽在此上面。何如西方哲学所讲,都远超出了此等处,才有讲究。又西方人似乎恶甚于好,资性刚毅,但所恶乃是贫贱,不是不仁,故不得说他们是壁立千仞,做事得成。此处须细辨。孔子曰:“观过斯知仁矣。”中国文化中,自亦不能无过失,但观其过处,自知其用意之仁。近人尽量评斥古人,亦非无过。而其过处,却多陷于不仁,此不可不慎。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章。

  朱子曰:“一是一心,贯是万物。不论何事,圣人只此一心应去。”今按:朱子说一贯,乃以一心应万物。如一堆散钱,将一条索子穿了,此其重心可知。但与西方哲学所主心一元论大不同。心一元论乃说万物分析到最后,只是一个心,此是向外求真。哲学上之唯心唯物,其实与自然科学同样是向外寻求。中国道理重在人生实际行为上,以己之内心去应万物,则心与物显属分了。故以西方哲学来说,朱子近似一二元论者。实则非二元,只能说是多元。亦非多元,朱子只就人的行为说,只能说是一人本位,或人生行为本位,始得之。故又曰:“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此大物事亦仍是一人生,在人之内,不在人之外。西方哲学则要从外面合成一大物,或唯心,或唯物,或上帝,则宗教科学哲学,在西方实只是一个,只是向外寻求。而说来说去,合来合去,人心不同,乃合成三个,即宗教科学哲学是也。都由外面说,不着有己心,非孔子所谓之一贯。朱子又说:“譬如元气,八万四千毛孔,无不贯通。”此指人身之生命言。中国人生命,一身贯通,身与身又贯通,故得健康长寿,其民族生命之悠久举世无匹。朱子又说:“天道犹言体也,人道犹言用也。”是天人合一。人道即合于天道,犹吾身之元气与天地之元气亦无不贯通也。朱子又说:“某解此亦用力,一项说天命,一项说圣人,一项说学者。天是无心,圣人是无为,学者是着力。”今按:此着力与无为与无心,亦一以贯之。故孔子只说,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说之以忠恕。忠恕即学者之着力处。西方人则或着力在宗教,或着力在科学,或着力在哲学,皆注意在外,故其元气终不贯通。

  君子喻于义章。

  朱子曰:“小人之于利,计较精密,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缘其气禀中,元有鏖糟浊恶之物,所以才见此一物,而其中元有之物即出来应。君子之于义,亦如此。”今按:此条谓小人在其气禀中元有鏖糟浊恶之物,似近荀子论性恶。故理学家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而主变化气质。可见理学家自有一套,不专以《论语》《孟子》为说,此即孔子所谓亦足以发也。中国古代与后代之学术思想,莫不各有异,而重要处,则在其仍能会通和合,成为一传统。西方则只言变,言进步,无传统可言。若有之,则亦惟在其求变求进步之一意上。如是则前面并未到家,后面又永不见到家时。中国人则自认为前面到家了,后面仍然会到家。纵不是说时时处处事事物物尽是到家了,但总有时有处有些事物,古圣先贤所行,及其一些观念与理论,则是到家了。今人则谓其只是守旧,一无变,亦未有进步处。此即近代国人与自己文化传统之主要相争处。

  以约失之章。

  朱子曰:“如老子之学,全是约。盖清虚寡欲是其好处。文景之治,汉曹参之治齐,便是用此。仁宗于元佑,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财也不敢用,然终是少失。如熙丰不如此,便多事。”今按:此条说约字全采老子,然并不以老子为全是,为极对。今人一意慕西化,西方亦自有可采处,以西化为全是极对,则大失之矣。或有以程朱既主张孔孟,又兼引老庄为非,则又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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