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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的第6卷,英文原名是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直译为《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于 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按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剑桥中国史》的通例和本书涉及的内容,我们将本卷中译本的书名译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本卷分为9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其他6章专述元朝的历史,另有导言和书目介绍分置前后,全书原文共计864页。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导言的作者是本卷的两位主编,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辽、金、元史研究专家,著述颇丰,尤长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还担任第3章金朝历史的写作;后者则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剑桥中国史》秦汉、隋唐、明代等卷的主编,在本卷中还与克劳斯-彼得·蒂兹合写了第1章辽朝的历史。第2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学院教授邓如萍,她已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论著。特伦顿州立学院教授托马斯·爱尔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国的历史,故撰写本卷的第4章。第5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授莫里斯·罗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等著作,所以专写忽必烈一朝的历史。第6章的作者萧启庆原为新加坡大学教授,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著作,此次担任元中期历史的写作,驾轻就熟。堪萨斯大学教授窦德士,主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与儒士》、《儒学与独裁统治》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写第7章元后期的历史。第8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学任教、现在米德尔斯伯里学院任教的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著有《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专述与元代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有关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牟复礼研究中国史多年,在本卷中写作第9章,专门讨论元朝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如本卷原书序言所说,牟复礼还通读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应该承认,本卷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因为它所叙述的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这些王朝的历史时,既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本卷的编著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探讨。

  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是10—14世纪中国历史的显著特征,也是本卷各章的作者反复强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由此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点。他们不仅较详细地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讨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揭示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此外,来自中亚和欧洲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重视。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近年来颇受我国学者的注意,本书在不少方面可资借鉴。

  10—14世纪中国境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卷中被视为国际关系,宋、辽、西夏、金、元乃至吐蕃、大理之间的通使、通贡和结盟等,均被视为外交关系。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0—14世纪宋、辽、金、西夏、元及吐蕃、大理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各政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它们与日本、高丽、东南亚诸国乃至中亚、西亚、欧洲各国的关系,才属于对外关系。事实上,《剑桥中国史》的其他各卷,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法,对此我们是难以同意的。

  民族的发展当然是本卷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对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的来源和发展,作者都有专门的叙述,但是又不囿于各族族源和具体构成的繁琐考证,应该说,这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在族源问题上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理清主要线索,指出不同的学术观点,给予读者以清晰的印象,是难能可贵的。

  本卷注意人物特征和人物间的关系。对于重要人物,如耶律阿保机、嵬名元昊、阿骨打、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不但叙述其本人的出身和经历,还很注意他们的文化背景,并能认真分析促使其作出重大决策的各种因素。本卷各章经常使用“精英”一词,用来指帮助最高统治者建国或进行统治的群体。对精英的民族构成、文化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等的分析,在各章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样的叙述,不但使政治史的脉络清晰,而且容易解释各次政治斗争的前因后果。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萧启庆教授撰写的第6章。

  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本卷在辽、西夏、金三章都辟专节加以讨论。尽管第4—7章所述元朝历史中都涉及了经济和社会问题,本卷还是专设了两章讨论元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人口问题也引起了高度重视,尽管资料有限,作者还是尽可能地对10—14世纪人口的发展做出了估计。这方面的论述不乏精彩之处,当然,还大有可以探讨的余地。

  与《剑桥中国史》其他卷相同,作者很注意收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且在“书目介绍”中,分别介绍了所写章节的主要史料来源和主要研究成果。“书目介绍”和所附“书目”,对中国读者了解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会有很大的帮助。需要说明的是,本卷各章成稿的时间差距较大,只有少数作者吸收了本世纪90年代初的成果,大多数作者使用的是较早的研究成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近十余年来我国辽、西夏、金、元史研究有很大进步,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在本卷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尽管本卷主编在导言中专门谈到了语言问题,特别指出应该注意各种文字资料的使用,但是本卷所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资料并不充分,尤其是西夏史部分,对西夏文资料的应用显然较少;辽、金时期的历史,亦有类似的问题。做的比较好的是蒙古国和元朝的历史,作者注意到了从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文献及欧洲文献中寻找相关资料。国内考古学家近年来对辽、西夏、金、元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文物。本卷编著者曾多次提到了考古和文物资料的重要性,但是在正文叙述中,使用考古和文物资料明显薄弱,对社会生活和科技等方面,本卷的重视显然不够,几乎没有专门的论述,这可以说是一个缺憾。

  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做了以下技术处理:

  (一)书目重排

  原书书目按作者英文名字排序,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和检索,我们将所有西文和日文书目仍按原书排序,保留原文,附以汉文译名。中文书目则从原书书目中摘出,分编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古籍和史料,按成书时间先后排列;第二部分为近人研究著述,按著者姓氏笔画排列。各书目录给以统一编号。

  (二)注释化简

  原书注释所引书目,大多注明了著作出版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所载刊物等。为减少重复翻译,我们在注释所引书目前均加上该书目的编号,保留作者、篇名、卷号和页码等,删去了著作出版的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所载刊物。根据所加书目编号,读者可以从书目中查到这些内容。书目介绍的注释,则保留著作出版的时间和地点。

  (三)对原书明显错误之处的处理

  本卷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有的可能是印刷错误,如年代错误、数字错误和所引书的卷数、页码错误等;有的则是史实理解错误。对这些明显的错误,在翻译中,我们都进行了处理。原书中明显的印刷错误,尤其是数字印刷错误,经反复核对后,由译者直接改正,不另加译者注。对翻译过程中发现的明显史实错误,仍按原文译出,附译者注加以说明。

  (四)译名

  本卷作者大量使用China和Chinese,这是西方学者的习惯用法,有时指中国和中国人,更多则指中原或专指汉人、汉族,所以必须在翻译中加以仔细斟酌,选择合适的译法。本卷作者用“满洲”指今天的东北地区,“蒙古”主要指现在蒙古国的地区,即中国古代常说的“漠北地区”,在翻译中一般改为东北地区和漠北。本卷作者习惯使用“夏国”或“夏”的称呼,为避免引起歧义,一律译为“西夏”。元朝皇帝在本卷中均称为××汗,译文完全照译。其他译名,采用《剑桥中国史》中文译本的通例。

  本书的翻译,是从1996年1月开始的,翻译的分工如下:

  第六卷序言、图表:史卫民

  导言:马晓光

  第一章:刘晓、史卫民

  第二章:吴玉贵

  第三章:定宜庄

  第四章:刘晓、陈煜

  第五章:何峻

  第六章:史卫民

  第七章:王湘云

  第八章:王湘云

  第九章:王湘云

  书目介绍:史卫民

  书目: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

  审校: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石晓

  地图:马晓光、史卫民

  制图:朱力雅

  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萧启庆教授,他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书目中的许多翻译疑难问题,还审改了第6章的译稿。陈学霖、陶晋生、陈得芝、杨讷、刘迎胜、耿昇、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李玠奭、堤一昭等先生亦帮助我们订正了大量的书目译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因为涉及的内容复杂,并包含了各种文字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已经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各卷中翻译难度最大的一本。我们虽然得到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帮助,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留下了少数疑点,并且很可能出现不少翻译错误,希望批评指正。《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反映9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我们希望该书中文译本的出版,有助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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