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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附唐朝和定居鄂尔多斯
在唐朝军队628年收复鄂尔多斯地区之后，在党项首领细封步赖的率领下，党项人在628—629年掀起了归附唐朝的第一次浪潮。拓跋赤辞是一位强硬的党项首领，他通过联姻，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成了联盟。最初，拓跋赤辞拒绝了唐朝的招诱，到635年吐谷浑统治者自缢之后，拓跋赤辞及其追随者得到了唐朝的抚慰，他才非常勉强地归附了唐朝。631年，党项地区被分作了32个“羁縻”州，这些羁縻州属于唐朝新设立的松州都督府的管辖范围。拓跋赤辞被任命为西戎州都督，而且唐朝还将皇室的李姓赐予了拓跋赤辞，但是直到唐朝末年，党项人才接受了这个姓氏。其他党项首领也都被任命为各自新设立的都督府、州的都督、剌史职务。这样一来，生息在青海湖以东、黄河源头附近的河曲地区的大约34万党项人就全都处在唐朝的统治之下了。
大体与此同时，唐朝政权在鄂尔多斯地区安置了10万归附唐朝的东突厥人，突厥人也被安置在按照原有的部落设立的羁縻府州之内。在7世纪期间，唐朝一直在鄂尔多斯和陕西北部安置突厥残部，同时，这里也成了党项和吐谷浑部族的居住地。
这时的吐谷浑政权已经衰落，638年，吐蕃开始了对吐谷浑的攻击。吐蕃王国向东北方的扩张，对党项和其他生活在马背上的羌人部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到680年，吐蕃政权就已经征服了所有羌人的领土。留下来的党项人与其他种族的集团相互融合，被吐蕃人称为“弭药”（藏文“Mi-■nag”；吐蕃人将归附他们的吐谷浑人称作“A-zha”）。其他的党项部落在拓跋氏的率领下，乞求唐朝当局允许他们放弃河曲地区水草丰美的故土，内徙唐朝。移徙的党项人被安置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境内，并重新组织成了几个特别设置的羁縻州。党项羁縻州归静边都督管辖，其实，静边都督就是由松州都督移植而来的。
紧接着，在692年开始了党项人进入唐朝边疆地区的第二次移徙浪潮。据记载，这次重新安置的党项人数量达20万之多。这些人分别被安置在位于鄂尔多斯南部的灵州与夏州之间新设置的10个羁縻州之内。［1］ 到7世纪末年，在草原上兴起了强大的东突厥第二汗国，此后，他们对鄂尔多斯和山西北部地区进行了多次掳掠活动。721—722年，正当唐朝与突厥达成协议，在朔方大规模开设边市时，爆发了一场粟特人领导的、主要由已经归附唐朝的突厥人发起的起义。这些突厥人早先被安置在灵、夏二州境内，他们的起义活动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鄂尔多斯地区，历时一年多以后，唐朝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虽然有些党项人也参加了起义，但他们的大首领拓跋思泰采取了支持唐朝军队的立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应得的奖赏。［2］ 拓跋思泰是拓跋赤辞的直系后裔，当时担任静边都督。
唐朝政府曾努力重新安置居住在这里的突厥人，促使他们弃牧就农，这次起义很可能就是因此而被激发起来的。不管怎么说，由于起义的失败，突厥人和粟特人先前在鄂尔多斯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了，到755年安禄山叛乱爆发时，党项人就已经成为在黄河以南、鄂尔多斯边缘地区占据支配地位的民族。当东突厥第二汗国在744年崩溃后，草原的统治权过渡到了突厥属部之一的回鹘人手中。此后，在草原南部、河西、鄂尔多斯以及唐朝各地区之间进行的有利可图的马匹和家畜贸易中，回鹘人就成了与党项人争夺控制权的主要对手。
在安禄山叛乱期间（755—763年）和随后吐蕃入侵唐朝西北地区时期，部分党项人趁机掠夺边疆地区的汉族居民点，或是与突厥人和吐谷浑人一起加入了当地叛乱行列。后来，这些反叛的党项人又和本地的突厥、吐谷浑加入了吐蕃军队，或投到反叛唐朝的回鹘将军仆固怀恩的麾下（764—765年）。吐蕃人曾越过陇右（今甘肃），试图占领唐朝的都城长安，其他一些主要居住在灵州和夏州的党项部落采取了与吐蕃合作的态度，后来有些党项人转而效忠于唐朝，而有些人则成了吐蕃入侵者的向导，接受吐蕃的官职和衔号，并通过联姻与吐蕃形成联盟关系。
到765年，唐朝政府得以部分重建自己的权威，但是吐蕃在这时已经完全占据了陇右（河西与甘肃东部）。唐朝政府计划将各个不同的党项部落以及党项部落与吐蕃之间分离开来，根据这一计划，唐朝政府对四分五裂的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口重新进行了安置。与此同时，唐朝还采取紧急预防措施，以割断吐蕃与鄂尔多斯部落居民间的商业联系。在这次重新安置的活动中，静边州和夏州六府党项被移徙到了夏州以东、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的地方。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也因为他对唐朝的忠诚，被派回来抚绥并重新安置他的部落。［3］ 拓跋朝光很可能是拓跋赤辞的直系后裔。虽然拓跋赤辞本人显然并没有得到静边都督这个职务，但是这一官职最终还是授予了他所代表的拓跋家族。党项人的行政中心由庆州向北移到了银州，在创建以夏州附近地区为基础的政权的过程中，拓跋部得到的新的官号也为他们带来了荣耀。
在前吐蕃时期，有一批党项人残留在了庆州境内，其中主要为野利、把利和破丑三个氏族，有一位叫拓跋乞梅的党项首领也留在庆州，但我们既找不到他与拓跋朝光有关的材料，也不知道他与吐蕃有多深的关系。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党项部落的重新组合，党项人被公开分为日后可能成为对立面的两个不同的分支，当时将这两支党项人分别称作平夏部（在夏州）和东山部（在庆州）。［4］
虽然有些党项人还在继续与吐蕃勾结，但是其他的党项人已经成了吐蕃掠取牛羊活动的目标。盐州，由于其地处夏州之西，并且直通唐朝朔方节度使官府所在地灵州，所以多年来一直是吐蕃与唐朝反复争夺的地区。786年，吐蕃人入侵到了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并深入到了夏州，党项刺史拓跋乾晖（拓跋朝光之子）放弃了夏州城，使夏州陷入吐蕃之手。虽然吐蕃在第二年就撤离了夏州，但他们此后还在继续从事掠夺鄂尔多斯居民的活动。通过饲养牛羊、贸易活动以及掠夺定居的边疆居民的活动，夏州以外的党项部落在人口数量和物质财富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增长，但他们自己也因此被看作是天生的强盗。在徒劳地想遏止唐朝官员的贿赂和渎职行为的同时，唐朝政府还不时地试图禁止与这些部落间的私人贸易，停止以汉地丝绸和武器交换鄂尔多斯牛羊的违禁贸易活动。［5］
周期性的镇压和报复性的掠夺，形成9世纪党项与唐朝关系的一个鲜明特点，而这种情况则是由于唐朝对其边缘地区控制能力的削弱而引起的。频繁的事变表明，党项部落畜牧财富的增长引起了唐朝边疆官吏的贪欲，他们或是利用不公平的市易规定来剥削党项部落，或是公然掠夺党项人的牲畜。为了报复，党项人经常在吐蕃的帮助下侵掠夏—盐地区的唐朝边境州县。对唐政权及其军队来说，家畜的牧养和马匹的供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经营家畜和供应马匹的活动转由党项人控制时，唐朝通往灵州的交通线便时时面临着被阻断的危险。［6］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在846—849年之间，最早出现了南山党项这个名称。南山党项是指居住在夏州西南、延安以北、横山附近山间谷地的党项部落。他们的首领后来被确认为野利氏的首领。据记载，南山党项比平夏党项更贫穷，也更好斗，他们是平夏党项的世仇。南山党项很可能是来自庆州或盐州的流亡者，他们被夹在了两大势力之间，在他们的北面是党项平夏部，南面是唐朝，党项与唐朝间相互争夺，都宣称对这片边境地区及其居民具有统治权。［7］
［1］ 关于党项的迁徙和重新安置，见[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131—136、165—175、211、236页及注释[17]；[569]《唐会要》，卷98，第1756页；[571]《新唐书》，卷221上，第 6215—6216页。
［2］ [512]崔瑞德：《玄宗》，《剑桥中国隋唐史》（上），第435—436页。[386]埃德温·G.普利布兰克：《内蒙古的粟特居地》。[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12—216页。
［3］ [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7页；[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17—226页。
［4］ [5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4页。
［5］ [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7页；[569]《唐会要》，卷98，第1757页。
［6］ [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58页。
［7］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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