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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鼎文
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传，所传者惟《大禹岣嵝山碑》、《比干铜铭》、
《周宣王石鼓文》、《穆王坛山刻石》、《孔子延陵十字碑》及《诅楚文》之类，
前人有信之，有疑之。即如薛尚功《钟鼎款识》刻本载有夏雕戈钩带铭及商器各
种款识，余亦未敢信也。惟周钟周鼎及尊彝壶爵卣鬲觯觚敦簋盘之文，
尚有可据，虽后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铭文之古奥，字画之精严，决非后人所
能伪作。故读书者当先读《六经》为文章之源流，讲篆、隶者当先考钟鼎文为书
法之源流也。
◎小篆
学篆书者当以秦相李斯为正宗，所谓小篆是也。惜所传石刻惟有《泰山》二
十九字及《琅邪台刻石》十二行而已。自程邈一变小篆而为隶书，篆学渐废。盖
篆体圆，有转无折，隶体方，有折无转，绝然相反。今人有认汉器款识印章及五
凤题字、《三公山碑》为篆书者，误矣。观徐鼎臣所模《绎山》、《会稽》、
《碣石》诸刻，尚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温、宋之梦瑛、张有、元之周伯琦、
明之赵宦光，愈写愈远矣。本朝王虚舟吏部颇负篆书之名，既非秦非汉，亦非唐
非宋，且既写篆书，而不用《说文》，学者讥之。近时钱献之别驾亦通是学，其
书本宗少温，实可突过吏部。老年病废，以左手作书，难于宛转，遂将钟鼎文、
石鼓文及秦汉铜器款识、汉碑题额各体参杂其中，忽圆忽方，似篆似隶，亦如郑
板桥将篆、隶、行、草铸成一炉，不可以为训也。惟孙渊如观察守定旧法，当为
善学者，微嫌取则不高，为梦瑛所囿耳。献之之后若洪稚存编修、万廉山司马、
严铁桥孝廉及邓石如、吴山子俱称善手，然不能过观察、别驾两公中年书矣。
◎隶书
隶书之名，见《前后汉书》，又曰八分，见《晋书·卫恒传》。八分者，即
隶书也。盖隶从篆生，程邈所作，秦时已有，亦谓之佐书，起于官狱事繁，用隶
人以佐书之，故曰隶书，取简易也。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隶书。
故两汉金石器物俱用秦隶，至东京汉安以后渐有戈法波势，各立面目，陈遵、蔡
邕，自成一体，又谓之汉隶。其中有减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隶同文者，有全
违篆体者，鲁鱼之惑，泾渭难分。真书祖源，实基于此，迨钟傅一出，又将汉隶
变为转折，画平竖直，间用钩，渐成楷法，谓之真书，篆、隶之道，发泄尽矣。
自此两晋六朝，从事真书。真书一行，随有行草，行草纷杂，隶学自掩。唐人习
者虽多，实与汉法愈远，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隶书，非如汉人用篆法作隶书也。
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为宗，隶书之学，亦渐泯没。虽有欧、赵、洪氏
诸家著录以发扬之，而学者殊少。至元之郝经、吾衍、赵子昂、虞伯生辈，亦未
尝不讲论隶书，然郝经有云：“汉之隶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而见矣，存者惟钟太
傅。”又吾衍云：“挑拨乎硬如折刀头”；又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方称
能事。”则所论者，皆钟法耳，非汉隶也。至文待诏祖孙父子及王百谷、赵凡夫
之流，犹剿袭元人之言，而为钟法，似生平未见汉隶者，是犹执曾玄而问其高曾
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
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然谷口学汉碑之剥蚀，而妄自挑，竹学汉碑
之神韵，亦擅自增损，识者病之。惟长洲顾南原《隶辨》一作，能以诸碑参究，
其法已开，又有吴江陆虔实赠公、吴县徐友竹处士为昌其学，而终未纯耳。盖古
碑虽在，用笔不传，无有授受渊源，亲承指画，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备，栽培既
久，群艳争芳，其势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阁学，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吴门有钱
竹汀宫詹，扬州有江秋史诗御，闽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隽堂中翰，浙江有
黄小松司马及江香孝廉，皆能以汉法自命者，而常者自此日益盛云。
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书一画一直，一钩一点，皆有
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故谓之六书。隶既变圆
为方，改弦易辙，全违父法，是六书之道，由隶而绝。至隶复生真、行，真、行
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
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血脉，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隶书者，六书之
蟊贼。余亦曰，真、行、草书，又隶书之蟊贼也。盖生民之初，本无文字，文字
一出，篆、隶生焉。余以为自汉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隶，第为真、行汨没，
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试以四五岁童子，令之握管，则笔笔是史籀遗文，或
似商、周款识，或似两汉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则篆、隶固未尝绝也。惟
一习真、行，便违篆、隶，真、行之学日深，篆、隶之道日远，欲求古法，岂可
得乎？故世之学者虽多，鲜有得其要领，至视为绝学，有以也夫！
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
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
反是，无论玄宗、徐浩、张廷、史惟则、韩择木、蔡有邻、梁卿、李权、陆
郢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
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
书也。
或问汉人隶书，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见者？余答曰，犹之说
经，宋儒既立，汉学不行；至本朝顾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辈出，始通汉学，至
今而大盛也。
顾南原作《隶辨》，实有功于隶书，近人所学，赖为圭臬。惟所引汉碑，半
用《字原》、《隶韵》，或无原碑可考，其中亦有沿误；而翁覃溪先生排击之，
几至身无完肤，未免过当。
许叔重云：“秦灭经书，涤除旧典，官狱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
文由此绝矣。”余亦曰，三国既分，图籍无征，钟法一变，遂有真书，流为行草，
而隶书由此绝矣。
◎书法分南北宗
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庆甲戌春三月，
余至淮阴谒阮云台先生。时先生为七省漕务总督，款留者竟日，论及书法一道，
先生出示《南北书派论》一篇，其略曰：“书法变迁，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
反于古。盖由篆变为隶，隶变为真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真
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
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
褚遂良，北派由钟繇、卫、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
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南派不显于齐、隋，至贞观初乃大显。
太宗独喜羲、献之书，至欧阳、虞、褚皆习《兰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
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及赵宋阁帖一行，不重碑版，
北派愈微。故窦皋《述书赋》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晋、宋、齐、梁、陈一
百四十五人，于北朝不列一人，其风迁派别，可想见矣。不知南北两派，判若江
湖，不相通习。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宜于启牍；北派则中原古法，厚重
端严，宜于碑榜。宋以后学者，昧于书有南北两派之分，而以唐初书家举而尽属
羲、献，岂知欧、褚生长齐、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渊源，不可合而一
之也。”真为确论。余以为如蔡、苏、黄、米及赵松雪、董思翁辈亦昧于此，皆
以启牍之书作碑榜者，已历千年，则近人有以碑榜之书作启牍者，亦毋足怪也。
◎六朝人书
晋、宋、南北齐、梁、陈、隋之间，工书者林立。两晋称二王之妙，南北重
崔、卢之书，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隐居、姚元标、丁道护等，皆其选也。
据《金石萃编》所载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余种；近阮宫保、孙渊如、黄小松、
赵晋斋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种。其间如刁遵、高湛、郑昭道、元太仆、《启法
寺》、《龙藏寺》诸碑，实欧、虞、褚、薛所祖。惟时值乱离，未遑讲论文翰，
甚至破体杂出，错落不检，而刻工之恶劣，若生平未尝识字者，诸碑中竟有十之
七八，可笑也。
◎唐人书
有唐一代之书，今所传者惟碑刻耳。欧、虞、褚、薛，各自成家，颜、柳、
李、徐，不相沿袭。如诗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谓唐人诸碑尽可宗法也。大都
大历以前宗欧、褚者多，大历以后宗颜、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间，则皆习徐
浩、苏灵芝及集王《圣教》一派，而流为院体，去欧、虞渐远矣。然亦有刻手之
优劣，一时之好尚，气息之相通，支分派别，难以一概而论。即如经生书中，有
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及，亦时代使然耳。
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
蔡、苏、黄、米，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
有唐一代，崇尚释氏，观其奉佛念经，俱承梁、隋旧习，非高祖、太宗辈始
为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书，观其结体用笔，亦承六朝旧习，非率更、永兴
辈自为创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寻绎。
◎宋四家书
董思翁尝论宋四家书皆学颜鲁公，余谓不然，宋四家皆学唐人耳，思翁之言
误也。如东坡学李北海，而参之以参寥。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
元章学褚河南，又兼得驰骤纵横之势。学鲁公者，惟君谟一人而已。盖君谟人品
醇正，字画端方，今所传《万安桥碑》，直是鲁公《中兴颂》，《相州昼锦堂记》，
直是鲁公《家庙碑》；独行、草书，又宗王大令，不宗《争坐帖》一派。乃知古
人所学，人各异途，变化莫测，不可以臆见论定。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
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
坡公书，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余谓坡公天分绝高，
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其论书诗曰：“我虽不善
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谓不学可。”又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阿
娜。”真能得书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锋，如书《表忠观碑》、《醉
翁亭记》、《柳州罗池庙碑》之类，虽天趣横溢，终不是碑版之书。今类帖中所
收及陈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迹，有伪迹，夹杂其中。若《秋碧堂》所刻
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孔氏《玉虹楼》所刻之小字《表忠观碑》，
全是恶札，何尝是坡公真迹耶？故友蒋艺萱中进士后酷喜苏书，余劝之不可学，
艺萱不以为然。余问之曰：“君自学苏书后，每书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
“实自得意。”余告之曰：“此即受病处也。”艺萱深服余言。余年过五十，自
分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苏书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复
去之，乃知坡公之书未易学也。
余弱冠时，辄喜学山谷书，虽老学见之，亦为称赏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
于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见泳书，便云：“子错走路头矣！”因问曰：“将奈何？”
先生曰：“必学松雪翁书，方能退转也。”后见冯定远论山谷诗，以为江西粗俗
槎桠之病，一入笔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义山《西昆》诸体退之，乃悟先生之
言之妙。由此观之，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余谓文衡翁老年书亦染山谷
之病，终逊于思翁，沈石田无论矣。
米书不可学者过于纵，蔡书不可学者过于拘。米书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
骨天然，不善学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如国朝书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
义门、张得天诸公，皆一时之选。余谓西溟拘谨少变化，退谷书能大而不能小，
义门书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学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学米之功太
深也。至老年则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即如查二瞻本学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终
不能成家也。
◎赵松雪
或问余：“宋四家书既不可学，当学何书为得？”余曰，其惟松雪乎。松雪
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
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从松雪出来，学之而无弊也。惟碑版之书则不然，
碑版之书，必学唐人，如欧、褚、颜、柳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点松雪，
便不是碑版体裁矣。譬如清庙明堂，林居野馆，截然两途，岂可浑而一之哉？或
曰：“然则何不径学唐人而必学松雪，何也？”余曰，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
牍，须得兼备。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犹之读《三百篇》，《国风》、
《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
◎总论
余尝论工画者不善山水，不能称画家，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书画
虽小道，其理则一。昔人谓右军《乐毅论》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确有理据。盖
《黄庭》、《曹娥》、《像讠赞》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乐毅》冲融大雅，
方圆适中，实开后世馆阁试策之端，斯为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赵，明之文、
祝，皆能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书，与翰牍之事，是两条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黄庭》、
《乐毅》真书放大，为人作榜署书，每悬看，辄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两条
路，而以翰牍为碑榜者，那得佳乎？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
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北宋
之碑，尚真、行参半，迨米南宫父子一开风气，至南朝告敕、碑碣则全用行书矣。
总之，长笺短幅，挥洒自如，非行书草书不足以尽其妙；大书深刻，端庄得体，
非隶书真书不足以擅其长也。
思翁于宋四家中独推服米元章一人，谓自唐以后未有过之。此所谓僧赞僧也。
盖思翁天分高绝，赵吴兴尚不在眼底，况文征仲、祝希哲辈耶？元章出笔实在苏、
黄之上，惟思翁堪与作敌。然二公者皆能纵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
能楷者，何也？余谓皆坐天分过高之病，天分高则易于轻视古人，笔笔皆自运而
出，故所书如天马行空，不受羁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资清妙，自少至老，笔未尝停，尝立论临古人书不必形
似，此聪明人欺世语，不可以为训也。吾人学力既浅，见闻不多，而资性又复平
常，求其形似尚不能，况不形似乎？譬如临《兰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
原本行款，则是抄录其文耳，岂遂谓之临古乎？
凡应制诗文笺奏章疏等书，只求文词之妙，不求书法之精，只要匀称端正而
已，与书家绝然相反。元章自叙云：“古人书笔笔不同，各立面目；若一一相似，
排如算子，则奴书也。”
或有问余云：“凡学书，毕竟以何碑何帖为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
初学颜书，嫌其宽，乃学柳，结字始紧，知柳出于欧；又学欧，久之类印板文字，
弃而学褚，而学之最久，又喜李北海书，始能转折肥美，八面皆圆；再入魏、晋
之室，而兼乎篆隶。夫以元章之天资，尚力学如此，岂一碑一帖所能尽。
虞道园云：“坡、谷出而魏、晋之法废。米元章、黄长睿乃知古法。”虽过
高之论，然其言甚确。
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
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
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
一人之身，情致蕴于内，姿媚见乎外，不可无也。作书亦然。古人之书，原
无所谓姿媚者，自右军一开风气，遂至姿媚横生，为后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谓姿
媚为大病者，非也。
思翁书画，俱是大作手。其画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长，尚在第二乘；惟
书法无古无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盖天资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尝见
思翁一画卷，用笔淹润，秀绝人寰，后有款云“时年八十有一”。又见一书卷临
钟、王、虞、褚、颜、柳及苏、黄诸家，后有题云：“此数帖，余临仿一生，才
得十之三四，可脱去拘束之习。”书时亦年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资学力，尚作
书作画，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近日所称海内书家者有三人焉，一为诸城刘文清公，一为钱塘梁山舟侍讲，
一为丹徒王梦楼太守也。或论文清书如枯禅入定，侍讲书如布帛菽粟，太守书如
倚门卖俏。余谓此论太苛。文清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
遂至模棱终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适于用。侍讲早年亦宗赵、董，惟自壮
至老，笔笔自运，不屑依傍古人，故所书全无帖意，如旧家子弟，不过循规蹈矩、
饱暖终身而已。至太守则天资清妙，本学思翁，而稍沾笪江上习气，中年得张樗
寮真迹临模，遂入轻佻一路；而姿态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耳。
三公者，余俱尝亲炙，奉为圭臬，何敢妄生议论，然见文清笑侍讲为灶下老婢，
侍讲亦笑文清为滕公佳城，太守笑两公，两公亦笑太守，虽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而谓三公必传，可与松雪、思翁争席者，则吾未敢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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