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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浒传
第一节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元末明初，和《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有《水浒传》。《水浒传》是一部著名的描写农民革命的长篇小说，是在长期群众创作的基础上经过接近人民的作家的综合加工再创作，又经过不同思想倾向的文人多次增删修改而成的。
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染山水泊的农民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历史根据。关于宋江起义，在历史著作中有些零星的记载。《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张叔夜传》说："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东都事略·侯蒙传》说："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从上述记载中可以想见当时起义军所向披靡、锐不可当的气势。关于起义的结局，记载不一，有的说被张叔夜招降；有的说被折可存平定；也有的说招降后还被利用去讨方腊，被封为节度使。
从宋江起义失败到《水浒传》成书，正值女真、蒙古族先后南下，广大人民在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之下，纷纷高举义旗，结聚山寨进行反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英雄事迹，就成为人民歌颂的对象。人民群众在这些草泽英雄身上，寄托希望并以此来鼓舞自己的斗志。
宋末元初，画家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完整地记录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者。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可见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故事，已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在龚开笔下的水浒人物都以流氓盗贼的面目出现，明显地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与民间对宋江起义队伍的态度迥然不同。
水浒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时期，也正是说话、杂剧等通俗文学逐渐发展到成熟的时期。宋末元初，水浒故事已成为艺人们讲述、演唱的重要内容，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和戏剧相继问世。从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中"小说开辟"一条所记的说话目录看，已有"公案类石头孔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这些显然都是有关水浒故事的段落。
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涉及水浒故事的部分，虽内容非常简单，可能只是说话人的提纲，但给我们展示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是现传讲说水浒故事的最早话本。其中着力叙写的是杨志卖刀、晃盖等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末尾还提及受张叔夜"招诱"，并说："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元代出现了一批水浒戏，在这些戏里，水浒原来的人节度使。"元代出现了一批水浒戏，在这些戏里，水浒原来的人物故事日益发展丰富起来。水浒英雄由三十六人发展到七十二人，又发展到一百单八人。对染山泊这块农民起义根据地的描写也接近《水浒传》了。其中有的英雄人物如李逵、宋江、燕青等已有生动的描绘。
施耐庵、罗贯中，就在宋元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再创作，才写成了这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水浒传》。
关于施耐庵，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他曾参与过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未必可信。但他生长淮北，时代较罗贯中为早，元末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当是亲身经历过的。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一般认为明人高儒在《百川书志》中题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是它的祖本。根据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叙》以及最后一回的诗句"一心征腊摧锋日，百战擒辽破敌年"看，在祖本里应该已经有征辽的故事。明喜靖年间百回本，在艺术上有了较多的加工。万历年间余象斗的百二十回本，又增加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但文字比较简略。天启、崇祯之间，出现了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本，除增饰了余本中"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外，其馀部分主要根据嘉靖本。明末清初金人瑞(圣叹)腰斩《水浒传》，改成七十回本，又删去了原本中对封建统治阶级怨怒的诗词，加上反动的评语，对宋江的描写也有所篡改，并添上卢俊义的噩梦，以一百零八英雄的被一网打尽结束，这显然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出发的。但由于它保存了水浒故事的主要部分，文字也比较洗炼和统一，因此就成为清代最流行的本子。
解放后出版的七十一回《水浒传》，它以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为底本，作了些必要的校正：把金本的"楔子"改为第一回，并把"噩梦"内容删去，将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水浒全传》是以属于百回来本系统的天都外臣序刻本作底本，并参校了其他几种较早的本子印行，可说是比较完整的本子。
第二节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它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地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它的思想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下列四个方面：
(一)着重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水浒传》虽然没有正面从经济关系上广泛描写阶级矛盾，但对于作为起义英雄对立面的封建统治阶级，则有深刻的揭露。小说把高俅"发迹"和徽宗皇帝宠信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开端来写，以表明"乱自上作"。它预示着广大人民在以这样昏君和宠臣为代表的腐朽集团统治下，将陷入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作品中的高俅，始终作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出现，是贯串全书的一根黑线。他原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气球，受到皇帝的赏识，"没半年之间，直抬举他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从此更倚势恃强，与蔡京、童贯之流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无恶不作。小说中出现的大小官吏，多是他的亲友朋党。这里有'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青州知府慕容彦达，他"倚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有高俅的螟蛉之子高衙内和弟弟高廉，他们依仗高俅的权势，或在东京"任意淫垢他人妻女"，或"在高唐州无所不为"；还有仗着蔡京"泰山之恩、提携之力"，在大名府尽量搜刮钱财，送给东京为丈人做寿的梁中书。作品还写了一批处于社会基层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张都监、蒋门神、祝朝奉、毛太公和西门庆等，引外还有各级官府的差拨、役吏和各种各样的爪牙。这一批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压迫者，形成了一个黑暗势力网，残酷压榨和迫害着人民。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上，气势磅礴地展开了。
小说不仅写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深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如李逵、阮氏三雄等奋起反抗，投身到起义队伍中来；同时写了那些处于社会中上层和一些原属封建营垒中的人物，因遭受这样那样的迫害而纷纷参加义军队伍。甚至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因而像害藏"丹书铁券"的世袭大贵族柴进和将门后裔杨志、大地主卢俊义等，也都先后卷进了起义队伍的行列。这些，都说明当时封建统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
在那些英雄们被逼上梁上的过程中，林冲这一形象具有典型意义。
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逼上梁山"的"逼"字，在他身上表现最为突出。他有不甘屈辱的英雄本色，又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小人之下"的闷气。但是教头的地位，优厚的请受，舒适的家庭，美丽的妻子，这种种条件，又形成了他安分守己怯于反抗的性格。高衙内明目张胆地调戏他的妻子，他虽然感到耻辱，可是因吃着统治阶级的大请大受而不敢下手，只是冲散了事。后来在高俅父子的多次阴谋陷害下，他被发配充军，虽感到含冤负屈，仍未能起而反抗，甚至被贬斥到大军草料场时，尚欲修屋苟安下来。但是敌人没有因为他一再退让而相饶，竟然又从东京赶到沧州来谋杀他。在家破人亡，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他才杀死了仇人，吐出了长期积压心头的冤气，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上梁山后，他又火并了妒贤嫉能的王伦，为梁山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既和高太尉之间有着血海深仇，所以在招安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成为义军队伍中一个比较坚定的成员。
(二)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起义英雄的光辉形象。
小说把那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盗贼草寇"的革命者放在主要地位给以充分的肯定，并对他们所表现的强烈革命精神和光辉的思想品德作了热情的歌颂。在这些起义英雄中间，李逵和鲁智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李逵出身于贫苦农民，因打死人，逃在江州当小牢子。构成李逵性格核心的是他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彻底、坚定的革命精神。他是一团仇恨和反抗的烈火，是一股扫荡腐朽、黑暗势力的旋风。他上梁山很主动，没有丝毫勉强，当宋江提出上梁山时，是他第一个热烈地响应，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罢!"他对统治阶级从来没有幻想，当柴进受到殷天锡欺负而幻想靠条例打官司时，他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律制度、大宋皇帝的宝座，都不在他的眼底。在刚上梁山时，就提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要求；上了梁山，他又说："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种彻底、坚定的革命精神，使李逵成为招安的坚决反对者。当宋江吟［满江红］词，流露向往招安情绪时，他便"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大叫道：'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后来朝廷派陈太尉来招安，他便把"圣旨"扯得粉碎。即使在宋江受了招安后，他还屡次要反上梁山，甚至在死后，大宋皇帝还梦见他"抡起斧头，向自己砍来，吓出一身冷汗"。
李逵对自己弟兄们和受苦的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他英雄性格另一种光辉的表现。宋江关在牢里，是他"寸步不离"、"早晚在牢里服侍"，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戴宗时，他第一个赤条条地抡着板斧，从酒楼跳进刑场杀将起来；高唐州救柴进，又是他第一个只身下井。他平日最爱宋江，可是当他误听宋江强夺民女的消息后，便大闹忠义堂，砍倒杏黄旗。这说明在他心目中，农民起义的利益是高于一切个人感情之上的。在沂水县，当他要杀冒他的名拦路行动的李鬼时，忽听他说家有老母无人赡养，他反以十两纹银相赠。看出他对于受苦人是怀有怎样的阶级感情。作为一个农民英雄，伴随他的纯朴天真，李逵也有简单、卤莽、不讲策略和狭隘报复思想等缺点。打起仗来，往往不分对象乱砍乱杀。在三打祝家庄时，由于宋江实行分化政策，使扈家庄保持中立。但李逵不管，排头价砍去，杀了扈太公的老小，破坏了义军的策略。但这些缺点和他所具有的优秀品质相比，毕竟是很次要的，而且对于一个农民英雄来说，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鲁智深本是渭州经略府的一个提辖官，社会身分是下级军官，实际上却是一无所有，既没家庭，又没产业，无牵无挂。他对社会上的压迫和不平，怀有强烈的愤懑，对各种罪恶势力采取了主动挑战的态度。"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概括了他性格中的这一特色。他和金氏父女素不相识，只是为了同情他们的遭遇，三拳打死了恶霸郑屠，结果被迫无地容身，只好出家当和尚。在大相国寺与林冲不过是萍水相逢，但由于痛恨高太慰对林冲的陷害，他挺身而出，要让高俅吃他"三百禅杖"，进而大闹野猪林，粉碎了高太慰的阴谋。为援救被欺凌者，他不惜与统治者反抗到底，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是他行动的信条。鲁智深性格中也有单纯、朴实的这一面，有时甚至表现很卤莽。但下级军官的生活经历，又使他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在打死镇关西后，用虚晃一招以为脱身之计，正是这种斗争经验的表现。
武松在那些出身于下层人民的英雄行列中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充满着英雄传奇的色彩。他武艺高强，秉性刚烈，对于社会上的恶势力和不义行为有坚决斗争精神。但他封建伦理意识强，私人恩仇观念重。在景阳冈打虎后，当上了阳谷县的都头，一心想为统治阶级效劳。直至哥哥被害，告状不准，杀死了凶手潘金莲和西门庆后却又到官府自首。这一方面说明他的刚强、正直，不愿连累他人；同时也表示他对官府还有一定的幻想。醉打蒋门神一举，固然有打抱不平的一面，但主要是为了报答施恩的知遇之恩。被张都监收为心腹后，更为小恩小惠所感，以至吃了大亏，差点把命都送了。血的教训，使他对封建统治者的真面目逐渐加深认识，反抗也随之越加激烈，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把他长期积压在胸中的仇恨全部爆发出来了。终于走上了团结起义的道路，在日后长期的斗争中，革命意识逐渐坚定，成为坚决反对招安的英雄之一。
在那些出身下层人民的英雄人物中，阮氏三雄、解珍、解宝、张横、张顺、石秀和顾大嫂等人物也是很有特色的。他们都是些"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好汉。正是他们这些人物组成了这支义军队伍的中坚力量。
(三)小说细致而生动地描写了农民起义如何由零碎的复仇星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过程。
《水浒传》开始写的多是个别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反对社会上恶势力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有声有色，但毕竟还只是个人的反抗，不能形成对统治阶级的威胁。随着客观斗争形势的需要，英雄们逐渐由个人反抗，进而小规模地联合起来反抗，一直形成强大的起义队伍。智取生辰纲可以说是联合斗争的萌芽，参加斗争的有渔民、贫民、下层文人，也有道士、地主等。他们出于对当权者的仇恨，为夺取不义之财，齐心协力，终于取得胜利，事后又一起上了梁山。在清风寨报仇后，有更多好汉纷纷上山，使梁山势力进一步壮大，与统治阶级斗争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宋江上山后，更树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族，出现了起义英雄武装割据政权的新局面。此后的斗争是革命的武装力量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之间的大规模斗争，起义队伍在统一指挥下能攻善守，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扩大自己的势力，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连串辉煌胜利，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震撼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排座次"是起义事业发展的高峰，作者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梁山泊这块光明的天地，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是封建社会里农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政治上要求一律平等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理想，在封建社会里自然只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但对后世农民反封建斗争却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四)写出了起义的悲剧结局，揭示出了起义投入的内在原因。
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它的结局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形式，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一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镇压；二是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三是起义领袖当上了新的皇帝，建立起新的王朝。在这三种形式之间固然有原则的区别，在历史上所起的影响也很不同，如因英勇反抗而遭镇压和向统治阶级屈膝投降当然不能相提并论。然就其结局来说，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是失败，即使最后一种，表面看来似乎是胜利，但实质上也是失败，因为它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只是起了个改朝换代的作用。《水浒传》中义军接受招安的结局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一种形式。
当然，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分析，义军队伍所以走上招安投降的道路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这里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品中写梁山义军队伍不是在形势对他们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出于走投无路，才被迫接受统治阶级招安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主动向统治阶级投降的。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确是和义军领导人宋江的思想、立场及其所推行的路线有直接关系；也是和小说中所宣扬的忠义思想以及作家的世界观密切关联着的。
"受招安"在前七十回故事情节里早已埋下了伏线。伴随梁山革命事业的发展，一大批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了起义队伍。他们的加入，虽然对壮大义军的力量、发展革命势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却使革命队伍的社会、思想成分变得十分复杂了。这是因为这伙人里的大部分，他们上山的目的只是"暂在山寨安身"、"等候日后招安"。他们这种意图和义军领袖宋江的"忠君报国"和"盼望早日招安"的愿望完全合拍。这就很自然的在义军内部出现了一条以宋江为代表的妥协、投降的路线。这条路线愈到后来势力愈大，占据了统治地位。虽有少数出身下层的起义英雄如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对它进行抵制，但终因力量单薄而未能扭转局面，致使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走上了"被招安"的悲惨结局。
据历史记载：宋江的为人是"勇悍狂侠，这和《水浒传》中宋江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小说中的宋江，显然是作者按照自己想象中的义军领袖来塑造的，使之成为引导义军走向妥协投降的关键人物。
《水浒传》里的宋江作为义军领袖，有他的特点和长处：他反对强暴，反对贪官污吏，同情人民的疾苦。由于他好"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因而被称为"及时雨"。生辰纲事发，他"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营救过晁盖；为维持和梁山的关系而杀了阎婆惜。他为人又精明练达，懂得斗争策略，并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上至官僚地主，下至江湖好汉，多和他有深厚的情谊。他能把大部分梁山好汉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上述这些特点，对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来说还不是最关重要的，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革命斗争时是否具备坚定的阶级立场。恰恰在这重要问题上宋江存在着严重问题。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原是"刀笔小吏"，他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一开始加入革命队伍就存在严重的动摇性、妥协性。在他看来，政治的黑暗是奸臣蒙蔽圣君的缘故。所以他一面援救晁盖等人；一面却又认为他们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他上梁山十分勉强，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大闹清风寨后， 他率领一帮好汉去奔梁山，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书信，就使他抛下大批人马"飞也似"地回去奔丧，并服脬帖帖地接受了官府的断配。在刺配江州的道上，又从忠孝观念出发，拒绝了晁盖的援救。直到他浔阳楼题了反诗，事发被判死刑，由梁山英雄救出，才不得不上了梁山。上山后他还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向往着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他甚至多次把起义事业说成是"造恶甚多"、"误犯大罪"、"逆天大罪"等等。从宋江的这种思想行动中，使我们早已预感以义军的历史悲剧。
《水浒传》的作者对宋江追求招安的结局态度上是有矛盾的。从道理上说，他对宋江的受招安完全是肯定的、颂扬的，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一再称赞宋江这样做是"有仁有义"、"忠义报国"等等。但从具体描写看，作品对"被招安"的结局似乎又有所批判。这不仅表现在作者反复描写了李逵、鲁智深等人的反招安、反投降的斗争；而且也写出了义军在受招安后所遇到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小说在七十回后充满了悲剧的气氛。它在客观上告诉人们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招安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和义军领袖宋江的思想立场以及小说作者的世界观有直接关系的是作品中所大力宣扬的"忠"、"义"思想。
所谓"忠"，就是忠于大宋皇帝，这是《水浒传》所一贯标榜和宣扬的，书名《忠义水浒传》，梁山原来的聚义厅后被宋江改成"忠义堂"。宋江口口声声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味。"作者还特地为宋江安排了一回"九天玄女授天书"，在这位娘娘给宋江作的指示中有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做到："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小说之所以指责方腊起义，其主要理由也不外乎他自立朝廷，违反了"忠"的大伦。甚至最后写宋江被药酒毒死以前，仍然要表白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种"忠君"思想当然是封建正统的思想，它给起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终于使作者甘愿牺牲艰难缔造的义军事业来接受皇帝的"招安"。但是我们也还必须看到作者之所以这样强调"忠"的观念，也是和他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分不开。水浒故事从口头流传到文人再创作而成书的整个宋元时代，民族矛盾居于首要地位，那时社会上普遍的要求是坚决抗击侵略，反对投降。明代进步思想家李卓吾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忠义水浒传叙》里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所谓"愤宋事"，就是愤恨宋代统治者不肯联合两河义军抗击侵略，导致亡国的惨祸。所以在我们指出作者忠君思想的极大危害时，还应该具体考虑到这个历史的因素。
其次说到"义"。小说中所具体描写的"义"，比之《三国演义》有很大不同，具有新的内容，它主要是指一种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是指是否同情与支持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否参加与坚持革命反抗。从小的方面来说，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李逵误信人言而要杀宋江，讲的也是"义"；就大的方面说，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则是表现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而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义，更是为了有力地打击封建统治者，实现"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政治目标。当然小说中的"义"，有时也被写成一种没有任何政治原则的私人之间的情谊。这在武松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品自始至终把"义"放在"忠"和"孝"之下，使"义"服从于"忠""服从于"孝"。梁山泊的"忠义堂"是"忠"居于"义"之上，孝义黑三郎宋江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大闹清风寨后宋江的表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水浒传》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成就是主要的。这表现在它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对历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污蔑、攻击的起义英雄作了生动的描绘。但是由于作者未能摆脱封建思想体系的束缚，在一些根本观点上仍然维护封建制度，这又决定了他对宋江所坚持的"忠君"思想及其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作了大力肯定，从而导致义军走上了"受招安"的悲惨结局。
第三节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之所以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作品，不仅在于它思想内容的丰富，而且也由于它艺术的成熟。《水浒传》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分、经历和遭遇来刻划他们的性格。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江湖好汉，形成了豪侠、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着"不能忍"的因素，聚集着复仇的怒火。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有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着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分 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动作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为例，由于石秀是在形势万分紧迫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得悉处斩卢俊义的消息的，以他的精细，不会不意识到个人去劫法场的危险；可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从石秀在酒楼上的焦躁，可感到他内心的激烈活动。他考虑到要在戒备森严、刀枪林立的法场上，一个人救得卢俊义，必须先压住敌人的气势，因此，未下楼时就大喊一声，接着趁敌人神志未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变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像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的另一特色是在人物的对比中，突出他们各自的性格。这种对比方法，不仅表现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就是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也运用得很成功。在武松斗杀西门庆的事件中，何九叔与郓哥恰恰形成了鲜明对照。对西门庆的胡作非为，何九叔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在躲不开时，又处处给自己留下退步，这些正表现了他的世故、机变而又怯懦的性格。与何九叔相反，郓哥却处处采取了好管闲事的主动态度，这正是他年轻好胜、幼稚天真而又多少带有打抱不平的个性的表现。小说在对比中塑造人物时，还善于抓住性格相似的一组人物，比较出性格的不同来。这种同中见异的方法，最成功的运用是表现在鲁达和李逵的性格描写中。同样写两人性格粗中有细，但比较起来，却有明显不同。李逵在第一次见宋江时怕被赚而迟迟不肯下拜；在下井救柴进的紧张时刻，却突然担心别人会不拉他上来，这些都是他的细心之处。但这种"细"不免带上几分幼稚，这正是李逵天真、老实的自然表现。而鲁达的"细"，却表现在生死斗争的紧要关头：例如打死镇关西后的机智逃脱，暗地护送林冲途中眼光的锐利和行动的稳健等等。这种"细"正是他浪迹江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所取得的斗争经验的表现。
此外，《水浒传》有时也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来塑造人物个性。如武松打虎时，借哨棒打断的细节，充分表现了他全神贯注的紧张神态，渲染了这场恶斗的气氛，也为以后的赤手空拳打虎做了合理安排，从而突出了他的神力和勇武。
《水浒传》在人物塑造上不仅表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度成就；同时也体现着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书中的英雄人物，不仅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而且又是被高度理想化了的。作者从人民的理想出发，把他们的反抗性格和道德情操，提到很高的境界，并把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熔铸在人物身上，使他们具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浪漫主义的特征也表现在对人物本质特征或英雄行为的渲染和夸张上。如吴用的机智过人，李逵的赤胆忠心，以及对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扬柳等夸张描写。因此说小说在人物塑造上非但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且把两者结合起来，从而使《水浒传》成为我国小说史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运用得较好的作品。
《水浒传》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表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这是继承话本的传统而来的。话本是说给人听的，为了引起听众的兴趣，特别忌讳离开故事情节去对人物环境、外貌、心理等作静止、冗长的描绘，而要求通过人物的具体行动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人物性格。当然，和宋元话本比较，无论人物环境的渲染，人物典型化的高度，表现手法的多样等方面，《水浒传》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比话本无疑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小说中安排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情节。这些情节的成功，首先因为它们是经过精心提炼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作品是紧紧地围绕"官逼民反"这条总的线索来展开情节的。林冲等英雄被逼上梁山，到"智取生辰纲"、"花荣大闹清风寨"、"宋公明三打祝家庄"、"宋公明夜打曾头市"等回目，不仅反映了起义由小到大的整个过程；而且也表现了起义斗争中那些如火如荼、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书中的情书也充分起了展示人物性格的作用。随着人物的出场与行动，常出现一组组的情节，而每一组情节又往往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因此当一提到武松时，我们就会联想到"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刀光血影、震撼人心的场面。提到林冲时就会记起他"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风雪山神庙"等不幸的遭遇。其他如宋江、李逵、鲁达等也莫不如此。
其次，小说的情节特色，还在于它的生动性、曲折性。写大小事件，都显得腾挪跌宕，变化多端。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中，先写林冲得悉陆谦追踪前来的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买把解腕尖刀去前街后巷寻找陆谦，但下面并未写陆谦的出场，反而写林冲因找不着他而"心下慢了"，以后林冲又被调至草料场，得了个清闲差使，一场风波到此似乎是平静下来了。但在一个风雪之夜，草料场突然起火，点明了陆谦的诡计，紧跟着写林冲如何手刃陆谦。这样就收到了风云不测，波澜陡起的艺术效果。
《水浒传》的全部结构基本上是完整的，同时又是富有变化的。书中人物与情节的安排，主要是单线发展，每组情节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是一环紧扣一环，互相勾连的。这种安排固然是由于继承了"话本"表现手法的特点，把一些主要人物和事件集中起来叙述；但更主要的还是为全书的内容所决定，即通过不同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来展示起义斗争的广阔画面的。小说结构的完整，还表现在开端、高潮和结局等安排的精心设计上。作品把高俅安排在全书开端，是为了突出"官逼民反"的意义。从英雄们个人反抗到排座次，逐步形成了起义的高潮，以后斗争走上了妥协投降的道路，终以"魂聚蓼儿洼"的悲剧告终。从开始到结尾正是农民起义一般过程的真实反映。这里必须指出七十回后征田虎、王庆部分，显然是后人增添的，无论人物形象的刻划还是情节的处理，都与前面有很不一致的地方。
《水浒传》的语言成就也是极为突出的。由于它从话本发展而来，因此先天就有口语化的特点。施耐庵又在人民口语的基础上进行了巨大的艺术加工，使其成为优秀的文学语言。
小说的语言特色之一，在于明快、洗炼，无论叙述事件或刻划人物，常常是寥寥几笔，就达到绘声绘色，形神毕肖的地步。在"汴京城杨志卖刀"一回中，对泼皮牛二的描写就是这样。书中只写"只见远远地黑凛凛一条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攧将来"几句，便把牛二的凶形醉态非常形象地勾画出来。紧跟着在牛二与杨志论刀的一段简洁对话中，又把牛二百般刁难，撒泼耍赖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在于它的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鲁智深打店小二时，作者写："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店小二脸上只一掌......"用"大怒"和"一掌"还不足以表现鲁达的愤怒，而用了一个"揸"字，却把那种神韵和盘托出了。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一段描写更为精彩，作者以幽默、俏皮的语言，贴切的比喻，并通过郑屠的自身感受，把他被打的丑态表现得异常逼真，读来特别使人感到痛快。
书中很多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像李逵初见宋江时的一段对话固然非常精彩，就是一些次要人物的语言也表现得很出色。例如武松打虎后，遇见两个猎户，他们吃了一惊道："你那人吃了忽律（指鳄鱼）心，豹子肝，狮子腿，胆倒包着身躯，如何敢独自一个，昏黑将夜，又没器械，走过冈子来!不知你是人是鬼?"这就非常切合猎户的身分和他们当时的心情。此外像差拨语言的两面三刀，阎婆惜语言的刁钻泼辣，王婆语言的老练圆滑，都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水浒传》在艺术上也还有不足之处。全书艺术成就是不平衡的，水浒英雄在上山之前，描写都很精彩，但在上山之后，往往缺少动人的描纷。此外还有一些战争场面的单调、繁琐，招安后部分情节的不够真实和书中一些迷信和神秘色彩的渲染等。
第四节 水浒传的影响
《水浒传》的家喻户喻，表明了它深受人民的喜爱及其流传的广泛。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首先，它对明清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起义有巨大的鼓舞作用。几百年来，它的反抗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一直活在人民中间，像一团烈火一样，照亮了人民起义的道路。从明末李自成起义到太平天国、义和团起义，甚至民间秘密的反清组织天地会等，无不受其影响。他们从《水浒传》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汲取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各色各样的斗争方法。正因为这样，就不能不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痛恨，他们不择手段地加以诬蔑、禁毁和抵制。诬蔑它为"诲盗"之书，说它"妖言惑众，不可使子弟寓目"，甚至诅咒《水浒传》的作者"子孙三代皆哑"。而在崇祯十五年，更有严禁《水浒传》的诏令。清代康、雍、乾等朝，也都曾严禁此书，甚至对民间关于《水浒传》的说书和水浒戏也不轻易放过。更恶毒的是道光六年，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俞万春写了反动的小说《荡寇志》，想以此抵制《水浒传》的巨大影响。而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显然也是出于封建统治思想的支配。但像《水浒传》这样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已深深地扎下了根，决不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能禁毁、抵制得了的。
《水浒传》对后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对小说、戏剧、民间文艺的关系非常密切。在《说唐》、《杨家将》、《说岳》、《水浒后传》等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它的影响。戏剧方面《宝剑记》、《义侠记》等都是有关水浒的剧目。民间文艺中吸取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更是屡见不鲜。《水浒传》不仅为后来文学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素材，而且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特别是英雄人物的塑造方面，给予后人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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