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_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清朝获胜的原因

　　1864年7月当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最后被曾国藩的军队攻陷时，中国士大夫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已在私自庆幸，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历史中的罕见现象——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并且一度鼎盛的王朝，在以后衰败时仍能扑灭一次席卷全国的和难以对付的叛乱。这在传统史学中被称为中兴，自古以来，这样的事例不过荦荦数端而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经常引用的这类事例中，有规模巨大的安禄山之乱被扑灭后肃宗在位时（756—772年）的唐代中兴。

　　从历史角度看，清代的中兴也许甚至比唐代的中兴更令人瞩目。公元八世纪的帝国将领还远没有摆脱南北朝（317—589年）的军事-贵族文化，但是清末的士大夫尽管身受一千多年越来越无价值的书本文化的影响，却能消灭太平军。另外，唐代的中兴出现了实际上独立的藩镇，而清帝国政权却能经过叛乱而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总督和巡抚在治理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回旋余地，但是仍要继续依靠皇帝的恩宠以保持禄位。唐肃宗曾从中亚的回鹘人那里取得援助，同治初期的清朝也同样得益于西方“夷人”直接和间接的援助。唐朝虽然能指望用中国的优越文化去威慑甚至同化异族援助者，可是十九世纪中国面临越海而来的外国人，他们不但不能被同化，而且拥有比中国自己的文明还要高明的物质文明。

　　任何中兴的主要事件都是军事性质的，即必须打败叛乱者。

　　第六章曾经着重指出，清朝的胜利是由于：第一，中国的上层人士把王朝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他们能用自己组织起来的临时武装来维持地方秩序。

　　虽然团练和勇都是有用的，但由于有了一种新型的军事组织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新型组织就是勇营，它是帝国的半正规军队，在当时是一大创举。［1］最早和最重要的这类军队虽然在湖南组成，都称不上“地方军队”，因为它很快就被调出省外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的规模与勇的规模不同，后者一度发展到十三万六千人。虽然团练和勇的饷银主要都由绅士筹措，但湘军的饷银则由帝国在省库内拨付。曾国藩打算从湖南的上层人士那里筹款，但效果不大，于是就依靠帝国授权湖南、湖北、广东等省拨付的饷银，以及朝廷批准出售功名、官衔甚至官职的所得来资助他的大军。他的经纪人跋涉数省以兜售北京为此目的而颁发的“执照”。［2］曾国藩在建立他的军事统一组织和训练制度的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管理经费和给养的机构。杰出人物如罗泽南、胡林翼和刘蓉（1816—1873年）等人把谦恭的、但又义无反顾的儒家思想付诸实践，从而使他们自己也具有曾国藩那种拯救王朝和拯救文明的坚定决心。

　　曾国藩：考验中的儒家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是关于万物各安其“分”的程朱学说。就人而言，每个人的“分位”存在于等级地位中，即存在于帝国制度和家庭内部的等级地位之中。曾国藩与桐城学派的学者一样，也强调要关心人的福利，但仍认为“伦纪”甚至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书信中，他就表示了他的看法，认为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如果忽视了“殊”，“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3］

　　曾国藩不但是一个虔诚的自我修养实践家（如主张黎明即起，按时练字，熟读经史和写反省日记等），而且对行政问题也有广泛的兴趣。他对经世致用的态度主要是依赖“人治”而不是“法治”。就制度而言，他倾向于保存清朝政府的和社会的惯例，包括各种礼仪在内。他认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实现贺长龄和魏源喜用的一句名言：“综核名实”。不过，他又遵循桐城大师的主张，强调只有具有正统学识根底和有修养的人才能改造官僚界内部的习俗，因而最大的需要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4］他在一篇早期的著名文章《原才》中主张，只有“贤且智者”的出现，才能使急剧形成严重危机的世风日下的形势得以扭转，并认为只靠几个视国家利益为自己利益的人的领导和榜样，也能改造整个一代人的风气和习俗。他不是没有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但他在翰林院进行的研究使他相信如秦蕙田（1702—1764年）所著的《五礼通考》那样的综合性著作，就足以指导行政实践和社会实践。他提出的唯一意见是增写关于论述诸如盐的专卖、河道管理和货币政策等事务的经济这一节。［5］由于理学总是有“内”“外”——即本质和功能——之分，所以曾国藩认为，清朝的制度虽然在道德和礼仪这两方面没有缺点，但在实际执行方面能够——而且应该——有所变通。他在1851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6］

　　1853年1月曾国藩被任命为负责湖南省地方防务的钦命大臣后，他对文武官员的腐败无能深为震惊和感到痛心。但他除了竭诚领导以外别无良策；曾国藩出于对理学的信仰，认为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真正改变摆在王朝面前的命运。他说：“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狱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7］于是曾国藩决定应用其经世致用术的两个方面，即又要注意人的道德品质，又要注意他们的组织能力。他在选用将领时特别强调候选人要具有“忠义朴诚之气质”。他宁愿要学者来当将领，要求需用之人选必须具备“血性”和“廉明”的品质，这甚至比要求他们具备军事经验的心情更为强烈。他要农民出身的“纯朴”的人来当下级军官和士兵。［8］

　　为了管理他的陆军及其附属水师的粮饷，曾国藩经清帝的批准成立了一个官僚机构。虽然他在一开始没有被封为钦差大臣，但他是领有钦命的。［9］这使他有足够的权力，可以给官员颁发札委和授给他们委员的头衔。曾国藩还在他的大本营中设立一个“参谋部”，即绿营的营务处。在湘军进驻湖北然后又进驻江西后，不管曾国藩的大本营设在何处，都在附近城镇设立粮台，以监管船运粮食。此外，在前沿阵地还有管理饷银和弹药的机构。［10］

　　曾国藩非常注意被委托办事的人的品质。他选拔一名对水战有一定经验的下级绿营军官杨岳斌（1822—1890年）和与地方防务有过短期关系的生员彭玉麟（1816—1890年）来指挥他的水师。尤其是彭玉麟，他证明是一名勇猛、正直和谨慎的儒将，所以深合曾国藩的心意。曾国藩依靠他的一批私人幕友来为营务处、粮台和各种特设的局办事，这些人名义上是他的“食客”，并从他私人俸禄中支领酬金。曾国藩以善于把精干之士招进幕府和量才使用他们而著称。他常常任命幕友至营务处或某个粮台任职，这样就把“食客”转为有委员地位的政府官员并付给官俸。曾国藩的心目中也需要以不贪赃、有实际才能而为人称道的“正人”来充当这样的管理人员。但实际上，他伤感地发现，他不得不在湘军和绿营将领中放宽他的品行标准。他只有对手下官兵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才能彻底维持湘军的战斗力。但对这些挽救其战斗力的办法，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是难得给予承认的。

　　事实上，湘军的战斗力大大地被许多赞美它的编史者们夸大了。诚然，湘军在1854年10月攻克武昌之举，遏制了太平军企图巩固沿江所有城市的战略锐气。而1854年12月在湖北边缘的田家镇击溃庞大的太平军水师的战绩也显示了曾国藩水师的质量。但当曾国藩沿江而下远征江西时，他被断然阻挡住了。至少他的一半水师被围在鄱阳湖达两年多之久；而且尽管湘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回师防守，太平军仍于1855年4月重新攻占了武昌。曾国藩仍继续被围在南昌，而由胡林翼（当时的湖北省代理巡抚，后来又实授巡抚）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指挥大部分湘军作战。到1856年6月，当驻在南京以东并由向荣统率的江南大营崩溃时（见第六章），湘军在江西和湖北同时也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只是由于南京发生内讧而消除了太平军施加的压力，才得以避免一场灾难。除了湘军的水师以外，它的各支部队当时大部分被打垮，虽然胡林翼成功地集结了他的兵力，而在1856年12月又攻占了武昌。

　　也出现了湘军暂时恢复元气的时期，它在两三年内扩充到四万人左右。它尽管遭到几次惨败，但到1859年中期仍能肃清江西和湖北的太平军。军队的规模已经扩大，同时基本上还保持着它的组织形式，可是曾国藩却不得不放弃他在选用军官方面的原则。象罗泽南和李续宾那样杰出的儒将已在战斗中丧生。曾国藩和胡林翼所依赖的新将领再也不是能实际指挥战斗的儒家人物了；剩下的几个儒将驭将比带兵更为内行。在营一级将领中，读书人已不再占优势。这时大部分指挥营的将领只勉强认识几个字，但其中有些人甚至被擢升为统领。［11］经验证明，执行前线任务需要读书人所缺乏的精力，而在文盲和半文盲中，却有具备卓越战术才能的勇将。原为曾国藩水师下级军官的鲍超，在1855年被胡林翼提为统领，带领三千名新兵。据说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鲍超与其他两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毕金科和朱洪章就成了曾国藩最器重的统领。朱洪章自称是一个在下令屠杀数以千计的敌军时难得眨眼的人，在十三四岁时就放弃了读书的机会，未满二十岁就参加了勇营。［12］

　　象鲍超和朱洪章等人虽然善于指挥作战，但容易娇纵他们的官兵。湘军的军纪不断败坏。每当夺取一个城镇，随之而来的即使不是滥杀，也总是掠夺。1858年7月当曾国藩服父丧十五个月后复任时，他发现湘军的行为如此之坏，以致地方的团练也常与他们作战。其弟曾国荃返任得更早，他从湖南带来的两千名士兵在粗野的、但有作战经验的营级将领带领下，1858年9月在江西吉安的一次重要战役中赢得了胜利。但在胜利时，他的部队变得那么难以驾驭，以致它不得不立即被解散而代之以新兵。1858年末三河镇之役遭惨败后（儒将李续宾和曾国藩另一个弟弟死于此时），湘军又设法进入安徽。但此时曾国藩所率各营实际上大部分由新入伍的官兵组成，他们被象朱洪章那样久经沙场的粗野将领所带领。尽管曾国藩宣扬爱民（他在1858年末亲自写的军歌以此为歌名），湘军原来的良好风纪似乎再也没有恢复过。

　　在此以前，曾国藩已经写出他的主张，认为理想的军事将领应“不汲汲于名利”。但到了1856年，他发现大部分湘军军官“皆不免稍肥私橐”。他所能做的就是但求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13］到了1859年，曾国藩几乎要把将官划入衙门胥吏和差役这一类儒生认为不得不容忍的无德之人之列。他这时认为，中国古代的伟大而有德行的将领肯定已被历史学家理想化了。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象罗泽南和李续宾那样非凡的儒将，“皆邂逅遇之，非求而得之也”。即使他的最优秀的将领，也只有在让他们看到建议擢升其绿营军阶的奏折时，或者在他们预期掠夺战利品的前景特别有利时，才肯卖命。他写信给胡林翼表示了他的极端实用主义，当时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学“老僧不见不闻……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14］这就是以我佛的智慧来补儒家经世致用之术的不足！

　　清帝国的政策：向同治时代过渡

　　从1859至1861年这三年，人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的兴起，同时也看到清朝对欧洲人的政策从敌对转向妥协，这部分是由于在随着幼主登位而产生的权力斗争中，宫廷决策人有了变动的缘故。

　　在向同治年间过渡的时期，任用汉人担任省的要职这方面的政策可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清朝的统治者已经非常信任他们的受过严格教育的士大夫。据报道，咸丰帝在他深为尊敬的教师杜受田（1787—1852年）的推荐下，选择了信仰理学的汉族诗人兼政治家祁寯藻（1793—1866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15］虽然祁寯藻在1855年退隐，但他的许多意气相投的好友在京师仍身居高位。他在军机处的继承者文庆是一个颇有阅历的满人，此人自1853年以来一直担任户部尚书，并推荐过胡林翼为湖北省巡抚和骆秉章继续担任湖南省巡抚。1856年文庆去世以后，清帝愈加听信肃顺（1815？—1861年）之言，后者是平日陪侍清帝的最能干的宗人。肃顺是清帝另一名宠爱的皇亲端华的兄弟，他在1854年起开始被任命为御前侍卫和工部侍郎。他在担任包括理藩院尚书在内的一系列要职后，在1858年末又任户部尚书。肃顺为人骄横恣肆，但对汉族文人则颇具爱才好士之风，并且任用了郭嵩焘和王闿运等湖南才子当他的幕僚。曾国藩在1860年夏季被授予两江总督之职，就是出于肃顺的保举。［16］

　　肃顺一意孤行，急于想纠正政府中各种臭名远扬的弊端。他与其说是一个儒家，不如说是一个法家；他的作风严厉。1858 年后期，在北京发现了一起举人考试贿赂案。清帝在肃顺及其同僚的建议下，下诏把一名满族高级主考官及六名被指控的同犯处以极刑。行刑后的八个月，即在1859年11月，肃顺对发行钞票的官办银行进行了调查，此举再次震动了北京的官场。纸钞与声名狼藉的大额劣质咸丰铜钱，是清廷谋求解决其财政危机的无可奈何的办法之一。肃顺把数十名被控贪污的户部胥吏连同许多经官方批准经营的银行主关进狱中。他因此以勤奋和意志坚强著称。但当时在北京的郭嵩焘后来指出，肃顺的行动还算不上彻底的改革。他认为，清政府的主要缺点在于官场讲究排场以及政府政策的颟顸。他断言某些不法行为是难以避免的，这使人想起曾国藩议论他的将领的一些话来。他写道：“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17］

　　肃顺任理藩院尚书时，已经继承了明清帝国的政策，即凭借天子的威严作为主要支柱，以确保中国对亚洲腹地各部族首领的控制。因此，要清帝与欧洲的蛮夷酋长平起平坐，这对他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从所有迹象看，肃顺是要求废除1858年天津条约中某些条款和鼓励僧格林沁加强大沽湾防务的那个非正式的王公集团的幕后策划者（见第五章）。他在处理外交政策时，与他处理户部的贪污胥吏一样僵硬，这可从1859年7月，即僧格林沁在大沽炮轰英舰后一个月，他与俄国公使伊格纳捷耶夫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但拒绝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而且还拒绝接受瑷珲条约草约，该条约已在1858年由黑龙江的满洲将军谈妥，并规定割让黑龙江以北的土地。

　　当1860年8月僧格林沁的部队被第二次英法远征军击溃后，肃顺及其同僚感到必须接受在北京开辟外国使馆区的要求；但即使在面临灾难之时，他们对谒见清帝不行叩头礼这一问题仍不肯让步。于是下令对英法军队进行一场讨伐性的战争。清帝国军队很快被联军的火力击溃，但肃顺这时与清帝正在前往热河行宫的途中（从北京出发，路程一般为六天）。恭亲王与唯一没有随驾离京的军机大臣文祥则留下与欧洲人谈判。

　　在热河时，身为内务府大臣和户部尚书的肃顺取得了实权。虽然除了让恭亲王及其同僚开始履行1860年10月和11月签订的北京条约外别无选择，但一切国内外政策的重大决定仍要在热河的宫廷中作出。英军和法军撤离北京后，他们仍有约六千名留在大沽和天津。经过这场战争，北京的官员就这样创立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新秩序，而滞留在长城以外热河的朝廷则怀恨在心。随着新条约的履行，热河和北京之间的观点分歧不断扩大。

　　1861年1月，清帝批准新设处理西方关系的总理衙门，并于3月31日正式成立；两星期后，英法两国大使抵京驻扎。按照条约，虽然镇江上游的九江和汉口要等太平军被镇压后才得向外国船只开放，但恭亲王为了使欧洲人在内战时支持清廷，却奉命于1860年12月将这三个商埠全部开放。显然，太平军和捻军对王朝的威胁要比英国人和法国人更大；甚至俄国人也暂时得到了满足。恭亲王和文祥奉诏要发还原来天主教的财产，并要在新商埠开辟时在那里安排外国租界。为了执行1858年的中英通商章程，外国海关督办管辖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商埠。1861年1月的上谕批准了江苏巡抚兼代理通商大臣薛焕的建议，让已在1858年被提名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正式就任。李泰国在当额尔金勋爵的翻译时采用恫吓策略，故清朝官员十分痛恨他，可是实际上李泰国是英国公使卜鲁斯提名的，虽然1858年的通商章程已经规定外国政府不得干预税务司的人选问题。恭亲王和文祥认为任命李泰国是有利的，因为北京在1861年初又处于财政危机之中，户部的库银已减少到三十万两。虽然向外国船只征收的贸易税的百分之四十用作对英法的赔款，但人们仍然认为，欧洲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会力图增加关税收入，并且新财源将比中国各地关卡的预计收入更大，因为后者“往往以多报少，隐匿侵蚀……无从彻底清查”。［18］在1860年期间，李泰国已经在英国占领的广州以及汕头设立了新的海关。他不久以健康为理由请假回英国；临时代理他的赫德（1835—1911年）继续拟订进一步的章程，并在其他商埠设立新海关。

　　咸丰帝不愿看到所有这些现实，特别不愿看到欧洲军队仍在天津留驻，所以他一再推迟返京日期。他再也不能回京了，因为他在1861年2月患了重病（可能是肺结核）。他在夏初时稍有好转，但在8月20日病情突然恶化。在两天后去世之前他一度苏醒，但时间短得只能立下两道遗诏：其一是立他的五岁独子载淳为皇储，另一纸是授权四位侍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和景寿，都是宗人）和在热河的四名军机大臣“赞襄一切政务”。前四人所受的权力既不能被解释为顺治帝未成年时多尔衮的那种摄政，也不能说成是康熙帝未成年时鳌拜及另外三大臣的辅政。（可以推测，这八人在怎样抬高他们的作用这一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肃顺在他们之中最为机敏，但又是地位较低的宗人，决没有资格当摄政。）然而这八人对自己作为“顾命之臣”的身分信心十足，以致他们以幼主的监护人自居，并且指望代他来作决定。

　　但并不是把权力全部授予他们。由于他们只受权“赞襄”，所以不能合法地启用通常代替“硃批”的御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两位皇太后的固有的权力，因为母后的地位能够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御玺。咸丰帝去世后留下了二十五岁的皇后钮古禄氏，她为人随和，没有野心。但这时的天子载淳的生母却是叶赫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1835—1908年）。按照规矩，8月22日的诏令晋封叶赫那拉以及位居其右的东宫钮古禄为太后。八名谘询大臣在谒见两位太后时，提出此后他们起草的一切敕令和诏书，都要由两位皇太后加盖她们掌握的御玺来批准。但叶赫那拉过去曾为先帝整理过奏摺，因而她们坚持要先看过一切草拟的敕令、诏书以及奏摺，才能在任何文书上加盖御玺；而且由谘询大臣提名的高级官员任命事项，也必须要经过她们的批准。这八名谘询大臣勉强同意了。但两位皇太后并不公开上朝听政，她们只召见这八个人。

　　这种做法并无错误，因为在此以前的清史中，从没有皇太后上朝听政之事。但在以前的朝代中都有很多这样的先例，而且中国的传统是可以援引的。北京的官员这时发起了一场运动，以使两位皇太后实际执政，或者按照历史上常见的做法实行“垂帘听政”。［19］恭亲王无疑是幕后人，他最后获准前往热河行宫。当时在热河的军机处的一名官员写信声称，恭亲王设法晋见了两位太后，并缓和了她们对欧洲人的恐惧心理。［20］ 9月14日，即恭亲王启程回京后第三天，一名御史向热河奏请两宫“垂帘听政”，另外应指定一、二位亲王来“辅弼政务”。八大臣大为激怒，就草诏谴责上奏折的御史，并且宣称，在清代从未有太后垂帘听政之例。叶赫那拉氏反对这份诏书，但拖延了—天半后仍同意在上面加盖了御玺。

　　肃顺及其同僚显然认为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们宣布，护送先帝灵柩的皇族送殡队伍于10月26日启程赴京，新帝将于11月11日登基。肃顺可能已与满族将领胜保取得了秘密谅解，后者已于9月18日来到热河，此行名义上是来祭奠清帝的。胜保是1860年夏在与捻军交战时奉召协助保卫北京抗击英法联军的主要将领。他虽然被欧洲人打败，但仍在北京周围拥有重兵。很可能他在耍两面手法，曾答应要支持八大臣；但时机一到，他就背叛了他们。

　　两位皇太后陪同幼帝于11月1日回到北京。恭亲王立刻被召见；两位皇太后次日又召见恭亲王、桂良、文祥和大学士周祖培，交给他们一份据说是醇亲王奕訢（咸丰帝的异母兄弟，并娶了叶赫那拉氏的妹妹）起草的诏旨。诏书指责八大臣（特别是载垣、端华和肃顺）僭窃帝权，欺骗先帝，并在外交政策方面提了错误的意见。据说召见正在进行时，应该陪同缓慢行进的灵车的载垣和端华突然出现，他们高呼“太后不应召见外臣！”但他们被恭亲王的卫士拘捕。当晚，在离京不远的送殡行列中的肃顺也被醇亲王率领的军队所捕。11月7日经两位太后指令召开了京畿官员的会议（包括内阁和六部九寺的高级官员以及翰林和御史等），会上提出应把载垣、端华和肃顺凌迟处死。次日，降旨谴责他们伪称先帝任命他们为皇太子的咨询大臣，肃顺曾打算在两宫之间搬弄是非，并且他有一次曾经自己坐上过御座。建议的处分随即被减轻，载垣和端华被“赐死”，肃顺被斩首——都立即执行。对其他五位大臣则建议充军流放，但其中大部分人被减罪，只受到革职处分。

　　11月2日，即两位皇太后回京后的次日，收到了两起要求她们秉政的奏折。她们立即要原来斟酌八大臣罪行的那个集团来安排皇母的“垂帘听政”。她们授予恭亲王“议政王”这一显赫称号，使他在政体中有着突出的地位。这个称号原来是在1622年由满洲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封给身为八旗领袖而又是自己的儿子和宗人的，自乾隆（1736—1795年）以来还没有被使用过。［21］这时又授予恭亲王这一特殊荣誉，却不去考虑原来的用法了。此外，恭亲王又被任命为首席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和宗人府宗令。但叶赫那拉氏设法保持了皇太后对诏书和钦命的最后决定权。她们不但掌握御玺，而且还在幼帝面前召集所有文武大员听政，也就是行使了摄政权。有关“垂帘听政”的条例已在11月9日的诏令中作了规定。例如，甚至关于军事的奏折，也必须先由太后们细读后才交由议政王和其他军机大臣酌办。只有在召见中得到指示后，大臣才能起草清帝批示。当接受省职的官员按常规上朝见驾时，两太后与幼帝一起坐朝，她们坐在幼帝宝座之后的八扇黄色薄纱屏风后面。

　　11月11日幼帝即位，改新年号为同治。汉学家兼外交家威妥玛写道，根据文祥的说法，同治是《书经》中的“同归于治”之简称，从字面上看，它指的是政府和人民都希望“共同回到（或恢复到）井井有条的状态”。两宫于12月2日初次临朝。一个在宏伟的金銮宝殿内下跪的官员仰面看到幼主高高在上，坐在巨大的御座上，左侧站着恭亲王，右侧是已成为御前大臣的醇亲王。但特别令人生畏的却是御座后面那座几乎是透明的黄色屏风。［22］

　　叶赫那拉氏在今后的四十七年中将成为中国的真正统治者。对清朝来说幸运的是，叶赫那拉氏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恭亲王开始在处理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了较大的行动权。所有记载都说恭亲王（1833—1898年）为人腐化贪婪，早就情不自禁地在决定他职责范围内的许多任命时接受贿赂。但是他年轻果断，尤其乐于采纳一个有真知灼见和忠于职守的满族政治家文祥（1815—1876年）的意见。文祥是一个在满洲的穷官宦之子，中过进士，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工部开始他的仕途生涯。他办事周密谨慎；他在1853年由于偶然的机遇，得以在负责北京军事的一些王公麾下工作（当时正值太平军北伐）。这种优点和经历使他的才能得到几名达官显宦甚至肃顺的赏识。他青云直上，不断擢升，在1859年终于升为军机大臣和户部侍郎。1860年9月清帝离京时，他奉命担任代理步军统领，留守北京，并在和议中当了恭亲王的助手。他证明是清朝新外交政策的真正制订者，而且西方官员把他描述为总理衙门中的“干员”。政变后，他又成为军机处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于他善作妥协的才能，以及他的勤恳和正直，他不但不断地几乎受到恭亲王的完全信赖，而且也得到慈禧的高度器重。

　　恭亲王和文祥不得不去安抚京师官场中的一派官僚，他们虽然同意与卑鄙的欧洲人达成妥协，但仍继续专门在政策和用人方面大唱道德高调。尽管对内战争和对外求和需要实用主义，但依然存在咸丰在位头两、三年开始时的那种风气——尊敬那些对宋代理学有特别造诣的官员。咸丰帝经他尊重的老师杜受田的推荐，把湖南的老年学者唐鉴（1778—1861年）召到北京：唐鉴因替那些忠实地遵循朱熹学说的清代学者辩护而闻名。后来，持同样见解的两名大学士翁心存（1791—1862年）和贾桢（1798—1874年）虽然没有决策权，但在京畿官员甚至省级官员中仍有影响，因为他们常在会试中担任考官，声称有许多及第的士子是他们的“门生”。由于两位太后的权力要依靠儒家的“孝道”，所以她们在1861年至1862年特别容易同样大唱咸丰初期的道德高调。政变后不久，蒙古血统的著名理学家倭仁几乎立即被任命为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次年，他被提升为大学士，同时担任清帝的老师。与倭仁同样以程朱理学造诣著称、并以个人道德楷模闻名的李棠阶（1798—1865年），［23］也放弃了河南的隐居生活而担任都察院的都御史和军机大臣。

　　虽然新的同治统治至少需要正统的学说来装饰门面，但恭亲王和文祥最关心的却是王朝面临的军事威胁。此时威胁与其说来自欧洲人，倒不如说来自太平军和捻军。早在1860年秋季与欧洲人议和时，他们已经在考虑（不过很谨慎地）在欧洲列强中是否有一两个国家可能会帮助清廷与叛军作战。他们接受了伊格纳捷耶夫关于向清廷提供步枪、大炮和教官的建议（第一次提于1858年），但条件是训练不得在北京进行，而是把选好的旗人派往恰克图受训。他们对清廷是否也应采纳伊格纳捷耶夫建议派一支俄国小舰队去协助攻打南京一事犹豫不决，但他们对此机会颇感兴趣，因而建议清帝将此事交曾国藩及其他官员酌办。但曾国藩等人反对此事；同时英国公使威妥玛也警告恭亲王和文祥，说任何派兵进入中国内地的欧洲强国可能再也不会撤走。不过此事提醒了这两个满族政治家可以用一支归清廷拥有的西方造的炮舰舰队去炮击太平天国的京城。1861年6月，法国公使馆又重提了在天津的一名法国海军中校提出的建议，表示法国可以协助清廷购买这样的舰队。但恭亲王和文祥没有接受，反而采纳了李泰国和赫德拟订的有关英国炮舰的计划。在卜鲁斯知情的情况下，赫德向总理衙门提出，有十二艘轮船，所费不到一百万两银子，可以通过对鸦片增收海关关税和在销售这种毒品时征收货物税的办法来筹款购买。赫德还保证船只可由汉族甚至满族海员来驾驶。［24］ 1861年7月，热河的清廷在批复总理衙门的劝说性的奏折时，批准了这个计划。为了筹措足够的创办经费而拖延了一段时期以后，赫德在1862年初才写信告诉李泰国进行购买舰队的事情。这样，就产生了在次年造成外交危机的著名的李泰国-阿思本小舰队事件。

　　恭亲王和文祥继续对欧洲人采取安抚的姿态。新开辟商埠的地方官员可能会拒绝与西方人及其领事合作，但北京总是对他们施加压力。［25］除了由江苏巡抚当时兼任（后来由两江总督兼任）的旧“通商大臣”外，又添了一名主管华北三个新商埠的新通商大臣。新大臣崇厚经清帝批准，安排士迪佛立将军麾下的英国军官对一些驻津军队以及由京来津的精选旗人进行训练。在1862年，已有数百名旗人就这样学会了使用西方小型武器，并在回京后不久就组成了一支由清帝直接控制的精锐部队神机营的核心。文祥一度任负责该营的官员，后来又亲任该营七统领之一。由于某种原因，神机营的规模一开始限制在六千名士兵以下，而天津的训练计划也只维持了四、五年。

　　清廷必须确保欧洲人不去帮助太平军，因此朝廷打算在贸易和传教等争议方面让步。由于中国一方的坚持，天津条约在开辟牛庄和芝罘的条款中，已经禁止外国船只进行大豆和豆饼的贸易。因为这是江苏和浙江出海帆船在东北的大宗贸易。但西方的船主及其代理人闹着要参加这项贸易，于是在1862年1月总理衙门就顺从了卜鲁斯关于撤销这一禁令的要求。此外，经过了几次早期激烈的反教会暴乱后（包括1861年11月的贵州教案和1862年3月的江西教案），朝廷颁发了一分布告在全国广为张贴，强烈呼吁要公平对待传教士及皈依基督教的教徒（见第十一章）。可是在1862年夏递交给法国公使的一分“保护教民章程”中，恭亲王和文祥设法写进了如下的条款，即应警告教会不得“干预地方公事”［26］ ——希望用这个办法在条约的约束下尽量保持中国行政权力的完整。

　　外国武装和太平军的失败

　　1862年淮军的出现标志着曾国藩的军事体系扩展到了上海地区。与湘军相比，淮军实力较强，这不但是由于淮军官兵的质量较高，而且他们还拥有西方的枪械弹药。在淮军最初的十三个营中，有八个营实际上是从湘军调来的。调来的湘军将领中有两人证明是特别值得器重的，一个是程学启，此人原为太平军，在安庆投降了曾国荃，另一人是木匠出身的湖南人郭松林。已经证明是当时清朝最优秀将领之一的刘铭传（1836—1896年），原来是个私盐贩子。他和其他淮军将领曾经带领的一批骁勇的士兵来自合肥附近多山的西乡，那里是一个宗族观念很强的地区。［27］李鸿章麾下更为粗鄙的将领证明比一些儒将更适应于使用西方武器。早在1862年6月，程学启已经把他的一支部队改建成拥有一百支滑膛枪和步枪的“洋枪队”。到9月份，淮军至少已从洋行购进了一千件这类小型武器。但洋行不能迅速供应大炮。在1862年整整一年中，刘铭传迫切地搜求西方大炮，但毫无所获。但到了1863年中期当淮军因从安徽征募士兵和吸收投降的太平军而增加到四万人时，它确已掌握了许多现代的大炮，还至少有一万支步枪。刘铭传还雇了几名法国炮手，此外还有约二十名西方人在淮军“洋枪队”中当教官。

　　虽然淮军终于掌握了一些西方武器，但它在早期进攻敌人城镇时得到的最大帮助却是由常胜军中外国军队操纵射击的大炮（常胜军中还有比淮军射击技术高明的中国步枪手）。虽然英国人在1862年5月后一般地说避免直接参战，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就是身为清廷军官而这时听命于李鸿章的华尔。华尔虽然年轻鲁莽，却显然具有聚集约一百四十名外国军官在一起共事的领导能力。海军中将何伯一度对华尔怀有敌意，这时也给他提供包括攻城大炮在内的枪枝弹药。华尔用他与商人杨芳共有的汽轮运输他的步枪手，此举也有助于李鸿章在1862年7月和8月迅速取得胜利。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时写道：“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28］

　　同时期，李鸿章已经接任了薛焕的职务，在1862年4月份任代理江苏巡抚，12月任该省巡抚。在7月份，他从吴煦（在12月份前仍为布政使）那里接管了厘金税。当清帝国的海关税收用于维持保卫上海的英法军队和维持常胜军时，李鸿章接管后增收的厘金税收却使扩充淮军和支援曾国藩及曾国荃有了可能。与薛焕不同，他不主张鼓励欧洲人扩大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他知道上海的洋人中间讨论的一项建议，即邻近该商埠周围的农村应归外国租界当局管辖。李鸿章忠于清帝，同时对他称之为“中国”或“中土”这一政体的尊严也非常敏感。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出队帮助……既输下气，且张骄志。”［29］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鸿章最先使用了“自强”一词。

　　李鸿章虽然希望避免欧洲人进一步插手战争，但仍很珍视常胜军的援助；这支军队虽然由西方人率领，却有效地置于中国人的指挥之下，这件事是值得详细说明的。历史上不乏“蛮夷将领”为中华帝国军队效劳的先例；以华尔为例，使他欣喜的不但是经济的报酬，而且有绿营副将的军衔，此事说明欧美的属员是可以归清廷节制的。华尔在1862年9月死后，准备让其继承者白齐文率领常胜军进攻南京的计划虽经曾国藩和清帝的批准，却未能实现。因为白齐文与杨芳为了财政事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对南京的远征不得不取消，最后由戈登来率领这支华洋合璧的队伍。李鸿章理解，这支队伍的外国军官决不可能被中国人指挥。于是在1863年1月中旬，他与士迪佛立将军取得一致意见，准备任命就要退出英军现役的戈登为绿营的总兵和常胜军的副管带，与一名曾与华尔共过事的绿营将领共同指挥。李鸿章保证定期支付常胜军官兵饷银以及英国人供应弹药的费用。但他坚持常胜军应从四千五百人减至三千人，戈登应受李鸿章个人指挥。李鸿章答应英国人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如果调动常胜军越出上海周围三十英里，要事先取得英国当局的同意。可是在2月份，当李鸿章要常胜军去围攻上海华北三十英里以外的太仓时，他压倒了士迪佛立的反对意见。戈登在1863年3月开始指挥常胜军。虽然李鸿章立即要他进攻苏州和更远的地方，但英国人并没有反对。

　　常胜军的大部分军官是习性粗暴的美国人，他们对戈登的约束，深为不满。至少爆发过两次哗变，骚乱则是时有所闻。但戈登个人骁勇善战。他给其他部下的印象不亚于华尔，并且他还是一名杰出的战术家。他接收了华尔的那艘浅水明轮铁炮舰海生号(它船尾的转动炮床上装有能发射三十二磅炮弹的火炮)，此外，他还有新式的英国大炮。从1863年1月起，淮军就一直企图解救在常熟被忠王部队围攻的太平军降军，常熟离苏州北面仅三十英里，是粮食供应的主要基地。直到4月份戈登带了榴弹炮和科赫恩迫击炮赶来时才解了围。淮军当时正在围攻通往苏州的战略城市太仓。5月份，戈登乘海生号赶到，经过四小时的炮击后轰开了太仓城墙，使程学启的士兵占领了该城。所以李鸿章成为西方技术的坚定信仰者是不足为奇的。他得意洋洋地写信给曾国藩说：“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无敌。”［30］戈登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回顾说，“人们原来期望不会有那么大的破坏”；但他认为他的战斗会加速使苏州投降，从而及早结束战争。［31］

　　“中国的戈登”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体现在他身上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主义。他对镇压太平军战争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的炮兵与李鸿章的淮军一结合，就把忠王的大批部队牵制在苏州周围，这些部队本来可用来大举进攻南京外面的曾国荃部队的。

　　实际上，曾国荃的士兵差一点遭覆没之祸。他率领了两万名士兵已在1862年5月末来到离南京南面仅几英里的突出地带。但太平天国的京城由于其坚固的城墙和堡垒而无法攻破，又由于它周围有河流山岗而难以使之孤立。忠王已于6月份撤离上海返回苏州，准备在南京发起反攻。反攻在10月份开始，当时他带大军从苏州赶到，后面又紧跟着来自浙江的军队。曾国荃的部队由于遭到一场严重的瘟疫和不断受到挫折而元气大伤，到1863年1月已濒于崩溃。但忠王因出于对苏州地区的关心和对皖北粮食供应的需要，对这次反攻一直不能全神贯注。［32］他带了饷银和粮食在1863年7月中回到南京，并在一个多月内，以自己的“洋枪军”不断打败曾国荃。但在9月中旬，他匆忙赶回苏州，这次他留在那里直到11月末快要陷落之前。如果没有戈登及他的大炮，淮军不可能那么快威胁苏州，因而忠王后来在著名的“自述”中不断详细谈到“洋鬼子”大炮造成的可怕后果，这些话并非夸大之词。［33］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湘军和淮军有了戈登的援助，竟使清朝不需要有损于本国主权完整的外国援助就能对抗太平军。1862年和1863年春，随着捻军在山东和河南威胁的增长，清廷越来越急于要把太平军赶快打败。1862年6月，在卜鲁斯的敦促下，总理衙门得到清帝的批准，让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上海训练中国军队。7月，李鸿章勉强将薛焕的一千多名残兵转交英国人，另外交给法国人六百名。李鸿章要求总理衙门不要扩大这类计划，因为担心欧洲人会逐渐侵犯清朝的权力。按照李鸿章的主意，11月份的一道谕旨要求这类计划应着重“练将”，因为“统带（华兵）不可久借外人”。［34］晚至1863年3月，士迪佛立将军在安庆访问曾国藩时，他建议把英国人在上海训练中国军队的数字增至一万人。士迪佛立盘算使用这一万人配合李泰国正在装备并预期在夏末到达的舰队一起攻打南京。李泰国本人早在5月份就已返回，他与李鸿章商讨财政问题时，透露有六百多名要为清廷效劳的英国官兵，将随同八艘炮舰前来。李鸿章立刻注意到这与1862年初经曾国藩修正的赫德的最初建议有出入：原建议提出，这支舰队将主要由湘军水师驾驶，英国人只是提供训练和援助。李鸿章警告总理衙门说，李泰国为人骄横、险恶和狡诈。但问题在于北京是否迫不及待地要取得胜利，以致会听任李泰国和士迪佛立为所欲为。

　　6月初，李泰国在北京拿出了他与已经脱离英国皇家海军来指挥中国水师的阿思本海军上校签订的一分契约，这使恭亲王和文祥大吃一惊。根据契约规定，清帝的命令只有在“直接下达给李泰国”时，阿思本才服从，另外，李泰国“如对任何合理的命令不满时，可以拒绝下达”。李泰国除了提出这份既成事实的契约外，还提出要求说，他身为海关总税务司得亲自接受海关关税收入，这项税款在此之前都是送交海关华人监督指定的“海关银行”的；此外，他不但应负责从关税收入分配经费给这支新舰队，而且还应分配给一切外国人训练的中国军队，包括戈登的队伍在内。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李泰国威胁着要撤走海关的一切外国工作人员。他在给总理衙门的要求中写道：“为什么总税务司要为地方官员征收关税？”总理衙门行文通知李鸿章，认为李泰国的用意是“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35］

　　李泰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清廷与太平军作战的运气大大好转了。此外，他习惯于与何桂清和薛焕那些没有骨气的官员打交道，却不了解已涌现出来的一批新型的地方行政官。曾国藩和李鸿章不但拥有精兵和具备进取的思想，并且还得到朝廷的信任。李泰国谋求取得卜鲁斯的支持，因为后者认为如果能从地方拿走关税收入和外国训练的军队，清朝的中央政府定会从中得利。因此，卜鲁斯在1863年6月16日向总理衙门建议：1、“帝国政府应〔通过李泰国〕自己来掌握关税收入”；2、由戈登等英国军官带领的中国军队在与省抚共同作战时，“不应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36］卜鲁斯的建议遭到恭亲王的断然拒绝，因此，这位公使就到蒙古去“游山玩水”，把谈判之事交给李泰国和赫德自己去进行。在赫德的建议下，拟订了一套章程，内容是任命阿思本为“帮同总统”，隶属于曾国藩任命的中国水师总统麾下；两名水师总统都归曾、李二人管辖。这些规定得到清帝批准，但李鸿章抱怨说，如果舰队由六百名英国水手操纵，中国的管带就不可能真正进行指挥。曾国藩也写信给恭亲王说，除非中国人能实际操纵舰只，否则就难以学会使用它们。但总理衙门对清廷的这种名义上的控制似乎已经满足，虽然还不是心甘情愿的。它在8月份知照李鸿章道，除非在阿思本到达前能收复南京，否则“迟久不克，兵船必往，殊难谕禁”。既然谕旨已经规定舰队归曾、李二人指挥，因此总理衙门希望他们二人能设法进行控制，并从李泰国和阿思本手中收回原属自己的权利。［37］

　　曾国藩和李鸿章也许将不得不设法满足一下北京的心意，因为湘军在以后许多个月中还不能收复南京。但阿思本在9月随同舰只到达时，对自己只成为一名中国人的“帮同总统”大为不满，而对究竟谁掌握实权则毫不考虑。在北京，他因受李泰国的煽动，采取了僵硬的立场。10月18日，阿思本限总理衙门在四十八小时内承认他与李泰国的契约，否则他将“立即解散舰队”。到了20日，当总理衙门未予答复时，卜鲁斯写信给恭亲王，说他得先请示伦敦，才能让清政府接管舰队——这样就出现了使炮舰落入别人手中的可能。但文祥相信，真正不愿冒险看到舰队落到太平军之手的人却是卜鲁斯。于是他请美国公使蒲安臣设法调解，他宣称清廷宁愿“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愿接受阿思本的条件。［38］最后找到了解决办法：舰只退回英国，在那里出售。总理衙门给李泰国和阿思本以丰厚的补偿，但解除了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职而让赫德接替。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被推迟了，但也避免了外国人在中国军事和财政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

　　戈登不止一次要求其中国同僚程学启不要处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他认为这是违反文明战争常规的行动），虽然这个要求屡次遭到拒绝，他仍继续援助淮军。有八名守卫苏州但决定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被李鸿章处决，戈登认为这有损他的荣誉，因为他曾在一次私人会见中似已保证过他们的安全。他一怒之下几乎要率兵去攻打李鸿章，但被赫德等人劝阻，他们说李鸿章没有“事先策划”此事，于是戈登又为李鸿章上阵作战。［39］但是常胜军内部的军纪这时已经败坏。它协助围攻了几个城市后（最后一次是在1864年5月围攻常州），戈登和李鸿章一致同意予以解散。不久伦敦也送来了同样内容的指令。戈登愉快地接受了绿营的提督军衔，但他仍拒绝了清帝赏赐的一万两纹银。

　　在此期间，1862年5月收复宁波的战绩是欧洲人和该商埠一个“夷人专家”双方主动努力的结果。宁波道台张景渠在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该商埠时已经乘一般法国船只逃往定海，据说还携带了大量海关库银。他组成一支三百名士兵的小部队，命名为“绿头勇”（后又称常安军）。此外，在其麾下效劳的还有布兴有，此人是著名的广东海盗，已被提为绿营游击，并指挥着八十艘海盗船和大批“广勇”。［40］ 5月10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乐德克上校宣称外国船只遭到太平军炮击，于是就指挥得到两艘法舰支援的四艘炮舰炮击宁波，这时这支临时由各方拼凑而成的军队就已准备投入行动。大约三百名英军和七十名法军将大炮架在城根；太平军在猛烈的炮火下撤离该城。英法军队和中国的勇军进了城门，为张景渠前道台掠夺和占领该城；张景渠也立刻向商人募集捐款，以资助进一步的中西联合作战。

　　李鸿章奉清帝之命去援助浙江北部，派了数百名华尔的常胜军去守卫宁波。■乐德克的军官也着手训练“绿头勇”，这时它终于发展成有一千名士兵的队伍。同时一名法国海军上尉在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的帮助下组成一支中国分队，名叫“花头勇”，又称常捷军，外国人则称他们为“法华军”。这支部队很快就扩充到两千人，甚至一度到三千人。［41］到1862年12月末，这几支部队在海军少尉德克碑指挥下夹攻制酒的绍兴城，并于3月15日攻克。

　　左宗棠感到由欧洲人带领中国军队很危险，因为他担心会造成喧宾夺主的后果。［42］新任宁波道台拨出关税款项，但只计划供给约两千名中国士兵和一百五十名欧洲军官之用。与华尔和戈登的军队一样，许多外国军官以及他们带领的中国兵主要关心的却是在攻占一座城镇后怎样掳掠财物。

　　左宗棠还是利用西方人以及他们训练的华人作为自己部队的助手。1863年夏，当德克碑难以从绍兴绅士那里收回某些曾经保证给他的部队提供的巨额“债款”时，杭州的富商兼银行家胡光墉（1825？—1885年）安排他与左宗棠进行了一次会晤。胡光墉自1862年以来就当了左宗棠的买办，为他采购给养。胡光墉所作的这一安排是为了使德克碑不丢面子，而又能按左宗棠的条件来为他效劳。虽然左宗棠最后升为闽浙总督，三十二岁的德克碑还不过是一名绿营副将，但左宗棠仍免他行跪拜礼而与他握手。德克碑在第二次晋见时，则“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在攻城时，德克碑的大炮与戈登的大炮一样，是无价之宝（特别是在1864年3月31日收复杭州前三日把城墙轰开了一个约三十五英尺的关键性缺口时更为如此）。［43］德克碑得到御赐的一万两纹银和提督军衔回法国，以后由日意格接替他担任法华军分队的指挥，但在1864年10月，他和左宗棠都同意将它解散。

　　强调西方对清廷征战的援助并不是否认曾国藩所起的主要作用。总的战略是曾国藩筹划的，他个人指挥的军队守卫着从皖北到江西诸城市组成的一条漫长的弧形地带，这对全力围攻南京的后勤供应体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湘军中如朱品隆和唐义训等将领在曾国藩的监督和鼓励下取得的战绩，对稳定南京前线也是必不可少的。1863年6月，鲍超这名猛将横扫南京对面的长江北岸，占领了毗邻九洑洲（这是天京赖以从挂着外国旗帜做生意的许多帆船那里取得供应的来源地）的江浦。当6月30日占领九洑洲时，南京与它最大供应地之间的运输线从此被切断了。［44］这次立即向北京报告的胜利，可能促使总理衙门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问题上采取坚定的政策。同时，李鸿章购买的汽轮也在把大批弹药和步枪运给曾国荃。

　　在1864年7月南京失守后还幸存的太平军将领中，除了参加捻军的赖文光外，实力最强的要数李世贤和汪海洋；后者是安徽人，当时还只有三十多岁，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参加太平军，一直在浙江作战。李、汪二人分别经过江西进入福建。1864年10月，李世贤占领了福建沿海的漳州，并在那里雇了十六名外国人帮助训练他的部队使用西方武器。李鸿章奉清帝之命派了八千名淮军在郭松林率领下前往漳州，部队中还有英国教官训练的步枪手。左宗棠则在福建北部设立了大本营以监视其他太平军的动向；他指令由福建的海关税务司法国人美理登男爵训练的中国军队协助进攻漳州，该地在1865年5月中旬被收复。［45］李世贤和汪海洋这时在广东会师，但是出现了一场不幸的内讧，李世贤在8月份在汪海洋的教唆下被暗杀。汪海洋在1866年1月1日战死。西方的武器显然为叛乱的结束作出了贡献。

　　［1］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第1期（1973年5月），第1—52页。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军制，1850—1860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22—161页。

　　［2］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13、17页；卷3第2、7、25、41页；卷4第1、7、15页；《奏稿》，卷2第10、21、27—28页。

　　［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6—8页；《家书》，卷1第59页；又见《杂著》，卷2第58页。

　　［4］同上，《书札》，卷1第1页。

　　［5］《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1第4页；卷2第2页；《年谱》，卷1第17页。

　　［6］沈陈汉音（音）：《1840—1852年期间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7第1期（1967年11月），第61—80页，特别是第71页。

　　［7］《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1页。

　　［8］同上，《书札》，卷2第24—25页；卷3第11页。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43—244页。

　　［9］《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1页。

　　［10］关于其分布状况，见波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74页。“私人”一词是有争议的，因为委员不象幕友，有政府官员的身份。

　　［11］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06—107页（又第55—64页所列之表）。

　　［12］朱洪章的回忆录《从戎纪略》，很可能是通过他人笔录写成的。

　　［1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24页；《家书》，卷5第39页。

　　［14］同上，《书札》，卷5第3、5、17、24、30页。关于曾国藩的财政措施，见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15第20—22页、25—26页；卷30第9—10页。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11第53—54页；卷13第35页。

　　［15］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07第19页。

　　［16］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9页）引用了王闿运和薛福成的记载。

　　［17］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页。

　　［18］《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第3页。

　　［19］杨联陞：《中华帝国的几位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3第50期（1960—1961年）。

　　［20］高劳：《清宫秘史》，载《东方杂志》，卷9第1期第3—4页；又见《英国外交部通信档案，中国部分，卜鲁斯致鲁塞尔的信》，17/354，第203页。

　　［21］吴秀良：《1693至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进》，第10—11页。

　　［22］见翁同龢目击的记载，《翁文恭公日记》，辛酉（1861年），第118页。

　　［23］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特别是卷2《书说》。

　　［24］赫德的中文申请书及备忘录都保存在《海防档·购买船炮》中，特别是卷1第10—18、21—22、76—77页。

　　［25］迪安：《中国和英国：1860—1864年的商业外交》，第3和第6章。

　　［26］《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第28页。

　　［27］小野信尔：《论淮军的基本性格》，载《历史学研究》，第245期（1960年10月），第27—30页。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期（1970年），第14—22页。

　　［28］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54页。

　　［29］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52页；卷2第47页。

　　［30］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第16页。

　　［31］引自史密斯：《华尔、戈登和太平军叛乱》，第246页。

　　［32］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册第2136页。

　　［33］李秀成：《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41—42、45、46—47页。

　　［34］《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188页；《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第13—14页。

　　［35］《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156—158页。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80—82页。

　　［36］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43页。

　　［37］《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203—204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第5页。

　　［38］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47页。丁韪良：《中国巡礼》，第232页。

　　［3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2册第106页。

　　［40］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2册第1057—1061页。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第3—4页。

　　［41］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2册附录，第166页。

　　［4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第30页；卷4第44页、46页。

　　［43］同上，《书牍》，卷6第12页、35—36、47—48页。又《书牍》，卷7第15—16页；《奏稿》，卷7第35—36页；卷8第40页。

　　［44］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册第2242页）引曾国藩之言。关于南京陷落详情，见戈登记载，大英博物馆52号和392号文献，1864年6月30日；又英国海军部，125/105号，李致金斯顿函，1864年7月29日。关于掠夺情况，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3册第1887—1888、1919页。

　　［45］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册第2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