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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与旧

 

  今人好作新旧之争,又莫不喜新而厌旧。实则新旧只是一名词分别。就时间言,今日之新明日已成旧。就空间言,彼此两地亦必互见,为新。新与旧只是各人心理上一感觉,并无绝对客观之存在。安于旧,乐于旧,则觉新亦可喜。喜新厌旧,则会感到一切尽可厌无可喜。

  婴孩初生,只觉其眼前有新无旧,欢乐无上。及中年,则觉生命中新旧参半,而新的受旧的限制,不能如婴孩乃至未成年前之快乐。待其老,旧日增,新日减,此下更少有新可得,将觉人生可悲可厌。实则不然。旧本都是新,老年人经历愈积愈多,愈感充实,凡所回忆,全是往日之旧,但亦甚感快乐。

  人当幼年时,倘一心向前,认为人生可乐尽在前,忽略其眼前之实际,白白空空过了,则将造成其悲苦之一生。如知得眼前即是一新,可喜可乐,待到晚年,回顾以前,亦可感到同样喜乐。故凡属人生,在其当前莫不是新,同时亦莫不是旧。无分老幼,尽若可喜可乐。主要则在己之一心。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正谓赤子心中无分新旧,只觉前面一片快乐而已。

  今日则竞务趋新,同鄙守旧。然人生至十八二十岁,始为成人,而已积有十八至二十年之旧,又何可舍,又何能全不记忆起。方其趋新,又转瞬即旧,人生乃尽属可鄙可厌,惟有远去国外,庶若获一新生。故近代知识青年,首以出国留学为期望。中年人事业稍稳,财富稍盈,亦惟求其子女先能出国。待其老年,出国定居,亦庶终获一新生。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今日国人生活已有此一景象。举国尽厌其旧,只言兴国与建国,则又从何处兴起建起。

  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生可厌,即死无可畏。一般人既无出国之望,亦无日新月新之业,厌生之情不可制,则惟求一时之快。如交通事故之屡丧其生,而终难诫止,亦即其一端矣。喜新厌旧之风,今已举世皆然,惟中国为尤甚耳。

  今由新旧转言动静,人能安其心,静其心,当前自足,则毕生可乐,而日新月新之境亦不期而自至,不召而自来。此之谓静有动,动有静,即是一神妙。果以己心验之,则实况亦易知,非所难解。

  濂溪《太极图说》言:“主静立人极。”又曰:“无欲故静。”心有欲则动而不静,心无欲则心虚自能静,而又静中能有动。如婴孩饥自会啼,寒亦啼,倦亦啼,与之食,与之衣,使之睡,则安矣。然婴孩非知有求食求衣求睡之欲,虽有啼有笑有恬有安,亦一片天真,事过则忘,其心则虚,所谓静无而动有者是矣。及渐长,始知有欲有求,又能有记忆,实则在其生命过程中,其心仍是虚仍是静,乃能日新月新而然,非先有一欲求以达此也,逮其长大成人,当仍该如此。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则可谓其不失赤子之心而然矣。虽曰有欲,实非欲,《中庸》则谓之率性,此为中国理想人生之最高境界,乃为人生之至乐。今人之厌其生而惟感不足者,则亦喜新厌旧之欲为之崇耳。

  依世界人类宗教言,印度婆罗门教定人为四等,首为婆罗门,最贵,惟掌教。次刹帝利,主政,然隶于教。最末则为贱民。历久不易。故印度不能成一国。而衣食粗足,亦以其心少欲,则亦终能相安而不乱。耶教则生前所欲,恺撒主之。死后所欲,耶稣主之。政教分,而终不治。伊斯兰教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执刀,以教主政,以死后统生前,而终亦不治。中国亦分人有等,曰圣曰贤,曰士曰庶,人生当自求历级而上,而曰圣希天,达于天人合一之境界而止。天乃一大自然,无新旧,无动静,亦新亦旧,亦静亦动,而无欲。此非深透体会于大自然生化之妙者不与知。濂溪之辨物与神亦正此意。实则物可通于神,神亦本于物,无大异也。神物如此,新旧亦可推知。故中国自古亦甚少新旧之辨。

  《通书》又有《理性命》章,谓:“万为一,一实万分”,此七字涵有甚深妙义。如性命与理,无不随人随物随时随地随事而异,而实出于一。通常多认为一积为万,而不知乃由万生一。中国人言天地,言宇宙,言世界,莫非言万之为一。有万代,乃始有一代。有万方,乃始有一方。先有万人之大生命,乃始有一人之小生命。西方人好言个人主义,而不知个人实由大群生。激而为社会主义,实则仅知有当前之多数,而不知无穷代之大多数。与中国人之言天地宇宙世界者仍大不同。

  今试问,先个人乃有社会,抑先社会始有个人。亦如人分男女,禽兽亦有牝牡雌雄,植物亦有阴阳配合,乃始有生育。但最先微生物则可谓无阴阳之别,可见生物进化亦由合而分,非由分而合。此乃天命之一例。故《通书》本章言:“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也。朱子论理气,亦谓二者无先后。若必追问,则理当先。故中国人所认识之真本源,所理想之大归宿,必本于万象之大同处,即朱子所谓之理气是也。而西方则转本之于各自之小别处。即如宗教,亦言有上帝,有灵魂,却不问上帝与灵魂更由何来。则纵在天堂,亦仍见有分,不见有合。上帝可以支配灵魂,则灵魂复何有自由平等独立可言。朱子言理气,又必申明能在气,不在理。理既无能,又何得生气,则此气乃自然生。然自然仍是一理,则岂不万种自由,莫非平等,莫非独立,而实属一本乎。中国人则谓之天。孟子又曰:“莫之为而为者谓之天。”则天亦一自然。当知此自然之然,与此自然之自,仍在合中有分,则知天地之奥秘矣。今以俗语翻译,则自然当称自己这样,只这样才始见自己,亦只自己才始有这样。种种活动,种种变化,种种能,则惟见在这样这样上,而自己则总是一自己,如无能,如无变。这样即是一气,气中有理。万物之各自有一自己,此即是理。今称这样与这样之间有分别,乃见理。何以有此分别,则仍是这样自己生出此分别。故朱子理气二字,实即道家之自然二字。惟自然合成一语,而理气分成二字,则更见分明耳,朱子之理气论,则似不能不说乃由濂溪此章来。亦可以说,濂溪此章早已启其端矣。

  今再言西方宗教信仰,天堂中有一上帝,有众多灵魂。若果不再追问其何由来,岂不亦可说是自己这样。而社会人世同是自己这样,则岂不人世即如天堂。中国人言性,即如每一人之灵魂。言命,则如灵魂上面之上帝。上帝与灵魂之间,应有一分别,此即性命之理,一切都是自己这样。则一天人,合内外,即当身而便是,更何必追求此天堂中之上帝与灵魂。又如佛教东来,释迦牟尼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则我今在地狱中,岂不亦如释迦牟尼。只要我心一转,亦以慈悲为怀,亦以救苦难为务,则当下即涅槃,即身成佛,立地成佛,而佛世界亦即在尘世间。故耶释之与吾儒,仍可三教合一。而中国社会则同时即天堂,同时即涅槃,机关转捩只在一心。自己这样,便就自己这样了。此乃中国观念,中国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精义妙旨之所在。

  《通书》有《文辞》章,谓:“文以载道,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孔子以六艺教,又曰:“游于艺。”艺非不可要,但当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始可言及艺。如植五谷,亦言艺。制造器物,亦言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皆属艺。如今人言艺,属工具,属手段,非目的。道始是其目的。诗三百,周公以之治国平天下。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有心之所怀,而未可倾以达者。屈原为《离骚》,太史公说之曰:“离骚犹离忧也。”屈原忠君爱国,忧之深,而未可倾情直达其辞乃若不可骤晓。而《楚辞》遂继诗三百而为中国文学之所宗,其艺可谓之高矣。

  孟子言仁之实,义之实。而曰:“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乐之实,乐斯二者。’,则礼乐皆属艺。智亦属艺。惟仁义始是道,人之为学岂有舍道以为学者。中国人知各项学问必当会通合一于道。而近人之为学,则必分门别类,各成专家,乃至不可和合。此则中西双方智之不同之所致也。

  如古希腊有荷马,沿途演说,种种故事,动人听闻,乃为西方文学之祖。在荷马心中,所欲表达者,究为何等道义。其实亦如商品化,耸人听闻,供人娱乐,斯已矣。此即独立成为一项文学或艺术。陆放翁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乃中国文学之末流小节,而正是西方文学之大本真源所在。中西文化相异,亦由此见矣。

  《通书》有《势》章,谓:“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极重不可反,识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识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竞,天也。不识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中国人主一天人,合内外,识与力在人在内,势则在天在外,故曰“天势”,又曰“时势”。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孔子已识其势之不可反矣。然势只在轻重之间,只是一数量问题。轻重之分即是理,则势亦仍是一理。惟有常理有定理,无常势定势。势有变而理无变,理有必争势有不可争。故中国人重理不重势。理在我,尽其在我斯可矣。物极必反,在我无躁心,安以待之而已。西方人重外,势则在所必争,但亦终有不可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人与德人各在濠沟内,呼吁祈祷,上帝助我,早获和平。然上帝究助谁,两边濠沟中人各不知。既所不知,复亦何争。孔子则曰:“我之祷久矣。”安分守已,乐天知命,尽其在我,斯不争。识之早,则易为力,此乃中国人生。否则且安毋躁,此亦中国人生也。

  势亦有动静之分,如言时势,则属动。言地势形势,则属静。中国乃天下一统的民族国家,就历史文化大统言,其全国首都宜在北方黄河流域,不宜在南方长江流域。又宜在黄河上游,不宜在黄河下游。周室东迁,静势已变,不易再振起。孔子以平民讲学,后世尊为至圣先师。然曲阜孔林仅供全国瞻仰,两千年来之贤士大夫,能至孔林一瞻谒,此乃毕生幸事。然曲阜终不能为人文荟萃集居讲学之所,则地理形势所限,亦无可奈何者。战国时,齐秦东西对峙,齐之临淄稷下,为学术集中区,然统一大业,终不在齐而在秦,此亦有静势使然。

  汉唐建都长安,最得静势之宜。政治首都同时即为人文荟萃之区。东汉都洛阳,其势已不如西汉。宋都汴,地理静势最下。宋亦为历代统一政府中最弱之一代。其时人文则集于洛阳,皆避首都不居,是亦静势使然也。濂溪湘籍,终隐庐山,非二程继起,理学亦难宏扬。横渠游洛而名彰,而关学终自成一派别。朱子居闽,象山居赣,别有湖南与浙东。学术分野,皆由地理静势助成之。明清建都燕,而学术人文则荟萃江南。阳明生于浙,而为江西巡抚,其学流衍之盛,亦得地理静势之助。而东林起于无锡,亦江南人文荟萃区也。清乾嘉之学分吴皖,实则皖学自戴东原北游京都,传其业者亦多在吴。论述中国历史人文,不得不兼重其地理静势之归趋。

  西方地理形势易于外展,艰于内集。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易分不易合,此亦静势所限。而各地气候不同,此亦一种静势,其影响人文者皆至大。近人好论中国印度欧洲文化三系统,大体可以天时地理之静势为之说明。濂溪所谓“天乎,人也何尤”,此之谓矣。

  《通书》论势偏人事,偏动势。故特加静势一边以资发明。司马迁言:“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势者,即天人之际,而古今之变亦无以逃之。明乎此,则知人事之用力所向矣。

  《通书》又有《刑》章,其言曰:“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既成,不止则过,故得秋以成。圣人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情伪微暖,其变千状,苟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天下之广,司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今按:势与刑不仅孔孟儒家所不言,即庄老道家亦不言。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濂溪独主为政以刑,何以故?盖《通书》一本之《易》,《通书》此章亦引《易》之讼卦与噬嗑,同在《易》之六十四卦中,举世事变,无不涉及。战国时有阴阳家,乃兼儒道,而言五行,则秋之刑杀,亦所不避。濂溪言阴阳,亦必兼言五行,则宜其有此章矣。

  西方人争势重刑,既不讳言,复加提倡。今日国人望崇慕西化,但又言文化复兴。窃意倘治《易》卦,又兼究阴阳家言,庶于西化易接纳,而亦知安插适当之地位。如《通书》,可为道其先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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