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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中唐诗馀话

 

  《唐诗品汇》以武德至开元初为初唐,计九十五年,选诗一百二十五家。以开元至大历初为盛唐,计五十三年,选诗八十六家。以大历至元和末为中唐,亦五十三年,选诗一百五十四家。以开成至五代为晚唐,计七十年,选诗八十一家。从这个表中就可以看出唐诗的极盛时代,实在中唐。从来文学史家都以为盛唐是唐诗的盛世,因而论及中唐诗,总说是由盛而衰的时期。我以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盛唐只是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而不是诗的、或说文学的全盛时期。中唐五十多年,诗人辈出,无论在继承和发展两方面,诗及其他文学形式,同样都呈现群芳争艳的繁荣气象。尽管在政治、经济等国计民生方面,中唐时期比不上开元、天宝之盛。在这一段时期中,军人跋扈,宦官弄权,李唐政权确已开始了衰败的契机,但诗和其他文学却不能说是由盛入衰的时期。我选盛唐诗人十六家,觉得已无可多选,因为留下来的已没有大家。但我选中唐诗人二十五家,觉得还割爱了许多人。同样是五十三年,即使以诗人的数量而论,也可见中唐诗坛盛于盛唐。  

  严羽作《沧浪诗话》,首先推宗盛唐,贬低中唐。他说: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我评之,非僭也;辨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  

  这是一篇盛气凌人的文章,居然先发制人,谁要是反对他的观点,就是不懂诗的人。他这篇《诗辨》,享有几百年的权威,后世诗家及文学史家都跟了他吹捧盛唐诗,好象王、孟、高、岑、李、杜以后,都是第二流诗人了。至于盛唐诗为什么好到如此,他也不能提出切实的理论,而以“以禅喻诗”的唯心论方法来摇惑浅学之徒。禅宗佛学,标举一个“悟”字,否定研究经典,否定深入思考,否定身体力行,只要能“悟”,便可登时得道。但悟有两派,一派主张顿悟,属临济宗(派);一派主张渐悟,属曹洞宗。严羽以为汉、魏的诗,至高无上,连“悟”都不需要。好象说:汉魏诗人,随时随地,抓起笔来,立即写成好诗。谢灵运至盛唐诸诗人,得力于“透彻之悟”,亦即是顿悟,属于临济宗的门下,所以是第一流的诗。大历以后的诗人,仅能得“一知半解之悟”,所以是曹洞宗门下的小乖禅,只是第二流的诗。至于晚唐诗,便是不入流的东西了。这便是严羽推崇盛唐诗的理论依据。  

  那么,什么叫“悟”?什么叫“透彻之悟”?什么叫“一知半解之悟”?严羽也没有正面的说明。不过,我们可以从反面来理解。他说:  

  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这里五段文字,三个论点。第一段主意是说:诗不从学力中来,亦不从理智中来。但接下去却又说:如果不多读书,多穷理,就不能极其至。极其至,就是达到最高阶段。最高阶段,就是“悟”。由此可知,他所谓“悟”,是以读书穷理为平时修养的基础。由此而获得“妙悟”,写出诗来,没有书本知识和理智思考的痕迹。  

  第二段是用四个具体形象来比喻上文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里所谓“兴趣”,就是指盛唐诗人的“妙悟”。  

  第三段是批评“近代”诗人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就不免露出了“言筌”和“理路”的痕迹。  

  如果妙悟仍然要从多读书、多穷理得到,这个悟字已经和禅宗的悟有些距离,至少已落下乘的渐悟。看来严羽所谓妙悟,即是明清诗家所谓性灵,也就是梁启超所谓“因斯披里纯”,现代所谓灵感。读书穷理是诗创作的修养基础,但诗决不能直接从书本知识和理性认识中产生,而是要从一时灵感的触发中产生。妙悟、兴趣或灵感,就是严羽所谓别才、别趣。他所谓“近代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就是说诗中所表现的只是文字的功夫、学识和思想,而没有灵感。  

  因此,这种诗就显得呆板凝滞,而“涉理路,落言鉴”了。这一节话是针对江西派诗人而言的。  

  如果这样理解严羽之所谓妙悟,我以为他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不是唯心论的观点。不过这样的悟法已不是禅宗的悟。他用禅宗的术语来比喻诗法,没有考虑到各方出发点的不同,这是比喻错了。既说“非关书也,非关理也”,又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就是他的矛盾。禅宗并不主张多读经、多穷理才能悟入。  

  严羽论诗,推崇盛唐,因为盛唐诗人有兴趣,善妙悟;而大历至晚唐诗之所以愈趋愈下,是因为这些诗人最多只有“一知半解之悟”。这个观点是任何一个文学史家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有二点错误。第一,这是文学退化论。中唐以后的诗,都不及盛唐诗,后人都不及前人。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以后,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吗?第二,把妙悟用于各体各类的诗。妙悟、兴趣、或灵感,只能作为鉴赏一部分抒情诗的标准。至于詠怀、詠史之类的诗,反映社会现实的讽谕诗、新乐府诗、叙事诗,我们鉴赏这些诗,正是要体会作者的学识或思想,而并不要求作者有妙悟。作者也不可能因一时的妙悟或兴趣触发而写这种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三吏”、“三别”,高适的《燕歌行》,可以体会到多少妙悟的效果?  

  严羽的妙悟论,尽管明清诗家改用比较具体的“性灵"、“神韵”等名词,但并不用来作为鉴赏诗的唯一标准。惟有他的独尊盛唐的观点,却仍然为明、清以来诗论家所承袭,不过所举理由各有不同。  

  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敛也。初唐人承隋之馀,前花已谢,后秀未开;声欲启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诗多希微玄淡之音。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所谓绮绣非珍,冰纨是贵,其致迥然远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而声气亦降,故其诗往往不长于古而长于律,自有所由来矣。  

  这是明代陆时雍《诗镜》中的话。他为盛唐诗与中唐诗作比较。第一节说盛唐诗的风格在铺张,中唐诗的风格在收敛。第二节说盛唐诗如绮绣秾华,中唐诗如冰纨素淡。这两点是对中唐诗作较高的评价。但第三节提出中唐诗的缺点,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声气降。这样,又把中唐诗贬低了,仍然是严羽的论调;中唐不如盛唐。最后,他又指出:中唐诗因为有以上种种缺点,所以中唐诗人不长于作古诗而长于作律诗。这个观点,却犯了逻辑错误。他给人的体会,好象种种缺点都表现在中唐诗人所作古诗中,而律诗则为中唐诗的特长,没有这些缺点。  

  律诗虽然起于初唐的沈、宋,但盛唐诗人所作多为五言律诗。只有杜甫晚年才大作七言律诗。中唐是七言律诗大发展时期,故中唐诗人多作七言律诗。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从始兴到繁荣的过程中所反映的必然现象,并不是由于中唐诗人的才情不适宜作古诗。  

  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所称合作,亦不过有层次、照应、转折而已。求其开阖跌荡,沉郁顿挫如初盛者,百无一二。然而思深意远,气静神闲,选句能远绝夫尘嚣,立言必近求夫旨趣,断章取义,犹有风人之致焉。盖初、盛则词意兼工,而中、晚则瑕瑜不掩也。  

  这是清乾隆时人何文焕的话,见于《唐律消夏录》。他专论中、晚唐五言律诗。第一节是贬词。但我以为这一节话仅适用于晚唐五言律诗。中唐诗人所作,还不至如此。第二节是褒语。我以为仅适用于中唐五言律诗。晚唐诗人所作,还够不到这个好评。最后的论断所指两个优缺点也不能以整个时代来概括。中、晚唐五言律诗亦有词意兼工的,而初、盛唐五言律诗亦有瑕瑜不掩的。综观全篇论点,岂不还是严羽的盛唐最好论?  

  此外,还有许多诗话中评论唐诗,或者论古诗,或者论绝句,总的倾向,几乎都说中、晚唐诗不如盛唐。这个几百年来盲目继承的论调,我以为必须纠正,中唐诗的冤案,必须平反。  

  中唐诗分前后二期。大历至贞元为前期。在这一时期中,五言古诗及律诗,都是王维、孟浩然诗风的延续。韦应物、刘长卿的五言诗,并不比王、孟逊色。七言律诗是杜甫的继承,在杜甫的格调上有新的发展。虽然由于诗人的才情不如杜甫,故没有杜甫那样沉郁深刻的作品。但题材内容有所扩大,作者愈多,毕竟还是七言律诗的盛世。绝句的成就,更是中唐高于盛唐。韩翃所作,未必亚于王昌龄。王建的宫词、刘禹锡的竹枝词,为绝句开辟了新的领域,亦盛唐所未有。  

  贞元至长庆为后期。这是唐诗的大转变时期。王维、孟浩然变而为孟郊、贾岛。杜甫的五、七言古诗变而为韩愈。白居易、元稹继承杜甫的新乐府,给它正名定分,并建设了现实主义的理论:诗的任务在讽喻时政,诗的创作方法要大众化。这种对文艺的积极的认识,又不是盛唐诗人所能想象的。此外,张祜的绝句,饶有兴趣;李贺的歌诗,幽怪秾丽而体格高古,也都胜过盛唐。  

  以上许多随便举出的例子,已足够显示中唐诗的丰富多采。怎么能说它们是唐诗由盛入衰的现象呢?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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