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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光緒十八年，臺灣創修通志，各州、廳、縣編纂採訪冊；至二十一年五月，通志稿已十成其九。但那年四月，中國已敗於日本，臺、澎割讓，全島騷亂；大約即在此時，臺灣通志被志士攜往廈門。後被日本總督府出價收回；民國八年（大正八年），總督府圖書館又謄錄一部。這南部，現都保存於省立臺北圖書館。
通志的卷十九和卷二十是「臺東州採訪修志冊」。一部全省性的通志，附上了一部地方性的採訪冊，當然是不合體例的；但亦幸而有此不合體例之舉，這部臺東州採訪冊，乃得保存勿失。
但對於這部採訪冊的撰人，只有日人伊能嘉矩曾加揣測。在他的「臺灣文化志」中卷第八篇第二章，他說臺東州採訪冊三卷，業已完成。關於編修人的姓名，他一方面說是「不詳」；但另一方面卻又懷疑或者是光緒十九年從臺南移住卑南、在那里設塾教書的張之遠所修的。可是，他的推測錯了！
民國四十年五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胡適之先生尊翁鐵花先生（傳）「臺灣紀錄兩種」；書一出版，我立即翻讀。當我讀到上冊「臺灣日記」卷六光緒二十年正月初二日記說：『具臺東志建置沿革稿』，我便懷疑是志書的開端；接著，又讀到初五、初六日說：『為修志事採訪一切』。最後讀到三月初一日說：『是日採訪修志冊脫稿』。於是，我對於附在臺灣通志中的「臺東州採訪修志冊」找到了真正的編著人。同年八月十日公論報「臺灣風土」第一四○期便有我的一篇「胡鐵花先生與臺東州採訪修志冊」，敘述這一段經過；我並認定通志卷二十七臺東昭忠祠所附「文武員弁勇丁名冊」，也是鐵花先生所擬的；最後，我說明在通志其他卷內，還有轉載臺東州採訪冊的地方。我曾把「臺灣風土」上的那篇拙作，和從臺灣通志中抄錄的「臺東州採訪修志冊」、「文武員弁勇丁名冊」，寄給遠在美國的胡先生。胡先生讀到我的短文和採訪冊抄本，非常高興。他寫信告訴我，他身邊還有他父親的文集抄本，不過不是自己編的；內有「記臺灣臺東州疆域道里表地方情形並書後」一篇，共二千五百餘字，其中「書後」佔七百五十字，和採訪冊的建置沿革相同，更足證明採訪冊是他父親的遺稿。胡先生把他父親的那篇遺文抄了一份，用採訪冊仔細校了一遍，然後寄給我，要我作一序或跋，送「大陸雜志」發表。可是我收到後，發現有些疑問；同時我又參考了光緒五年夏獻綸的「臺灣輿圖並說」，於是我把鐵花先生的遺文和胡先生的校語重抄一份，再寄到紐約。胡先生又校改了幾處，再寄回給我，然後纔決定付印。在這期間，我又發現臺灣大學的傳抄本有幾處抄錯。
現在這本「臺東州採訪冊」已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加以整理印行。其中原稿上有些錯字，是該室吳幅員先生根據胡鐵花（傳）先生的臺灣日記與稟啟（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一種）和夏獻綸的臺灣輿圖（同叢刊第四五種）等書校正的。本書從編纂到出版，相隔六十六年；撰人的姓氏隱而復現，不能說不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書末附有一篇陳英的「臺東志」，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加的，應在這里附帶說明一下。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四日，杰人方豪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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