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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刘禹锡:竹枝词九首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  

  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  

  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徐州)人,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进士。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为杜佑所器重。后从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贞元末,与柳宗元,陈谏、韩晔等结交于王叔文。时王叔文得宠于皇太子李诵,及德宗病,皇太子即位,是为顺宗。王叔文推荐韦执谊为宰相,而自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这是执掌经济大权的官职。转运使杜佑是挂名的,实权都在王叔文手里。其后,王叔文转官户部侍郎,刘禹锡转官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柳宗元为尚书礼部员外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顺宗在即位以前,早已中风,口不能说话,躺在床上。因此王叔文得以结交太监王伾,专权执政。刘禹锡和柳宗元是这个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故当时称为“二王刘柳”。王叔文当权只有八个月,因为当年八月,顺宗病危,传位于皇太子李纯,是为宪宗。宪宗即位后,立即贬斥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贬为台州刺史。接着又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此外,陈谏,韩晔等六人也都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唐代政治史上所谓“八司马”。王叔文这个集团的政治措施在新旧《唐书》里几乎没有记载,但反对王叔文最猛烈的是各地藩镇,可以想见王叔文必有抑制藩镇的计划。刘禹锡和柳宗元,在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时候,史书上说他们是“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御史窦群弹劾刘禹锡的罪名是“挟邪乱政”,由此也可以想见这是封建官僚内部的权力斗争。关于这个政治集团的评价,我们让历史学家去探讨。  

  刘禹锡做了十年朗州司马,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召还。宰相本想起用他为省郎。这时他做了一首《玄都观看花诗》,讥讽了执政官,于是又被放逐外出,去做连州刺史。后来改夔州刺史,又改和州刺史。到大和二年(公元八二八年),才又召还,拜主客郎中。可是他又做了一首《重游玄都观》诗,执政官大不高兴,虽然有宰相裴度的赏识,也只能举荐他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裴度罢相,刘禹锡也就被排挤出去做苏州刺史。任满回朝,任和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会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年)卒,年七十一。刘禹锡的最后一任是太子宾客,故后世题他的诗文集为《刘宾客集》。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政治遭遇是同样的。文学声望,在贞元、元和年间,也同样是惊动一时的。但刘禹锡活到七十一岁,柳宗元只有四十七岁。柳宗元终于柳州刺史,刘禹锡在连州刺史之后,还做了三任刺史,一任郎官。晚年还和白居易结交为好友。白居易极口称赞刘禹锡的诗,称之为诗豪。因此,刘禹锡的诗名超过了柳宗元,在长庆、大和年间,他和白居易同为诗坛领袖。  

  因为做了多年的外州刺史,到的地方多,熟悉各处的风土人情,这就丰富了他的诗料。他特别注意民间歌谣,吸收民歌的题材和风格,创作了著名的《竹枝词》,为唐诗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  

  刘禹锡诗集中有《竹枝词九首》,又有《竹枝词二首》,又有《堤上行三首》,都是民歌风格的七言绝句。《竹枝词九首》是最初的作品,因为有一篇序引自作说明: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俚,乃写为《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歙,知变风之自焉。  

  这一段序引,讲到几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句是说各地的民歌,声音虽有不同,但都是乐曲。“岁正月”,没有说明是那一年的正月。“建平”是个旧郡名,当时称为归州,即今之秭归。这两句,应当是说明作《竹枝词》的时和地,但时既不明白,地亦可疑,因此曾引起后人的研讨,我们留着以后再讲。下文是叙述作者在建平时听到儿童唱竹枝词的情况。这是一种联唱的歌曲,有人吹短笛伴唱,击鼓为节拍,歌的人同时也舞。谁能唱得多,就是胜者。以下五句,是作者对这种民歌的印象。黄钟是正宫音乐,其声词是和平中正的,但羽声是激昂慷慨之音。“黄钟之羽”是和平中带有激昂的音调。激昂是在歌曲的最后部分,象苏州的山歌那样。但也分不出那里是吴声,那里是楚声。“伧”是对吴人的鄙称,“儜”即“狞”,唐诗中常用此字来表示猛烈、激越,这里是指楚声。总之这些歌曲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很宛转的,有些象《诗经·卫风》中的那些情诗。以下六句说屈原在湖南,因为民间巫师唱的迎神送神歌都用鄙陋的歌词,所以改作较文雅的《九歌》,至今当地人民还在用他的歌词作为舞曲。刘禹锡也摹仿屈原作了九首《竹枝词》,使能唱的人流传开去。最后二句是说他把这九首《竹枝词》附在屈原《九歌》之后,使后世听“巴歙”的人了解“变风”的来源。“巴歙”是巴郡(今四川东部)的民歌,“变风”是关于《诗经》的名词。郑、卫二国的诗,虽然是淫辞艳曲,但还是稍稍变样的“风”诗。十五国风中有正风、变风,文辞音调雅正的诗称为正风,文辞音调有些不端庄的称为变风。这里所谓“变风”,就是指上文的“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  

  从这一段序引看来,刘禹锡开始作《竹枝词》九首是有意继承《九歌》的,后来他又作二首,就另外题作《竹枝词二首》,并不合在一起。另外他又作了《堤上行三首》、《踏歌词四首》,其实也是“竹枝词”,因为这两组诗中都提到“竹枝”。  

  “竹枝歌”是有地区性的民歌,所以其第一个特征是地方色彩。刘禹锡在建平初次听到竹枝歌,仿效屈原拟作九首,也就运用这个地区的山水、古迹、风土、人物。他歌咏到白帝城、白盐山、瀼溪、昭君坊、永安宫,滟滪堆,瞿塘峡中的十二滩、巫峡,都是从夔州到归州这一段长江两岸的山水古迹。杜甫在这里旅居的时候,也有诗提到。《水经注》卷三十三对这些山水古迹有详细的叙述描写,可以参看。  

  至于风土、人物,在这九首歌词里反映出来的有人民在白帝城头和瀼溪桥上的唱歌,有昭君坊里和永安宫外的游女,有旅居在此地的妇人托返回成都的船带信给丈夫,有住在山头的女子到江边来取水,男子到山下来烧草灰肥田。九首诗组成了一幅风俗画。  

  民歌的第二个特征是不讲究平仄粘缀。七言四句的民歌往往用拗体,表现在第三句。刘禹锡这九首也都用拗体,而不用绝句正格。拗体绝句的下半首音调较为急促,苏州山歌也大多如此。所以杜甫作拗体绝句,即称为“吴体”,刘禹锡序引中所谓“激讦如吴声”,也说明了民歌的这一个普遍特征。  

  所谓“竹枝歌”,大概是当地青年男女在竹林里劳作时的对唱歌谣。这个名称也是当地特有的,正如苏州称为“山歌”,是山上劳动人民的歌谣。福建有“采茶歌”,是采茶姑娘的抒情歌谣。山东有“渔歌”,是渔民的歌谣。各个地区的这一类歌谣,都是劳动人民歌唱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就是所谓“劳者歌其事”。因此,歌词的题材内容不会越出他们的生活范围以外。歌词的语气也大多自白,很少代言。这是民歌的第三个特征。刘禹锡这九首诗中,第二、四、六、七、八首都是用唱歌者自白的语气。  

  民歌的第四个特征是用眼前景物来作比喻。第二首以“花红易衰”比男子的薄情,以“水流无限”比自己的愁绪。第六首以“波浪不能摧”的滩石来对比来去不定的情人之心。第七首以瞿塘峡中危险的水道来对比“平地起波澜”的人心。意思是说,江水之所以有波澜,是因为底下有石头,而人心则在平地上也会起波澜。  

  利用同音假借字作文学的隐语,是民歌的又一个传统特征。晋代的《子夜歌》有一句:  

  雾露隐芙蓉,  

  见莲不分明。  

  “芙蓉”即是莲花(荷花),在雾露里的莲花,看不分明。这个“莲”字被用来作“怜”的谐声字。“见怜”即是“被爱”。这里表达一个女子的忧虑,不知道那个男子到底爱不爱她。  

  又有《读曲歌》一首:  

  奈何许!  

  石阙生口中,  

  衔碑不得语。  

  “石阙”即是碑。碑生在口里,即是口里含着碑。“衔碑”是“含悲”的谐声字,这首民歌是一个不幸的女子的叹词,“怎么办啊!我满含悲哀,话都说不出来”。“雾露隐芙蓉”和“石阙生口中”这两句都是为谐声字而作的比喻,不是诗歌的本意。刘禹锡另外有一首著名的《竹枝词》,也用这个传统手法: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东边日出西边雨”,既是晴天,又不是晴天。一个女子听到她的爱人在江船上唱歌,捉摸不定,不知他对自己到底有无爱情。这里就用“晴”字来借作“情”字。  

  这种诗体,称为“风人体”。这个名词,最早见于锺蝾《诗品》。他说谢惠连“工为绮丽歌瑶,风人第一”。似乎是指民歌风格的诗。严羽《沧浪诗话》论杂体诗,有“风人诗”一格。注云:“上句述一语,下句释其义,如古‘子夜歌’、‘读曲歌’之类,则多用此体。”这就是以“晴”字谐“情”字音的方法了。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古有采诗官,命曰风人,以见风俗喜怒、好恶。”这里说明了“风人”是古代的采诗官。但古书中却未见有这个官名。总之,这个名词虽然早已出现,但在唐代才开始流行。当时所谓“风人诗”,后世却称为“谐音诗”。皮日休、陆龟蒙都有几首风人诗,大约在中晚唐时代民歌中盛行这种谐声法,所以刘禹锡也采用在他的竹枝词中。  

  以上举出了民歌的五个特征。事实上,它们是一切民间文学的特征。民间文学的题材内容、创作方法和表现方法,丰富多彩,各地区有它自己的特征,当然不限于以上所提到的五种。刘禹锡能注意到巴东、湘、汉一带的民歌,汲取其内容和形式,写出自己的新颖的诗歌,这就可见他善于向人民学习。自从刘禹锡的竹枚词盛行于世,以后各地文人都摹仿他,用这种形式来歌咏本地的风土人情。于是出现了“广东竹枝词”、“扬州竹枝词”之类的作品,有些还在每首诗下附一段说明,于是“竹枝词”这个名词就变成了“风土诗”的代称,而失去了它的地区意义。  

  《旧唐书·刘禹锡传》说: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襄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  

  这是说刘禹锡作《竹枝词》是在贬官朗州司马时,朗州旧称武陵,就是现在的湖南沅陵。如此,则“竹枝歌”是湘西的民歌了。但是,刘禹锡的自序里明明说这些《竹枝词》是在建平时所作,而且刘禹锡从夔州刺史转扬州刺史时作过一首《别夔州官吏》诗:  

  三年楚国巴城守,一去扬州扬子津。  

  青帐联延喧驿步,白头俯伛到江滨。  

  巫山暮色常含雨,峡水秋来不恐人。  

  惟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  

  这首诗明确地说九首“竹枝词”是在夔州时所作,可知《旧唐书》的记载是错了。夔州和归州是邻郡,可能建平郡原先包括夔、归二州,后来分为二州,故夔州亦可用建平这个旧名。  

  刘禹锡创作的《竹枝歌》,很快便流传到长安、洛阳,成为流行的新歌词。孟东野有一首《教坊歌儿》诗,有句云:  

  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  

  能嘶竹技词,供养绳床禅。  

  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  

  可知佛寺讲经的时候,有伶人唱《竹枝词》的娱乐节目。伶人以能唱《竹枝词》,得到丰厚的供养。孟东野感慨自己能诗而遭遇不如能歌,因而悼念诗道的没落。又有《自惜》诗云:  

  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与人,  

  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  

  这是说他竭尽昏花的老眼,抄写自己的诗送给朋友,却又怕自己的诗已经过时,反而会被巴州的竹枝词嗔笑。  

  在同时的诗人中,也有许多跟着做竹枝词。现在所能见到的有顾况一首,白居易四首,李涉四首。晚唐五代有皇甫松作六首,孙光宪作二首。  

  “竹枝歌”这个歌名的意义,从来未见解释。我们说它是巴东、湘、汉一带在竹林中劳动的青年男女的抒情歌,也只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推测,没有文献可以证实。但《花间集》中收有孙光宪的《竹枝》二首,《尊前集》中收皇甫松的《竹枝》六首,都以“竹枝”和“女儿”二字为和声,因此,又可以推测它是以和声为歌名的。但是,为什么用“竹枝”和“女儿”为和声呢?这又可以回到第一个推测去,大概最初是有些在竹林里劳动的男青年,爱恋女青年,即景生情,唱出了他们的情感,就以“竹枝”、“女儿”为和声。现在抄录一首孙光宪的《竹枝》:  

  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  

  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  

  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  

  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  

  由此可知当时每一个七言句都分二段唱,每段之后都有和声。唱的是一人,和的可以是许多人,这就是所谓“一人唱,千人和”。“千”是虚数,意思只是说“许多”,白居易《何满子》词云“一曲四词歌八叠”,我们也可以从竹技词的形式中体会到它的意义。“四词”即四句,“八叠”即八段。四句诗分八段唱,可知是唐代歌唱绝句的谱式。  

  皇甫松的六首《竹枝》,形式和刘禹锡的《竹枝词》不同,它们每首只有二句,例如:  

  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莲女儿,  

  花侵橘子竹枝眼应穿女儿。  

  而且有一首是用仄声韵的:  

  山头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儿。  

  两花窈窕竹枝遥相映女儿。  

  皇甫松是巴蜀人,他这六首《竹枝》,显然不是依照刘禹锡的诗格写的,很可能他是直接采取了民歌的本来形式,只是两句的短歌。例如《水经注》所载巴东渔人的民歌,也只有两句:  

  巴东三峡巫峡长,  

  猿鸣三声泪沾裳。  

  不论是两句或四句,它们的和声都同样用“竹枝”和“女儿”,这就可知不是文人随意制作,而是民歌的原来样式。竹枝歌之所以用“竹枝”为歌名,可以肯定是这个理由。  

  和声虽然只有两个字音,但也是协韵的。“枝”和“儿”是韵。皇甫松另外有一首民歌《采莲子》:  

  菡萏香连十顷波举棹,  

  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  

  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棹,  

  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  

  此诗以“举棹”和“年少”作和声,“棹”与“少”也是协韵的。  

  竹枝词都用七言绝句的形式写作。绝句是言其诗体,竹枝词是言其内容。清代有一个刘大勤,去问他的老师王士祯:“竹枝词和绝句有什么不同?”王老师回答道:“竹枝词是专歌咏风土的,琐碎的、诙谐的,都可以写进去,一般是要求有风趣,和绝句完全不一样。”(见《师友诗传录》)  

  看来这一对师生的观念都很糊涂,学生的问题已经不合逻辑,老师的回答也还是不合逻辑。这种情况,在清代人的诗话里,经常可以发现。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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