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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一统:并非"大统一"

 

  "大一统"是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词,但其古今词义早已发生变化了。我们现在说"大一统","大"字作形容词用,而《公羊传》里的这个"大"字却是动词,是尊重、推尊的意思。而何休注释这个"统"字,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这似是两层意思:一是开始,二是总括。从何休紧接着的解释来看,这两层意思确实都在:王者刚刚接受了老天爷的委任,在天下广泛施行政令和教化,上到公侯下到百姓,大到山川小到草木昆虫,无不一一系于正月,所以说这是政教之始。(Ⅰ)

  先得解释一下这个"政教之始",这是公羊家所谓"五始"之一。"元年春王正月",还有一个稍后再讲的"公即位",被经学家们归纳为意义深远的"五始":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季之始;王、正月、公即位,是人事之始(Ⅱ)。《春秋纬》给了"五始"一个神秘而高贵的来源:"黄帝坐于扈阁,凤皇衔书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当然,这是拿黄帝和凤凰来烘托孔子,也烘托了"五始"的神圣性。胡安国的《春秋传》也专门列了"春秋五始"一个条目,说:"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国之始。"这样看来,所谓"大一统"似是"重视开始"的意思--还是那句话:好的还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一定要重视事情的开始。

  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据"统者,始也"的说法直接把"大一统"解释为"大一始",进而言之:夏、商、周三代历法,一年的开始各自不同,这时有杞国保存了夏历(杞国是夏的后裔),有宋国保存了殷历(宋国是殷商的后裔),除此之外,天下都以周历的一年之始为大。一年之始由此而得到确立,是谓"正始",使天下都知道周天子是最高领袖。(Ⅲ)



  (Ⅰ)[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Ⅱ)[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疏]"岁之始也"。○问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实是《春秋》之五始,而传直於"元年"、"春"之下发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答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时之始,"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事之始,欲见尊重天道,略於人事故也。

  (Ⅲ)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26页):大一统之传,《解诂》释之曰:"统者,始也。"据此,则大一统者,大一始也。言岁之始尝有三矣:夏始十三月,殷始十二月,周始十一月。今于杞、于宋,存夏、殷之二始,而四海之类,率土之滨,舍二王之后,皆以此一周王之岁始为大也。一岁之始,因而正之,所以正始也。使天下知有周天子在。



  "大一统"正在离我们习以为常的"大统一"的概念越来越远,现在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统"字的字意了。

  《汉语大字典》"统"字字意的第七项:"总括,综合。《玉篇·糸部》:'统,总也。'"例句偏巧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句:"《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随后又引了两个例句:"《汉书·叙传下》:'准天地,统阴阳。'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统,合也。'明祁彪佳《重乡议》:'今欲统三都而一之,势必不能。'"

  从这三个例句来看,后两个确乎都是"总括,综合"的意思,而对何休的说法,却只照顾到"总系之辞"而忽略了"统者,始也",显然我们只把"大一统"的"统"字理解为"总括,综合"是不确切的,至少也是不完整的。

  《说文解字》:"统,纪也。"再查这个"纪"字:"丝别也。"段玉裁注释说:每根丝线都有个线头,这就是"纪",一堆丝线都把线头束起来,这就是"统"。(Ⅰ)

  《淮南子·泰族》有一处"统"、"纪"连称,颇能说明问题:"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这是在说人性需要加以引导的道理,用缫丝来作比喻,说蚕茧是可以从中抽丝的,但如果不经过女工用开水煮熬,抽出蚕茧的"统纪",那是怎么也抽不出丝线的。--这个"统纪"意思就很明显了,是指丝线的线头,所以"统"字是可以引申出"开端"之义的。即便如惠栋不满意把"统"字解释为"纪",但他讲的意思其实也差不多--惠栋引《易经》"乃统天"这一句的郑玄注释:统,本也;又引《公羊传》:(Ⅱ)"大一统也。"何休云:"始也。"

  我曾在《春秋大义》中介绍过周代宗法社会的一些特点,周人自有敬奉始祖的政治和社会风俗,那么,作为"重视开始"之意义的"大一统"显然倒也符合于春秋的时代背景。而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我们又该回到"王正月"之"王"到底是周文王还是所谓"时王"(当时在任的周天子)的问题上了。

  孔广森由此作了一个估计,说大约周代初年颁布历法是在周文王的祖庙进行的,周文王是周代是第一位接受老天爷委任的国王,于是后来世世代代继任的周天子们都谨守周文王当初定立的法度,施行周文王的正朔。(Ⅲ)

  孔广森的这一推论无疑是合情合理的,他站在公羊学家的立场上反驳《左传》学家,而我们当代的《左传》名家杨伯峻却提出了很多古人肯定不愿意看见的证据:楚王頵钟铭说:"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頵自作铃钟……"这位楚王就是楚成王,在《春秋》中有关于他的记载,如此一来,春秋之时楚王所铸造的青铜器上,铭文的"王"分明就是楚王自称,而楚国用的是楚历,并非周历。杨老师并且怀疑晋姜鼎铭文中"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不是周天子,而是晋国国君,而可以确定的是:晋国用的是夏历,不是周历。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天下,周王室也许一直沿用着周文王的正朔从无任何改变,但别人未必都这么做。

  这些考证更给"王正月"添加了几片疑云,既然诸侯也称王,杨老师由此推论说:"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像之辞而已。"(Ⅳ)

  杨老师考据精当,可最后这个推论却显得有些草率了,他这是把《公羊传》中作为"重视/推尊开始"的"大一统"混同为秦汉以后作为"大统一"的"大一统"了。



  (Ⅰ)[汉]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注:纪,……别丝,各本作丝别。……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

  (Ⅱ)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引[清]惠栋《惠氏读说文记》:统,纪也。《易》:"乃统天。"郑注:"统,本也。"《公羊传》:"大一统也。"何休云:"始也。"统训纪,俗训也,后人所加。

  (Ⅲ)[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是以《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文王之庙也。"……周之初,盖颁朔于文王之庙,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受命自文王始,虽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

  (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11页)



  那么,"大一统"是什么时候变成"大统一"了呢?

  我在《春秋大义》里介绍过汉代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其中有一段是:"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Ⅰ)  

  当时触及到"大一统"的时候,我说:"路温舒这时候提出了《春秋》'大一统'这个概念,这实在是个过于复杂的概念,我们先把它放一放,容后再说。"现在就是这个"容后再说"的时候了。

  联系上下文来看,路温舒把"大一统"基本理解作"慎始",又是"正即位",又是"初登至尊",又是"正始受之统"云云,很有几分公羊学"五始"的味道。我们大体可以判定,虽然路温舒并不以学术知名,但他对"大一统"的理解大略就是《公羊传》的本意。

  大一统变成大统一,这大约要怪董仲舒。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最后说过一句极其著名,影响极其深远的话: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Ⅱ)

  董仲舒的意思是:《春秋》的"大一统"是天下古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可如今学派纷纭,各说各的理,皇上无从"持一统"呀;法制总是变来变去,下边办事的人全被搞糊涂了。所以我以为,凡是不在六艺之内的不属于孔门的学问都该给它们绝了根。只有让邪说都消停了,然后才"统纪可一",法度才可以明确,老百姓也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了。

  董仲舒这番话并没有错会大一统的意思,却很容易让后人产生误会,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风一开,于是乎统一了学术,统一了思想,统一这,统一那,这个"大一统"已经没有了"重视/推尊开始"的那个意思了。

  在公羊学中,还有一个和"一统"很有关联的要紧概念,叫做"三统",和前述的"三正"(夏正、殷正、周正)差不太多。--《论语·为政》载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按朱熹《四书集注》,这里所谓的"世",指的是朝代,"十世"也就是十个朝代。子张想问的不是历史,而是将来,也就是说,将来难免会有很多改朝换代的事情,世界也会屡屡出现变局,但我们有没有可能推想出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问题想来很多人都曾有过。孔子的回答是从历史着眼的,正所谓鉴往知来:"殷代因袭了夏代的礼仪制度,加了些,减了些,都是可以知道的;周代因袭了殷代的礼仪制度,加加减减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由此推想以后,礼仪制度无非是在这些原有内容上继续加加减减而已,当然是可以推知的呀。别说十世,就算百世,也是可以推知的。"



  (Ⅰ)《汉书·贾邹枚路传》

  (Ⅱ)《汉书·董仲舒传》



  朱熹解释孔子这句话,引"马氏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接下来自己再作解释:"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

  朱熹的这个解释正是对"三统"的最佳说明,也阐释出了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三纲五常是天地之根本,是永恒不变的,不管换了多少朝代,三纲还是原来的三纲,五常也还是原来的五常。但原则虽然永恒,细节却难免会有不同,以上古三代而言,夏代尚忠,殷商尚质,周代尚文,各有特色。这些文与质、天统与地统,都是可以变花样的,但不管怎么变,三纲五常这些个大原则都不会变。孔圣人之所以能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就因为他老人家能够深明这个大原则,而不是因为他真会掐诀算卦。而这个道理,"是古今之通义也"。(Ⅰ)



  (Ⅰ)[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为政》



  朱熹这是从儒家的政治理念层面来作解释,如果从史家求实的角度来看--先听听史学前辈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里,司马迁发表总结性评论,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司马迁分别用一个字来概括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特色,即:忠、敬、文。很好记,想想老作家钟敬文的名字就可以了。

  这段文字大意是说:夏朝的政治忠厚质朴,其弊端是老百姓粗俗无礼;所以等商朝接替夏朝之后,政治上便取庄严虔敬之道。庄严虔敬的政治作风也有流弊,老百姓会迷信鬼神,所以等周朝接替商朝之后,政治上便强调尊卑等级。强调尊卑等级也有流弊,老百姓会变得不诚实。如果要扭转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采用夏朝的忠厚质朴之政。三王之道就这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当初周、秦两个朝代之间,正是尊卑等级制度的流弊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补弊之法该用夏朝的忠厚质朴之政,但秦朝反而大搞严刑峻法,这当然搞不好了。所以秦朝很快就灭亡掉了,汉朝兴起,代秦而立,面对上代王朝的政治流弊,相应地采取应变措施,果然就搞好了,汉朝这是得了"天统"啊!

  --这可以说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也可以说是他的历史局限性。由此而反观前述张政烺对《史记》当中十二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的分析,更觉得有道理了。

  朱熹在讲义理,司马迁讲的也是义理,关于"三统",还得进入现代视野来看。顾颉刚就曾作过一个朴素而通俗的解释:"不知何时,起了一种与五德说大同小异的论调,唤作'三统说'。他们说:历代的帝王是分配在这三个统里的,这三个统各有其制度。他们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周以后又轮到黑统了。他们说:孔子看到周道既衰,要想成立一个新统,不幸他有其德而无其位,仅能成为一个'素王'(素是空的意思),所以他只得托王于鲁,作《春秋》以垂其空文;这《春秋》所表现的就是黑统的制度。《春秋》虽是一部书,却抵得一个统,故周以后的王者能用《春秋》之法的就是黑统之君了。记载这个学说的,以董仲舒的书为最详。"(Ⅰ)

  顾颉刚此说只是言之大略,关于"三统"的说法乱糟糟的还有很多,究其原始,这"三统"还并非夏、商、周三代,而是商、周、春秋。公羊家说孔子修《春秋》"黜周王鲁",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视春秋史为东周史的一部分,但在他们眼里,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天命便从周王室那里转移到鲁隐公身上了。(Ⅱ)  

  而且,要依着三统理论,"春王正月"的正朔问题倒好解释了,只要排排《春秋经》在三统当中算哪一统,就用哪一统的正朔好了。

  这些说法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值一驳,但细考《春秋经》,却可以发现一点不知道算不算线索的线索:在全书二百四十二年中,只记载鲁国国君的即位,而别说其他诸侯,就连周天子的即位都未曾记过一笔。(Ⅲ)

  而尤为紧要的是,在古人那里,这些思想确曾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国策大计,实在是小觑不得的。

  "三统"之说,神学意义很重,强调着天命所归和君权神授,同时还强调变局,也就是说,并不像秦始皇那样认为一个王朝可以从二世、三世一直传到万世,而是说天命轮流转,政权轮流变。我在《春秋大义》还讲过汉朝人拿《春秋经》的鲁国十二公来比附汉朝皇帝,有人很正确地认为汉朝皇帝已经作满十二个了,应该改朝换代了。

  话说回来,既然夏有夏统、商有商统、周有周统,大家各受天命之一统,那么,周人自然应该推重自己的那个统--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是谓"大一统"。

  "一统"是个名词,是"三统"当中的一个,这一个统不能自己单玩,还得照顾另外两个统,这就是公羊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通三统"。

  大略而言,新的受命王虽然要"大"自己那一"统",但还得照顾一下先前那两"统",比如周王虽然大量分封自己的同姓亲属和协助克商的异姓功臣,但他也封夏王之后于杞国,封商王之后于宋国,并允许他们保留各自原本的正朔和服色。(服色可以理解为(Ⅵ)。)

  周武王的这些事,倒不是公羊家的一家之言,左学家、《吕氏春秋》、《礼记》也都有类似的说法,只是细节上出入很大。而在名词概念上,别人说的也没有公羊家那么深刻和玄妙。比如《左传》用的词叫"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解释这个"恪"字,说:恪的意思就是尊敬,改朝换代的新王要封前代君王的后裔以示对前代君王的尊敬。(Ⅳ)



  (Ⅰ)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页。

  (Ⅱ)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第308-309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讲三统,虽说是终而复始,但他只说了:汤受命而王,……时正白统;文王受命而王,……时正赤统;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到后来,三统说通行了。大家只记得"夏、殷、周"为三代,忘记了原始的三统说是以"殷、周、春秋"为三代的。

  (Ⅲ)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43页:《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但书鲁君之即位而已。天王即位未尝书,诸侯唯书卫人立晋,他未有书即位者。其书齐小白立于齐,则篡辞也。

  (Ⅳ)[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恪,敬也。封其后示敬而已,故曰恪。



  至于这"三恪"到底是哪三恪,有说黄帝、尧、舜的后裔的,有说虞舜、夏、商的后裔的。推想一下,"三"字未必是个实数,后儒因为附会实数的"三恪"才有了各自的编排。(Ⅰ)系统性和哲学性远不如公羊家的"三统"。三统轮流转,始终

  "三恪"的说法很多,是一统为主,另外二统为辅,生生不息。静态地来看一个朝代,虽然三统并存,但要以一统为绝对主导,这就好比我们现在民主党派和谐共存,但都要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王闿运解释这个问题说:"大一统"的"大"是"推而大之"的意思……《春秋经》在春天的记事不但有"王正月",还有"王二月"和"王三月",这就表示《春秋经》是三统共存的。虽然三统共存,但做领导的如果不先端正自己则不足以治理别人,所以圣人才用"王正月"表现一统之义而兼三统共存之实。(Ⅱ)

  三统并存,以其中一统为大,我们很容易理解的是:这一统便是"正统",何焯所谓"后世正统之说出于公羊"(Ⅲ)--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词,其词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公羊家那里,而新皇即位常说"继承大统",词源也是由此而来。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开国之君所承的那个"统"是天统而非人统,也就是说,三统的真实属性是神性的而非世俗的,而神性之下的世俗意义,就是要否定新朝代和旧朝代之间的传承关系,并且用改正朔、易服色的手段来割裂传统。我在《春秋大义》里边曾经引《白虎通·三正》的一段话来解释过这个道理: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传》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是以禹舜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应传》曰:"敬受瑞应,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也。"



  (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乐记》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郑玄以此谓杞、宋为二代之后,蓟、祝、陈为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后为二王后,又封陈,并二王后为三恪。杜意以此传言"以备三恪",则以陈备三恪而已。若远取蓟、祝,则陈近矣,何以言备?以其称备,知其通二代而备其数耳。二代之后,则名自行其正朔,用其礼乐,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礼转降。恪,敬也。封其后示敬而已,故曰恪。虽通二代为三,其二代不假称恪,唯陈为恪耳。

  (Ⅱ)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大谓推而大之也。书春三月皆有王,存三统也。不先自正则不足治人,故以王正月见一统之义而三统乃存矣。

  (Ⅲ)[清]何焯《义门读书记》第十二卷释"大一统也"。  



  翻来覆去地引经据典,无非是强调这一句"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向大家表明我这改朝换代是老天爷安排的,可不是我从上代王朝手上搞过来的。这个逻辑可值得我们万分留意,这里分明在说:每一代王朝都是各不相干的,交接的两者之间绝对没有继承关系。如果这个逻辑在古代当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话,这就意味着:一个有着延续性的"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不存在的,秦朝就是秦朝,汉朝就是汉朝,唐朝就是唐朝,每个朝代分别是每个皇室的独立的私有财产。于是,正如我在《孟子他说》里详细说明过的那个道理:下一个朝代不会以上一个朝代的版图作为自己王朝版图的合理依据,比如说,刘家王朝的财产是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了李家王朝,土地变成了五百万平方公里,但李家王朝没有理由去说 "刘家有地一千万平方公里,所以我们李家也应该拥有同样范围的土地",这就没有道理了,毕竟前朝的事是前朝的,本朝的事是本朝的,在私天下的时代里,每个朝代的土地都是各自皇室的私有财产,而既然是私有财产,自然可以被物主随意处置--送给外国也好,干脆放弃不管了也好,怎么处置都行,尤其重要的是:刘家的私有财产和李家的私有财产之间并不存在继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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