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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三科九旨中的三统

 

  由此还可以见到公羊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科九旨。

  所谓三科九旨,三科就是三大段,就旨每大段又分三小段,我们可以想像一本书的内容一共分为三章,每章又分为三个小节,一共就是三章九小节。

  第一章的三个小节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是谓一科三旨;第二章的三个小节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谓二科六旨;第三章的三个小节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谓三科九旨。--可最后这个"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明明是两个小节?!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算的。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孔颖达引宋氏《春秋说》注:"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

  一个三科九旨,两种解释,谁说的对呢?徐彦当初就很有辩证思想了,说:两个都对,都阐释了《春秋经》义理的一个侧面,爱挑哪个挑哪个好了。(Ⅰ)

  其实,这两种解释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主要意思却大致无二,都是在总结《春秋经》的"书法",大略而言就是:详略有别、亲疏有别、内外有别、褒贬有别。详细内容先不细说,单说一下其中有关"三统"的内容,也就是何休那一科三旨所谓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新周"有两解,传统意见说"新"字通"亲","新周"就是"亲周",证据可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史记索隐》推测说:孔子当时周(Ⅱ)王室势力薄弱,孔子特地表现出亲周的态度,告诉大家别忘了头顶上还有个周天子呢。

 

  (Ⅰ)[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问曰:《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其义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问曰:案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如是,三科九旨,聊不相干,何故然乎?○答曰:《春秋》之内,具斯二种理,故宋氏又有此说,贤者择之。

  (Ⅱ)《史记·孔子世家》: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索隐》:亲周,盖孔子之时周虽微,而亲周王者,以见天下之有宗主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也说过类似的话:"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清代公羊家孔广森推翻旧说,认为新周是个地理称谓:周平王东迁之后,本来住在王城,后来周敬王避难搬到了成周,这个成周也就是"新周",这种称谓上的变化就如同郑国搬迁之后把新的落脚点叫作"新郑"一样。(Ⅰ)

  但孔广森这个解释虽然在义理上有所革新,可至少在语法上有点儿说不过去。

  再说"故宋"。传统意见大意是说,宋国是殷商之后,"故宋"就是把宋国当故人那样对待。宋国在周代确实地位特殊,如果按五等爵的制度,它是五等爵中最高等级的公爵国,而且被允许在国内保留殷商的正朔,被周天子以客礼对待;孔广森对这个解释照旧持质疑态度,说:什么"故宋",翻遍《公羊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词!(Ⅱ)



  (Ⅰ)[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卷六:周之东迁,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难更迁成周,作传者据时言之,号成周为新周。犹晋徙于新田谓之新绛,郑居郭郐之地谓之新郑云耳。

  (Ⅱ)[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卷六:治《公羊》者,旧有新周故宋之说。新周虽出此传,实非如注解,故宋传绝无文,唯《谷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晋儒王祖游讥何氏黜周王鲁,大体乖硋,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者也。



  再说"以《春秋》当新王"。前边有了新周的周,有了故宋的宋(殷商),按"三统"理论来看,第三个统该是谁呢?也就是说,周代的下一个朝代是什么朝代呢?

  这问题好像很简单:周朝后边是秦朝。但很多公羊家可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周朝之后的这个新朝代就是《春秋经》里的鲁国,而孔子本人正是三统中的一统,甚至孔子本人就是《春秋经》这个虚拟的新朝代里的无冕之王(素王)。

  "以《春秋》当新王",还有"托王于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这和董仲舒所谓的"王鲁"大略都是一回事。如果《春秋经》真是孔子写或编的,如果《春秋经》真有这层意思在,那么,说孔子大逆不道、心怀僭越,还真不算过分。

  难道,大圣人孔子竟然是一个叛乱分子?而且,叛乱分子写的书也很可能是煽动叛乱的书吧?煽动叛乱的书也可能成为圣经吗?

  退一步说,就算"素王"这个头衔是后儒封的,并没有经过孔子本人同意,但"王鲁"无论怎么解释都是目无周天子的,可这岂不是和孔子一贯"尊王"的政治理念悖离了么?就算眼睁睁看着周道日衰,难道就可以另立炉灶、再竖大旗了么?

  公羊义理在这点上还真是没少受人责难的,也没少刺激过保守派、激励过改革派,但这条义理却很可能是从一个错别字上诞生出来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用的词不是"王鲁"而是"据鲁",《史记索隐》的注释是:"言夫子修《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答案很朴素,因为孔子是鲁国人,所以写书的时候以鲁国为本位,比如称呼鲁国为"我国",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回过头再来看看《公羊传》,其中既没有"以《春秋》当新王"的提法,也没有"王鲁"这个词,看来这概念怕是董仲舒、何休他们自己搞出来的。可是,这二位都是当世儒宗,总不能为了义理正确而不顾证据和逻辑吧?

  及至现代,陈思林考证这个问题,认为这是被错别字害的:"王鲁"原本应该是"主鲁",而"主鲁"就是以鲁国为主、鲁国本位的意思,也即司马迁所谓的"据鲁"。在古代文献里,(Ⅰ)"主"和"王"两个字很容易讹误,这一点之差,便凭空生出了一条春秋大义。



  (Ⅰ)陈思林:《〈春秋〉和〈公羊传〉的关系》,《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如果这样的话,这则春秋大义的发展脉络就是:先是"据鲁"或"主鲁","以我们鲁国为'主'",然后因为错别字的关系变成了"以我们鲁国为'王'",然后又变成了"以鲁隐公为第一任接受老天爷新一轮委任的新王",然后又变成了"以孔子为王",以三统理论来看,就是"三统轮流转,今年轮到鲁隐公(或者轮到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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