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历史评论_剑桥中国明代史

各种历史评论

　　在传统的分类法中，评论集或笔记一般分在子部的杂家或小说类。不过很明显，大多数笔记提供了有关历史问题的重要资料：

　　在多数情况下，[笔记]作者的目的是想为学术性的和机智的谈话提供材料，这个目的在这类作品的序言中常有说明。但作者往往希望写下自己的体验和见闻以补充正史。另一个目的是举例说明传统道德，例子好坏都有。最后，还有一个动机，它经常伴随其他的动机出现，这就是为了娱乐。由于是学者为学者而写，不言而喻，它们也反映出士大夫阶级的意识形态，包括这个阶级的全部传统观念。我们很少能了解下层阶级；大多数事件的记载来自有学识的官僚阶级。［1］

　　这些笔记的范围和内容可说是无所不包。许多主要地是谈论儒家经典、文学和较早时期的历史。这种笔记对明代的思想和思想史很重要。它们也讲述各种惊人的或流行的故事，对某一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但这类著作跟小说一样，不能在谈历史资料的一章中充分讨论，尽管小说以至诗歌对了解明代的文化与社会有极大的重要性。

　　我们将把讨论限制在对明代的政治和社会史提供了直接资料的笔记的范围内。笔记较之其他任何历史著作更是个人的；在笔记里，作者的主观的、个人的态度变得很明显。因此，它们是真正意义的“野史”。

　　然而《四库全书总目》和其他大多数传统目录无一例外地将笔记通通列入子部，《千顷堂书目》适当注意到许多笔记的历史著作性质，而把它们比较合适地列入史部中的别史和杂史类。有些笔记包括到作者在世时为止的整个明代，往往有正史中所没有的有价值的资料。

　　它们中间最突出的，是沈德符的《野获编》（1619年，4.1.5）。他的笔记主要谈论历史、政治和制度问题，根据的是从他曾任京官的祖父和父亲那里得来的材料、他自己在北京和别处的经历，以及其他各种资料。作者的不带偏见和往往是非传统的看法，提高了这部作品的价值。虽然此书被禁，但清代学者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它重编于1713年，重印于1827、1869和 1959年。［2］

　　这类笔记中常被引用的另一部笔记，是朱国祯的《涌幢小品》（1621年，4.1.6），他也是一部大型综合体明史的作者。50000442_0816_1［3］也许卷数最多的笔记是张萱的《西院闻见录》（1632年， 4.1.7）。［4］它包含的传记材料是按不同的人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道德或其他品质分类的，这些人主要是官员。它包含的引文是按政府部门和这些部门内的官员的职能编排的。引文引自奏议和其他著作，其中有些已失传。最后一小部分以民俗和宗教为特点，内容主要引自其他资料。它一方面接近于传记著作，另一方面接近于经世文。它是有用而重要的资料。

　　其他笔记如焦竑的《玉堂丛语》（1618年，4.2.6），［5］或刘若愚的《酌中志》（约1638年，4.2.7），主要谈政府体制和官宦生活。它们往往在国家体制上对正史和别史作了补充。《酌中志》谈皇宫中的事件与活动，特别是最后四朝。它是由宦官写作的少数作品之一，因而是有关晚明时期内廷事件和生活的重要资料来源，因为它没有反映官吏对宦官的偏见。

　　被《千顷堂书目》归入子部的其他比较一般性的笔记，含有与明史有关的材料。其中最突出的出版于《千顷堂书目》包括的时期之后。这就是顾炎武写于1671—1695年间的《日知录》。它涉及的题目范围广泛。这些笔记不像其他许多作家的笔记那样是随便写的，而是基于顾炎武广泛的阅读和旅行观察。它含有有关明史许多方面的有价值的资料。

　　对研究明代有用的其他作品有，郎瑛的《七修类稿》（1566年或稍后，　4. 3. 3），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 1573年，4.3.5），谢肇淛的《五杂俎》（约1600年，4.3.11），［6］和焦竑的《焦氏笔乘》（1606年，4.3.13）。有的笔记如田艺蘅的《留青日札》（1573年，4.3.6）含有文化史和民俗学资料。有的如徐禛卿的《翦胜野闻》（约1500年，4.5.7）涉及过去一个有限的时期。笔记更经常谈论的是作者在世时的事件。李贤的《古穰杂录》（1460年以后，4.5.3）涉及的时期从宣德到天顺朝，而张瀚的《松窗梦语》（1593年，4.6.4）涉及嘉靖、隆庆和万历初期。

　　另外一些作品只涉及某一地理区域。大多数目录把它们列入地理和方志，包括这样一些作品如周晖写南京的《金陵琐事》（1610年，4.9.5），［7］陆粲写江苏南部的《庚巳编》（约1520年，4.9.2），和屈大均写广东的《广东新语》（约1680年，4.10.2）。［8］

　　有些作者（如沈德符和顾炎武）专门对一些问题发表相当客观的批评意见，这些问题是他们通过自己广泛的知识和阅历所真正理解的。另一些作者（如郎瑛）专门搜集各种奇闻轶事。还有一些作者热中于对某个问题、某些人和他们的行动发表他们的个人意见（如徐禛卿），或叙述他们自己的经历（如谢肇和李贤）。其余的作者是比较没有偏见、见解比较开明的民间学者（如沈德符和田艺蘅）。如此看来，王世贞的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9］不过，笔记中包含着无比丰富的资料，必须仔细加以评价。

　　［1］陈学霖：《当代中国史评中的李贽（1527—1602年）》[22]，第125—151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65—1567页。

　　［2］ A.J.M.德穆瓦里亚克·德马拉：《中国通史，或这个帝国的编年史：〈通鉴纲目〉译文》[140]（巴黎，1779—1785年），第10卷。

　　［3］这个版本的翻印本，1978年在台北出版。

　　［4］关于这部著作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5］《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99—1405页。

　　［6］彼得·奥尔布里希特：《中国的列传》，《时代》，8，2—3（1957年），第224—235页；崔瑞德：《中国的传记著述》[520]，见《中国和日本的史家》，W.B.比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伦敦，1961年），第95—114页，和《中国传记问题》[521]，见《儒家人物》，芮沃寿编（斯坦福，1962年），第24—39页；戴维·S.尼维森：《传统中国传记的诸方面》[407]，《亚洲研究杂志》，21，4（1962年），第457—463页。

　　［7］尼维森：《传统中国传记的诸方面》[407]，第459页。

　　［8］尼维森：《传统中国传记的诸方面》[407]，第457—459页。

　　［9］ 8卷（台北，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