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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扩张
在中国建立政府之后，忽必烈现在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对外关系。和他的蒙古前辈一样，忽必烈懂得必须坚持领土扩张。在蒙古人的心目中，衡量一位统治者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将更多的财富、人民和领土并入他的版图。同样，汉人相信贤明的君主应该使外国人臣服并且接受中国至上的观念。外国人应该不可抗拒地受到中国统治者的德政以及浩荡皇恩的吸引。蒙古人和汉人的世界观念导致忽必烈把扩张放在首要位置上。忽必烈获取权力的方式也可能导致他追求对外征服，因为他曾经受到他自己弟弟的挑战，在他作为蒙古世界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上确实笼罩着疑云。忽必烈可能试图通过进行对外战争消除这种怀疑，因为新的征服将会支撑他在蒙古人中的声誉。
对宋朝的征服
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也促使忽必烈对南宋开战。和其他中国王朝一样，宋朝渴望统一中国。在宋朝朝廷中复仇主义是政治辩论中的一部分，而且尽管此时宋军相对较弱并且没有构成对蒙古的直接威胁，但它可能恢复元气，并且它的首要目的之一是收复被蒙古占领的中国北方领土。忽必烈应该在南宋变成更强大的对手之前征服宋朝。宋朝的大量财富是另一种吸引。南宋土地肥沃，这对北方极其重要，因为北方的人口超过北方的食品供应能力，因此北方需要很好的利用来自南方的谷物供应。宋朝与南亚、印度及中东的海运贸易使南宋的沿海城市富裕起来，这是忽必烈的另一个经济动机。
但是要占领中国南方存在许多障碍。尽管蒙古军队和骑兵在北方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是成功的，但他们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和地形。他们对中国南方亚热带地区的折磨人的高温没有准备，也不适应南方或西南地区的疾病、寄生虫病和蚊子肆虐的热带雨林。他们的马匹不能很快适应高温，并且在南方农田上不能像在平原上那么容易得到草料。另外，蒙古军队需要采用以前未使用过或至少很少使用过的军事技术。例如，为了对付南方的水军，他们需要造船、召募水手并且需要更加精通水战。在陆地上他们需要围攻人口众多、守卫良好的城镇。事实上，在蒙古人攻打的国家中，宋朝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而对大宋帝国的占领需要大量的支出和努力。
表面上南宋是繁荣的。像首都杭州那样的活跃城市追求奢华并具有为此所需的资源。杭州拥有豪华的饭馆、茶馆及戏院；“别的城市都没有这样地聚集财富”。［1］ 南宋的繁荣来自广泛的国内贸易以及和亚洲及中东其他国家的贸易。认识到可以从贸易中征集潜在的税收，南宋政府在最重要的港口中任命海上贸易监督人（提举市舶使）；雇用商人监督国家专卖并在社会上给他们以较高地位；还鼓励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外国商人。随着海上商业的繁荣，宋朝关心航运并且相应地关心水军力量的提高。朝廷建立海军抵御沿海的海盗，装备着火箭、火器和炸弹的大战船成为南宋武装力量的重要分支，构成蒙古入侵的一种障碍。［2］
虽然商业繁荣和水军强大，13世纪中期宋朝内部面临许多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困难。许多善于经营的大地主通过压迫农民或者得到官僚亲戚的偏袒，从而积累大量财产并且获得免交赋税的特权。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税收名册上消失，朝廷的国库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宦官和外戚在朝廷的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压倒高级官员。军事上的开销不断上升，腐败和低效使军队战斗力下降。从60年代初期，大臣贾似道开始试图改革并约束牟取暴利的宦官、外戚和官吏。他清洗一些这样的人物并使自己的党羽担任重要的官职，从而使宫廷两极分化，疏远并扩大对立面。因此，到了和蒙古对抗时，宋朝朝廷陷入了严重的分裂。
最初，忽必烈和宋朝的交往不是交战性的。1260年他的使者郝经建议宋承认忽必烈是天子，换取实质上的自治，并且通过蒙古对贸易的支持以获得更大繁荣。宋朝扣留了郝经并且不理睬1261年由崔明道和李全义率领的第二个使团。［3］ 然而忽必烈继续向南方的汉人作出和解的姿态。他释放他的军队在边界上抓获的汉族商人，宽宏大量地对待南宋的逃兵，并坚持化干戈为玉帛。
因为宋朝拒绝放弃它的主权，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从1260年之后出现小冲突，1265年在四川发生了大的冲突。战争于1268年爆发，一直持续到1279年（见地图31）。从1268年到1273年的襄阳之战是战争中最长的战役并被证明是最关键性的。位于汉水沿岸的襄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战略要地，是通向长江中游盆地的最后一个要塞。宋人在那里修建了几乎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其中包括如拉施特所描写的“坚固的城堡、厚实的城墙和深深的护城河”。［4］ 为了战胜守卫者的抵抗，蒙古军队需要取得汉水上的水上霸权以阻止来自宋朝首都的给养和增援部队。蒙古军队还需要熟练掌握攻城战术和使用火炮。为了提供这种专门技能，忽必烈挑选了一组来自各种族的军官，并为他的军队召募蒙古人、汉人、畏兀儿人和波斯人，为他的水军召募高丽人和女真人。
围困开始于1268年秋天，但是很迟之后才实现全面封锁，从而在围攻的头三年中宋朝能够向它被围困的要塞发送给养和增援部队。同时忽必烈反复地派出他自己的增援部队向襄阳的保卫者增加压力。例如，从1269年4月到1270年4月，他向该地区的指挥官派出10万官兵和5000艘战船。但是襄阳的保卫者坚持不投降。然而，1272年初宋朝朝廷在打破围攻中遇到更多的障碍。从这时起，襄阳完全孤立。但蒙古指挥官认识到强攻城堡和要塞要付出沉重伤亡。如果他们选择避免流血，毫无疑问他们会被箝制，为了打破僵局他们需要帮助。
两位回回技工提供了蒙古人所寻求的帮助。忽必烈的侄子、波斯的伊利汗阿八哈应大汗的要求派出亦思马因和阿剌瓦丁前来
中国。［5］ 这两位回回人在1272年下半年到达襄阳并建造了能够远距离发射大石块的投石机和石弩。年底蒙古军队开始使用这些设备。有记载说“当该炮发射时声音惊天动地，它所击中的所有东西都被击破和摧毁”。［6］ 借助这种大炮的神威，蒙古人最后强行攻城，剩余的宋军用密集的石块和弹射器反击但未能挡住敌军。1273年3月勇敢的宋军将领吕文焕投降，几乎持续五年的围攻终告结束。
襄阳失守之后，宋廷士气低落，贾似道信誉扫地。贾似道试图通过亲自主持抵抗蒙古军队的进攻尽力挽回声誉。他知道进击的蒙古人将沿东南方向向宋朝首都杭州进军，决定在西北方向上靠近扬州城的地方进行抵抗。贾似道率领13万大军等待敌人。为了加强自己的入侵力量，忽必烈决定指定一位攻宋军队的统帅。
1273年夏天，忽必烈选择了伯颜，一位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最有才华的军人担任远征军的指挥官。在旭烈兀领导下的波斯和中东战役中以及在大理战役中伯颜已功成名就，但是现在他得到最重要的任命。［7］ 认识到这项任务极其重要，伯颜对远征作了大量准备。他还鼓励和欢迎汉人背叛者。
完成计划制定和对军队的训练之后，1275年1月伯颜从汉口渡过长江。两军展开了水陆激战，但很快宋军被迫后退。3月中旬，伯颜终于在离扬州不远的丁家洲遇到主要对手贾似道。除了蒙古具有包括投石器和石弩在内的大炮之外，双方势均力敌。大炮意味着差异，伯颜击溃宋军并予以重创。贾似道的军队开始逃跑，贾似道被迫重聚军队并且退却。他在首都杭州的政敌得到了他们一直寻找的机会，他们剥夺他的官职并把他流放到南方省份福建。在途中，贾似道被押送他的人害死。
宋廷处于慌乱和无序状态。当蒙古人继续向前推进时，南宋的皇族面临其他困难。年轻皇帝度宗于1274年8月12日突然病逝，由他的年仅四岁的儿子赵■继承皇位。赵■的祖母谢太皇太后为孙子摄政，但她体弱并且缺乏好顾问，尤其因为越来越多的有权势的臣僚投靠了蒙古人。同时，在丁家洲战役之后伯颜的军队包围扬州并且占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多有宋军和居民不战而降。除了投降之外皇太后没有别的选择。1275年末，她派出使者答应向蒙古进贡。但是伯颜拒绝这些提议，声称除无条件投降外他对一切都不满足。
1276年1月末，太皇太后最终承认宋朝皇帝是忽必烈的臣民并把国玺交给伯颜。［8］ 宽厚地接受宋朝的投降之后，伯颜告诫他的手下不要抢劫和掠夺并把皇族护送到北方忽必烈的驻地。同样，忽必烈对投降的皇族是关心的。尽管他没收一些珠宝和官服，但他为皇太后和皇后提供住处、年俸及侍从。年幼的皇帝同样得到从小已习惯的奢侈，但他很快被放逐到吐蕃并且成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后来在1296年他离开宫殿出家，终于1323年被迫自杀。
尽管占领杭州，但是尚未完成对南宋的征服。一些宋朝忠臣带着皇帝的两位异母兄弟逃到南方。1276年6月14日他们聚集在福州拥戴七岁的哥哥赵昰为皇帝。面对这样一位年幼的皇帝，宋朝忠臣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摄政王来保证他们事业的生存。由于主要官员政治观点不同，不能选出单一的摄政王。缺乏团结和不断的争吵削弱宋朝并且使蒙古人率领的军队更有信心以最快的速度向南挺进。
畏兀儿将军阿里海牙率领的军队经湖南和现在的广西向西南挺进。当年年底，另一支由蒙古将领唆都指挥的部队占领福州，迫使宋朝忠臣向更南的港口泉州退却。泉州的主管海上贸易的招抚使回回人蒲寿庚最初欢迎逃来的皇帝和他的随从，但是蒲寿庚很快感觉到宋朝官吏的傲慢和专横，随之即爆发争执。［9］ 1277年4月他把忠诚转向到蒙古人，因为蒲寿庚指挥着一支精良的船队，对忽必烈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变节。同时，在这一年中忠于宋朝的大臣在南方从一个港口转移到另一个港口，从潮州开始，接着到惠州，最后在年底抵达广州。唆都不断追击他们，并在1278年2月占领广州（在今广东）。忠于宋朝的大臣仍然不投降，而且再一次逃跑。但是，压力、艰苦的生活以及不断变化的气候和环境都使年幼的皇帝难以承受，在5月8日他将满10岁时夭折。
他的死对宋朝的忠臣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张世杰和陆秀夫最后一次把他们重组在一起，推戴已死皇帝赵昰的异母兄弟赵昺并以他的名义进行统治。此时他们以中国东南边陲的雷州半岛附近的硇洲岛为基地。蒙古人的持续进攻迫使他们再次逃跑，这次从广州过海到达崖山岛。蒙古人对岛进行封锁。1279年3月19日，宋朝船队试图打破封锁，但在接踵而来的战斗中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蹈海，宋朝的末代皇帝夭折在海上，宋王朝最终被蒙古人推翻。三个月之后，张世杰在他的船队遭到飓风摧毁时溺死。一些忠臣逃到占城，他们计划恢复力量并且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进行挑战，但是他们已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到了1279年，忽必烈和蒙古人粉碎了宋朝的残余力量。但现在忽必烈可能面临更加难以对付的局面，因为他必须获得他征服的汉人的效忠。为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他不能仅仅表现为一位只对掠夺中国南方财富有兴趣的“蛮人”占领者。相反，忽必烈需要建立一个为蒙古人服务但又不过分压迫当地百姓的政府。某些政策和人员使用上的延续还可以使蒙古统治平稳过渡。因此，忽必烈对他的军人下令允许汉人不受妨碍地从事经济活动。他还试图为他的政府召募汉人官员，许多有才能的“南人”为蒙古人工作。但是，一些学者和官员拒绝为蒙古人服务，并且投身到非政治的事务中。一些人物，例如著名的儒将文天祥，表现对宋朝的忠诚，则被蒙古人监禁或杀害。［10］ 在忽必烈后来的统治时期，史书上没有记载重要的宋朝造反者，明显地显示出他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建立蒙古统治的能力（见地图32），他遇到的困难却很少。
征服高丽
在平定高丽中，忽必烈取得了同样的成功。1258年，他的兄长蒙哥派出远征军平息叛乱并使高丽处于蒙古控制之下。武力的炫耀导致高丽的屈服，其象征是世子王禃（译者注：王禃初名王倎，封王后改名）作为人质抵达蒙古宫廷。忽必烈和这位年轻的高丽人相处得很好。当第二年蒙哥和高丽国王去世后，在一支蒙古部队的护送下忽必烈把王禃送回高丽并授于他高丽国王的封号。反过来，王禃很快地通过把世子送到忽必烈的宫廷作为人质以表现他的忠诚和“信诺”。在后十年中，高丽和蒙古朝廷间的关系持续改善。王禃向蒙古进贡，而忽必烈用慷慨的
礼品回酬，允许高丽商人和中国进行贸易，并在经济困难时向高丽提供谷物和肉类。
忽必烈甚至在政治骚乱时帮助他的盟友。1269年，一位名叫林衍的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在得悉发生暴乱消息后的一个月内，忽必烈派出3000名特遣军驱散叛乱军队并恢复了王禃的王位。1273年，残存的反抗者被赶到大陆南海岸旁的济州岛。为了巩固与高丽皇族的关系，忽必烈让他的女儿和高丽世子定婚，并成为以后在中国的蒙古王朝统治者的一种惯例。作为回报，高丽人每年派使团向中国进贡土拨鼠、水獭、白银、猎鹰、陶瓷和药品直至忽必烈去世；高丽向忽必烈的宫廷递交人口登记册，并且向派到高丽宫廷的蒙古监临官提供给养。济州岛的一部分变成养马的牧区，这些马匹进贡给蒙古或者用于贸易。在70年代中期平定高丽后，忽必烈对高丽提出了蒙古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要求。［11］
入侵日本
也许忽必烈对高丽最艰巨的要求是在他的对日关系中作出帮助。尽管在13世纪初期高丽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海盗所烦扰，他们仍希望避免牵连到蒙日关系之中。例如，1266年他们通过描述日本岛屿附近的汹涌海洋和狂暴气候劝阻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团不要继续前进。为高丽的不合作所激怒，忽必烈严厉地进行惩戒，他并且在1268年派出另一个由高丽人参加的使团。日本幕府首领和体现出武士自尊及爱国特点的摄政王北条政村，不接受作为中国的蒙古统治者的仆从地位，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使团的提议，甚至不答复忽必烈的来函。在这封信中忽必烈把日本君主称为“小国之君”。1271年和1272年派去的使者得到相同的待遇，这两次使者返回中国后都描述了在日本所受到的粗鲁和屈辱的待遇。忽必烈不能容许日本人对他的无限期的蔑视。
1274年忽必烈开始组织迫使日本接受进贡国地位的惩罚性远征。这次行动由1.5万名蒙古人、汉人和女真人士兵以及6000至8000高丽军队组成，由7000名高丽水手引导，从高丽的合浦（接近现代的釜山）出发驶向日本。他们占领对马岛和壹歧岛并且在九州东部海岸上的福冈登陆。因为忽必烈完全低估了日本人抵抗力量，这并不是一支很强大和给人深刻印象的军队。尽管日本不具有能和蒙古人的长射程武器例如弩和石弩相匹敌的武器，而且他们的将领不像蒙古将领那样有经验，但是他们早就布署好沿海岸的防御，并且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战斗，更加熟悉地形和气候。
11月19日，看来日本人在福冈要输掉反抗蒙古人的第一场战争，但是那天晚上突然袭来未曾预料到的大风暴。日本人习惯这种“反常的”事件并且轻而易举地就隐蔽到任何他们能够找到的躲避处。但是蒙古人被吓坏了，在他们的高丽属下的劝说下返回到船上并驰向宽阔的大海等待风暴平息。后果是灾难性的：风、浪、岩石毁坏了几百艘船，1.3万人丧生。［12］ 远征以蒙古人的灾难告终，残余的部队开船返回并向忽必烈报告惨败的消息。因为忽必烈企图再次彻底征服南宋，所以他不能立即向日本报仇。1275年他派出另一个使团，但是使团的使者很快被趾高气扬的日本统治者杀死。尽管忽必烈不能允许这种蛮横的行为不受到惩罚，但是数年之后他才能够向日本派出惩罚部队。
忽必烈与中亚
同时，在中亚的察合台汗国，是一个与忽必烈对抗的、企图从他手中夺取控制权的劲敌。同对忽必烈的地位不造成实际威胁的高丽和日本的关系不同，与中亚的关系涉及到谁应得到蒙古汗位的敌意挑战。忽必烈的主要对手海都不仅是一位蒙古人，而且是皇族家庭中的一员。海都是大汗窝阔台的孙子。因为中亚与忽必烈的领土具有共同边界，敌对关系会使中国西北的边境受到打了就跑的侵扰，内亚游牧民的这种袭击使得汉地农民一年四季遭受损害。在这样的袭击之后，游牧民可轻易地逃向中亚草原和沙漠中无边无际的辽阔空间，躲避定居居民的追击军队。这种攻击破坏了忽必烈鼓励的跨越欧亚大陆的远距离商队贸易并且危害忽必烈在中亚建立牢固的城镇和绿洲。如果敌人控制这些必不可少的屯驻地点，他们可以破坏贸易。
忽必烈的侄子海都代表蒙古人中游牧民族的利益，这种利益威胁着日益在中国呈定居趋势的蒙古王朝。海都喜欢游牧生活，喜欢作为牧人的君主的生活，但不喜欢作为农民的统治者的生活。他的住所是开阔的空间，而不是在人口众多的都城里的豪华宫殿中。比起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充满官僚气息的定居农业社会来，他更偏爱游牧社会。中国史料不公正地把他描绘成是一位掠夺者和一个背信弃义的叛徒。但是他的确既不想破坏这个区域里的繁荣城镇也不想粉碎那里的贸易基础。实际上，海都曾积极地阻挡对中亚绿洲的掠夺并且肯定指示过他的下属不要骚扰居民。不过，他对这些城市征税，并且用所得到的收入支持他的军队。无论如何，他表现为蒙古传统的捍卫者，并且在他看来，忽必烈是背叛者。［13］
难以确定忽必烈和海都彼此开始敌对的准确时间。早在1266年7月9日，忽必烈就任命他的儿子那木罕为北平王，试图让这位年轻人负责中国北部的军事事务并且防止海都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犯。五年之后忽必烈指派他的儿子到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的中亚前哨，保护这个地区不受海都的侵扰。忽必烈还派去几位那木罕的侄兄弟去陪伴他，铸成大错。因为他们全部卷入激烈的争执，严重妨碍了远征，并最终导致了远征的失败。
在粉碎中亚的反对者的远征中，那木罕几乎没有进展。他成功地建立了军队的补给线，但不能很快地制约敌人。海都的军队以游击战的方式行动而不与他进行传统的战斗。一旦发现自己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或者处于险境，他们立即脱身逃到他们熟悉的草原上或沙漠里。因为不能轻而易举地追击机动性极强的游击部队并和他们正面作战，那木罕的军队灰心丧气。为了打破僵局，1275年忽必烈派出妻子的侄子安童（1245—1293年）支持那木罕。安童是一位有能力的和杰出的人物，当时已任右丞相。到达那木罕的营地之后，安童很快意识到，宗派主义使诸王分裂，并妨碍着有效的军事行动。但是，由于站在那木罕一边，安童也被卷入这场争论之中。
1276年下半年，陪伴那木罕的几位宗王秘密计划破坏远征。包括阿里不哥的两位儿子和蒙哥的一位儿子在内的谋反者拘捕了那木罕并把他交给斡罗斯的钦察汗，而把安童交给海都。［14］ 他们二人被监禁几乎达十年之久，但是没有受到伤害。谋反者由于发现海都在和他们结盟的问题上含糊其词而感到失望，海都不希望他们呆在他的王国内。不久他们就移居到认为更安全的蒙古草原上。最终钦察汗和海都均不能从两位俘虏身上勒取到赎金并且看出继续监禁他们没有好处，便释放了那木罕和安童。当1284年他们返回时忽必烈热烈地迎接他的儿子和他的内侄，并且再次授予他们过去的职务和头衔。
在那木罕和安童被拘捕的那十年期间，忽必烈并没有袖手旁观。获悉那木罕被俘之后，他派出他最有能力的和最有声望的将领伯颜去营救儿子。刚从南宋王朝凯旋归来的伯颜几次受到挫折。和那木罕一样，伯颜不能制服敌人，因为海都的军队继续躲避。那木罕无人统率的军队也作出过一些勇敢的努力，试图营救忽必烈的儿子，但是他们的营救同样失败了，未能救出那木罕。
最终忽必烈明白他不能控制中亚并且不得不承认海都是这个区域的实际统治者。甚至他的最杰出的将领都不能把忽必烈的宗主权扩大到中亚。他承认自己的失败，勉强放弃在该地区的草原和绿洲的统治地位。他退到易于防御的汉人居住地，容忍海都在农耕地区之外自由地统治。但他不能防止海都以这些村庄作为其主要目标加以袭击。他所遇到的困难是，支援他的军队和当地友好居民的供应线漫长而脆弱；游牧民持续不断的骚扰对他的士兵和盟友都造成不便和威胁；他所追求的使这个区域的绿洲和城镇自给自足的目标从未实现。简而言之，忽必烈对中亚的进攻一事无成。
在对付漠北的挑战中他成绩斐然。曾经背叛忽必烈的儿子那木罕的谋反者迁移到漠北，并且计划攻击蒙古国的传统首都哈剌和林。忽必烈和他的政府对付漠北的这种威胁的准备要比在更远的西部地区所作的准备强得多。一段时间以来，他们通过对当地居民减轻赋税和传播更先进的农业技术来鼓励哈剌和林附近地区的农业。［15］ 他们还建立驿站，以此加强与中国北部的蒙古新首都的战略和商务联系，并且还派遣手工业者帮助本地人发展他们自己的手工业。这些措施使他们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从而在反对反叛宗王的战争中得到当地人的合作。1279年上半年，忽必烈的军队发动了征讨叛王的远征。在当地百姓的支持下，几个月之内他们打败并且抓获了这些反叛的宗王。这一年年底时，漠北又成为忽必烈帝国的一部分。
［1］ [155]谢和耐：《蒙古入侵前中国的日常生活，1250—1276年》，第84页。关于杭州，亦见[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
［2］ [293]罗荣邦：《海路贸易及其与宋水军的关系》，第81页。
［3］ [653]《元史》，卷4，第70页（译者注：李全义，应为李合义，见《元史》点校本卷4，注9）。
［4］ [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90页。
［5］ 此二人的汉文传记，见[653]《元史》，卷203，第4544—4545页。
［6］ [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第76页。
［7］ [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译者注：伯颜未参加征大理之战）。
［8］ [653]《元史》，卷9，第176页。
［9］ 关于蒲寿庚，见[258]桑原隲藏：《蒲寿庚考》；[297]前屿信次：《泉州的波斯人蒲寿庚》。
［10］ 关于文天祥，见[39]威廉·A.布朗：《文天样：一个宋朝爱国者的传记研究》；关于其他拒绝为蒙古人服务的官员，见[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11］ 郑麟趾等编：《高丽史》，卷1，第570页；[653]《元史》，卷6，第122页。[181]威廉·E.亨索恩：《高丽：蒙古的入侵》，第154—160页；[171]韩百诗：《蒙古时代高丽史札记》，第179—183页。
［12］ [437]乔治·桑塞姆：《1334年前的日本史》，第440—444页；[507]卢萨库·楚诺答、L.C.古德里奇：《中国王朝史中的日本》，第74—76页。亦见[245]川添昭二：《日本和东亚》。
［13］ 对海都抱有敌意的汉文史书的评价，见[687]柯绍忞：《新元史》，第6850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第1595—1597页。
［14］ [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66页。
［15］ [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第143—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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