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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奴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

 

  在原始社会氏族公社解体时期,各民族的历史上大约都出现过奴隶和奴隶制。不过奴隶的数量和奴隶劳动在随后出现的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是有很大差别的。有的奴隶数量多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重要些,所起的作用大些;有的不那么重要,不那么大。

  我们通常认为希腊、罗马是奴隶制发展的典型,奴隶数量之多、作用之大,以至于希腊、罗马社会被认为是奴隶社会。

  几十年来,对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的起迄时期,讨论的非常热闹。五种生产方式说一出,奴隶社会更成为各个民族都必经的一个阶段,不许再有二说。

  我认为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也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作用最大的时期。但战国秦汉时期能否叫作奴隶社会,我现在却有迟疑了。“奴隶社会”这个词汇,我想暂束之高阁,我这样想这样作的主要原因是用奴隶社会来替代古代社会是否合适,大可研究。就是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罗列社会发展的几个顺序时代也没有用“奴隶社会”一词。现在我只想对几个具体问题,奴隶在战国秦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奴隶数量问题,说一点自己的想法。

  战国秦汉时期,是交换经济比较发达的时期。所谓比较发达是和前此的西周春秋比,和后此的魏晋南北朝比。不是和资本主义社会比。它比前于它和后于它的时代交换经济都发达。

  对这个交换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奴隶劳动是它发达的一个支柱。如前所述,在这时期的商业、手工业、渔业、矿业和农业中,都有奴隶劳动。越是大的产业经营,奴隶劳动的作用越显著。

  秦朝对官私奴隶劳动的发展,都是采取推动和鼓励态度的、商鞅变法,事末业和贫而怠者举以为收孥,五甲首而隶五家,都是政府推动奴隶制发展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下,秦朝的刑徒、奴隶数量猛烈增长。如董仲舒所说,“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奴隶问题成为问题,是在汉初出现的。这大约和陈涉、吴广领导的农民暴动有关系。不少学者认为陈涉、吴广暴动是奴隶暴动。贾谊就说陈涉是:“罋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过秦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章邯率领的镇压农民暴动的最初一支秦军就是用免奴产子和郦山徒组成的。刘邦领导的反秦军队中也有刑徒。他对项羽说,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余罪人击公,何苦与公挑战!总之,秦末这场农民暴动队伍中和反暴动的队伍中都有刑徒奴隶参加。这自然会引起人们对奴隶问题的重视。

  首先注意奴农问题的是大思想家贾谊。贾谊观察当时事势,认为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奴隶问题,就是可为长太息者六中之一。他说:“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裹,緁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汉书·贾谊传》)。

  贾谊还只是从僭越上看问题,只是长太息的六项问题之一。但晁错已从商人兼并,农民流亡沦为奴隶方面,看待奴隶问题了。晁错看到农民在政府、商人双重压榨下,“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上》晁错对文帝说的话)。这已抓住了汉代社会问题的核心。

  武帝时,奴隶主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依靠奴隶劳动兼并农民使小农破产的形势更发展更清楚。董仲舒已看到了问题,他说:贵族官僚们,“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无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汉书·董仲舒传》)。他又说:“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汉书·食货志上》)。

  武帝以后,货币交换经济发展,土地兼并,农民流亡沦为奴隶,一路发展下去。在这个社会里,小农、罪人、奴隶是一体的。小农受兼并而破产,作了罪人,沦为奴隶,是小农的必然命运。

  这是政府和思想家们所面对的问题。货币、土地、奴隶,三位一体。从贾谊、晁错、武帝到贡禹、哀帝、师丹,都绞尽脑筋,想解决这个问题。王莽是西汉末期希图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奴隶问题的严重性,反映奴隶制对战国秦汉社会经济干扰的严重。

  秦汉时期,官私奴隶的数量都是相当大的。秦统一前,曾多次赦罪人,把他们派到新得的地区去。秦统一后,北逐匈奴以为三十四县,徙谪以实之。南征南粤,设南海、象郡、桂林三郡,以谪遣戍五十万人。刑徒奴隶修阿房宫和郦山陵募七十万人。

  汉代刑徒奴隶,数量也是很大的。如前所述,西汉政府也是大量使用刑徒戍边和对外作战,使用刑徒修城池,治陵墓。西汉后期,皇帝一次次的赦免天下刑徒。如:

  宣帝元康元年,“赦天下徒”(《汉书·宣帝纪》)。

  成帝建始三年,“赦天下徒”(《成帝纪》)。

  河平四年,“赦天下徒”(同上)。

  哀帝建平二年,“赦天下徒”(《哀帝纪》)。

  平帝元始元年,“赦天下徒”(《平帝纪》)。

  二年,“赦天下徒”(同上)。

  把这一次次的赦天下徒和成帝时的铁官徒暴动联系起来看,徒已威胁到汉家政权,这说明刑徒的数量不在少数。

  战国秦汉私奴隶的数量也是不少的。贵族、官僚、商人,保有百数、千数甚至上万的奴隶。现在把有关秦汉时期私家奴隶数字的记载,抄录如下:

  《西京杂记》:“茂陵富人袁广汉,藏强万亿,家僮八九百人。于芒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太平御览》卷472引)。

  《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买,家累千金。……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不韦家僮万人。”

  《史记·留侯世家》:“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史记·吕不韦列传》:“(嫪毐)遂得侍太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

  《史记·货殖列传》:“蜀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致僮千人。”

  《汉书·司马相如传》:“临邛多富人,卓王孙僮客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

  《水经注·榖水注》:“汉元鼎三年,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居关外,请以家僮七百人筑塞,徙关于新安。”

  《汉书·张汤传》附子《安世传》:“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

  《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贺传》:“山阳太守张敞,……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曰:臣敞地节三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

  《汉书·王商传》:“王商宗族权势,合资巨万计,私奴以千数。”

  《汉书·史丹传》:“丹尽得父财,身又食大国邑,……赏赐累千金,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

  《汉书·元后传》:“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

  《后汉书·窦融传》:“窦融自祖及孙,宫府邸第,相望京师,奴婢以千数。”

  《后汉书·马援传》:“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

  《后汉书·光武十五列传·济南安王康传》:“康遂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无节。”

  《后汉书·方术列传·折像传》:“其先张江者封折侯。曾孙因为郁林太守,徙广汉,因封,氏焉。国生像。国有赀财二亿,家僮八百人。”

  《三国志·蜀志·糜竺传》:“糜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

  《昌言》:“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引载)。

  这些人物中,有贵族,有官僚,有富商。只就这些材料所表现的看,占有奴隶数量最高的是商人。吕不韦有奴隶万人,糜竺也有僮客万人。豪人之室,是“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其次是贵族,济南王康有奴隶一千四百人。官僚杨仆有奴隶至少七百人,张安世有奴隶八百人。又是贵族外戚又是官僚的王商、元帝王皇后家五侯,各有奴隶以千数。

  蓄养奴隶,是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上极为普遍的现象,家有奴隶多至上万,或数千或千或数百,这些是战国秦汉时期的高层奴隶主。我们再看看中下家族占有的情况。

  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汉墓的墓主是个五大夫,是个中层小贵族。说他是个小贵族,因为他这个五大夫只是二十等爵的第九级,中间偏下。但总算是社会上的中层。他有四个男奴和四个女奴,另外还有小奴隶。汉朝作小官的,总是要有个奴隶的。崔寔说,百里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政论》,见《全后汉文》卷46)。“假令无奴”,说明百里之长有个奴隶是正常现象。崔寔说一个百里之长的俸禄,取一个客,已经困难,更无力量养父母蓄妻子。从收入说,百里之长吏属于穷人。但百里之长可以卖官鬻狱,不是真穷,真正穷人,自然是无力养奴隶的。但奴隶是劳动力,有了奴隶可为他劳动,不是吃闲饭。庞俭淘井得了些钱,首先就是去买奴隶,“主牛马耕种”。所以也不能低估普通家庭可以有奴隶的可能性。秦朝奖励耕战,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的,就正是普通农家。

  根据当时大小奴隶主所保有的奴隶数量形势来估计,我们可不可以说:社会的上层高层如京师的大贵族、大官僚、各地的大商人,大手工业、矿业、渔业家,各有成千甚至上万的奴隶。社会的中产阶级、中等贵族、官僚、工商业家等,可能有十几、几十和上百的奴隶。中产阶级的下层家庭,可能有一个两个奴隶。如百里之长,已是“假令无奴”,这样的家庭一般有奴隶,但也常无。贡禹有田一百三十亩,自说是“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穅豆不赡,裋褐不完”(《汉书·贡禹传》)。他没说他家有无奴隶,姑假定他家没有奴隶。

  根据上面一些情况,我们可以作一个平均数的估计:汉代什之七、八的家没有权隶,什之二、三的家庭(把有成百上千奴隶的大奴隶主家的奴隶和有一个以上奴隶家庭的奴隶都平均到这个什二、三的家庭)每家平均有两个奴隶,那么,汉代的户数,只有平帝元始二年的统计,约为一千二百万有奇,这是“汉之极盛”。(《汉书·地理志下》)。以一千万户计,什分之二、三即二百万到三百万户。一家有两个奴隶,汉代社会的私家奴隶约为四百万到六百万人。官奴隶官刑徒以五十万计,汉代的奴隶总数约为四百五十万人,或六百五十万人左右。

  这个估计,可能差不多。

  这个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五十万奴隶,比起五千多万的编户齐民来是少多了。但如前所述,他们的能量却不能低估。除一部分家内奴隶外,他们所参加的产业一般是商品生产,是大产业,在交换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用奴隶社会这个名词,但对奴隶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不能过分低估,说什么战国秦汉只有家内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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