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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文艺天地
--论评施耐庵《水浒传》及金圣叹批注--
中国文化中包涵的文艺天地特别广大，特别深厚。亦可谓中国文化内容中，文艺天地便占了一个最主要的成分。若使在中国文化中抽去了文艺天地，中国文化将会见其陷于干枯，失去灵动，而且亦将使中国文化失却其真生命之渊泉所在，而无可发皇，不复畅遂，而终至于有窒塞断折之忧。故欲保存中国文化，首当保存中国文化中那一个文艺天地。欲复兴中国文化，亦首当复兴中国文化中那一个文艺天地。本文标出此中国文化与文艺天地之总题，此下当分端各立题目，不论先后，不别轻重，不分长短，随意所至，拉杂陈述。
一、活文学与死文学
文学当论好坏，不当论死活。凡属存在到今，成为一种文学的，则莫非是活的。其所以为活的，则正因其是好的。为何说它是好的，此则贵有能鉴别与欣赏的人。能鉴别欣赏好文学的，则必具有一种文学修养工夫。好文学则自有标准，不专在其能通俗、大家能懂而即便成为好文学。
要求通俗，其事亦难。俗善变，俗外有俗，通于此，未必即通于彼。近人又说文学当大众化，大众范围也可无限延伸。不识一字，与仅识几字的，都是大众。没有读书，和仅读几本书的，也都是大众。要求通到无穷易变之俗，化及无穷延伸之大众，那真不是件易事。并且若只是通俗与大众化，也不一定便会是好文学。好文学有时不易使不读书人不识字人也能解，能欣赏。有时仅能有少数人了解欣赏，但亦并不失其为好文学。因此，好文学与通俗大众文学，应该分开作两项说。好文学比较通俗的也有，但不一定要兼此两者始称得好。
通俗文学流行在大众间，近人说它是活文学，但很多是寿命不长，过些时便死了。这不待远求证据，即在当前数十年间，一时风行，随即便被遗忘的作品太多了。如此则活文学转瞬便变成了死文学。何以故，因其只求通俗，只求在大众间流行，而大众则如长江之水，后浪推前浪，转瞬都变了。对象一失，自己立场也站不住。这因其文章本身并不好，所以会短命，过时便死。要是好文学，虽不通俗，虽不人人都能欣赏，但在大众中不断自有能欣赏的人，所以好文学能永远流传，千载长生。
说到中国古文学，如《诗经》三百首，距今远的有三千年，近的也在两千五百年以上，这是古代文学代表，不在以近代大众为对象。但虽如此，亦断不能说它已是死文学。只要在今时，仍有人能欣赏，它在能欣赏人的心中，还是一种活文学。只要将来仍不断有人能欣赏，则它将来还依然是一种活文学。
故论文学，一方面当求有人能创作出好文学来。另一方面则当求有人能欣赏，能有文学修养的人来欣赏。创作与欣赏，应是站在对等地位。不能只求创作而不求欣赏。若只求俗众欣赏，而不求俗众之提高欣赏能力，无欣赏而只创作，亦创作不出好文学来。在初学识字的小学生言，他们只能识得小猫三只四只，但小猫三只四只究不能说它是好文学。
远在三百年前，早有人识得此道理。那时有一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他把《西厢》《水浒》和《离骚》《庄子》《史记》杜诗同列为才子必读书，那即是说这些都是好文学。他并不曾单把《西厢》《水浒》称之为通俗的大众化的活文学，而把《离骚》《庄子》等归入为古典的死文学。他说："在十一岁病中，初见《妙法莲华经》，次之则见屈子《离骚》，次之则见太史公《史记》，次之则见俗本《水浒传》。《离骚》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记其一句两句，吟唱而已。《法华经》《史记》，解处为多，然而胆未坚刚，终亦不能常读。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于《水浒传》可谓无间然矣。"从近人意见说来，《离骚》在此孩时的金圣叹心中，显然早是死文学。《法华经》《史记》则半死不活。但此孩异时长大，死的半死的全都活了。他又为才子二字下定义。他说："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
依圣叹之说，则好文学必然成于难。苟非心绝气尽，面类死人，则不得成一才子书，即不得成为好文学。依圣叹之说，则不仅创作难，欣赏亦不易。苟非具坚刚之胆，亦不能常读不易解书，而得其心绝气尽面类死人之所在。圣叹此一意见，似乎与今人意见大不同。依今人意见，不易读，便不是好文章，而古人文章乃全成为冢中枯骨，山上僵石。要写人人易读之文章，则必出于人人易写之手，而后创作之与欣赏，乃一主于易而不知有所谓难。如此则好文学将遍天地，而亦自不见其所谓好。
犹忆余之幼年，在十岁十一岁时，尚不知有《离骚》《庄子》《史记》杜诗，然亦能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其时是前清光绪之末，方在一小学堂读书。有一顾先生，从无锡县城中来，教国文，甚得诸生敬畏。学堂中有一轩，长窗落地，窗外假山小池，杂花丛树，极明净幽茜之致。顾先生以此轩作书斋，下午课后，酒一卮，花生一堆，小碟两色，桌上摊一书，顾先生随酌随阅。诸生环绕，窥其书，大字木刻，书品庄严，在诸生平时所见五经四书之上。细看其书名则为《水浒》。诸生大诧异，群问《水浒》乃闲书小说，先生何亦阅此，并何得有此木刻大字之本。顾先生晒曰，汝曹不知，何多问为。诸生因言有一年幼小学生某，能读此书，当招来，先生试一问。于是招余往书斋。顾先生问："汝能读《水浒》，然否？"余点首。先生又问："汝既能读，我试问汝，汝能答否？"余默念读此书甚熟，答亦何难，因又点首。先生随问，余随答。不数间，顾先生曰："汝读此书，只读正文大字，不曾读小字，然否？"余大惊汗出，念先生何知余之私秘，则亦仍只有点首。先生曰："不读小字，等如未读，汝归试再读之。"余大羞惭而退。归而读《水浒》中小字，乃始知有金圣叹之批注。
自余细读圣叹批，乃知顾先生言不虚，余以前实如未曾读《水浒》，乃知读书不易，读得此书滚瓜烂熟，还如未尝读。但读圣叹批后，却不喜再读余外之闲书小说，以为皆莫如《水浒》佳，皆不当我意，于是乃进而有意读《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诸才子书。于是又进而读贯华堂所批唐诗与古文。其时余年已近廿岁，却觉得圣叹所批古文亦不佳，亦无当我意。其批唐诗，对我有启发，然亦不如读其批《水浒》，使我神情兴奋。于是乃益珍重其所批之《水浒》，试再翻读，一如童年时，每为之踊跃鼓舞。于是知一人之才亦有限，未必每著一书必佳。余因照圣叹批《水浒》者来读古文。其有关大脉络大关键处且不管，只管其字句小节。如《水浒》第六回：
只见智深提着铁禅杖，引着那二十三个破落户，大踏步抢入庙来，林冲见了，叫道，师兄那里去。
圣叹批：
看此一句，便写得鲁达抢入得猛，宛然万人辟易，林冲亦在半边也。
我因圣叹这一批，却悟得《史记·鸿门宴》：
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
照理应是张良至军门，急待告樊哙，但樊哙在军门外更心急，一见张良便抢口先问，正犹如鲁智深抢入庙来，自该找林冲先问一明白，但抢入得猛，反而林冲像是辟易在旁，先开口问了智深。把这两事细细对读，正是相反相映，各是一番绝妙的笔墨。
又如《水浒》第六十一回：
李固和贾氏也跪在侧边。
圣叹批道：
俗本作贾氏和李固，古本作李固和贾氏。夫贾氏和李固者，犹似以尊及彼，是二人之罪不见也。李固和贾氏者，彼固俨然如夫妇焉，然则李固之叛，与贾氏之淫，不言而自见也。先贾氏，则李固之罪不见，先李固，则贾氏之罪见，此书法也。
我年幼时读至此，即知叙事文不易为，即两人名字换了先后次序乃有如许意义不同。后读《史记·赵世家》：
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
此即在两句一气紧接中，前一句称赵武程婴，因晋景公当时所欲介绍见诸将者，自以赵孤儿为主，故武当先列。后一句即改称程婴赵武，因赵武尚未冠成人，与诸将同攻屠岸贾，主其事者为程婴，非赵武，故婴当先列。可见古人下笔，不苟如此。《水浒》虽易读，然亦有此等不苟处。若非我先读圣叹批，恐自己智慧尚见不及此等不苟之所在。
又《水浒》第六十回：
贾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频寄书信回来。说罢，燕青流涕拜别。
圣叹批道：
写娘子昨日流涕，今日不流涕也。却恐不甚明显，又突地紧接燕青流涕以形击之，妙笔妙笔。
又第五十九回：
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众人见了尽皆失色。
圣叹批道：
大书众人失色，以见宋江不失色也。不然者，何不书宋江等众人五字也。
后读韩退之《张中丞传后序》：
云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
乃知此处一座大凉，正是映照出贺兰进明一人不惊，只看下面云知贺兰终无出师意一句自可见。
以上随手举例，都是我在二十岁前后，由圣叹批《水浒》进而研读古文辞之片段心得。到今五十多年，还能记忆不忘。正如圣叹所说："自记十一岁读《水浒》后，便有于书无所不窥之势。"我亦自十一岁读了圣叹批《水浒》，此下也开了我一个于书有无所不窥之势。益信圣叹教我不虚，为我开一条欣赏古书之门径，但此后书渐渐读多了，《水浒》便搁置一旁，金圣叹也连带搁置一旁，只备我童时一回忆而已。然自新文学运动浪潮突起，把文学分成了死的和活的，我不免心有不平。在我心中，又更时时想念到圣叹批《水浒》。有人和我谈及新文学，我常劝他何不一读圣叹批《水浒》。然而风气变了，别人不易听我劝说。金圣叹在近代爱好文学者心底，逐渐褪色，而终于遗弃。金圣叹的论调，违反了时代潮流，他把通俗化大众化的白话的新的活文学，依附到古典的陈旧的死文学队伍中去，而不懂得在它们中间划出一条鲜明的界线。而且又提出一难字，创作难，欣赏亦难，此一层，更不易为近代潮流所容受。依近代人观点，《水浒》当然还当划在活文学之内，而金圣叹则因观念落伍，虽在他身后三百年来，亦曾活跃人间，当时读《水浒》则必读圣叹批，连我童年老师顾先生还如此般欣赏，而此刻则圣叹批已成死去。最近在坊间要觅一部圣叹批的《水浒》，已如沧海捞珠，渺不易得。文学寿命，真是愈来愈短了。一部文学作品，要能经历三十年，也就够满意了。余之追忆，则如白头宫女，闲话天宝遗事。六十年前事恍如隔世，更何论于三百年。然而文章寿命既如此其短促，乃欲期求文化寿命之悠久而绵长，此亦大值深作思考之事。爰述所感，以供当代从事文学工作者之研究。
二、文学与考据
今之从事文学者，一则竞务于创作，又一则竞务于考据。考据工作，未尝不有助于增深对于文学本身之了解与欣赏。然此究属两事，不能便把考据来代替了欣赏。就《红楼梦》言，远在六十年前，王国维《观堂集林》提出《红楼梦》近似西方文学中之悲剧，此乃着眼在《红楼梦》之文学意义上，但此下则红学研究，几乎全都集中在版本考据上。《水浒传》亦同样有此趋势。
讨论到水浒故事来历，必会追溯到宋人所著的《宣和遗事》。此下元曲中也有不少梁山泊的英雄故事。但《水浒》成书究在何时，此一问题，至今还未获得一明确之解答。说到《水浒传》作者，或说是罗贯中，或说是施耐庵，此事尚未臻论定。而罗施两人之生卒年代及其籍贯等，一样是众说纷纭。至于有关两人其他历史事迹，无可详考，更所不论。
说到《水浒传》之版本，此六十年来，已采访到国外，日本和巴黎，络续发现获有六种不同之本。但要寻究其最先祖本，是否即在此六种之内，抑尚在此六种之外，则亦仍多异议。但至少可得一定论的，则《水浒》一书，绝非一人一手所成，不断有增添，有删改，直到圣叹外书七十回本出世，而成为此下三百年来《水浒传》最流行的本子。那是千真万确谁也不得否认的事。
若照近代流行观念，把文学分为活文学、死文学两种，则圣叹批本七十回《水浒传》，显然是三百年来的一部活文学，而圣叹以前之各种《水浒》，皆成为死文学。却不料从事考据的人，偏要迷恋冢中枯骨，在此活生生的圣叹批本七十回《水浒传》之外，刻意搜索旧本，一一加以考订。在要编著一部详备的小说史，此项工作，自亦无可厚非。但此三百年来，在社会上广大流行的，究竟是圣叹批的七十回本。圣叹本人，身遭斩头之罪，并非有私人大力来推行其自所改定之本。此刻作考据工作的人，也并未能在旧本中选出一本来代替圣叹批本。也未有人从文学价值上来评定旧本中之任何一本，其文学价值当更胜过了圣叹批本，而尽力为之宣扬，使之从死里复活，而宣判了圣叹批本之死刑。今社会所广大流行的还是此七十回《水浒传》，为圣叹所称为贯华堂古本，所定为圣叹外书的。坊间翻印，却单把圣叹批语取消。从事考据的，则只称圣叹本非《水浒》古本，如此而止。但古本在文学价值上，既非胜过圣叹本，而圣叹本之文学价值，则已经圣叹本人尽力阐扬在其批语中。今把圣叹批语取消，仍读此七十回本，则正如我个人在六十年前读《水浒》，只读大字正文，不读小注，乃为我老师顾先生所呵斥。《水浒》是一部广大读物，我想凡是读《水浒》的，并不尽具超人的智慧聪明，能看透纸背，能看出当时圣叹批的精意所在。
或许有人说，圣叹见此七十回本是一会事，圣叹批此七十回本又是一会事，两事当分别看。但从事考据的人，却没有在此上下工夫。究竟在圣叹之前，是否早有此七十回本，其证据又何在？今再退一步，承认在圣叹前早有此七十回本，而圣叹则只下了些批语。但圣叹批语是否有当，仍值讨论。即如我前所举三例，是否是圣叹批错了。若圣叹没有批错，是否取消了圣叹批只读正文，人人能读出其中涵义，不烦圣叹来作批。抑或圣叹所批并无文学价值，则《水浒》书中之文学价值究应在何处，却也没有人来另作指点。
或许又有人说，读书有了批注，会把读者的思想聪明拘束了，窒塞了，不如只读原书，更活泼，更自在，可以激发读者自己心灵。但此语似是而非。好批注可以启发人之智慧聪明，帮助人去思索了解。今人读《楚辞》，还多兼读朱熹注。读《庄子》，还多兼读郭象注。读后有疑，还可兼看他家注来作参考。我少年时也曾读过《史记菁华录》，当然此书价值，远不能和朱注《楚辞》郭注与《庄子》相提并论，但我也曾读得手舞足蹈。我很喜欢此书，因它有些处很像圣叹批《水浒》，提起了我兴趣，使我读《史记》有一入门。此书至今不废，但圣叹批《水浒》则竟是废了。既没有人为此叫屈，也没有人申说理由，指出圣叹批《水浒》之该废。然而三百年来一部畅行书，则终是在默默中废了。时风众势，可畏可畏。
其实圣叹所抱之文学观点与其文学理论，有许多处，与近代新文学界之主张不谋而合。近代新文学兴起，乃受西方影响。而在圣叹当时，西方文学尚未东来，圣叹已能巨眼先瞩，一马独前。在叙述近代文学新思潮史上，此人理当大书特书，受近人之崇敬。所不同者，圣叹的文学观念与其文学理论极富传统性，只在传统之下来迎受开新。而近代人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则彻头彻尾崇尚革命性。开新便得要拒旧，而且认为非拒旧则不足以开新。所以一说到传统，则群加厌恶。近代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固亦不曾正式否认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的文学价值，但似乎认为此诸书之文学价值早属过去，换言之，则实已死了。所以近代新文学家，并不教人去研究《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有时只用来作考据材料，却决不谓可以用来作文学标准。所以从事新文学创作的人，对此诸书不屑一顾的决不在少数。于是圣叹之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乃亦为近代人所不愿再提。但果抛弃了传统，则亦无所谓革命。因此至于最近代，则亦仅言创作已够，更不烦再言文学革命，那是更新更进步了。我在今天，重来提起圣叹批《水浒》，则因此书既已绝迹，却也不妨用来作为一分考据材料，这应该不为时代潮流所排拒。
但我对《水浒》与圣叹批，亦只有些童年忆旧。自我二十以后，即对《水浒》和圣叹批搁置度外，再不曾理会过。若使我真要来作考据工夫，实也无从做起。但我有一想念，却可提出供有考据兴味者作一参考。我在六十年前初读圣叹批《水浒》，有一项最激动我幼年心灵的，则因读了圣叹批，而知宋江不是一好人，并不如其浑名呼保义及时雨之类，而是一假仁假义善用权谋的大奸巨猾。在圣叹批的七十回本中，固然有些处可能由圣叹改动来加强此一描写，但就整个《水浒传》的演变来说，是否一开始宋江即是这样一个人，抑系逐渐变成为这样一个人的，此层却大值注意，应该作一番考查。
据世俗常言，梁山泊好汉都是逼上的，其实也并不然。如鲁智深、林冲、武松诸人，最先都不是存心要上山落草做强盗，那不用再提。但梁山泊开始如晁天王、吴学究等人智取生辰纲，何尝是被逼。纵说他们受了朝政污默的刺激，但不能说他们是满腔忠义，情不获已。至如卢俊义是被骗上山的。朱同、雷横更是梁山泊好汉使用了惨无人道之诡计，而逼之入伙的。其他如关胜、秦明、呼延灼诸人，何尝是朝廷逼迫他们去上山。如此逐一分析，七十二地煞暂不算，三十六位天罡星中，被逼于朝廷而上山的固有之，受梁山泊之或诱或胁，违其初心，而被逼上山落草的却更不少。梁山泊之获成此大局面，主要自在宋江一人。一开始，宋公明私放晁天王，又何尝是被逼，亦何尝算得是忠义。当然如《宋史》所载，留《徽宗本纪》称淮南盗宋江，《张叔夜传》载宋江起河朔，《侯蒙传》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都只举盗魁宋江。宋江之私放晁盖，则已见于《宣和遗事》。大概后人憎恶徽宗蔡京一朝君相之暴虐污黩，又因《宣和遗事》有宋江受招安平方腊之记载，乃汇合社会上种种话本传说，而有《水浒传》之编集。而在此《水浒传》内容之不断演变中，是否对于宋江个人人格之塑造与描写，诸本间亦有所不同。若有不同，亦只有一个大区别。一是对之有称誉无讥刺，另一则如圣叹批七十回本，在称誉中隐藏了讥刺。惟可悬断者，今七十回本之对宋江人格有讥刺，决不全出圣叹羼入。圣叹七十回本则必有所本，不过圣叹在有些处再加进了一些对宋江之讥刺以加强其分量。而且进一层深言之，即如我上面所举，忠义堂三十六天罡中，有许多便是由梁山泊诱胁而来。而且在《水浒传》开头，先安插了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此人诚似神龙见首不见尾，为《水浒传》中第一筹人物。相形之下，却使走上梁山泊忠义堂的好汉们，为之黯然失色。当知此是全部《水浒传》第一回目，决非无故安上。如此说来，则最先《水浒传》作者，便对梁山泊忠义堂那一群，言外有不满，或可说有惋惜之意。此层虽是我凭空推想，但亦本之于《水浒》本书而有此推想。虽像别无证据，但《水浒》本书即是一证据。
固然，取材于社会上广大流行的梁山泊好汉故事而编集为《水浒传》一书，对此诸好汉们，自必绘声绘影，尽量渲染，以博读者之欢心。至于朝廷君相之污黩残酷，只有诛伐，没有回护，那是必然之事，更可不论。其书称曰"忠义水浒传"，乃以迎合积久存在之群众心理。是否此忠义二字，乃最先所有，或后来加入，此处暂不深论。要之，《水浒》成书，必然有一番极浓重的社会群众心理作背景。又经《水浒》作者之妙文妙笔，遂使此书成为当时一部最理想的通俗而大众化的上乘活文学，此等似皆不难了解。但最可怪者，乃是《水浒》作者独于忠义堂上众所拥戴之领袖呼保义及时雨宋公明，却深有微辞。虽不曾加以明白之贬斥，而曲笔婉笔，随处流露。在于作者，乃若有一番必欲一吐以为快之内心情感寄寓其间。此层最是《水浒》作者写此一部大书之深微作意所在。而使读者隐瞒鼓中。在作者实是一种偷关漏税的手法，把自己一番心情混合在社会群众心情中曲曲传达。只此一点，遂使此书真成为一部上乘的文学作品，可以列之古今作者名著之林而无愧。然而直要待到圣叹出来为之揭发，于是圣叹乃一本作者之隐旨，而索性把后面平方腊为国建功衣锦还乡种种无当于原作者之隐旨的一刀切断，只以忠义堂一梦来结束，而成为此下最所流行之七十回本，此亦是圣叹对《水浒》一书之绝大贡献。所犹有憾者，则圣叹批《水浒》，只在笔法文法上指示出《水浒》作者对宋江人格描写之微旨，而没有再进一层对于《水浒》作者之深隐作意所在，有一番更明白更透切之披露，而此事乃仍有待于后人之继续寻讨，而近人则虽是仍读此七十回本，而把圣叹批一并删了，则作者隐旨，又归沉晦，欲索解人而不得。此诚为古今名著得列为最上乘之文学作品者，所同有之遭遇，而《水浒传》亦无以自逃于其外。
以上所云，亦可谓只是一种未经考据之猜测。使此一猜测犹为近情近理，则继此可以推论到《水浒》之作者。今既认为《水浒》一书之作意，乃为同情社会下层之起而造反，而对于利用此群众急切需要造反之情势，处心积虑，运使权谋，出为领袖之人物，则不予以同情。因此乃宁愿为王进之飘然远引。若果把握住此一作意，则惟有在元末明初之智识分子，乃多抱有此心情，恰与本书作意符合。而圣叹之直认施耐庵为《水浒》作者之意见，乃大值重视。
相传明淮南王道生有《施耐庵墓志》与《传记》两篇。《传记》篇中有云："张士诚屡聘耐庵不至。及称王，造其门，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顿首对士诚曰：志士立功，英贤报主，不佞何敢固辞。奈母老不能远离。士诚不悦，拂袖而去。耐庵恐祸至，举家迁淮安。洪武初，征书屡下，坚辞不赴。"考诸史册，一时名士，拒士诚与明祖之征辟者，大不乏人。即刘基亦是其中之一，后乃不得已而赴明祖之召。元末明初诸家诗文集传至今者不少，惟宋濂一人较为例外，其他多有与施耐庵抱同一意见。不直宋江，而愿为王进。若认文学作品必有时代作背景，则《水浒传》必出元末、明初，实有极坚强之理据。圣叹既酷嗜《水浒传》，其认施耐庵为《水浒传》作者，应亦有其根据。苟非有明确之反证，不容轻易推翻。今为《水浒传》作考据，而独摈圣叹一人不加理会，成见之锢人心智有如此。至王道生《传记》中耐庵以母老辞士诚，亦与王进母子俱隐有可互参之消息。
又王道生所为《耐庵墓志》，谓罗贯中乃耐庵门人，预于耐庵著作校对之役。则圣叹谓《水浒》七十回以下乃罗贯中所续，似亦不能谓之绝无可能。且今所可见之《水浒》诸版本，尚多列有"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或"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者，岂不益足为王道生《墓志》作证。
又圣叹批《水浒》，附有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施耐庵一序，文中有叙述懒于著作之心情凡四。"名心既尽，其心多懒，一。微言求乐，著书心苦，二。身死之后，无能读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所谓名心既尽，亦可为耐庵对吴王明祖两方却聘作注脚。所谓微言求乐，序中又言，"日有友人来家座谈，谈不及朝廷，亦不及人过失。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此亦约略道出耐庵诸人乱世苍凉苦闷退晦之心情。此种心情，亦未尝不一鳞片爪，隐约出现于其友散之后，灯下戏墨之《水浒传》中。此等文字，宜其身死后无能读之人。然又谓所以独有此《水浒》一传者，亦有四故。"成之无名，不成无损，一。心闲试弄，舒卷自若，二。无贤无愚，无不能读，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读者当于无贤无愚无不能读之中，而窥见其身死以后无人能读之感慨所在，则庶可谓善读《水浒》之人。而《水浒》一书之最高文学价值所在，则正贵从此处参入。
圣叹又自有《读第五才子书法》一篇，其中谓"《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只此一段，便足为圣叹并不真了解耐庵《水浒传》作意之铁证。《水浒传》作者于忠义堂诸豪客，只有惋惜，并无憎恶，笔里行间，处处流露，哪里有歼厥渠魁其余便饶恕了之意。
圣叹又说："作《水浒传》者，真是识力过人。某看他一部书，要写一百单八个强盗，却为头推出一个孝子来做门面。"此又是圣叹不真了解耐庵作《水浒传》时之心境与其作意之第二个铁证。耐庵何尝把忠义堂豪客们尽作强盗看，开首写一王进，又何尝是把一孝子来装门面。《水浒》忠义堂中，未尝没有孝子，却无一人再能如王进之神龙无尾，此乃《水浒》作意之最值注意处，而惜乎圣叹亦未见及此。
上举两证，指出圣叹并未真了解到耐庵深处，但亦正可从反面来证明圣叹所引耐庵一序非圣叹所伪造。圣叹之所以不能了解耐庵作意深处者，亦因圣叹未能了解到耐庵当身之时代背景，与其心情寂寞苦闷之所在。而其所引耐庵一序，若以当时之时代背景与夫处此一时代中之智识分子所共同抱有之内心苦闷来体会，则正是宛相符合。此种内心苦闷之是非，与夫其当有与不当有，则不在此文讨论之列。但当时智识分子之具有此一番心情，则尚有同时其他诗文集可资作证。惟事过境迁，则当时智识分子之此一番心情，乃不易为后人所识取，则圣叹之识不到此，自亦无足深怪。
惟上所引述，亦仅止于引述。因所引述，而有所猜测与讨论，亦仅止于猜测与讨论。此等并说不上是考据。有意考据工作者，自将不满于我之仅止于此。惟鄙意则认为考据必先把握到一总头脑处。如我上举，《水浒》作者同情忠义堂上诸好汉们而不满于其领袖之一节，实当为讨论《水浒传》作者之作意与其时代背景之一主要总头脑。若循我所指出之此一路线，继而为之一一求考作证，虽考证所得，或于我所猜想尚可有许多小修正，但亦当不致太离谱。否则先不求其总头脑所在，只于版本上，字句上，循诸小节，罗列异同，恐终不易于细碎处提出大纲领，于杂浅处见出大深意。如此考据，亦复何用。倘若谓一书作者，本只是根据社会传说，而写出了一部无贤无愚无不能读之书，其书则只于有此许多故事而止。在此许多故事之外，不应再有作者之作意。此虽于今人理想中之所谓通俗而大众化之活文学标准，若无所违背，但若谓文学上之最高最大价值，亦复仅止于斯，则似乎值得再讨论。
抑且考据亦自有止境。从来圣经贤传，百家巨著，悬之日月，传之古今，历经考据，亦尚多不尽不实之处。何况《水浒传》，体制不同，在作者亦仅认为心闲试弄，成之无名，得失小，不足悔，他人亦仅以闲书小说视之，人人得而插手，妄意增羼，流传田野之间，不登大雅之堂，又何从而必施以严密之考证，又何从而必得其最后之一是。惟圣叹一人，能独出心眼，一面则举而侪之高文典册之林，一面亦复自出己意，加以修改，此非深得文学三昧者，恐未易有此。
余之斯篇，一本圣叹批之见解，而更进一层以追求《水浒》原作者之心情。固知无当于当前谈《水浒》者之群见，亦不合于当前治考据学者之务求于详密，亦是心闲试弄，以备一解而止，惟读者其谅之。
西方小说戏剧富娱乐性刺激性，而中国之小说戏剧则富教诲性感化性。施耐庵《水浒传》可为其代表。但起于明初，故富反面性。罗贯中则当已臻明开国后之社会安定期，故既续《水浒》宋江反正，又为《三国演义》，乃转正面性。施耐庵《水浒传》取材北宋徽钦以下之北方社会抗金故事，而罗贯中《三国演义》则取材正史陈寿《三国志》。关羽乃成为武圣，明清两代普遍流行于下层社会，备受尊崇，几媲美于孔子。《水浒传》之林冲、武松诸人，已远非其比。即如刘备亦远胜于宋江，诸葛孔明亦远胜于吴用，江湖人物乃一转为廊庙人物。然改造正史，多出杜撰，仅得流行于下层社会，而不得进而供士大夫治平大道作根据。小说戏剧之在中国，终为文学中之旁枝末流，而不得预于正统之列。今人纵盛尊西化，亦无以否认此历史具体之已成局面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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