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导航中国古代社会

首页 经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专题 今人新著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一)世家豪族

 

  东汉家族和西汉豪族比较,其突出处是:宗族间关系更为密切,豪族主的身分性渐渐成长。他们常是累世居官而又有文化。他们也可以称作士家豪族。

  中国氏族社会解体之后,氏族组织却以宗族形式在阶级社会中保存下来。刘邦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这五姓是旧氏族贵族残余,是五个大宗族。徙大族关中,原本是娄敬的建议,徙东方人于关中的理由是“关中,实少人”,更重要的是“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因人少而徙人,徙来的人可以备胡,可以东伐,可知受徙的人不在少数。齐诸田宗族众多,故以次第为氏,第五伦就是诸田之一支。(《后汉书·第五伦传》)。他们是大宗族,不是少数几家人。秦汉之际,氏族组织残遗的宗族关系似不只在屈、景、昭、田这些大贵族中存在,大贵族之外,宗族关系在社会上似乎也是存在的。刘邦一次对群臣说:“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汉书·萧何传》)。萧何为沛主吏掾,是个小官。小官也有宗族。不过无论是项羽集团还是刘邦集团,多是个人从军,举宗从军的不多,这也是事实。

  从萧何的举宗数十人跟随刘邦来看,旧贵族以外,在社会上富有阶层中,宗族关系也是存在的。景帝、武帝时用酷吏打击的对象,也是地方上的豪猾宗族。《史记·酷吏·郅都传》:“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瞷氏宗人三百余家,有共同的活动即豪猾不法。武帝时规定刺史以六条察郡,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也说明强宗大姓在西汉时已是强大的。

  西汉后期,豪富家族的财富膨胀,宗族间休戚与共的关系有显著发展。昭帝末,赵广汉守京兆尹,新丰杜建为京兆掾。杜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广汉“于是收案致法,……宗族宾客谋欲篡取”(《汉书·赵广汉传》)。后广汉迁颍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广汉既到,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同上)。颍川郡大族强宗不只原、褚两家。颍川的“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广汉患之”(同上)。他因离间计,使他们互相猜疑。“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同上)。

  原始氏族是同财共活的,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氏族贫富分化后,宗子仍有收养赡给同宗族贫穷者的义务。西汉晚年,同宗中这种关系又显露出来。事例见于《汉书》的如:

  《杨恽传》:“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

  《循吏·朱邑传》:“身为列卿,居处俭节,录赐以分九族乡党,家亡余财。”

  《鲍宣传》:“郇越散其先人赀千万以分施九族州里。”

  《张汤传》:“临(张汤玄孙)亦谦俭。……且死,分施宗族故旧,薄葬不起坟。”

  西汉后期,各地这些大族强宗已构成各地一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到王莽末年,赤眉、绿林农民一发难,各地豪族强宗也都纷纷起来。势力小的,拥众自守;势力大的,就划地称雄。《后汉书·叙传上》:“世祖即位于冀州,时隗嚣据陇拥众,招辑英俊;而公孙述称帝于蜀汉。天下云扰,大者连州郡,小者据县邑。”薛莹《光武赞》:“王莽之际,天下云乱,英雄并发,其跨州据郡僭制者多矣。”(《艺文类聚》十二、《御览》九十引薛氏《后汉书》)。

  隗嚣、公孙述,这是势力大的,都割地称雄,后来公孙述还称帝。王莽末划地称雄的不只这两人,还有好多。

  势力小,拥众自保的更是遍地都有。

  《汉书·王莽传下》:“大姓栎阳申砀,下邽王大皆率众随(王)宪。属县斄严春,茂陵董喜、蓝田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阳陵严本、杜陵屠门少之属,众皆数千人,假号称汉将。”

  《后汉书·冯异传》:“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延岑据蓝田,王歆据下邽,芳丹据新丰,蒋震据霸陵,张邯据长安,公孙守据长陵,扬周据谷口,吕鲔据陈仓,角闳据汧,骆盖延据盩厔,任良据鄠,汝章据槐里,各称将军,拥兵多者万余,少者数千人。

  《后汉书·郭伋传》:“更始新立,三辅连被兵寇,百姓震骇,强宗右姓,各拥众保营,莫肯先附。”

  《后汉书·刘盆子传》:“盆子居长乐宫,诸将日会论功,争言灌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虏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复固守。”

  《后汉书·第五伦传》:“京兆长陵人也。其先齐诸田。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

  《后汉书·樊宏传》:“南阳湖阳人也,世祖之舅。……更始立,欲以宏为将,宏叩头辞曰:书生不习兵事,竟得免。归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时赤眉贼掠唐子乡,多所残杀。欲前攻宏营,宏遣人持牛酒米谷劳遗赤眉。赤眉长老闻宏仁厚,皆称曰:樊君素善,且今见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难。”

  《后汉书·冯鲂传》:“冯鲂字孝孙,南阳湖阳人也。其先魏之支别,食菜冯城,因以氏焉。秦灭魏,迁于湖阳,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溃畔,鲂乃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是时湖阳大姓虞都尉反城称兵,先与同县申屠季有仇,而杀其兄,谋灭季族。季亡归鲂,鲂将季欲还其营,道逢都尉从弟长卿来,欲执季。鲂叱长卿曰:我与季虽无素故,士穷相归,要当以死任之,卿为何言?遂与俱归。季谢曰:蒙恩得全,死无以为报,有牛马财物,愿悉献之。鲂作色曰:吾老亲弱弟皆在贼城中,今日相与,尚无所顾,何云财物乎?季惭不敢复言。鲂自是为县邑所敬信,故能据营自固。时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拥兵矫称者甚众,唯鲂自守,兼有方略。”

  《后汉书·酷吏·李章传》:“光武即位,拜阳平令。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

  《后汉书·赵熹传》:“更始即位,舞阴大姓李氏,拥城不下。”

  就是大的地方势力集团,也是以宗族为核心的。隗嚣在河西的割据,就是一个豪族强宗联盟。《后汉书·隗嚣传》:“嚣既立,……遂立庙邑东,祀高祖、太宗、世宗,嚣等皆称臣,执事史奉璧而告。祝毕,……遂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如怀奸虑,明神殛之。高祖、文皇、武皇,俾坠厥命,厥宗受兵,族类灭之。”

  拥众自守的豪族强宗,全宗族的人都是生死与共的。如果起事失败,全族人都要被杀。《后汉书·隗嚣传》:“季父崔,素豪侠,能得众。闻更始立而莽兵连败,于是乃与兄义及上都人杨广、冀人周宗谋出兵应汉,嚣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听。”这是隗嚣起事以前的事。隗嚣怕起事失败全宗族都要连坐被诛。全宗族被诛,在当时是常事。如《后汉书·李通传》:李通随光武起事,南阳“诛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又同书《李忠传》:“王朗遣将攻信都,大姓马宠等开门内之,收太守宗广及忠母妻。……更始遣将攻破信都,忠家属得全。世祖因使忠还,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郸者,诛杀数百人。”

  形势和命运,使宗族间关系更加密切。在王莽末年群雄割据的时代,各地割据的人物为了取得本地区内拥兵自守的家族强宗的支持,对他们已经存在的宗族关系,只有尊重。

  东汉建立,社会安定下来,豪族强宗的势力也固定下来。社会上到处是豪族强宗。在这些豪族强宗内部,各家经济都是独立的,也就有贫有富。富庶的家族对于贫弱的家族虽然没有收养的责任和义务,但为了加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保持宗族间的团结,有财有势的家族就在和平时期也形成一种风气:他们要拿出钱财赡养贫穷的宗人。而能够倾家好施的,也就成为一种受尊重的品德了。《后汉书》里这种记载很多。如:

  《宋弘传》:“建武二年,代王梁为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分赡九族,家无资产,以清行致称。”

  《韦彪传》:“彪清俭好施,录赐分与九族,家无余财。”

  《宣秉传》:“(建武)四年,拜大司徒。所得禄俸,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

  《郭伋传》:“(建武)二十二年,徵为太中大夫,赐宅一区及帷帐钱谷,以充其家。伋辄散与宗亲九族,无所遗余。”

  《廉范传》:“在蜀数年,坐法免归乡里。范世在边,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

  在宗族关系更趋密切的发展中,依附性也在暗暗滋长。宗族间的关系,也和宾客一样,从西汉到东汉,关系的性质隐约中正在走向转化。战国西汉的宾客,与主人是敌体的,是自由关系,合则来,不合则去。东汉的宾客,和主人的关系慢慢增长着依附性(详后)。宗族中的关系也是如此,慢慢生长着依附关系。这也是很自然的。既然各家财产是独立的,政治社会地位有高低,自然会滋长不平等。战乱中依附性就更会滋长。

  宗族关系的密切,依附性的滋长,也反映在政治的连带关系上。宗族荣辱与共。宗人,特别是宗族中的主要家族,如果犯了罪,全宗族都要受累,或死或废。

  《后汉书·邓骘传》:“遂废西平侯广宗、叶侯广德、西华侯忠、阳安侯珍、都乡侯甫德,皆为庶人。骘以不与谋,但免特进,遣就国。宗族皆免官归故郡。”

  《‘后汉书·寇恂传》:“恂曾孙荣,……桓帝时为侍中,……见害于权宠。……延熹中,遂陷以罪辟,与宗族免归故郡。”

  《后汉书·傅俊传》:“颍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县亭长迎军,拜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灭之。”

  《后汉书·窦宪传》:“收宪大将军印绶,……宪及笃、景、瓌皆遣就国。……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

  他们不仅在社会上有势力,经济上是豪富,而且还独占政府的官位,中央大官一般出自豪族强宗,地方官出自地方的豪族强宗。而且慢慢的形成了一些世代为官的家族。西汉时,已多有世二千石的家族。

  东汉时,世代为官的家族更为显著。

  弘农杨家,安帝时杨震为司徒。桓帝时,子秉为太尉。兄弟子侄,布满朝廷。秉子赐灵帝时任司徒。子彪献帝时为司徒。“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后汉书·杨震传》)。

  所谓袁氏,乃汝南袁家。章帝时,袁安为司徒。安孙汤,桓帝时为司空、司徒、太尉。汤子逢,献帝时为司空。逢弟隗,先逢为三公。安子敞,和帝时司空。自袁安到袁逢、隗,四世为三公者四人。灵帝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后汉书·袁安传》)。

  东汉世代为官的世家豪族,往往是可以追溯到西汉或更早时期的,他们的先人在西汉或者早巳经作官了。如:

  《后汉书·韦彪传》:“扶风平陵人也。高祖贤,宣帝时为丞相;祖赏,哀帝时为大司马。”

  《后汉书·窦融传》:“扶风平陵人也。七世祖广围,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

  《后汉书·马援传》:“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

  《后汉书·鲁恭传》:“扶风平陵人也。其先出于鲁倾公,为楚所灭,迁于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间自鲁而徙。祖父匡,王莽时为羲和,有权数,号曰智囊。父某,建武初为武陵太守。”

  《后汉书·廉范传》:“京兆杜陵人,赵将廉颇之后也。汉兴,以廉氏豪宗,自苦陉徙焉。世为边郡守。”

  《后汉书·苏章传》:“扶风平陵人也。八世祖苏建,武帝时为右将军。祖父纯,字桓公,有高性,性强切而持毁誉,士友咸惮之,……三辅号为大人。”

  《后汉书·法雄传》:“齐襄王法章之后。秦灭齐,子孙不敢称田氏,故以法为氏。宣帝时,徙三辅,世为二千石。”

  东汉豪族强宗进入仕途,一般通过选举。豪族强宗垄断选举,使选举不能真正选拔人才。这情况西汉已经出现。《汉书·于定国传》,元帝以条诏责丞相于定国说:“二千石选举不实,是以在位多不任职。”东汉建立,豪族强宗的势力越发发展,更加操纵选举垄断仕途。明帝即位即下诏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亦正举者。”(《后汉书·明帝纪》)。诏书是明帝下的,讲的是光武时事。开国第一个皇帝,选举不实的情况已是如此了。明帝打击豪强不法是比较严厉的。但他对选举不实,却是毫无办法。章帝初年一个诏书说:“选举乖实,俗吏伤人。……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同上)。

  所谓“选举不实”,就是选举为豪族强宗所“垄断”。起于畎亩的贫民,在选举面前是无分的。选举由阀阅家族独占了。

  这是东汉开国初期三位皇帝时的情况,已是如此。此后政治日趋腐败,豪族强宗垄断选举的情况就更严重了。

  东汉世家豪族的一重要突出的特性是知识化,或更确切的说是儒化。此亦不自东汉始,西汉后期,儒家已渐渐在政治上进取。班固《汉书,儒林传》赞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录之路然也。”

  儒者依经术断事,就不是不学非儒之人所能及考。昭帝时即有下述一故事:

  《汉书·隽不疑传》:“勃海人也。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暴)胜之遂表荐不疑,征诣公车,拜为青州刺史。……昭帝即位,……擢为京兆尹。……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繇是名称重于朝廷。”

  元帝后儒术之盛,儒者多以儒学取大官位。例如:

  《汉书·疏广传》:“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地节三年,立皇太子,选丙吉为太傅,广为少傅。数月,吉迁御史大夫,广徙为太傅。”

  《汉书·薛广德传》:“沛郡相人也。以鲁《诗》教授楚国,龚胜、舍师焉。萧望之为御史大夫,除广德为属,……荐广德经行宜充本朝。为博士,论石渠,迁谏大夫,代贡禹为长信少府、御史大夫。”

  《后汉书·乔玄传》:“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乔君子’。成帝时为大鸿胪。祖父基,广陵太守。父肃,东莱太守。”

  东汉儒学世家更盛,儒学、世家、豪族强宗结合为一体。豪族强宗子弟读书成为儒学士族,儒学士族作官扩大家族财产成为豪族强宗。(参看余英时教授《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见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余著《中国知识阶层史论》第115页)。

  光武是南阳豪族,光武就是读书人,儒家。《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东观记》:“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光武读过尚书,到过长安,他自己是个儒者。东汉开国功臣中,多为儒者,赵翼《甘二史札记》有《东汉功臣多近儒》条,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世风会不同也。”他举出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况耿弇父子、祭遵、李忠、朱祐、郭涼、窦融、王霸、耿纯、刘隆、景丹为例。他指出“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这是历史事实,是对的。但他认为出现这种历史情况的原因是“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就有些问题。应该说,东汉初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西汉以来,儒学盛,豪族大家的子弟大都读书治学。这是一。其二是:东汉反莽集团,大别之有二,一是农民集团,如赤眉、绿林、铜马是,一是豪家大族集团,如光武、公孙述,隗嚣等是,而光武又为这一大集团中势力最大者。反莽胜利的是豪族大家中的光武集团而不是赤眉、绿林。“东汉功臣多近儒”,背景如此,原因也在此。这不是“一气所钟”,“嗜好相近”、“不期然而然者”所能解释的。这是历史演化使然。

  西周春秋时期,文武一途,无论贵族和士都是身兼文武。孔子以六艺教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包括文武两方面的技能。学而优则仕,仕兼文武。孔子弟子就多能文能武。

  战国时开始,文武有点分途而进了。孙膑、庞涓、白起、王翦、项燕,都是名将。苏秦、张仪,一些纵横家、策士都是些文臣。孟轲想作官,大约也只能作相,不能作将。西汉初年,创天下之际,布衣将相,说不上什么文武。文帝以后,文武似已分途,朝廷有一批文臣也有一批武将。班固在《汉书·赵充国传》后《赞曰》中说;“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山西出将的原因是:“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同上)。山东、山西将相之分,实以文武已分途为前提。故文武分途,大体可以战国始。但西汉郡守二千石,仍是职兼文武的。平时治民,战时领兵出征,虽有郡尉,乃太守之副职,非与太守分领文武的。郡守身兼文武,可能与郡之起源有关。春秋开始有县,战国开始有郡。郡多在边境,守边是主要职务,非如秦汉以郡统县。相传下来,郡守仍有武职,故沿称郡将。

  东汉文武分途,更趋明显。当然,就是后世,身兼文武,文武全才,出将入相,仍是历代不乏其人的。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Powered by www.guoxue123.com © Copyright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