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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光緒十八年,臺灣創修通志,各州、廳、縣編纂採訪冊;至二十一年五月,通志稿已十成其九。但那年四月,中國已敗於日本,臺、澎割讓,全島騷亂;大約即在此時,臺灣通志被志士攜往廈門。後被日本總督府出價收回;民國八年(大正八年),總督府圖書館又謄錄一部。這南部,現都保存於省立臺北圖書館。

  通志的卷十九和卷二十是「臺東州採訪修志冊」。一部全省性的通志,附上了一部地方性的採訪冊,當然是不合體例的;但亦幸而有此不合體例之舉,這部臺東州採訪冊,乃得保存勿失。

  但對於這部採訪冊的撰人,只有日人伊能嘉矩曾加揣測。在他的「臺灣文化志」中卷第八篇第二章,他說臺東州採訪冊三卷,業已完成。關於編修人的姓名,他一方面說是「不詳」;但另一方面卻又懷疑或者是光緒十九年從臺南移住卑南、在那里設塾教書的張之遠所修的。可是,他的推測錯了!

  民國四十年五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胡適之先生尊翁鐵花先生(傳)「臺灣紀錄兩種」;書一出版,我立即翻讀。當我讀到上冊「臺灣日記」卷六光緒二十年正月初二日記說:『具臺東志建置沿革稿』,我便懷疑是志書的開端;接著,又讀到初五、初六日說:『為修志事採訪一切』。最後讀到三月初一日說:『是日採訪修志冊脫稿』。於是,我對於附在臺灣通志中的「臺東州採訪修志冊」找到了真正的編著人。同年八月十日公論報「臺灣風土」第一四○期便有我的一篇「胡鐵花先生與臺東州採訪修志冊」,敘述這一段經過;我並認定通志卷二十七臺東昭忠祠所附「文武員弁勇丁名冊」,也是鐵花先生所擬的;最後,我說明在通志其他卷內,還有轉載臺東州採訪冊的地方。我曾把「臺灣風土」上的那篇拙作,和從臺灣通志中抄錄的「臺東州採訪修志冊」、「文武員弁勇丁名冊」,寄給遠在美國的胡先生。胡先生讀到我的短文和採訪冊抄本,非常高興。他寫信告訴我,他身邊還有他父親的文集抄本,不過不是自己編的;內有「記臺灣臺東州疆域道里表地方情形並書後」一篇,共二千五百餘字,其中「書後」佔七百五十字,和採訪冊的建置沿革相同,更足證明採訪冊是他父親的遺稿。胡先生把他父親的那篇遺文抄了一份,用採訪冊仔細校了一遍,然後寄給我,要我作一序或跋,送「大陸雜志」發表。可是我收到後,發現有些疑問;同時我又參考了光緒五年夏獻綸的「臺灣輿圖並說」,於是我把鐵花先生的遺文和胡先生的校語重抄一份,再寄到紐約。胡先生又校改了幾處,再寄回給我,然後纔決定付印。在這期間,我又發現臺灣大學的傳抄本有幾處抄錯。

  現在這本「臺東州採訪冊」已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加以整理印行。其中原稿上有些錯字,是該室吳幅員先生根據胡鐵花(傳)先生的臺灣日記與稟啟(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一種)和夏獻綸的臺灣輿圖(同叢刊第四五種)等書校正的。本書從編纂到出版,相隔六十六年;撰人的姓氏隱而復現,不能說不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書末附有一篇陳英的「臺東志」,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加的,應在這里附帶說明一下。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四日,杰人方豪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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