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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  夏

  概  述

  12世纪中叶,是西夏(约982—1227年)统治的鼎盛时期,此时,西夏的疆域囊括了鄂尔多斯和甘肃走廊地区。在东北部,其国土沿黄河与金朝相邻;在西方,延伸到了敦煌至玉门以外的地区;在北方,到达了戈壁南缘的额济纳(黑城);而在南方,则抵达了青海湖畔的西宁和兰州城。西夏的首都中兴位于黄河沿岸的贺兰山脚下,党项皇帝通过首都,统治着全国三百多万种族构成各异、经济生活多样的人口。除了作为主体民族的党项人之外,西夏的臣民包括汉、吐蕃、回鹘以及形形色色的羌人和突厥人的族群。

  西夏境内各民族间的界限或清晰可辨,或含混不清。当时并没有禁止异族间通婚的法律条文,所以我们就很难对西夏境内的各个民族进行明确的界定。党项语、汉语和吐蕃语都是西夏官方认可的语言,并且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目前对于西夏行政机构的内部职能所知甚少,但是就其外部结构而言,西夏政权明显属于汉地的模式。皇室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内外贸易,税收大多以实物来支付,主要限于畜牧业和灌溉农业的产品。[1]

  佛教是西夏的国教,佛教地位显赫井得到了西夏王室和宫廷的慷慨保护。党项人信奉的佛教是一种混合宗教,它属于北方佛教的一支,在中国—尼泊尔风格的艺术品中,吐蕃密教和汉地大乘经典的传统奇妙地糅和在了一起,这种风格通常被称作“黑城”风格。从现存的有关西夏的文字和实物资料中不难推断,这种宗教极大推动了党项文化,像《孝经》、《论语》、《孟子》之类的流传久远的汉文经典都有西夏文的译本,西夏的政府官员和文人们往往将这些经典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当然他们同样也喜欢阅读一些庄子、老子、军事论著、占卜指南以及一些针对大众伦理的佛教训诫之类的著作。作为信奉佛教的统治者,党项皇帝一方面努力塑造自己成为神圣的偶像,同时也在其宫廷里给予吐蕃喇嘛以崇高的地位。[2]

  对于党项帝国而言,12世纪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帝国在当时人的眼中也不再是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而在一百多年前,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立地位,党项人不得不经常与宋朝,有时也与辽朝展开殊死的战斗。在辽朝崩溃之后(1125年),党项统治者非常理智地与东方邻人金朝保持了诚挚的关系,与高昌、龟兹、于阗、哈剌契丹、鞑靼、乃蛮、克烈部等西方或北方的贸易伙伴,他们肯定也保持了类似的友好关系。在蒙古入侵前夕,党项国家在东亚的文化和政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这个复杂而成熟的政权经历了若干世纪的风雨沧桑,它的王族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隋代(581—618年),甚至更早的党项。独立的党项政权出现于982年,并在1038年正式宣布成立“大夏”政权,建国245年之后,在1227年被蒙古人摧毁。近年的研究表明,西夏统治家族的残余从蒙古人手中逃脱,在四川西部重新建立了他们的统治地位——虽然规模要小得多。在明代,他们以“土司”的身份为明朝服务,直到1700年左右才寿终正寝。据信,现代川西某地还居住着这个民族的后裔,他们所操的方言与西夏的语言有近亲关系。[3]

  [1] 对于西夏史的一般性研究,可参见[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和[771] 吴天墀《西夏史稿》,这两部通史性的著作基本上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进行的翻译项目和考古发掘,丰富了党项原始资料的内容,但是现在还无法就这些资料的综合性研究状况进行全面评价。[719]史金波的《西夏文化》是近年研究西夏文化的一部很受欢迎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可以见到一些新的原始资料。

  [2] [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8章;[699]王忠:《论西夏的兴起》,第32页。

  [3] [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27—137页;[763]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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