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武后的兴起
美貌诱人的武曌给高宗在位34年的大部分时间，甚至给7世纪其余的时期投下了她的影子。
每一件与这位著名女人有关的事都笼罩着疑云，因为她干的事都与儒家士大夫阶级的理想相对立——女人干预公共事务；随心所欲地施政；蓄意利用宗派主义；残酷地报私仇；完全不顾道德和原则地操纵政治。对于她的统治，历史记载从一开始就抱有敌意和偏见，而且材料又极残缺不全。和唐代任何相当的时期相比，她统治的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活的详细情况，人们知道得更少。
对于这位敢于推翻李唐皇室并像男人一样泼辣地实行统治的女人，尽管儒家历史学家都进行恶毒攻击和抱敌对态度，但是武曌显然具有特殊的才能，对政治具有天赋，并且非常善于操纵宫廷的权力结构。她之所以能非凡地攫取到权力，是由于她的杰出的才能、坚毅的决心和识别人的能力，再加上她的冷酷、肆无忌惮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她对敌人和对手表现出的残忍和报复心，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唐代的历史学家因为是在事后写书，并且都是从事后的认识出发，他们记载太宗时期的各种事件时就好像已经预料到有朝一日会发生武曌搞垮唐朝的大灾难。［1］ 648年年中，金星多次出现于白昼，宫廷占星术士解释说这意味着会有女人短时期地登上皇位。与此同时，女性统治者“武王”将在李唐皇室三世以后取而代之的流言开始在百姓中流传。太宗对宫廷主要占星术士的进一步询问透露，所指的这个女人已作为皇室亲属进入宫内，她将在30年内统治整个中国并杀掉几乎全部皇室成员。太宗以他特有的直率方式提出要处决占星术士所怀疑的全部对象，但后者坚持说天意不可违，事情就这样放下了。
后来才与预言有牵连的武曌已于640年前后进宫，当时她只有十几岁，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嫔）。她是高祖于太原府起兵反叛时最早的支持者武士彟的女儿。武士彟出身于太原地方的望族，由于身为第四子，故没有像他哥哥那样进入官场，而是做木材商人经商。他曾在家乡任隋朝民团组织的小官。高祖登基以前于617年多次去过他家，并受过他的反隋鼓动。事实证明，武士彟是天才的军事战略家，高祖起事反隋时，他身为行军司铠，在攻打隋京师的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2］ 为了酬谢他的功劳，高祖派他担任工部尚书的要职，约四年后又提升为两个重要的州的都督。由于他对唐朝的贡献，他被封为“公”，高祖还给他从隋皇室杨氏家族的旁系中选了第二位妻子，以示殊宠。武彟就是这一对夫妇所生，约生于627年。［3］
近代史学家对武彟的出身做了很多研究。如下面所说，有人强调她是商人之女，因此她便代表“新兴的商人阶级”。但上面说过，她父亲实际上出身于当地地位很高的传统士大夫家庭，他的兄弟们都在隋朝做官，而他本人则为唐高祖的高级官员。有人主张她代表东部（山东，即河南及河北）地区的利益，反对在初唐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西北（关陇）贵族。但如上所述，她出生于太原地区，此地的贵族有其自己的特征（它当时以“代北”集团知名），并倾向于与西北贵族建立比河南、河北世族更紧密的联系。此外，由于她母亲的缘故，她也是西北贵族中显赫的隋皇室杨氏家族的后裔。而且从她后来生活中的事件可以得知，她总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出身。
当高宗才八岁时，他母亲文德皇后即于636年死去，他继续住在后宫。他很可能在武曌进入太宗后宫不久即与她有所接触，特别是646年太宗让未来的高宗住到与自己相邻的宫苑以后。传统的史料含糊其词地暗示，高宗和武曌在太宗健在时即已发生不正当的亲密关系。［4］
又据传统记载，太宗死后，武曌依例出宫到一座佛寺削发为尼，而且按照惯例，她本应与世隔绝以度过余生。后来，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时来此庙行香，他看到了他怀有深情的武曌。在此之前皇帝已宠幸萧淑妃，萧已为他生下一子。王皇后对萧淑妃深为妒忌，希望弄个对手来夺取高宗对萧淑妃的宠爱。为此她命武曌留发，并说明丈夫召武回宫作“昭仪”。
上述事件发生的日期不甚清楚，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确定武曌回宫的年代是654年，［5］ 但肯定有误，因为武曌在654年前已为高宗生了至少一个，可能还是两个儿子（见下文）。起码有一位当代史学家已提出，她根本没有当过尼姑，高宗在他父亲死后立刻让她进入自己的后宫，虽然这是完全违反礼仪规定的。［6］ 但是，整个情节扑朔迷离，很难弄个水落石出。
不论武曌是否曾为尼姑，也不论她确在何时进入后宫，她显然于652年给高宗生有一个儿子（也可能是两个）。［7］ 她以她的魅力迷住、既而完全控制了高宗，她开始向高宗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王皇后担忧自己的位置，并意识到武曌是远比萧淑妃更为危险的对手，因此转而与昔日的对手联合起来展开诽谤武曌的活动。但对武曌的对手来说很不幸，武曌搞阴谋的手段远比她们高明。傲慢的王皇后对后宫的众多妃嫔抱有无法掩饰的蔑视心情，并且在她成为皇后以后在宫里和朝廷上树敌太多。武曌于是与皇后的敌人联合，收买妃嫔们充当自己的耳目，要她们把皇后和萧淑妃的一切活动告诉她，因此她每每能操胜券。与此同时，高宗又提升了她的妃嫔级别。
尽管高宗宠爱武曌，尽管皇后依然无子，高宗仍无意废黜王皇后，废后是重大的政治决策，因为王氏家族既有权势，又有很好的社会关系。而且皇后有最有权势的元老重臣做靠山。因此武曌只能找一个借口使皇帝让她靠边站。654年，这个机会到来了。前不久武氏生了一个女儿，无子的皇后经常逗着小公主玩。一天，皇后已离去，武曌偷偷将婴儿闷死。皇帝来到后，武氏装作情绪很好，让皇帝看视女儿，当发现婴儿已死时，她又装得十分惊讶。侍女禀告皇帝，刚才皇后曾和他女儿一起玩过，从而让高宗自己得出某种结论。高宗本人是否确信王皇后的所谓罪行，不得而知。但是，不管真相如何，武曌似乎已达到她的目的；皇帝决定，如能争取到大臣们的默许，就决定贬黜王皇后，并封武曌为后。
他首先试图争取朝廷上最有权势的人物，即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提拨后者的三个儿子当官并给大量赏赐。但长孙无忌不为所动。与此同时，武曌开始巩固她的地位。王皇后的舅舅及主要的支持者柳奭自652年以来即为中书令和宰相，但于654年6月降为吏部尚书。第二年，皇后又遭另一打击，她母亲柳氏被禁止进入皇宫，理由是她和皇后曾使用厌胜，试图制服武曌。不久以后的655年阴历七月，柳奭被贬到四川一个小州任刺史，他就这样离开了政治舞台。［8］
与此同时，与长孙无忌不和的中书舍人李义府正要被流放到四川担任小官；为了使自己免于流放，他狡猾地伺机奏请皇帝贬黜王皇后而以武曌代替她。李义府因此得到赦免并在中书省得到提升，武曌的其他支持者也公开站出来支持她当皇后。他们之中有礼部尚书许敬宗（592—672年）。
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另两位刚升为大臣的中书令来济和门下侍中韩瑗也持同样态度；来济和韩瑗都已在653年升为宰相。在其他自高宗继位初期就当上宰相的人中，只有尚书省仆射于志宁不反对废后。唯一鼓励皇帝废后的资深大臣是李世，他认为立何人为后是皇帝的家庭问题，外人没必要过问。老臣李世曾在高祖和太宗两朝任司空，643年以来即为宰相，他对百姓，特别是对东北平原的军人有巨大影响，他的介入无疑使朝廷的力量对比偏向武曌一边。［9］
这一转折点使高宗兴奋，他命令许敬宗当朝宣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10］ 皇帝为了强调他对武曌的反对者的不满，他远谪褚遂良为今日湖南某州的都督。
655年阴历十月，朝廷下诏指控王皇后和萧淑妃阴谋毒杀皇帝。因此她们被贬为平民，其家庭成员被剥夺了一切职衔，并被流放到瘴疠之地的岭南。当月十九日，武曌正式被立为后，［11］ 第二年元旦，她的位置因己子李弘（652—675年）取代了由王皇后提议立为太子的李忠而得到最后的巩固。［12］ 为了宣布王朝政策已发生重大变化，朝廷改元“显庆”。
关于高宗时期朝廷分成支持与反对武曌的两派，已有人提出几种解释。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对立的派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按照他的理论，李唐家族从6世纪初期兴起之时便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即所谓“关陇集团”）建立婚姻纽带，这些家族自西魏以来已在北方成为统治阶级的核心。“关陇集团”内部的复杂的婚姻关系已组成了一个忠于皇室的关系网；当高宗试图废掉这个贵族集团成员之一的王皇后而代之以该集团以外的武曌时，这个关系网就显露出来了。按照陈寅恪的观点，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之反对武曌，是由于他们都是关陇集团成员。而武曌的支持者像李世等人，则都出身于其他地区。他们大多来自东北平原，很多人进入官场是通过科举制度，而不是凭借贵族的世袭特权。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按照这种论点，王皇后和武曌之间的争夺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之争，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精英集团（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之间夺取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13］
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已树立牢固势力的贵族统治阶级与5世纪末实行均田制后产生的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权力争夺的角度，来看待有关立武曌为后的冲突。他们坚持，到高宗时期，通过均田制和巧取豪夺两种手段，已有大量的土地易主，以致产生了一个要求能进入官僚阶层的独立的地主阶级。唯一能使他们达到目的的手段是科举制度，虽然应考者人数过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宣称，武曌的低贱出身导致她反对贵族而去支持新兴地主阶级和商人的掌权要求。这些人当然反过来也支持武曌。［14］
上面说过，关于武曌真正出身的证据使这两种论点非常值得怀疑，因为这两种论点的依据都是对当时社会过分简单化的认识。不论是拥武派或是反武派的成分，都不像它们所假设的那样纯而又纯。事实上，双方成员的籍贯和社会背景相当复杂多样。例如，武曌的支持者李义府出身于极西的四川地区，既不是东北，也不是山东。同样，王皇后的支持者来济是中举的士子，而武曌的党羽李世则出身于门阀世族。［15］
事实上，这种地区因素很可能远不如纯粹个人的或政治上的合作那么重要。除了李世，武曌的支持者在高宗的政府里只是中级官员，而王皇后的支持者却都盘踞要津，拥有实权。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拥立武曌的斗争可以看成是那些已掌权的、要保持政治现状以维护既得利益的人与那些把拥立武曌当作自己升迁手段的人之间的斗争。武曌是否打算提高某个权利集团的利益是十分可疑的，更不可能按照某个经济上的阶级的利益行事，因为很清楚，她认为自己本来就是最高层贵族的成员。倒不如这样认为，她利用了一群有野心的中级官员的不满情绪和抱负来帮助她取得权力，后来则报答了他们的支持。只要这些个别人对她不再有用处，她就会马上弃之如敝屣，贬黜他们，甚至毫不犹豫地处死他们。
［1］ 《资治通鉴》，卷199第6259—6260页；《旧唐书》，卷69第2524页；《新唐书》，卷94第3837页。
［2］ 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京都，1970年），第307页；《全唐文》，卷249第7—8页；李峤：《攀龙台碑》，载《全唐文》，卷249第7—8页。
［3］ 《资治通鉴》，卷195第6134—6135页；《全唐文》，卷249第1—17页；《文苑英华》，卷875第1页以后。关于武曌与高宗的关系见R.W.L.吉索：《唐代武则天皇后之生平及时代》，未发表博士论文，牛津，1975年。
［4］ 《全唐文》，卷199第1—2页。
［5］ 《资治通鉴》，卷199第6284页。
［6］ 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313—335页。
［7］ 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311—313页；郭沫若：《武则天》（北京，1962年），第123页。
［8］ 《资治通鉴》，卷199第6285、6288页。
［9］ 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岭南学报》，12（1956年），第7—8页。
［10］ 《资治通鉴》，卷199第6292页。
［11］ 《唐会要》，卷3第27页；《全唐文》，卷11第25页。
［12］ 《唐会要》，卷4第41页；《旧唐书》，卷86第2824、2828页；《唐大诏令集》，卷27第93页；卷28第98页；《文苑英华》，卷443第8页；《全唐文》，卷12第2页。
［13］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历史研究》， 1（1954年），第35—51页。
［14］ 胡如雷：《论武曌的社会基础》，载《历史研究》，1（1955年），第85—96页；横田繁：《武后政权成立的前提》，载《东洋史研究》，14.4（1956年），第25—46页。
［15］ 松井秀一：《围绕拥立武后的问题》，载《北大史学》，11（1966年），第1—6页；松井秀一：《唐代前期的贵族》，载《历史教育》， 14.5（1966年），第41—42页。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