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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8卷 卷九十八 荊公新學略（全氏補本）
荊公新學略 （全祖望補本）
荊公新學略表
王安石 （子）雱
（廬陵門人。） 龔原 鄒浩（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沈躬行（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王無咎
晏防
陸佃 （子）宰 （孫）游
呂希哲（別為《滎陽學案》。）
汪澥
鄭俠
蔡肇
陳祥道 （弟）晹
許允成
（別附）呂惠卿
蔡京
蔡卞
林希
蹇序辰
（父周輔。）
楊畏
馬希孟
方愨
孟厚（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昭禹
鄭宗顏
耿南仲
王安中
（並為新學者。）
李純甫（別為《屏山鳴道集說略》。
（王學餘派。）
王安禮 （玄孫）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王安國
（並荊公弟。）
曾鞏（別見《廬陵學案》。）
孫侔
（並荊公講友。）
宋保國
（荊公學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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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公新學略序錄
祖望謹案：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為《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為《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為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荊公欲明聖學而雜于憚，蘇氏出于縱橫之學而亦雜于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荊公新學略》及《蜀學略》。（梓材案：是條《序錄》兼蜀學而言之，謝山以其並為雜學，故列之《學案》後，別謂之《學略》云。）
◆廬陵門人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蚤有盛名。舉進士高第，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知鄞縣，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以文潞公薦，再召試為群牧判官，出知常州，提點江東刑獄。入為三司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修起居注，固辭，遂除知制誥。神宗即位，除知江寧府。召為翰林學士，未幾，參知政事。先生既執政，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自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等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莘老覺、李公擇常、胡完夫宗愈、御史張天祺戩、王子韶、陳古靈襄、程明道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魏公琦，亦上疏論青苗之害，先生稱疾求分司，不許。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知制誥。其徒呂惠卿修撰經義。先生提舉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先生率群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間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先生裁損之，先生重為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遂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呂惠卿為先生所知，驟引至執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無不為也。會先生子雱卒，先生丐奉祠，以使相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為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改封荊國公，退居金陵，始悔恨為惠卿所誤。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卒，贈太傳。紹聖初，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廟。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從祀。後又罷配享神宗廟，而奪其封爵。初，先生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雲濠案：荊公著有《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易義》二十卷、《洪範傳》一卷、《詩經新義》三十卷、《左氏解》一卷、《禮記要義》二卷、《孝經義》一卷、《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晚歲，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且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生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先生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眾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罷詘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久衰云。（參《東都事略》。）
祖望謹案：靖康間，以龜山言不當配享，乃降安石于從祀。紹興六年，張魏公獨相，以陳公輔言，禁臨川學。乾道五年，魏元履請去荊公父子，不果。淳熙四年，趙粹中又言之。上以輔臣之言，謂前後毀譽雖不同，其文章終不可掩，但去王雱，而議升范、歐、馬、蘇，亦不果。
臨川文集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于是示之以義；其于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于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于民者也。凡所為仁義禮亦無以異于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于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為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于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饑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于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王霸論》。）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于外而見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于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于惡，而不知七者之出于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後動焉，動而當于理則聖也，賢也，不當于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于情之發于外者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于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于情之發于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于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于君子，求情于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為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為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為惡也。」（《性情論》。）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耳；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于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眾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于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眾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于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為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于義也，為行而過于義，宜乎孔子之無取于其材也。勇過于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于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于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于善耳，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勿思而已矣。（《勇惠論》。）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知者也，未有知而不仁者也。然則，何知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于事而無不當于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為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于事而無不當于仁也，此知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為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知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于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知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知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知者樂」，然則仁者不樂，知者不壽乎﹖曰，知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次 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仁知論》。）
君子所求于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于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于聖人，若當絕也。及為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于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于冉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于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為好學，問其餘，則未為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于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眾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取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于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于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于是哉！（《中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于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己，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于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于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于賢人，其不足與有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于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與，命也；道之將廢與，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行述》。）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為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于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知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于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為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于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為善者，偽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偽也』，為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為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為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為偽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揚子之言為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慾情者乎﹖喜怒愛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愛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知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知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于善也，為之則是；愚者之于知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知，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知，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于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原性》。）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于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于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于法令誥戒之間，藏于府，憲于市，屬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酇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為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為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為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原教》。）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于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將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于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于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原過》。）
附錄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何如，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以上《程氏遺書》。）
溫公戒金陵用小人，金陵曰：「法行即逐之。」溫公曰：「誤矣！小人得路，豈可去也﹖他日將悔之。」（《元城語錄》。）
（梓材謹案：元城語移此者五條，其四條見後。）
韓絳自請前日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歎曰：「卿不遂非，甚好。若王安石則言宰臣之道矣！」
元豐末，不得已，創為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乎媿文彥博矣。」王珪問故，上曰：「彥博嘗爭國馬，奏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曰：「國馬是王安石堅請，本非聖意。」上復歎曰：「安石誤朕，豈止一事！」
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曰：「許大事，安石竟略不得與聞。」始漸有畏懼，作《前後元豐行》以諛上，蓋求保全也。
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諛上，神宗卻之，令別撰。
安石與呂惠卿一帖，無令上知。惠卿既叛，安石以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實于安石，安石諭王韶，不必以盡數對。詔叛，安石亦以其言上之。
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驩喜。神宗歎曰：「百姓富家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若更在位數年，則躬自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
（梓材謹案：以上諸條皆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其全文載《邵氏聞見後錄》。邵氏云：「亦陳瑩中尊堯之意也。」今所錄者，字句似微有不同。）
□□□曰：「本朝因楊炎之稅法，租庸調已并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常役則調春夫，非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再三調也。而又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曰過月錢。其餘尚有難以條舉者。廟堂之所謨謀者，錢也；刑罰之所重而不赦者，錢也；文移之所急者，錢也。能催科者為賢，不能者為不賢，廉恥盡矣！」
劉元城曰：「漢大臣于人主前說人長短，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爵為意，與溫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而諸人輒溢惡，謂其為廬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進言之過。」
又曰：「五帝之法尚不同，金陵乃欲以成、周之法行之今。祖宗所以不多為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擾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故擢用新進少年，至于特旨、御前處分、金字脾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其枋必為奸臣所竊，天下欲不亂，得乎﹖」
又曰：「金陵三不足之說，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為趙氏禍，為萬世禍！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事不可為也﹖」
又曰：「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似乎舒緩不振，故神廟必欲變法。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又有虛名，實行強辯，堅志不可動，反覆詰難，使 人主從之乃已。□及元豐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比矣。」
呂滎陽曰：「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
晁景迂上封事曰：「《三經》之學，義理必為一說，辭章必為一體，以為一道德，道德如是其多忌乎﹖古人謂『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正今日之患也。援釋、老誕慢之說以為高，挾申、韓刻覈之說以為理，使斯士浮偽慘薄。古人謂王衍清談之害甚于桀、紂，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其《尚書》之說，如老不可敬，禍不足畏之類，誣經害教，陰貽天下之禍。王安禮為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三經義》未副其意，宣諭異日當別刊修，則今之承學之士，兢兢《三經》惟謹者，未必當神宗之意也。若其《字說》，則神宗本留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之，破律亂常尤甚，果何等書也﹖」
又《答袁季皋》曰：「荊公戲明道曰：『伯純縱高不過至十三級而止。』明道謝曰：『公自十三級而出，上據相輪，恐難久以安也。』」
楊龜山曰：「荊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己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陳右司曰：「陰陽災異之說，雖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廢。王介甫不用，若為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
又曰：「學者非特習于誦數發于文章而已，將以學古人之所為也。自荊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吳叔揚曰：「《字說》，詩字從言從寺，謂法度之言也。詩本不可以法度拘，若必以法度言，然則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不知此乃諧聲。」（《呂氏童蒙訓》。）
劉靜春曰：「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于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于今。後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學，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材自出，治道自舉。」
祖望謹案：此條最精。
倪氏《經鉏堂雜志》曰：「荊公《字說》以轉注假借皆為象形象意，此其所以為徇也，若其間說象形象意處，亦自有當理者。新法若雇役，至今用之，東南為便，不見其害。前十年，海外四州守臣，奏民間願從中州雇役，朝廷從之，當時一切力排之，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憎而知其善，可也。』」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王介甫錯看膳夫一義，以為王者受天下之奉。後王黼等置應奉司，以成政、宣之禍，至于亡國，不知他經原無此義。古人只說恭儉，釋經不可不嚴哉！」
又曰：「口率出泉，康成以漢制解經，三代安有口賦﹖又如國服為息，息字，凡物之生歇處，康成引莽法以注息字，古人原不取民以錢，土地所出原無錢。介甫錯處，盡是康成錯處。歐、蘇以前，未嘗有人罵古注，承其誤以至此。」
又《周禮折衷》曰：「《周禮》國服之法，鄭康成直以王莽二分之息解之。此自誤引，致得荊公堅守以為成、周之法。當時諸老雖攻荊公，但無敢自鄭康成處說破，推原其罪者。」
又曰：「荊公嘗以道揆自居，而不曉道與法不可離。如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于道，何足以為法！道而不施于法，亦不見其為道！荊公以法不豫道，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為害不小。永嘉二陳所作《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為天下法，不若得之于其法之外。』彼謂仁義道德皆法外事，皆因荊公判道法為二，後學從而為此說。豈知《周禮》一部，教忠教孝，道正寓于法中。後世以刑法為法，故流于申、商，以漢制沒入家財為奪以馭貧，尤害理，三代安得有沒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臣下去國，待放于郊，然猶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此所謂馭。」
又跋了齋《日錄辯》曰：「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平治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身徵民以至考建質俟，初無二理。今曰『不通政事卻深于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說，是能格致誠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庶民且不合，他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惑世誣民于十九年間，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也，嗚呼！」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和靖曰：『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為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嘗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于《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介甫亦有《易解》，其辭甚簡，疑處甚缺。後來有印行者，名曰《易義》，非介甫之書。』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為荊公罪，冤矣！然亦荊公有以招之。」
又曰：「鄭溪西曰：『半山《字說》，不足為穿鑿。許慎識文識字，而求義太□，是可謂之穿鑿。半山未能別文字也。某有三語曰：「無義之理理之真，有義之理理之失，多義之理理之妄。」此言高矣哉！』」
祖望謹案：此說似未可據。
謝山《荊公周禮新義題詞》曰：「《三經新義》，盡出于荊公子元澤所述，而荊公門人輩皆分纂之。獨《周禮》則親出于荊公之筆，蓋荊公生平用功此書最深，所自負以為致君堯、舜者俱出于此，是固熙、豐新法之淵源也，故鄭重而為之。蔡絛以為政和祕閣所藏，其書法如斜風細雨，定為荊公手蹟。其後國學頒行之板，為國子司業莆田黃隱所毀，世間流傳遂少，僅見王氏《訂義》所引而已。荊公解經，最有孔、鄭諸公家法，言簡意該，惟其牽纏于《字說》者，不無穿鑿，是固荊公一生學術之祕，不自知其為累也。蓋嘗統荊公之經學而言之，《易傳》不在三經之內，說者謂荊公不愜意而置之，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容齋記《毛詩》『八月剝棗』，荊公一聞野老之言輒改其說，則亦非任情難挽者。朱子于《尚書》推四家，荊公與焉，且謂其不強作解事。而《禮記》之方、馬數家，亦稟荊公之意而為之者，至今《禮記》注中不能廢。《爾雅》成于陸氏，而以其餘為《埤雅》，既博且精，彼其門人所著尚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春秋》之不立學官，則公亦以其難解而置之，而並無斷爛朝報之說，見于和靖《語錄》中所辯。予觀《宋志》，荊公嘗作《左氏解》一卷，則非不欲立，明矣。荊公又嘗與陳用之，許允成解《論》、《孟》，然則去其《字說》之支離而存其菁華，所謂六藝不朽之妙，良不可雷同而詆也，而況是書又荊公所最屬意者乎！」
又《記荊公三經新義事》曰：「荊公《三經新義》，至南渡而廢棄。元祐時不過曰經義兼用註疏及諸家，不得專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說》耳。獨莆田黃隱作司業，竟焚其書。當時在廷諸公不以為然，彈章屢上。案《山堂考索》所載，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劉摯言：『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眾。故相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為多，故先帝立之于學，程式多士。而安石晚年《字說》，溺于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無習而已。至其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廢其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加排斥，何以勸率學校！』同時呂陶亦言：『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註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隱之誦記王氏《新義》，推尊久矣，一旦聞朝廷議科舉，則語太學諸生，不可復從王氏。或引用者，類多黜降。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忿怒欲繩以法，尤可鄙也。』于是上官均等皆乞罷隱慰公論。由此觀之，元祐諸賢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毀《通鑑》，蓋隱有以啟之，韓忠獻所云『鬼怪輩壞事』也。」 附傳
左丞王先生安禮
王安禮，字和甫，荊公之弟。早登科，辟河東幕職轉運使。呂公弼薦于朝，召對。適荊公當國，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破例特賜之坐。遷直集賢院，歷知潤與湖州，為開封判官。嘗偕尹奏事，既退，獨留訪天下事，帝甚向納。俄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言：「自古大度之主，不可以言語罪人。蘇軾以才自奮，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貰之。」尋進知制誥。帝數失皇子，用太史言，欲徙民墓迫京城者，無慮數萬，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徐禧永樂之敗，帝始悟歎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江寧。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卒，年六十二，贈銀青光祿大夫。為人偉風儀，論議明辯，常以經綸自任，而闕略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參史傳。）
祕閣王先生安國
王安國，字平甫，亦荊公弟。自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為文，語皆驚人。神宗即位，近臣薦其才行，為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監。召對，神宗問：「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初，呂惠卿諂事荊公，先生惡之。一日，荊公與惠卿論新法于其第，先生好吹笛，荊公諭之曰：「宜放鄭聲。」先生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先生，坐非毀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祐中，復祕閣校理。（參《東都事略》。）
◆荊公講友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別見《廬陵學案》。）
縣令孫正之先生侔
孫侔，字少述，吳興人。四歲而孤，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多自得之。文甚奇古。內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鄰不與通也。慶歷、皇祐中，與王介甫、曾子固名聞江、淮。母病革，義不得仕。客居吳門、吳興、丹陽、揚子間，士大夫敬畏之。劉原父知揚州，薦其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詔試祕書省校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不赴。英宗即位，沈遘、王陶薦其可備侍從，以忠武軍節度推官知來安縣。熙寧三年，韓維復薦之，以為常州團練推官，皆不受。介甫少與友善，兄事之。介甫為宰相，道過真州，先生待之如布衣時。（參《哲宗實錄》。）
（梓材謹案：劉公是《雜錄》云：「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秩、王令。侔，揚州人，好為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沈，而接物則恭以和。《實錄》謂其晚年卞急，至于罵坐怒鄰，異矣！」朱子為《劉子和傳》，言子和之父娶長垣趙氏，實吳興孫侔先生外孫女，讀書能文，實生子和云。又案：林希為先生傳云：「從其母家揚州，母親教之。」又云：「慶曆、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于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則正之即先生矣。」）
◆荊公學侶
庶官宋先生保國
宋保國，不知何許人。荊公嘗答其書曰：「使人之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尚有少疑，想榮從非久淹于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參《臨川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蓋荊公學侶，後入元祐黨籍，《宋史》無傳。）
◆荊公家學（廬陵再傳。）
龍圖王元澤雱
王雱，字元澤，荊公之子也。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荊公力主其議，蓋兆于此。舉進士，調旌德尉。元澤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荊公執政，所用多少年，元澤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荊公欲上知而自用，乃以元澤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于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荊公更張政事，元澤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荊公與明道程子語，元澤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所阻，故與程君議。」元澤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荊公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參史傳。）
◆荊公門人
侍郎龔先生原
龔原，字深父，（雲濠案：《宋史》列傳作深之。）遂昌人。嘉祐八年進士。紹聖初，為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改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徽宗初，為兵部侍郎。先生力學，以經術尊敬介甫，始終不易也。有《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十卷。（參《東都事略》。）
直講王先生無咎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第進士，為儀真主簿、天台令，棄而從王荊公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荊公為政，先生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遊，然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荊公言論莫逆也。荊公上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為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參史傳。）
縣丞晏先生防
晏防，字宗武，臨川人，丞相殊之姪。（雲濠案：謝溪堂誌先生墓云：「大丞相元獻公，宗武叔祖也。」則當為姪孫。）幼學于王荊公。主崇仁簿、萬載丞，行李蕭然，遣家奴致米乃得歸。赴調，卒于京。先生寬厚好學，安于義命，不可榮辱。所著有《侯門集》十卷、《俱胝集》一卷。（同上。）
右丞陸陶山先生佃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受經于王荊公。入京，適荊公當國，首問新政，先生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如青苗是也。」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召補國子監直講。荊公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先生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裘襲裘，先生攷禮以對。神宗悅，用為詳定郊廟禮文官。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去荊公之黨。荊公卒，先生率諸生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徽宗即位，召為禮部侍郎。拜尚書右丞。讒者詆先生，名在黨籍，罷為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先生著書二百四十二卷，于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于世。（同上。）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為《滎陽學案》。）
司成汪先生澥
汪澥，字仲容，宣州人。少從胡安定學。又學于荊公。熙寧太學成，公錄學正。復第進士，累遷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改潁昌諸州，後徙應天府。予祠卒，贈宣奉大夫。先生自布衣錄太學，至為正，為司業、祭酒，迄于司成，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然惜其守安定之學不終，而染于新經之說。
（梓材謹案：是傳本在《安定學案》，以其卒染新學，故移入是卷。）
朝奉鄭一拂先生俠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荊公秉政，問以所聞，先生因為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荊公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監安上門。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流民塞道。先生悉繪所見為圖，上之。神宗反覆觀圖。翌日，又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先生所進圖狀，群姦切齒。荊公去，呂惠卿執政，先生又上疏論之。惠卿奏為謗訕，編管汀州。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為蔡京所奪。宣和元年，卒。里人揭其閭為鄭公坊，州縣皆祀之于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言行錄》云：「王荊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是先生固在荊公之門，而能邁其師者。陸放翁書其逸事，謂先生晚居福清，自號一佛居士。）
待制蔡先生肇
蔡肇，字天啟，丹陽人。能為文，最長歌詩。初事王荊公，見器重。又從蘇東坡遊，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為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為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為戶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為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卒以宰相上馬為之候，先生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纔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為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雍，以為不臣，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同上。）
（雲濠謹案：劉氏《明本釋》言王荊公云：「呂惠卿、蔡京、蔡卞、林希、蹇序辰、楊畏、蔡肇皆門人之達者也。」）
正字陳先生祥道
陳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同上。）
謝山《陳用之論語解序》曰：「荊公六藝之學，各有傳者。攷之諸家著錄中，耿南仲龔深父之《易》，陸佃之《尚書》、《爾雅》，蔡卞之《詩》，王昭禹、鄭宗顏之《周禮》，馬希孟、方、陸佃之《禮記》，許允成之《孟子》，其淵源具在，而陳祥道之《論語》，鮮有知者，但見于昭德晁氏《讀書志》而已。荊公嘗自解《論語》，其子雱又衍之，而成于祥道。長樂陳氏兄弟，深于禮樂，至今推之，乃其得荊公之傳，則獨在《論語》。昭德謂「紹聖以後，場屋皆遵此書」，則固嘗頒之學官矣。或曰：「是書本出于道鄉鄒公，而託于祥道。」予謂：「道鄉，偉人也，豈肯襲阮逸輩之所為哉！諸家為荊公之學者，多牽于《字說》，祥道疵纇獨寡，為可喜也。況荊公父子之論語不傳，而是書獨存，亦已幸矣。予家居，細為校讎，欲覓窮經家之有力者，取荊公《周禮新義》、王昭禹《周禮解》、鄭宗顏《考工記注》、陸佃《爾雅新義》暨是書合梓之，以見熙、豐之學之概，無使蔡卞之《詩》獨行，而未能也。經師之作，存于今者稀矣，雖或不醇，要當力為存之。」
許先生允成
許允成，王荊公門人，著有《孟子新義》十四卷。荊公喜《孟子》，自為之解，其子雱與先生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參晁氏《郡齋讀書志》。）別附
參政呂吉甫惠卿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起進士，為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荊公，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荊公為政，吉甫方編校集賢書籍，荊公言于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溫公諫帝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愎，不閒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眾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溫公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溫公又貽書荊公曰：「諂諛之士，于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荊公不悅。會吉甫以父喪去，服除，召為天章閣待制，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荊公子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為翰林學士。荊公力薦吉甫為參知政事。鄭俠疏吉甫朋姦壅蔽，吉甫怒，又惡馮京異己，而荊公弟安國惡吉甫姦諂，面辱之，于是乘勢并陷三人，皆獲罪。荊公以安國之故，始有隙。吉甫既叛荊公，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御史蔡承禧論其惡，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乃貶為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紹聖中，知大名府、延州。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徙為杭州，復知大名，致仕。崇寧五年，起知杭州。坐其子，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為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參史傳。）
僕射蔡元長京
蔡京，字元長，仙遊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為序，卞乞班其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元豐末，知開封府。司馬溫公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元長獨如約。溫公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為臺、諫言其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歷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元長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雇役遂定。差雇兩法不同。十年間元長再其事，成于反掌，識者有以見其姦。卞拜右丞，以元長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元長覬執政，曾布忌之，但進承旨。徽宗即位，罷為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之畢史事。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出知江寧，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居杭州。已而宮妾、宦官合為一詞譽之，起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元長自助，復用學士承旨。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布為右僕射。徽宗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元長頓首謝，願盡死。進左僕射，遂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為僚屬。用馮澥、錢遹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盡更鹽錢法，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累轉司空，封嘉國公。時元祐群臣貶竄略盡，元長尤未愜意，命等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碑，頒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為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罷之。元長免為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躐拜太尉、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改封楚國，朝朔望。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二日一至都堂治事。元長患言者議己，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為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為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為地，再起三省。元長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絛。未幾，褫絛侍讀，而元長亦致仕。欽宗即位，邊遽日急，元長盡室南下，為自全計。天下罪元長為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乃以祕書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云。（同上。）
文正蔡元度卞
蔡卞，字元度，京弟。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荊公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為國子直講，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皆以荊公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為中書舍人，兼國史修撰。初，荊公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詭以他書代。至是，元度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修實錄、正史，于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論者以為惇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即位，任伯雨言「卞之惡有過于惇」。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元度禮辭，不許。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為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于帝前詆元度，元度求去，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坐妖人張懷素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為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正。高宗即位，追責為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同上。）
文節林子中希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遣使高麗，聞命，懼形于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元祐初，歷祕書少監，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偽，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紹聖初，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子中遂留行。復為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群臣，子中皆密豫其議。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罷知亳州，移杭州。旋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府。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諡曰文節。（同上。）
州守蹇授之序辰（父周輔。）
蹇序辰，字授之，雙流人。父周輔，字皤翁，少與范鎮、何郯為布衣交。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累改刑部侍郎，罷知利州、廬州，卒。強學，善屬文，神宗常命作《答高麗書》，屢稱善。為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戾。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改京西，累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其類元祐章牘，傅致語言，指為謗訕。詔與安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為相，復拜禮部、刑部侍郎，為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時遏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授之亦有文，善傅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同上。）
侍郎楊子安畏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徙洛陽。子安累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恐得罪司馬溫公，稱其盛德。溫公卒，復言其「不知道」。呂正愍大防、劉忠肅摯為相，用為工部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助正愍攻忠肅十事。忠肅罷，蘇子容頌為相，復攻子容。子容罷，子安欲蘇文定轍為相。宣仁后召范忠宣純仁，子安攻忠宣。子安本附文定，知文定不相，復詆文定。其傾危反覆如此。遷禮部侍郎，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子安復考，悉下之。惇入相，子安遣所親陰結之。惇至，徙子安吏部。尋以寶文閣待制知真定府。天下目為「楊三變」，謂其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于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知郢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荊南，提舉洞霄宮。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主管崇禧觀。蔡京為相，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卒。（同上。）為新學者
進士馬先生希孟
馬希孟，（雲濠案：一作晞孟。）字彥醇，廬陵人。熙寧癸丑登第。著有《禮記解》七十卷。陳振孫曰：「亦宗王氏者。」
侍郎方先生愨
方愨，字性夫，桐廬人。性至孝，父死，廬墓三年。領鄉薦表，進《禮記解》于朝。詔賜上舍釋褐，而頒其書于天下，學者宗之。居官以剛廉稱。（雲濠案：先生政和八年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家置萬卷書堂，雖老，手不釋卷。朱文公嘗曰：「方氏《禮記解》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新學而黜之。」
孟先生厚（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先生昭禹
王昭禹，字光遠。著有《周禮詳解》，用荊公而加詳。（參《周禮訂義》。）
謝山《題王昭禹周禮詳解跋》曰：「荊公《三經》，當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說以成書者，耿南仲、龔深父之《易》，方性夫、陸農師之《禮》，于今皆無完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獨王光遠《周禮》至今無恙，因得備見荊公以《字說》解經之略。荊公《周禮》存于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種，得光遠之書，足以補之。嘗笑孔穎達于康成依阿過甚，今觀此書亦然。」
鄭先生宗顏
鄭宗顏，著有《考工記注》一卷。（參萬曆《內閣書目》。）
門下耿希道南仲
耿南仲，字希道，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歷試太子詹事。欽宗即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以東宮舊臣，賜宅一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李綱等謂不可和，力沮之，為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起兵入衛京師，二帝北行，乃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既即位，薄其為人，罷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責臨江軍居住。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參史傳。）
太保王初寮安中
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曲陽人。進士及第。宣和中，累官翰林學士，尚書左丞。金人來歸燕，以初寮為燕山府路宣撫使。以郭藥師將叛，力求罷。靖康初，貶官。初寮為文，豐潤敏拔。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初寮官至太保，亦從新學者。其為人，詳見《景迂學案》。）
◆龔氏門人廬陵三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陸氏家學
陸元鈞先生宰
陸宰，字元鈞，農師佃之子，放翁游之父。農師撰《春秋後補遺》者，先生所作也。（參《直齋書錄解題》。）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農師《春秋後傳》二十卷，又載先生《春秋後傳補遺》一卷。朱氏《經義考》並云未見。）
◆陳氏家學
侍郎陳先生暘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祥道弟。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其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累官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參史傳。）
◆元鈞家學（廬陵四傳。）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農師佃之孫也。母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字為名而字其名。紹興間已為浙漕鎖廳第一，有司竟首秦，寘先生于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黜，蓋疾其喜論恢復也。紹興末，賜第。學詩于曾茶山，又嘗從張紫巖遊，具知西北事。官至中大夫，遂致仕，誓不復出。後韓侂冑固欲其出，慈福賜韓以南園，先生為之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自不相侔，蓋寓微詞云。（參《四朝聞見錄》。）
陸務觀語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梓材謹案：此從謝山節錄王氏《困學紀聞》移入。）
◆和甫續傳
寶文王復齋先生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王學餘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別為《屏山鳴道集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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