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颜渊篇_宋代理学三书随劄钱穆

（十一）颜渊篇

　　颜渊问仁章。

　　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义礼智之性具于其心。仁虽专主于爱，而实为心体之全德。礼则专主于敬，而实为天理之节文也。人有是身，则耳目口体之间不能无私欲之累，以违于礼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则其一身莫适为主，而事物之间，颠倒错乱，无所不至矣。圣门之学，所以汲汲于求仁。而颜子之问，夫子特以克己复礼告之，盖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复于天理之本然。则本心之全德，将无不尽也。已者，人欲之私。礼者，天理之公。一心之中，二者不容并立，而其相去之间，不能以毫发。其克与不克，复与不复，如手反复，如臂屈伸，诚欲为之，其机固亦在我而已。”今按：此条以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对言，而谓二者之间不能以毫发。孔子又言，“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好德，乃天理之公。好色，乃人欲之私。然此二者皆人之性命禀赋，果使好德能如好色，则好色亦自有节度限制。夫妇为人伦之始，人欲之私亦即天理之公。即孔子所言未见好德如好色，亦未谓二者不能并存于吾心。朱子亦引他家之言以说之。后儒于此章克己二字与朱子持异解，然朱子亦已言克复之机亦在我，则克去己私之功夫亦即在己矣。清儒言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实明其义理之大，则训诂小异，亦不值有大争议。此条论天理人欲公私之间，则义理之大者。谓其间不毫发，而其机则全在我，则亦言之已尽矣。后儒在此等处，与理学家争，似无值大争处。

　　仲弓问仁章。

　　朱子曰：“修己以敬，则私意无所萌矣。推己以恕，则私意无所施矣。如是则天理流行，内外一致，而仁在我矣。”今按：上章言克去己私，本章言修己以敬，推己以恕，则朱子意未尝轻己可知。故读古人书贵能通求其大义，逐字逐句，一枝一叶，纵所言小异，可无拘碍矣。

　　司马牛问仁章。

　　朱子曰：“孔子答问，但向如何行仁，但答如何可以至仁，未尝有问如何是仁者。观颜子仲弓司马牛樊迟之问答可见矣。”今按：如西方哲学，便该先知如何是仁，再有他问。此为中西双方思想学问一大不同处。但未见之行，又行所未至，又如何有知，此亦一大问题。中国古人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阳明主知行合一，最近世孙中山又言知难行易，三说皆一贯而来。西方哲学乃称爱知之学，却不兼重行。故西方有各擅专门知识之学者，无中国人意想中知行并重之君子与圣人。

　　司马牛问君子章。

　　朱子曰：“所以不忧不惧，由于内省不疚。学者又须观所以内省不疚，又如何得之，然后可以进步。不然书自书，人自人。”今按：西方之学，著书立说，重在其书，不在其人。近日国人慕西化，亦如此。皆所谓书自书，人自人也。

　　子贡问政章。

　　朱子曰：“以序言之，则食为先。以理言之，则信为重。”又曰：“信是在人心，不容变者。有信则相守以死，无信则相欺相诈，臣弃其君，子弃其父，各自求生路去。”今按：身之所先为食，心之所重为信。食取于外以足其内，信生于内以安其外。朱子又言：“集注不若死之为安，安字极有味，宜玩之。”今按：今日举世不安，皆为无信。而世人则群认为是一经济问题。不知其内在深处本源，乃在心与心相互间一信上。疗治所急，则是一心理问题。西方学术史上讲心理，从来亦与中国不同。使孔子生今日，恐亦仍当为一人不知而不愠之君子而止。其答子贡之所问，诚难以语之今世矣。

　　樊迟从游章。

　　朱子曰：“人惟一心耳。既为其事，又有求得之心，即不专矣，安能有积累之功。此一条心路，只是一直去，更无他歧。才分成两途，便不可。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计功，则此事定不到头，亦不十分精致。”今按：此条近人读之必谓此是朱子一番思想，而颇具哲学意味。其实朱子只是在凭《论语》记孔子告樊迟语，申说孔子心意，亦所谓述而不作也。而孔子当时语樊迟，亦适如朱子所谓就事论理，非凭空自作一番哲学主张，如近人所意想。当孔子时，中国系一农工社会。农则为井田制，由公家授田，老而归还，不得占为私有。一心耕耘，非有他图。工亦由官受廪，凡其所成，尽以献于公，不得私自营利。即令其一心在此工上，不存他想，又必子孙世袭，累世一心，则其业自精。故中国古代百工皆成氏，如管仲鲍叔牙，即出管工鲍工之家。自幼即一心在其所治之业，出而从事政治，亦一心在其所从事之政治上，非有他途别计。为一器，则有一器之用。管仲为齐相，则尽其为齐相之职，一心为桓公。孔子称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使非一心为政，又焉得如是。而孔子又称管仲器小，则嫌其有三归，又分心于私生活之享受上，遂使其在当时政治上未能显出更大用场而已。至孔子，始知志于学，志在周公。亦一心在政治上期求有更大作用。故曰：“君子不器。”又以子贡为瑚琏之器，则藏在宗庙之贵器，亦不作其他用。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不器，非言无用，乃求其在人群社会政治阶层中，作出更广大更变通之大用而已。本章崇德之义即如此。亦非谓德乃无功无用。此条所谓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不可一心又去计功，此非谓不在事上计功，乃谓不在做事者自己私人心上计功，如此专心一志，乃谓心之德。义利之辨，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上一大意见，乃从中国社会自身情况来，亦即所谓就事论理也。而西方自古即为一工商社会，工商业正为经营此业者之自身私利着想，其所重视之工商业，则为一手段，非目的，其心便已分了，与中国古代人心情大不同。其他学业遂亦不得不受其影响。即论艺术，中国工业本身即成为一艺术，西方则工业与艺术分途。如雕刻一美人石像，必求取得众心喜悦，乃成一艺术品，而艺术家之生活，亦寄于此。如此条言，若去计功，则此事定不到头，亦不十分精致。此有甚深妙意，但就中国工业艺术言是如此。西方艺术正为其计功，才有他们的到头，他们的精致，与中国自不同。今人读古人书，当就自己文化传统之大义上去读，乃能得其书中之意。若依西方观念来读中国古人书，则自见其无当。又要从西方义理来尽改中国社会之种种，则更无当了。朱子解此章又说：“即于自己疏，而心亦粗矣。”此语真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