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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崛起
王氏家族原是在地方上有权势但在全国并不重要的小绅士氏族。后来伪造的一份家谱声称王莽是通过田家的齐公传下的舜和黄帝（两位在神话中受尊敬的君主）的后裔。但是从齐公传下的后裔之说不可信，而舜和黄帝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当然，伪造家谱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已为前汉的创建者伪造过类似的家谱。［1］ 这些家谱不过是宣传，目的是使新王朝合法化。
王莽可靠的家谱始于他的高祖父，后者未当过官，显然在今山东北部过乡绅的生活。［2］ 王莽的曾祖父从那里搬到黄河正北的大平原中部某地，短期地在中央政府的一个小官署中任过职。王莽的祖父在京都的廷尉府中任低级官员，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一个女儿，他恐怕永无出头之日。他名王贺，字翁孺，有八子四女，正是他的次女王政君，才使她的家族处于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生于公元前71年，于前54年被选进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的后宫。不久，她被转移到太子——即未来的元帝——（公元前49—前33年）的后宫。公元前51年，政君生下未来的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于公元前48年4月12日成为皇后。［3］ 她父亲同时被封为侯。在元帝朝时，王氏家族没有行使特殊的权力；如果政君的寿命与汉代普通人一样长，她的侄子王莽可能永远不会登上皇位。她死于公元13年2月3日，由于她的长寿，才使她的家族的控制和王莽的崛起成为可能。
元帝死于公元前33年7月8日；成帝在8月4日继位，王政君就成了太后。新君约年18岁，大概受了他母亲的影响，立刻任命她的兄长为大司马和大将军（即摄政）。［4］ 此人即王凤，他于公元前42年已袭了他父亲的侯位。此后不久，王凤的几个在世的弟兄被封为侯。成帝证明是一个讨人喜欢和爱好玩乐的人，易受女人的支配。他不喜好政事，满足于让他的几个舅舅为他统治国家。王凤在公元前22年在职时死去，由他和太后的堂兄弟王音接任大将军。王音于公元前16年在职时死去，于是已故的王凤之弟王商成了大将军。王商死于公元前11年。他的兄弟王根接任，在公元前8年11月16日辞职。同年11月28日，王莽在37岁时被任命为大将军。［5］
王莽生于公元前45年，为王政君弟兄王曼的次子，王曼早亡，未能与王后的其他弟兄一起封侯。但是，王莽虽在成长时失怙，其兄也在年轻时死去，却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并博览群书。在公元前22年当其叔王凤最后病危时，他曾伴随这位大将军几个月。当时他已有官职，但史料未具体说明为何职。经临死的大将军的请求，王莽调任射声校尉，同时任黄门郎。第一个官衔表示他成了由驻京职业军人组成的北军将领之一。但是王莽之指挥职务肯定是挂名的。黄门郎则是授予皇帝顾问的编外的官衔。后来，王莽被任命为骑都尉（另一个闲差事）和向皇帝提建议的光禄大夫；他又被授予侍中的编外官衔。公元前16年6月12日，他被封为信都侯。以上是王莽成为大将军前的经历。③
王莽的传记带有无情的偏见和捍卫汉朝的情绪；对他待人谦恭，全力学习，和侍奉他的寡居的母、嫂和教育其失怙侄子的情况，它作了不以为然的叙述。他侍奉他的几个叔、伯时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在照顾垂死的王凤时不修边幅。他越往上升，越变得谦卑。他把财富分给他人，以致家无余财。他与知名人士交往。他的虚名名扬一时。
这类批评暗示，王莽不是通过真才实学，而是通过矫揉造作才取得高位的。一个赞赏王莽的历史学家会走另一极端，会颂扬他的孝悌之情，热爱学习的精神和通过实行儒家美德而出人头地的经历。实际上，王莽显然是一个能干而有雄心的人，在必要时也残酷无情。他具有吸引别人追随他的才能，兴趣异常广泛。他对亲戚的感情可能完全是真诚的。在早期，他根本不可能怀有篡夺皇位之心。
王莽被任命为大将军的原因，远比对他没有节操的矫揉造作的解释简单。在他之前的四个王家大将军都与王太后是同代人。三人是她的弟兄，另一人是记载中唯一的堂兄弟。当王根在公元前8年辞职时，太后只有一个弟兄在世。他已六十多岁，而且名声不佳。这就必须到下一代，即到成帝的几个表兄弟中去找。王莽无疑是这一代中最能干和政治上最机敏的人。
在他仕途的这一时刻，王莽遭到了一次特别不幸的打击。成帝在公元前7年4月17日死去，由于无子，皇位由他的侄子哀帝继承。［6］ 新帝有自己的主见，甚至在他多病的身体容许的情况下，试图进行强有力的亲政。此外，他母亲的丁氏家族和他祖母的傅氏家族大肆进行反对王家的阴谋活动。按照传统，王政君被认为是哀帝的养祖母，不能随便废除，于是被授予太皇太后的称号。但是王莽被迫辞职。他的辞呈在开始时被圆滑地拒绝了，后来在公元前7年8月27日被接受。他得到了许多荣誉，隐居在他京师的府第。他住在那里，直到公元前5年夏天奉命离京而居住在他所封的侯国。［7］
王莽的放逐并不能使他与他的许多支持者甘心，后者大声疾呼地要求把他召回。哀帝让步了，在公元前2年容许王莽回京安静地隐居。次年8月15日哀帝死去，王莽得以重新掌权。这只是因为哀帝的母亲和祖母已分别在公元前5年和前2年死去，才有此可能；这样，随着哀帝之死，王太皇太后作为皇室无可争辩的长辈，有权解决宪制的危机。［8］ 哀帝死前无子，也未指定继承人。但他曾想让位给他的宠臣董贤，并在临终时把御玺交给董贤。太皇太后终于面临清除董贤和为汉室选立嗣君的问题。
哀帝死后，御玺立刻被找回，同日，王莽被召进宫。他向太皇太后建议剥夺董贤的官职和爵号。此事在次日，即8月16日完成，董贤自杀。8月17日王莽再次被任命为大将军。他很快压倒了哀帝的母系亲族，把他们遣送出长安。［9］
这时，王朝的继位问题解决了，未遇到困难。自元帝在公元前33年去世以来，他的后裔一直在位。这时只有一个哀帝的堂兄弟还活着。他是合法的继承人，于是王莽向太皇太后进谏，要求把他召来。他就是在公元前1年10月17日登基的平帝。恰好新帝生于公元前9年，所以还只是一个儿童，这不会使王莽感到不愉快。
在平帝名义上统治的短暂期间，王莽的权力增大了。他把其伙伴和支持者安置在关键的职位上，并真正地得到官员和文人的爱戴。太皇太后也乐于把一切实权交给他。他的政府似乎是胜任的，并取得了种种成就，其中包括：公元3年改善地方的学府；公元4年扩大太学；公元5年在京师就古典文献、天文占星术、律管、语言学和占卜术等题目召开会议；公元5年从渭水流域穿过其南面艰险的山脉开凿新路直达四川；在边界保持了安宁。公元1年，王莽取得了显赫的安汉公头衔。公元4年3月16日，他的可能生于公元前9年的女儿被立为平帝的配偶，王莽又得了各种荣誉。［10］ 作为年轻皇帝的岳父，还可能成为下一个皇帝的外公，他可以泰然自若地面向未来，并且期待着长期掌权。但在公元6年2月3日，平帝突然死亡。［11］
后来有人宣称，王莽把平帝毒死。这个指控最早是在公元7年提出的，后来在王莽垮台后的内战期间再次提出。［12］ 没有证据能证实或否定这个指控。在中国历史上王莽大概不是在他登上皇位的道路上清除其敌人的唯一的人。这类谋杀是屡见不鲜的，而王朝的历史学家对他们认为是合法君主的那些人持宽大的态度。但是对弑杀君的种种指责也是老一套的；旁证有力地说明王莽是无辜的。他最近刚把女儿嫁给平帝。平帝尚未成年，所以王莽的权力是稳固的。他那时是否已决定推翻汉王朝，值得怀疑。他无法估计皇族反对政变会多么坚定，或者汉室在农村的追随者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谋害皇帝很容易触发一次危机，王莽可能在危机中失败。因此，平帝之死可能给王莽带来很大的不便。他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权力而又不使汉皇族反对他。
随着平帝之死，元帝再也没有后裔在世了。必须在家谱中退一步从宣帝（死于公元前48年）及其妃子的后裔中选一个继承人，这样的选择余地的确很大。有资格的候选人有5个王和将近50个侯。如果王莽选一个成熟而能干的人，他的摄政将会突然中止。如果他选一个儿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他打算延长他的权力。公元前184年吕后就采取后一种办法，当时她立吕家的一个幼儿，同时伪称他是惠帝之子。［13］ 为了延长外戚的权力，后汉时期以同样方式所立的幼帝不少于四个。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王莽决定不放弃摄政，并甘冒激怒刘氏皇室的风险，选了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候选人。他就是生于公元5年的宣帝的玄孙刘婴。这个儿童未正式登基。首先，王莽自封为摄皇帝。然后，在公元6年4月17日刘婴被指定为太子，并被授予孺子王的称号。［14］
汉室的反应是迅速而徒劳的。第一个起来反对王莽的是一个侯，他在公元6年5月或6月集结了一支小部队，并试图夺取其郡的治地。他不但被彻底打败，而且一名父系亲戚自动向王莽投降，并低声下气地呈上了一份道歉和阿谀奉承的奏疏。同年7月1日，太皇太后重新批准王莽为摄皇帝，这个称号只能被认为是向天下宣告他的胜利。［15］ 后来汉室其他两个侯的叛乱——不知道是联合的还是分别发起的——毫不重要，古代的历史学家甚至未交代它们的日期。
从公元7年起，大平原中部发生了一次更严重的起义。起义由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之子翟义领导，他拥立一名皇室成员，成立政府，并指控王莽毒死平帝。另一次规模较小的叛乱在京都附近爆发。王莽采取了一些有力的反措施，其中之一是宣布当年轻的王成年时，将还政给他。在三个月内，起义已被平息。［16］ 此后，王莽未再遇到严重的反对。
王莽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起义者，而且实际上所有的官员都接受他的领导，这必定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使他相信道德败坏的汉室已经失去了一切支持。他与其同时代的人一样，不但相信天命，而且相信五行（木、火、土、金、水）的依次接替；每行各与方向、颜色和动物互有关系。
每个王朝各在五行中某一行的力量下进行统治，当这行依次被下一行取代时，王朝就衰亡。经过了争论以后，火被确定为汉朝的行，这意味着赤为汉朝之色。［17］ 但汉朝已长期执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它衰落的迹象。包括汉室成员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相信天命正在转移，五行中的土处于上升的阶段。王莽需要做的是通过巧妙的宣传去说服公众，使之相信改朝换代的时刻已经来临。这就要伪造吉兆以达到这个目的。
古代中国的一些开国皇帝和他们的支持者是实用心理学大师。他们对典籍和不足凭信的文书中的预言作有利于他们的解释，并虚构预言，制造吉兆和散布反对其敌人的政治歌谣。王莽及其追随者精通这种狡猾的手法。从公元6年起，符瑞一个接一个地上报皇上，公元8年以后，上报越来越频繁：如发现了刻石和一个石牛，在梦中出现了上天的使者，一口井自动地开成，发现了一只有两个铭文封皮的铜合，等等。所有这些征兆的启示都是：王莽应该登基。难道他不是黄帝之后裔吗？黄是土行之色。牛是与土相关的动物。当然，拼凑起来的一切打算表示：王莽是黄帝，下一个轮到他来创立一个王朝。
王莽利用公众的手法与后来用来支持汉代中兴的方法完全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中，精明的从政者都懂得群众心理学。但由于他们同时既是理性的，又是迷信的，他们最后相信了自己的宣传。只是在他们的历史学表达方面，这两个运动才有所不同。后汉的胜利使它以前的宣传合法化而成为新的国家正统。虚构的预言变成了证明王朝创建者价值的上天的启示。王莽则成了一个篡夺者，他的宣传全是伪心理学的伎俩，这是被上天遗弃的可鄙的人的行为。
如同许多政治运动，人们不容易看清王莽的行动究竟主动或是被动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但是他又领导了一个庞大而有势力的集团，其成员都指望通过他取得利益。上报皇帝的接连不断的符瑞可能给王莽带来压力，最后迫使他行动。［18］ 公元9年1月10日，他采取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行动。他宣布汉朝已亡，自己登上皇位，称其王朝为新朝。［19］ 孺子王受到了不寻常的宽大，被废但没有被杀，他过着隐居生活，最后娶了王莽的孙女。新的大臣被任命。汉朝的贵族在公元10年被贬为平民。公元9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公元10年中亚发生了一次小兵变，但很快被镇压下去。王莽牢牢地控制了政府，并在长安建都。
［1］ 《汉书》卷一百上，第4211页。
［2］ 《汉书》卷九八，第4013页以下。
［3］ 《汉书》卷九，第27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02页）。
［4］ 关于成帝的性格和作为，见《汉书》卷十，第30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74页）；《汉书》卷九八，第4017页。
［5］ 关于王家成员被任命为大将军的情况，见《汉书》卷十，第30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75页）；卷十九下，第830、835、838—839、841—842页。
［6］ 《汉书》卷十一，第33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7页）。关于选成帝继承人的情况，见本书第2章《王朝问题种种和皇位的继承》。
［7］ 《汉书》卷十一，第33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9页）；卷九九上，第4041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30页以下）。
［8］ 关于皇后在王朝混乱时期专权的先例，见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载迪特尔·埃克梅尔等编：《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卡尔·宾格尔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81），第103页以下；本书第2章《皇帝的作用和继位问题》。关于后来的例子，见本章《政治派系》。
［9］ 关于董贤，见《汉书》卷九三，第3733页以后；卷十二，第34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61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82页以下；见本书第2章《王朝问题种种和皇位的继承》。
［10］ 《汉书》卷九九上，第4047、4066页以下、4069、407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46、184页以下、191页以下、212页）。
［11］ 《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7页）。
［12］ 《汉书》卷九九上，第408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5页）。
［13］ 见本书第2章《吕后（公元前188—前180年）》。
［14］ 《汉书》卷九九上，第4079—408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8—225页）。
［15］ 《汉书》卷九九上，第408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3页）。
［16］ 《汉书》卷九九上，第408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7页）。
［17］ 关于五行在确立和支持行使主权的权力时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水、土、火——汉代的象征》，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1979），第63—68页；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第90页以下。又见本书第1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第2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第13章《当运之德的选择》。
［18］ 例如，发现的一块石上有宣称王莽应为皇帝的启示（《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8页以下〕）和上报的一个你可以解释为同样内容的梦（《汉书》卷九九上，第409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50页〕）。
［19］ 《汉书》卷九九上，第4095—409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5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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