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章句》上_宋代理学三书随劄钱穆

《中庸章句》上

　　首章。

　　朱子曰：“循万物自然之性之谓道。若谓以人循之而后谓之道，则人未循之前，谓之非道，可乎。”今按：孔孟言道，率本人文立场。即《中庸》言率性之谓道，显指人文方面之率性言。今朱子改说成循万物自然之性，则乃万物自然率性，不专指人言。此所谓道，乃杂庄老道家，又羼进了自然立场。宋代理学家与先秦儒有相异处，主要在此。《中庸》一书本杂道家义，而朱子此条说得更过。治中国思想史者，于此当有辨。然论其大传统，则程朱实仍孔孟，不得谓其有标新立异，自创一说之心。

　　朱子又曰：“道只是性之分别处。道与性字其实无甚异，但性是浑然全体，道字便有条理分别之殊耳。”今按：此处谓性是浑然全体，乃从程氏性即理也一语来。古人解性字皆不如此说。今就程朱语以今语说之，则性是一大自然，而道则是大自然中万物各殊的分别了。此恐决非《中庸》书中之本意。

　　朱子又曰：“道不可须臾离，当参之于不可离不能离之间。”今按：道不可须臾离，乃警戒人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不可离即是不该离不当离之意。何以又却说不能离，此又杂道家义。人生即沉浸在大道中，虽欲离却离不去。此显与儒家义有不同。

　　朱子又曰：“如曰道在瓦砾，便不成不在金玉。”今按：道在瓦砾，又在金玉，即道是一自然大全体，无所不在，无法脱离它，即不能离也。此是道家义。但朱子此处语，亦可谓正在驳道家。依道家言之，原始人类始合道，进入人文始有尧舜出来，便离道非道了。儒家则正要教人由瓦砾转成为金玉，则金玉始是道，而瓦砾非道。惟朱子意，则瓦砾金玉皆有性，是一浑然全体，瓦砾与金玉只在此全体中有分别。故道在瓦砾，亦在金玉。此则与先秦儒家义终不全同。

　　朱子又曰：“道不可须臾离，言道之至广至大者。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言道之至精至极者。”今按：道至广至大，乃不能离，此属道家义。儒家言道至严至切，故不可离也。至于莫见乎隐，莫显于微，乃指人之修为言。在其隐微处更易显见出来，故更须戒惧也。今谓道之至精至极，故能见乎隐显乎微，此则道家未之言，朱子乃牵拉于《中庸》之言，而勉强言之耳。《中庸》本系一晚出书，与《易大传》同为羼杂道家言而成。朱子解释四书，亦独于《中庸》语多出入。如上引言性与道，皆指宇宙大全体言，与《中庸》显不同，然亦不得不说是理学思想之更较先秦进一步处。

　　朱子又曰：“余早从延平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耳。自此不复有疑，以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后得胡氏书，有与曾吉父论未发之旨者。其论适又与余意合，用是益自信。虽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为少作失传而不之信也。然闲以语人，则未见有能深领会者。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余忽自疑。斯理虽吾之所默识，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纷纠而难明也，听之如此其冥迷而难喻也，意者乾坤易简之理，人心之所同然，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门人高弟之手，亦不应一切谬误以至于此。则予之所自信者，无乃反自误乎。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性情之本然，圣贤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读之不详，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仅得之者，适足以自误而已。至于推类究极，反求诸身，则又见其为害之大。盖不但多言之失而已也。于是又窃自惧，亟以书报钦夫，及尝同为此论者。惟钦夫复书，深以为然。其余则或信或疑，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远，厌常喜新，其弊乃至于此，可不戒哉。壬辰八月丁酉朔，朱仲晦。”今按：朱子为学大要集中偏重于其自己日常生活之心地工夫上，即此篇可见。此即朱子为学确属儒家传统一明例，不得以其言论中偶有羼杂进道家言，而骤谓不同于儒家大统也。《中庸》之书，朱子早年即受之于李延平，而对于喜怒哀乐之未发已发一问题，中间屡经曲折，直至其与蔡季通言，则已达四十之年。而此文则在朱子之四十九年，其往复于心中，相互讨论于师友之间，可谓已迄于其晚岁而始定。则其辛苦体会，反复疑信之过程，此乃一代大贤自己亲自叙述之一具体实例，尤当为有志儒学者所注意，故详引之如上。惟犹有一层当明辨者。《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与已发，主要限于喜怒哀乐之情感方面。而程朱所思索讨论者，似乎乃属心之未发与已发。此两层似有不同。不可谓心体只限于喜怒哀乐，则程朱所提，似当属另一问题，与《中庸》有不同。或可谓，心之未发已发，问题更广大，更深微。然先秦儒未尝及此，则亦显然矣。此又宋代理学家与先秦儒一相歧处，治中国思想史者当注意也。

　　朱子又曰：“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之一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岂别有一物拘于一时，限于一处，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间，浑然全体，如川流之不息，天运之不穷耳。此所以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间，而鸢飞鱼跃，触处朗然也。存者存此。养者养此。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长也。从前是做多少安排，无顿着处。今觉得如水到船浮，解缆正舵，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适矣。岂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谓未尝致纤毫之力者，真不浪语。而此一段事，程门先达，惟上蔡谢公所见透彻无隔碍处。自余虽不敢妄议，然味其言，亦可见矣。又曰，只一念间，已具此体用。发者方往，而未发者方来，了无间断隔截处。夫岂别有物可指而名之哉。龟山谓学者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验之，则中之体自见，未为尽善。大抵此事浑然无分段时节先后之可言。今著一际字，便是病痛。熟玩中庸，只消着一未字，便是活处。此岂有一息停住时耶。只是来得无穷，便常有个未发底耳。若无此物，则天命有已时，生物有尽处，气化断绝，有古无今久矣。此所谓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见得，亦无揣摸处也。”今按：上引乃朱子四十八岁前，对此问题之旧意见。其所谓未发，乃指宇宙大自然之浑然全体。以西方哲学用语言之，则乃自然哲学中之形上学语。孔孟立言，乃全从人文事为方面着想，何曾注意及此。杨龟山语，至少当与《中庸》原意相近。程朱均先涉猎于老释，惟遇说孔孟语，限于文字，少能涉及此等处。而遇说《中庸》，则未免多出入。惟朱子亦知之，故依时代先后，朱子意四书当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为序。而朱子教人读此四书，则先《大学》，次《论》《孟》，最后始及《中庸》。而又以《中庸》为最难读。则朱子心中，亦早存《中庸》与《论》《孟》有不同处之一观念存在矣。惟《中庸》原书，与朱子所说仍有隔别，则朱子似因精思而转失之矣。

　　朱子又曰：“中庸未发已发之义，前此认得此心流行之体。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遂目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然观程子之书，多所不合。因复思之，乃知前说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当，而日用工夫，全无本领。盖所失者，不但文义之间而已。接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此则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觉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水止，而其发无不中节矣。此是日用本领功夫。至于随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为本，而于已发之际观之，则其具于未发之前者，固可默识。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阙却平日涵养工夫，使人胸中扰扰无深潜纯一之味。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间，亦常急迫浮露，无复雍容深厚之风。盖所见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以不审也。”今按：上引乃朱子四十八岁后所悟之新说也。所论察识与涵养工夫之一节话，诚湛然儒者之言也。朱子论观程子语不当专守一说，当据其文集遗书而细求之。其实读朱子书，亦何不然。亦当会通其《文集》《语类》与诸书而细求之。因朱子为学，只是博文约礼。知道些前人底，而于己奉行有准则而己。其已所立言，一须向上推求，通读《论语》二十篇，始可见朱子所窥之孔子意。通读《孟子》七篇，始可见朱子所窥之孟子意。通读《近思录》一书，可见朱子所窥之周张二程四家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以下中国学人率如此。而朱子尤为杰出。亦有朱子一己之会通发明处。即如此精要一编，上起朱子五十以前，下迄朱子七十以后，历时已近三十年之久，其门人弟子记录师语者，收于斯编，亦逾六十人以上。此皆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发，非如西方哲学家，先选定一论题，专意撰为一书，自抒己见。一若专为备人之反对攻击，而必求自圆其说。中国惟《庄子》七篇，《老子》上下篇，谢绝人事，一心撰著，稍近其例。荀韩诸家，仍是分题立说。吕览淮南，乃集宾客成书。求其一人撰一书，期成一家者，为例不多。此又中国与西方学术相异一显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